樱花开了，大学关了：韩国地方大学已“无生可招”？

▲ 韩国明知大学举行洗足仪式，校长及老师们跪地为学生洗脚。（视觉中国 / 图）

“今后，大学入学考试报名人数为零的极端现象还将进一步扩大，而且速度可能比预想的更快。”钟路学院代表林成浩(音译)呼吁韩国政府出台相关措施。

在2023年春季韩国大学定期招生(全国统一招生)中，该国14所大学的26个专业出现“无人报考”的现象。其中，21个集中在岭湖南地区。

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大学的竞争力关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民族的未来，韩国教育界却忧心忡忡：当前，韩国至少有337所高等院校，但只有首尔大学排名进入全球前50名之列。

不少地方大学陷入招生难、就业难、募资难的“三难困境”，因此被称为“问题大学”，它们像插上氧气管一样不得不依靠政府提供的“年度援助”延续寿命。

“2023年，地方大学倒闭的顺序将由南到北与韩国樱花开放期顺序同步。”韩国《中央日报》称之为“樱花结局”。

据韩联社透露，2018年至2022年的5年间，韩国地方大学有二十多个专业已全部消失。在定期招生中，报考人数为零的专业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20年该情况只有3个，2021年为5个，2022年激增至23个，2023年则升至26个。

从韩国钟路学院公布的“无人报考”调研报告来看，上述14所大学的26个专业招生名额共计445人，主要集中在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全罗南道等岭湖南地区。

恰恰相反，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的大学极少出现报考人数为零的学科，它们都是韩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韩国考生更倾向于涌向经济发达地区，那里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有更多、更优质的就业机会。

就业已成为韩国考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指挥棒，但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韩国三年来的就业率并不乐观。2023年1月，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22年年度雇佣动向》显示，2022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08.9万人，较前一年增加了81.6万人，创下自2000年以后22年来的最大增幅。

“但外界还是难以感受到就业的良好趋势，这是因为2022年刚刚摆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冲击，由此带来的基数效应较大。”韩国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泰胤认为，“2022年，经济放缓、物价上涨，只有工作岗位增加，韩国出现了所谓的‘没有增长的就业’趋势。”

就业指标往往被认为是经济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景气“滞后指标”。韩国企划财政部人力政策科长黄仁雄(音译)也认为，“由于基数效应、经济放缓、人口影响等，2023年就业人数增加幅度将比2022年减少。”

就业难已是全球问题，但韩国大学生就业率尤其不高。据韩国企业研究所统计，韩国15岁至29岁人口就业率为42.1%，明显低于美国（60.6%）、日本（56.8%）、经合组织OECD（53.3%）。

不少韩国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进而沦为“尼特族（NEET）”，后者是指处于无工作、无教育、无培训的“躺平群体”。

通常，教育和职业培训被视为帮助“尼特族”重返经济和社会的有效渠道。但大多数韩国青少年已接受高等教育，2019年，该国青少年的大学升学率已升至70%，远高于日本（60.1%）、美国（47.5%）及经合组织OECD（43.1%）。

大学文凭原本是获取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不过，当文凭不再能保证一份稳定工作时，读哪所大学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韩国，名校的光环、学校的推荐以及校友的提携，使得名校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三星等大企业。

韩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大多是校友，集中在同样的学校里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荷等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刊文说，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的圈子文化在韩国过度发育，而公民文化和社群却发育不足。

在以“圈子”“人脉”和“派阀”为特征的社会中，多数精英职位被名校毕业生所垄断，普通高校毕业生则被排斥在外，加剧了韩国就业市场的不平等。

在韩国，就业机会更多取决于学校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多寡，这导致学校之间竞争激烈。跟许多国家一样，韩国也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招潮。

上世纪90年代末，“超级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人才、技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知识经济高歌猛进，高等教育迅速扩张。

1996年，韩国政府将开办大学的标准从“许可制”转变为只规定基本条件的“准则主义”后，教育质量迅速下滑。当时，韩国高中毕业生数量仍居高不下，大学升学率一度达到全球最高的80%，大学依旧迎来扩张潮。

不过，知识经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高技术岗位，节约了大量人力资源却加剧了失业率。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为常态。这时，人口负增长以及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也导致韩国高校分化和垂直分层也更为分明，地方大学招生更难甚至纷纷倒闭。

2018年，韩国高中毕业生数量开始低于各大高校的招生总数（56万名）。2023年，韩国高中毕业生数量减少到40万名。

这意味着，即使所有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入大学，韩国各大高校仍存在16万个招生名额空缺。

韩国教育部不得不出台大学结构改革政策。2014年-2016年，改革的第一阶段共缩减大学招生数4万人。2017年-2019年，第二阶段又缩减了5万人。2020年-2022年，教育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又缩减7万人。

就教学条件、成果、个性化计划等，韩国教育部还对各大高校进行评估排名。其中，排名前50%的高校被认定为“自律改善大学”，无需减少招生人数，其余高校则要减少招生规模，排名最后的大学将被定为“限制大学”，最终被关闭。

“一些地方大学因此关门倒闭，令人十分担忧。首尔的好大学也应该减少一些招生人数，以此来分担地方大学的痛苦。”韩国大学教育协会下属的高校评估院院长崔俊烈（音译）说。

学龄人口大幅减少，地方大学普遍没落，韩国教育部开始淘汰“问题大学”。这时候，韩国电力公社却逆势而动投资1.6万亿韩元在全南罗州建立韩电理工学院。

韩国电力公社是政府投资的公共企业。2020年，该企业的负债高达3.8万亿韩元。同年，韩国347个公共机构的负债总额已达到544万亿韩元。

公共领域的债务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据《中央日报》透露，2024年，韩国公共机构负债将达1844万亿韩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1.5%。

不论公立高校还是私立大学，财政困难已达极限，教育界开始上调学费。

“95%的学费都被绑定到支付人工费用和校内奖学金的用途上，学校没有资金用来进行设备更新。”韩联社援引东亚大学相关人士的话。

但经济持续恶化，韩国家庭负债率也居高不下。据韩联社报道，截至2022年12月,该国每个家庭平均负债917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多数家庭已无力承担高额的学费。

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愈发严重，财富愈发集中，教育的分化和内卷也日渐严重。

不少财阀企业往往会在特定的大学通过校友会进行招聘。权力、资本和教育纷纷嵌入劳动力市场，使得精英家庭、精英教育与精英招募形成一个闭环。

“所有的空缺工作，有一半通过关系网来填补。”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研究东亚社会时发现，多数的好工作是经由泛泛之交的介绍而非通过正规招聘渠道获得。

来自西方社会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尽管经历了教育扩张，但在整个20世纪，家庭出身与学业成就、职业地位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关联，在文化教育资源的竞争中，支配群体依然占据优势，以教育延续“阶层特权”。

多年来，韩国社会流行着“汤匙阶层社会理论”：出身是金汤匙还是泥汤匙决定着日后的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

在韩国处于高校金字塔顶端的首尔大学，1985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是低收入家庭学生人数的1.3倍。2000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16.8倍。

现实正印证着韩剧《天空之城》反映的情节。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在首尔大学奖学金申请者中，家庭收入位于上层20%的学生数量是其他大学的两倍。2019年，首尔大学平均每10名新生中就有4名是毕业于精英高中，包括实验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科学高中等。

精英高中的学生家庭背景非富即贵，首尔大学等也因此被韩国正义党批评是“既得利益阶层代代相传的工具”。

为减轻大学生学费负担并缓解舆论压力，近年来，韩国政府教育部和韩国部分财团每年都向家庭收入水平位于倒数80%的学生提供国家奖学金。

但这些举措可谓杯水车薪，“汤匙社会”依旧日趋严重，韩国独特的财阀现象更是推波助澜。1945年8月，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中光复，但残存着日本式的财阀制度。

上世纪6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开启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化之路，家族大企业东山再起。

此后，现代、三星、LG、SK、韩进、乐天、锦湖、韩华、斗山、东部、晓星等财阀集团相继崛起。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或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财阀往往介入政治，出现了政府和企业集团相互利用、相互合作的现象。

正如《韩国日报》所描述，“财阀是韩国经济的全部，这不是夸大其词，财团在韩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了解韩国的财阀，就不会真正了解韩国的经济和社会”。

财阀集团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也窄化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尽管中小微企业容纳了韩国八成的就业人口，但往往是大学毕业生的无奈之选，更多家庭和毕业生更愿追逐财阀企业，后者职业发展空间大、工作稳定且薪酬丰厚。

多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改革教育，推动教育公平。

在韩国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高速的城市化导致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远优于偏远地区，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质疑平准化教育耽误了自家孩子考大学，纷纷不惜重金将儿女送进课外补习班，以致当时社会流行顺口溜：“如果你有一匹马，送它去济州岛；如果你有一个儿子，送他去首尔。”

集中的教育资源加剧了激烈的社会竞争。

韩国高校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形成，位于顶端的是“一片天”（SKY）最受追捧，主要由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组成，它们与首都圈其他名校构成“上层大学”，其他高校则被视为“下层大学”。

进入名校的入场券需要父亲的财力、母亲的信息和孩子的努力。但是，当争取教育资源成为财力的比拼时，贫富分化无疑就引起了社会反感。

1974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高中平准化政策（HSEP）：无论公办还是私立，一律实行划片入学，并通过师资轮换等举措以求教育均衡。

1981年，全斗焕政府推动国会通过《学院法》，史称“730教育改革”。其政策核心是，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机构举办课外辅导班，违令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公务员、国企员工为子女安排课外辅导一律清退”“在职教师从事课外辅导一律清退”“私立学校组织课外辅导取消办学资格”……但这种一刀切式的政令并没有彻底消灭课外辅导现象，家长、辅导机构跟执法机构打起了“游击战”。

直到上世纪90年代，“730教育改革”出现疲软态势，韩国多地又兴起“择校风”，平准化的成果逐渐被抵消。

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总统后，韩国政府推行“学校类型多样化”政策，新设立的特殊目的高中和自主型私立高中加剧了学校的等级化和贵族化。

这时候，精英高中毕业生进入名校的比例远超普高毕业生，使得精英高中入学资格成为学生角逐的目标，也加重了屡禁不止的“辅导热”“补习热”。

“关于人口减少带来的国防、教育危机，很早就有人提出，韩国政府在制定对策方面行动慢了一拍，表现消极。”江南大学人口学教授李成容(音译)认为，当人口危机和经济衰退来临时，被掩盖的教育问题又一次次显现。

据韩国教育部门统计，2017年，该国学龄人口为846万，2020年减少至782万，到2025年将减少到689万。预计到2067年，韩国学龄人口将减少到364万。届时，大批学校将面临“无生可招”的局面。

韩国大学倒闭潮尚未真正开始。但1982年至2021年，韩国已有3800多所小学和初高中学校关闭，包括首尔恩坪区的恩惠小学、江西区的盐江小学、孔镇中学都已关闭。

这种“无生可招”现象正向高校传导，地方大学首当其冲，至少有55所地方大学面临倒闭危机。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群山市一所有着45年历史的私立地方大学的运营已捉襟见肘，该校近五成的经费都来自于学费，但每年新增生源已少于1000人。

如今，冬日里的校园显得格外冷清，食堂、台球馆等校内设施都已经停止运营。附近的商业街，已很少能够看到学生的身影，网吧、咖啡厅、印刷店等纷纷关闭。

韩国《中央日报》悲观地写道：地方大学的“樱花结局”近在眼前，就像从最南端开始绽放的樱花一样，大学的倒闭潮将从南方开始逐渐往首尔靠近。

韩国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2022年12月，韩国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李周浩公开表示，“企业需要的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学毕业证”“正在讨论能够为拥有专业技术的青年提供更多机会的方案”。

各大高校也开始采取措施自救：一边提高学费，一边采取“扩大教员授课科目”之类的措施，即要求一名教师承担多门学科的授课任务等。

这被认为杯水车薪。韩国《中央日报》评论预测，今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大学走上合并或关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