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想让我做生活里的什么人。”

本文经三辉图书授权，同步发布于小鸟文学，为免费内容。

本书在理论讨论和周密的田野工作中做到了很好的平衡，为当代巴西的社会遗弃动力学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具有原创性的洞见。比尔的启发思考的研究不仅使疗养院中边缘个体的令人惊愕的经验为人所见，而且呈现了巴西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正是它们进一步加深这种贫困者的凄凉和对基本人权的长期侵犯。

——《亚利桑那州西班牙文化研究期刊》

在维塔，那些患病者、无家可归的人都被留在这里等死。卡塔里娜也是如此。穿过濒临消声的语词和被宣判失效的回忆，环绕卡塔里娜的一切成为一种见证。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维塔》一书的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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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法里，大家已经忘记我了。”

卡塔里娜手里抱着个娃娃，一面蹬着一辆老旧的健身自行车，一面这样对我说。这个随和、眼神颇具穿透力的女人正三十出头，口齿略有不清。我第一次见到卡塔里娜是在 1997 年 3 月，在巴西南方一个叫作维塔的地方。记得当时我这样问自己：在她心里，她骑着这辆自行车是去往世上哪个地方？维塔就是终点。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卡塔里娜被留在那里，是等死的。

维塔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生命”，它是一家收容所，位于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这个相对富裕的、约有 200 万人口的城市。维塔由泽·达斯·德罗格斯（Zé das Drogas）成立于 1987 年，他此前做过街头混混，也贩过毒。在改信五旬节派之后，泽看到一个异象，圣灵在这异象中叮嘱他开设一个能让他这样的人找到上帝、重获新生的机构。泽和他的教友们占用了临近市中心的一所私宅，他们在那里为吸毒者和酗酒者办了一个临时的康复中心。但很快，维塔的使命范围开始扩大。被断绝于家庭生活之外的人——精神病患和其他病人、失业者、流浪者——被亲眷、邻人、医院、警察遗弃在那里，且数目不断上升。维塔团队于是开了一家疗养院，那些被遗弃的人便随死亡一起等待着。

我最开始跟维塔的人一起工作是在 1995 年 3 月。那时候，我穿梭于巴西的几个地区之间，记录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和贫困人口是如何应对艾滋的，以及他们如何被纳入基于新的管制手段的计划当中。在阿雷格里港，我采访了人权活动家热尔松·温克勒（Gerson Winkler），他是该城市艾滋计划的协调人。他坚持说我应该去看看维塔：“这是一座人类的垃圾场。你一定得去那儿。你会看到如今人是如何对待人的，作为人又意味着什么。”

我在阿雷格里港外的一个地区长大，在这个国家南北几个贫穷的社区旅行和工作过。我以为我是了解巴西的。但我此前所见的任何事物都未能使我对维塔的凄凉做足准备。

维塔并未出现在任何城市地图中。尽管这个地方的存在是得到官方和公众普遍承认的，但它并不是任何补救计划或政策的关切所在。

温克勒是对的。维塔是贫穷这条路的终站，当那些活着的人不再被视为人，他们便去那里。那段时间在维塔疗养院的 200 人，多数被排除在家庭生活和医疗服务之外，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生活在一种受贱斥的被遗弃状态下。大多数情况下，维塔的工作人员是由那些原先的居住者组成的，当他们的精神状况改善到足以照顾新来者和被视为毫无希望之人时，他们便可提供服务。这些志愿者缺乏资金、训练，以及适当的设备和药物，就如这家机构本身一样，他们对处理维塔的居住者缺乏足够准备。

大约 5000 万巴西人（超过巴西 1/4 的人口）生活水平远低于贫困线，2500 万人被认定为贫困。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维塔都是这种惨状的缩影，但是从某些层面上说，它又十分独特。其中一定数量的居民来自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也曾是有自己家庭的劳动者。其他一些人此前居住在医疗机构或国家机构中，他们在某个时间点被从那里驱逐出来并扔到街上或者直接送到维塔。

尽管看上去像个被孤立出来的无主之地，但事实上，在其历史上和维持的过程中，维塔也曾跟几家公共机构有勾连。因此，从许多层面上说，维塔也并非特例。确切说来，阿雷格里港拥有两百多家这样的机构，多数被委婉地称作“老人院”。这些状况不定的地方收容那些被遗弃的人以换取他们的福利养老金，有好些机构同时接受国家资助或慈善捐款。

我开始将维塔和这类机构视作社会遗弃区。

卡塔里娜在维塔的其他人当中很显眼，这不过是因为她在运动—许多人躺在地上或蜷在角落里。她想要交谈。我的妻子阿德里安娜当时跟我在一起。这是卡塔里娜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有个女儿名叫安娜，她 8 岁。我前夫把她给了他的老板乌尔巴诺。我在这儿是因为腿有问题。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去医院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复杂，假如我去了，我的情况会越发恶化。我不想去医院，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这儿。我的腿不灵便。因为来了这儿，我再没见过我的孩子们。

“我的弟弟和我丈夫这边的同辈男人把我送到了这里。阿德马尔和阿曼多……我运动……这样我或许能走路。不。我现在再也离不开这里了。我需要等一段时间。我咨询过一位私人医生，有两三次吧。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所以人总是依赖药物，会变得很依赖。于是，许多时候，人就不想回家了。也不是不想……在我的想法里，大家已经忘记我了。”

后来，我问志愿者是否知道一些关于卡塔里娜的事。他们对于她在维塔之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将卡塔里娜提到的一些人和事复述给他们听，但他们说她是胡言乱语，说她疯了（louca）。她是一个显然缺乏常识的人，她的声音因为精神病诊断沦为无效。她没有来处，除了维塔，别处没有她的命运。

卡塔里娜那听上去支离破碎的叙述，她所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便是我所仅有的。在她看来，她没有疯。卡塔里娜正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她坚称她有的是生理上的问题，她在维塔是她所不能控制的诸种不同关系和情形所造成的结果。

卡塔里娜通过前夫、老板、医院、私人医生、弟弟们和被送走的女儿这些人物来回忆那些情形。“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她如此推论。回到那个此时与别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孩子身边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诊所。医院处于那条通往已然不存在的家的路上。

但卡塔里娜的意思是，要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是不可能的。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她了解了药物治疗的需要。她同时暗示，药物会使她的情况恶化。这种形式的照护在维塔也一样在进行：“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她指的是，将混乱药疗化使维塔里面的人“总是依赖药物”。

某些东西让卡塔里娜失去了回家的可能。但回家的渴望仍在：“也不是不想。”

维塔的现实，以及与卡塔里娜最初的相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写关于巴西的艾滋防控的论文（1999b）时，我始终不断想起这个承载着家庭与城市生活中的死亡的地方，想起这个借由被遗弃这件事来思考的人。多年来，维塔和卡塔里娜成了我的关键角色，在我思考巴西城市空间中政治和医疗体制的转变，以及其中全新的人格体系时，对我教益良多。我在记录的艾滋工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各种英勇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安全性行为这样大胆的预防项目来控制疾病的传播，努力使艾滋的治疗方法达至全球普及以降低死亡率。除了这些令人敬佩的工作，以及那些为照管通常不被列入干预对象的弱势和贫困人口而成立的新机构，我也看到了遍布于巴西大城市的社会遗弃区——类似维塔的地方，这些不人道的环境中居住着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艾滋病患者、失去劳动力的年轻人和衰老的身体。

法定行政单位和福利与医疗机构都不直接干预这些区域。但正是这些行政单位和机构把那些没人要的人指到了这些地方，这些人到了这里之后便注定杳无音信，他们失去人权，再没人对他们的境况负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遗弃区的创建是如何跟家庭的改变，以及国家、医药、经济的当地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我好奇，那些为预防和治疗艾滋而发起的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员是如何跟允许死亡的公共行为的激增同时发生的。

某些东西让卡塔里娜失去了回家的可能。

遗弃区展现了那些借由正式治理而存在，并超出了官方治理的现实，那些决定了越来越多贫困人口的人生历程的现实，这些人并不在政府规划人口范围内。我竭力去理解像维塔这样的地方的矛盾存在，以及在这些区域中的人类那根本性的暧昧存有，他们困在被接纳与被遗弃、记忆与非记忆，以及生与死之间。

在维塔的静止氛围中，卡塔里娜的运动和她追忆的模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她的故事融合了过往的生活、身在维塔的被遗弃的当下，以及归家的渴望，这种融合的方式令我萌生兴趣。我试着不把她当成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而把她当作一个被遗弃者，她克服重重困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的经历。她知道是什么让她成了今日的自己—但要怎么证实她的说法呢？

当卡塔里娜反思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生活时，她的思绪和话语的难解程度不独取决于她自己的表述—我们这些志愿者和人类学家，也缺少理解这些的途径。卡塔里娜谜一般的语言和渴望需要能够处理“个体人”（individual person）的分析形式，毕竟这样的个体并没有完全被纳入体制与团体的运作之中。

此后两年过去。我开始在一个文化与心理卫生项目中做博士后工作。1999 年 12 月末，我回到巴西南方进一步观察维塔中的生活，在这里的田野调查构成了托本·埃斯科罗德和我计划出的摄影书的文本，这本书将聚焦此类遗弃区中的生活。

有了近年得到的一些政府资助，维塔的设施改善了，尤其是康复区（这是此处康复中心的名称）。但疗养院的条件大体未变，不过现在住的人少了一些。

卡塔里娜仍在那里。但此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她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她坚持说自己患的是风湿病。志愿者们就像对待其他居住者一样，总是心血来潮地给卡塔里娜抗抑郁药。

卡塔里娜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写“词典”（她的叫法）。她这样做是“为了不忘记词语”。字迹表明她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水平，笔记本上填满了一串串的字词，这些字词提到了人、地点、机构、疾病、物品和性情，串联它们的方式十分有想象力，我不时还以为这就是诗。这是我最开始读到的一些片段：

电脑

书桌

残废了

作家

劳动正义

学生法

坐在办公室里

做爱者的法律

公证人

法律，关系

阿德马尔

伊皮兰加区

凯萨拉市政府

南里奥格兰德

……

医院

手术

缺陷

康复

偏见

……

受了惊吓的心

情绪的发作

在那段时间的探访中，我返回同她谈了好几次。卡塔里娜长时间地谈论维塔外生活的回忆，她在 1997 年同我第一次见面时所告诉我的故事在那之后便屡屡被增加更多细节。她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乡村出身，以及去新汉堡市的鞋厂打工的经历，故事因此丰满起来。她提到另外几次的怀孕生产，跟前夫的争吵，精神科医生的名字，在精神病房的经历，全都讲得支离破碎。“我们分开了。两个人一起生活基本上永远不可能太坏。但你得知道怎么去过。”

一次又一次的，在我所听到的卡塔里娜的表述中传达出的主体性，既是一个分离与驱逐得到了许可的战场，也是一条她希望借以重回社会的途径。“我前夫统治着这座城市……我需要让自己保持距离……但我知道他跟其他女人做爱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我永远不会再踏进他的房子。我要去新汉堡，只为看看我的孩子们。”她隐晦闪烁地讲述着给予和获取欢愉。有时她又开展一系列令人难以跟上的联想——但最终她总能有效地论述清楚。并且，卡塔里娜总是一刻不停地写着。

我原未计划专门研究卡塔里娜，也无意专事研究个人的人类学。但到我们 1999 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在情感上和智识上都已经被吸引进来。卡塔里娜也一样。她告诉我，跟我聊天她很高兴，她也喜欢我提问的方式。一次探访结束，她总会问，“你什么时候再来？”

她所说的话和不断写下的文字迷住了我。她的词句在我看来并不脱离现实，但也不是维塔施加于她的权力，或是她对维塔的回应。这些词句所讲述的是真正的挣扎，是卡塔里娜从中遭到放逐的那个平常世界，这个世界已成为她脑海中的生活。

牙医

卫生站

乡村工人联合会

环境协会

烹饪艺术

厨房和餐桌

我去上课

配方

照片

精液

……

确认身份

身份

亲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帮助

理解

风湿病

她从哪里来？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卡塔里娜始终在回忆她被抛弃的经历和生理情况的恶化。这不只是美化或忍耐令人无以忍受的现实，而是使她保有一种还能出去的希望。“如果我能走路，我就可以离开这里。”

卡塔里娜回顾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熟悉的。我在新汉堡长大。我的家人也是从乡村迁至那个城市，找寻更好的新生活。我在里康·多斯·伊列乌斯（Rincão dos Ilhéus）公立学校念的小学，一年级的班上有 50 个同学，多数在五年级的时候辍学去当地鞋厂打工了。我惧怕这样的命运，成了少数几个继续上了六年级的学生之一。我的父母坚持让孩子学习，而我在书本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卡塔里娜让我回到了开始的那个世界，我因而困惑，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她的命运与我如此不同。

这本书检视了卡塔里娜命运的构成，她的日渐死亡，以及存于维塔的想法和希望。卡塔里娜竭力想讲清楚自己的渴望、痛苦与所知，而这本书就是建基于卡塔里娜之努力和我对维塔生活的纵向研究。“虽生犹死，外面死了，里面活着。”她写道。那些隐秘的、诗一般的词句是她在编的词典的一部分，在了解卡塔里娜和解析那些词句的过程中，我也追溯到了她被遗弃的命运和她的病状所根植的由家庭、医疗、国家和经济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纵观全局，卡塔里娜的人生讲述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类似维塔这样的地方如何在贫困家庭和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社会过程如何影响了生物学与死亡的进程。

早先与卡塔里娜的这些对话使我厘清了三个问题，这是我想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具体解决的：经济压力的影响对内心世界的重塑作用；药物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技术的角色；创造一个不健全的、没有生产力的、被允许死去的人类类别所依据的常识。正如卡塔里娜省略含糊地写道：“想要我的身体变成药，我的身体。”或如她反复说的：“当我的想法与前夫和他的家人一致时，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我不同意他们，我就是疯了。就好像我的某一面需要被忘掉。我智慧的一面。他们不愿对话，疾病的科学被忘掉了。”

按照卡塔里娜所说，导致她从现实世界被驱逐的是：日新月异的国内经济与她自己的药物治疗情况相加构成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对何者为有意义的判断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对“我的某一面”的强力抹除让她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位置。“我的几个弟弟都是勤劳的人。有段时间我跟阿德马尔一家人一起住。他是我最大的弟弟，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总是很累。我的腿不灵便，但我不想吃药。为什么只有我需要吃药？我还跟着阿曼多一起住过，他是我另一个弟弟……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这儿。”

我想弄明白卡塔里娜的主体性是如何成为判定她“反常”、将她逐出家门的渠道的。令卡塔里娜脱离现实世界并被重新建构为“疯子”的各种中介力量都是什么——是什么保证了这些中介力量的成功？就我的理解，判断和意志的新形式当时正在这个大家庭中生根，这些改变对痛苦，对人就常态和她最终所体现的病态的理解，都产生了影响。精神病药物似乎在改变卡塔里娜的存在感和她对于他人的价值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经由这些改变，家庭纽带、人际关系、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定义也被改写。

但如果我不同意他们，我就是疯了。就好像我的某一面需要被忘掉。

我问卡塔里娜，你觉得为什么家属和医生要把人送到维塔来？

“他们说，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比较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孤零零的……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这些人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一个身体的社会。”

卡塔里娜坚持说她被遗弃是有历史和逻辑可循的。我试图弄清楚她在常人看来荒谬的想法和说法是如何跟一个现已消失的世界相联系的，以及在怎样的经验主义条件下，她的人生才变成不值一活的人生，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常识的著作很有启发性。“常识将世界表现成一个人们所熟悉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能够，也应该认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或者都应该——自己做判断。”（2000a:91）常识是思想的日常领域，它帮助“可靠的公民”在面对日常问题时有效地做决定。缺乏常识的人是“有缺陷的”。（91）

“常识中有某种类似失窃之信效应的东西；它就这样被毫不修饰地放在我们眼前，但又几乎不可察觉。”（2000a:92）这是人类学追求中所特有的：试图理解那些对于现实的口头评估与判断——它们更多是想当然，而非经过分析——因为它们决定了“社会支持什么样的生活”（93）。层层累积的思想框壳裹住了维塔中的被遗弃者，使其沦于不可解释之类，而同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帮助我击破了这框壳。毕竟，常识“是以‘这完全不算一个例子’这样的断言来停止讨论个例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生活，世界就是其权威”（93）。

在我看来，卡塔里娜的所说、所写捕捉到了她的世界所变成的样子—一个混乱的世界，满是她解不开的结，不过她不顾一切地想解开，因为“假如我们不研究，身体里的病会恶化”。格尔茨清楚地意识到了常识的生理维度（physiological dimensions）。他写道，常识作为关于现实世界的故事，首先和最重要的便是立足自然（naturalness）和自然范畴（natural categories）的概念（2000a:85）。

在卡塔里娜的案例中，她头脑的健全或不健全，其性质不是由她的亲属和邻居所假定，便是由药物与其所代表的科学真值所判定。我推测，家庭和医疗双方就卡塔里娜精神状态的协商以及其后采取的行动才真正使她的生活变为不可能。在此，家庭和医疗，精神和身体必定被视为存在于同一种语域中：与一种当前的常识联系在一起。循着单一个体的话语和故事描绘能帮我们辨认出许多并置在一起的背景、路径和相互作用——“中间性”，社会生活和伦理依据它在经验上才是可行的，也就是，“提醒人们他们已知的事……那思想和语言的特殊城市，人是其中的公民”（Geertz 2000a:92）。

我 1999 年去探访时，对于我将她作为这部作品的研究对象，卡塔里娜给予过口头及书面的同意。起初，除了持续往返，以卡塔里娜自己的方式与她交流，我并无成结构的方法。她拒绝被视作受害者或隐藏于文字背后：“我说我心里想的。嘴上没有把门。”显然，不是由我来赋予她声音。相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需要充分理解，并找到方法表达出来。唯一通往他者的途径便是语言，而语言不只是交流或误解的媒介，借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话说，它是一种经验，“不仅容许信息传递，而且容许主体向外投射”（2001:22）。

在《语言与身体》（“Language and Body”）那篇文章中，达斯（1997）观察到，那些在印巴分治中受到巨大创伤的女性并没能越过这一创伤——举例来说，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一样——而是将其融进了她们的日常经验。在达斯的叙述中，主体性表现为一个具有争议的领域和一种归属的策略——用以应对大型创伤性事件与正在改变的家庭和政治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被缝合在一起。传统、集体记忆和公共领域被组织成附有重重幽灵的场景，因为它们是因“死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而死者在数据和法律中仍未有计算和解释。这位人类学家仔细检视了这种铭刻与隐形的官僚与家庭机制，这种机制钦定了一种真实，而人民如果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寻到一处容身之所，就必须积极参与。在达斯关于暴力与主体性的著作中（2000），比起现实是如何构造心理状态的，她更加关心单独的事实的产生和发声的力量：一个人能有怎样的机会被倾听？对于创造真相和发起行动，讲述具有怎样的力量？

在维塔，你所面临的人类境况是：发声不再能带来行动了。没有客观条件能促成行动。这个人被独自留在那里，她知道无人会应答，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敲开未来。卡塔里娜不得不一边思考她自己和她的过往，一边想起，在那些她还记得的事物当中，她早已不在场。“我的家人还记得我，但他们并不想我。”在维塔，不在场是最迫切、最具体的事。当一个人不再具备受认可的动力机制，不再有时间性，还能有什么样的主体性呢？卡塔里娜一直在拓宽的人类思想的限度是什么？随着工作往前推进，我试图帮助卡塔里娜与她的家人取得联系，获取医疗服务。但每一步前面都是现实的致命力量，这致命的现实需要一个人类学名称来描述其状况。

为什么我要选择跟卡塔里娜而非别人一起工作？她在那种毁灭的环境下十分突出，她拒绝被迫接受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命运。她希望参与，而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一些对生命和知识都重要的东西正在发生，我不想错过。她的话表明一种已成日常的遗弃和消声，然而，尽管她受到种种漠视，卡塔里娜身上仍旧传达出一种惊人的能动性。我一旦坐到她身边，我们便都紧贴着语言之墙。语言不是切分点，而是连接点——理解也包含其中。

我们所开启的工作并不是关于我构想出来的人，也不是关于为卡塔里娜的精神形态代言或成为其代表人物的不可能。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偶然性和受过训练的倾听，促成让我们双方都有所期待的人与人的交往。“我有点像把自己藏起来地生活着，像个动物，”卡塔里娜告诉我，“但后来我开始一步步分析，跟你一起拆解那些事实。”说自己像个动物的时候，卡塔里娜提到了她已被夺走的作为人类的可能性。“我开始分析科学与智慧。人分析自己是好的，分析思想也是。”她这句话对我而言极其重要。我希望这一工作对卡塔里娜也是有价值的。跟她一起工作，对她来说是找寻一个返回熟悉世界的办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类学教育（bildung）。是的，一场田野教育是有等级差别的，但它同时对双方都影响重大，正如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所说：“由于这是有等级差别的，因而需要小心谨慎；由于这是一个过程，因而需要时间；由于这是问询的实践，因而需要概念架构（conceptual work）。”（2003:90）

在此，人类学不能止步于单纯地从集体的视角去处理个体。卡塔里娜被作为疯子对待，人们认为她的行为与真实记忆相悖，而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没有证据能证明她讲述的回忆是真是假，她身边没人能证实她的讲述，也没有关于她在维塔外生活的任何信息。她被留在这里独自解决社会理解的可能性，我该怎样详述这种社会理解的可能性呢？我需要找到办法破解她的生活与文字的真相，并且将这些文字与来自过去的特定人物、地域，以及她所参与的事件—那段她在其中没有象征性权威（symbolic authority）的经历—一一联系起来。

对单个他者进行实地研究扯出一个巨大的体系：社群、家庭和个人生活如何被具体地汇集、估值，它们又如何内嵌于更大的企业流程和制度安排当中。但卡塔里娜将事物从一个语域移换到另一语域—过去、维塔、渴望—的方式，仍有某些我捉摸不透的地方。我想，这样的移换是属于她的遗弃语言，这迫使我将概念架构始终保持在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

过去四年间，我探访过卡塔里娜许多次，最后一次见她是在 2003 年 8 月。在她忽而往前推进、忽而往后倒叙自己的故事时，我凝神听着。除了做谈话录音、做笔记，我还读了好几本她一直在写的词典，并与她讨论。跟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愉悦：直视她的眼睛；敞开心扉聊着人们不能理解的事；同其他人一起，搜索、寻找，虽不是完美的形式，但也是了解的途径。一个人必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在田野中获得的特殊的知识和直接历史能为对自身和他者的关怀服务（Rabinow 2003; Fischer 2003）。广泛地同朋友与同事谈起我和卡塔里娜的对话使研究——以及卡塔里娜和她的写作——走向了新的环境与可能。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思考的不再只是她用以触及其他生活的诗意想象的力量，还有一些健康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与卡塔里娜交往、处理她社会和医疗状况，以及回应她批判性思考的周全审慎的方式。

有时我像个侦探，寻找着卡塔里娜被从日常生活中逐出的具体轨迹，她生理状况加速恶化的过程，她语言—思考的源头。我对卡塔里娜所说和所写的句子做了一些表面判断，为此踏上一段旅程，去往她不断提及的各种医疗机构、社区和家庭。在取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从精神病医院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地方分支机构取回了她的病历。我也得以找到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前夫、姻亲和子女，就在附近新汉堡的工业小镇上。她告诉我的关于将她引向维塔的家庭和医疗这两条路径的一切，都跟我在档案和田野中找到的信息相符。多次回访，耐着性子，努力接近，费时费力地处理原本不该存在的资料，对一个人的人生进行细密的描述，某一片现实开始显现出来。

在通过这些医疗机构追溯卡塔里娜的经历时，我看到，她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具有模式的实体。也就是说，她遭遇了那种典型的不确定且危险的心理卫生治疗，这是专为所有贫困的城市劳工准备的。人们在她身上盲目使用各种医疗技术，几乎没有为她的特殊情况做过精准调整。他们假定她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有攻击性，因此给她服了超剂量的镇定剂，这样不用提供足够的照护，机构也可以继续运行下去。对她的诊断各式各样：精神分裂症、产后精神错乱、待分类精神病、情绪障碍、贫血。我接触了指导她的治疗的健康专业人员，以及努力参与改革这些服务的一些人权活动者和管理者。我试图直接地讨论促成她这难解情况的各种环路，这些环路似乎是独立于法律和契约之外的（Zelizer 2005）。

在跟卡塔里娜家里的各方亲属聊过之后，我了解到，根据某些体征，她的前夫、弟弟，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都认为，她会变成一个废人，就像她母亲一样。他们不想参与这遗传的剧本。卡塔里娜“有缺陷”的身体于是成了某种战场，在这战场上，她的家庭/邻里/医疗网络为她的头脑是否清醒，以及最终为“她的行为举止是否能像个人”（引自她婆婆的话）而做出判断。被剥夺了个性并且用药过量后，卡塔里娜仍保有某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她再也不能抛弃的生命决心。

但这一工作不仅是要找到卡塔里娜故事的“真相”，它也促成了一些事情。在几个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安排了医学检查和大脑成像，我们发现，卡塔里娜的小脑正在迅速退化。于是，为了确认她的病情并确定改善其状况的方法，我们又踏上了一条医疗的旅程。她在跟时间战斗，汇集知识于是变得真正紧急起来。田野工作将卡塔里娜和维塔，卡塔里娜和她的过去，她的被遗弃和她的生理状态联系了起来，也促成了卡塔里娜再次进入家庭、医疗和公民身份，尽管十分短暂。这些事情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卡塔里娜深陷其中的社会性死亡的运作机制，使我们理解创造其他可能性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当遗弃的现实政治变得清晰，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的问题也被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加以讨论。

奥斯卡是维塔的一个志愿者，他的深刻见解和照顾——尤其是对卡塔里娜的——对我帮助良多。随着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他告诉我，有人做这样的研究，“机器散落的零件最终才会被拼装起来”。卡塔里娜不断地在我们的谈话和她自己的书写中提及真实世界的事。假如我只关注她在维塔内的表达，那么，存在于她的家庭、医疗和国家机构之间的那一整片张力与联系的领域，一片塑造了她的存在的领域，我便可能看不到。

卡塔里娜不是简单地落进了这种种家庭与公共体制的缝隙里。好几层社会环境异常的相互作用和交叠并置使她的被遗弃变得充满戏剧性并成为现实。对真实的科学评估（以生物知识和精神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形式）深深地内嵌于改变中的家庭与体制，为最终导致她被驱逐的日常思想和行动提供了依据。这个强大的、非制度性的民族志空间中的家庭将他们不想要的成员清除出去，照着卡塔里娜的词句与描绘按图索骥，是我描述这种民族志空间的一种方式。如卡塔里娜这般的社会制造的死亡从根本上不能归于任何单一的意图。虽然原因复杂含混，但她在维塔的日渐死去还是可追溯至具体的几股力量。

奥斯卡的意思是，一旦困在这个空间里，人便是机器的一部分。我告诉他，只有其中的一个人多走一步，机器的部件才能连起来。“如果一个人不这么做，”他回答我，“零件就会一辈子遗失。然后生锈，锈迹让它们走向终结。”卡塔里娜既未从这一机制中幸免，又没有完全被其缚死，她停留在一片发光的失落边境，那是她借由书写拓展出的人类想象的边境。与这些边境比邻的是一个被遮蔽的杀人的现实，通过探索这样的边境，我们找到一条进入当下人类境况的途径——这是民族志探究的核心目标。

一个人要读许多书，并凭借自己的言语，来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人也把这些带入田野，此时那些叙述或许不总是有道理，但在形成思想图景的时候还是有用。这是人类学和它所产生的知识的诸多好处之一：对理论的开放，坚定不移的经验主义，面对各种事件和生命经验的动力学并试图给予它们一个形式时所采取的存在主义。在本书中，我将描述我与卡塔里娜一起工作时得到的发现，医疗机构，以及她的家庭，这些都会与理论相结合。同样，我将她的想法和写作与体制应用在她身上的理论相联系（举例而言，后者操纵着病态、常态、主体性和公民权这些概念），与人们对她的普遍认识相联系。理性在他们所讲述的真实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理性构成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称的“真实的演出”（the dramaturgy of the real）（2001:160）的一部分，对于人是如何看待生活与人际关系，如何“将他们所设想的可能性在自己和他人身上演绎出来的”有着重要的作用（Rosen 2003:x）。我想让这本书呈现我在田野工作中捕捉到的理性、生命和伦理的活跃混乱——人类生活由此形成，也由此沦丧。

我最开始引入这本书和我想在此简单探索的一组概念涉及人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我是指，”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中写道，“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1995:10,12）。尼采谈论的不是一种本质的个体性或全知的意识主体，他让我们注意主体形态和理智面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改变，注意与过去和改变着的世界建立新的象征关系的可能性。

她停留在一片发光的失落边境，那是她借由书写拓展出的人类想象的边境。

这样的可塑性——不管我们将之视为被塑形的能力还是生物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是一个移动贯穿于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和文化史阅读的主题。它出现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神经症患者通过幻想改变现实的“异体成形”（allo-plastic）能力［与之相对应的是“自体成形”（auto-plastic）的精神病患者］（1959b:279）；出现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关于文化（此处的文化是大众心理之概念的一个替换词）之下“本能的可塑性”的论述（2001:216）；出现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认为的社会、心理、生物等元素“难分难解地混合在身体技巧之中”（1979:102）；出现于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称之为“文化的作用”的社会内和主体间讨论（1990）；出现于凯博文从个体痛苦症状中所做的对社会与道德剧变之模式的解读（1981；Kleinman and Kleinman 1985）；出现于南希·舍佩尔—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对随着饥饿出现“神经紧张”的身体常识被医疗化的论述（1992）。此外，劳伦斯·科恩（Lawrence Cohen）证明，老人的身体在家庭与老年科学之间的阈限空间中变成了一种“恐惑的幽灵”（uncanny double）（1998:269），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在《权力的精神生活》（“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中提出，受模糊性支配者可进行自我赋权（1997），这些也都是可塑性的体现。自我的概念作为一种具有可锻造性的材料在这些原本各不相同的论述中穿行；这对我们理解社会文化脉络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受到身体效应和内心世界的中介调整是十分关键的。

一种相关论述对这一可锻造性的主题做了展开，发现这一情形在具体个人身上的体现并不如现实的可塑性明显，亦即，人造框架将从中调节社会控制，重塑普遍的人性概念。举例而言，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政治化了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模式，并认为，现代威权主义纽带的特征，不仅在于对原始直觉和过往经验的再现，而且在于“借由文明本身、在文明内部进行复制”（1982:122）。根据阿多诺的观点，纳粹科学和宣传创造了新的认同机制，它将德国公民绑到一起，令他们在一种道德盲目的状态下反对外来者。现代主体重装与理性技术政治和国家暴力是协同发展的。

在《殖民战争与精神障碍》（“Colonial Wars and Mental Disorders”）一文中，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63）辨认出并批判了法国帝国主义之下阿尔及利亚人被殖民的主体性。在法农看来，帝国控制的所在并不一定是殖民者的政治与经济体系，而是被殖民者的意识与自我反思能力。主体性是政治的原材料，是关于存有的竞争性斗争发生的地方。他写道：“因为殖民主义是对他者系统性的否定，是对他人所有人类属性的粗暴否定，所以它逼迫被它所控制的人不断地自问，‘在现实中，我是谁？’”（1963:250）法农的回答是一种解构：谁的现实？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经验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被从现实中隔绝出来、无法实现移情的经验，而法农对此进行了重新思考。法农关注的不是精神病被剥夺接受治疗的可能性，他关注的是精神病人看似无法掌握的现实产生的机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处理精神病问题时，亦敦促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去质疑他们自己对现实秩序的信任（1977:216），把诊断停下，让病人自己去定义。

“有一种直觉型的智力是不能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一位病人在跟拉康谈话时这样说，“我很难把事情逻辑化（logifying）……我不知道这个词算不算法语，这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1980:27）我们看到，病人试图在一个临床世界里制造意义，而这个世界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赋予的（见 Corin 1998; Corin, Thara, and Padmavati 2003）。我们还能看到拉康重要的洞见（这不仅得自理智作用，而且来源于其心理分析实践）：潜意识是建立于理性和人际之间的话语维度。“降临我们身上的潜意识来自结构必要性（structural necessities）—它是一种低下的东西，诞生自最低层次的遭逢，以及所有先于我们存在的议论的人群之中……也诞生于用结结巴巴的方式言说的语言，但这些都没能脱离约束。”（1978:47, 48）对拉康来说，主体性是不断失败又不断重来的、太过具有人性特征的索求关于自我之真相的尝试。听卡塔里娜讲述时，我脑海里浮现的社会生活的景象既痛苦又不确定，既有序又混乱，仿佛我真的如此生活过。

我的民族志工作借由主体回忆和档案叙述以及此外一些东西，接近了卡塔里娜坚固（尽管暧昧不明）、具体且不可简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即卡塔里娜的存有与他人的关系，与让她从现实消失他们所面临的利害的关系，以及与当前对她来说重要之事的关系。（Kleinman 1999; Das 2000）用她自己的话说是：

我知道是因为我经历过

我了解真相

我试图揭露什么是现实

这不是要为卡塔里娜的境况找寻心理根源（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根源），或仅仅是为她的经验找寻不着边际的样板。我将心理内在的感觉作为民族志来理解，它也是个体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与定义边界（不论是法律、医疗、亲属关系还是情感的边界）的方法的关系。正是在家庭复合体和技术、政治领域中——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可能和表征的环境——人类行为与它的自相矛盾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被归于某种存在秩序。

在今天，一个人如何变成另一个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个人生活的改变如何成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透过她讲述的方式、潜意识，以及许多知识与权力（她体现着它们的历史），卡塔里娜的可塑力显现出来，她把它全部动用起来，试图将她过去和当前的生活在脑海中和写作中都变得真实。

在跟卡塔里娜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拜伦·古德（Byron Good）关于当代印度尼西亚如流行病一般的精神病经验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性（2001）。在关注急性短期精神病的经验是如何与该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动荡、后殖民历史的幽灵，以及正在扩展的全球精神病治疗法相互交缠的同时，古德着重论述了，在努力呈现精神疾病中的主体性的同时，模糊性、分歧性和局限性总是相伴而生。他提出了三个分析步骤：第一，通过文化现象学向内部着力，发掘人的经验与意义建构是如何被编织进国内空间和它强有力的一致性的；第二，揭开精神疾病与主体性的表现中的情感影响和政治意义；第三，向外部解释参与创造主体性的直接的经济、社会和医疗流程的力量。古德坚持地拒绝分析的封闭性，要求我们看到，它是运动的、未完成的，并将之呈现出来。

在今天，一个人如何变成另一个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随着卡塔里娜和我一起解开和厘清她的存在的种种事实，她被遗弃这件事的一般性和在家庭、精神病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无法解释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被抛弃的过程，一同呈现在我们眼前。在此过程中，我了解到，那种被当作精神病进行治疗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现象，并不在于精神病人的语言（Lacan 1977），而在于这个人在急剧变化的现实中，面对那些不再关心她的语言和行为是否有意义的人，仍在奋力找寻她的位置。作为人类的卡塔里娜的毁灭，实际上跟几个社会过程是共生的：她所在的移民家庭勤勉地坚持跟上进步的新需求但最终分崩离析，医疗实践的自主化，精神崩溃逐渐药疗化的治疗方式，以及维塔作为一个死亡脚本的政治事实。我开始采用一种可行的概念，将卡塔里娜的情况视作社会精神病。我说社会精神病，意指那些物质、机制和人际关系，所谓的常态和社会构成的最低有效秩序（即现实的概念，若与之相反，病人则表现为精神错乱）正是通过这些受到影响，卡塔里娜正是因为这些成为被剩下的人。

卡塔里娜不断地回忆起那些导致她被遗弃的事件。但我想，她不只是想理出它们的逻辑和意义，为自己在历史中找到位置。她在通过检视这些事件的要素和奇异之处，恢复自身在当中的位置，“像在成为的过程中一样”，借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说，“同时变年轻和变老。‘成为’并非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只包含前提条件，无论它多么临近当下，一个人为了‘成为’，亦即创造新的东西，都要将前提抛在身后”（1995:170—171）。对字句的拘泥使得驱逐的感受得以存在，当卡塔里娜重新思考这种对字句的拘泥时，她是在要求再获得一次生活的机会。

这是一部对话式的民族志，书的推进也反映了我们共同的工作的推进。卡塔里娜既不顾一切又充满创意地努力将自己写回人们的生活，她寻求自洽，要求一种除维塔之外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家在努力支持，这些都被记录在这里。叙事是围绕卡塔里娜与我的交谈，以及随着研究和相关事件的展开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人物与我的交谈构建的，这些人包括维塔中其他被遗弃的人和照护者、卡塔里娜的大家族、公共卫生和医学专业人士，以及人权活动家。我个人进行了所有构成文本主体的采访，尽我最大努力做了翻译；它们以时间顺序出现，只为清晰和简明的目的做了编辑。我希望这本书的质感尽可能接近卡塔里娜的话语，接近她对自己处境的思考经过，接近维塔的现实——它包裹了卡塔里娜和她的话语。

田野工作和档案研究进一步解释了这些环路和行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那些动词——话语和思考在其中相互缠绕，阐明了它们的世俗性，以及影响了卡塔里娜的那些社会实践的世俗性。本书依照发现的逻辑来展开。在整个叙事中，我都在为历史做注解，也为造成她被遗弃这一结果的各种力量提供了大小范围。正如我希望卡塔里娜能够直接与读者对话，我也希望读者能够越来越熟悉整个更大的社会领域，她的命运正是在这其中被设定为无意义和无价值的。这本书是以一种递归的模式写的，既为表现世界的混乱，也为表现卡塔里娜和她的亲属所身陷的现实挣扎的混乱。在每个连接点，都会有一种新的意义效价（valence of meaning）加进来，会有新的事件阐释参与其中的每个生命。长期的民族志参与将复杂性和系统性变得清晰：通常被充满戏剧性地叙述出来的细节，既显示出单一事件具有微妙差别的构造，也揭示出使事情万变不离其宗的逻辑。这种民族志意义上的含糊、重复和开放性，与我自身的敏感相互冲突——我尝试敏感地刻画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使他们与他们遭到调节的主体性跃然纸上，他们的行为是注定的也是偶然的，被困在一个狭隘、不可忍受的选择的世界中，且这一世界仍是他们构筑其他选择的唯一来源。

追溯卡塔里娜生命中的多种联系，也使我得以试探着解开那些构成了她的词典的一连串谜一般的词句，它们是这本书的试金石。第六部分当中的选摘只是她创作之丰富性的一个小样本。对卡塔里娜人生的真实情况了解得越多，我也似乎越发能够解码她写作中一些不加技巧的诗句。我希望这种对卡塔里娜和她的生命的民族志书写，同时能够帮助读者倾听隐含在她词句中的绝望，回应她这种将绝望转化成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特能力。

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和解释者，我始终在叙述中出现。每一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维塔、卡塔里娜和他们的共生世界，我所面对的都是用人类学的独特力量去梳理并置的不同领域和独特环境，那些生命便是在这之中（可以说是同时地）被塑造和剥夺。我发现这种民族志的不寻常选择将是一种有力的建立社会理论的资源。本书将各种理论探讨织入人和民族志材料中。纵观全书，当主体性、现实和理论的种种层面被打开，卡塔里娜的形象和思考将为这种价值体系和通常不可见的机制（真实运作于国家和家庭中的创造生活、放任死亡的机制）提供一种批判途径。由此，本书也表现了人类学家在伦理上的历程：辨认出一些人类在包容与排斥上所具有的一般的、暴力的、无可避免的局限，并学习在考虑如卡塔里娜一般的人所处的境况和他们的希望时，用一种他们所使用的不具备清晰语言的理论思考。

《维塔》逐步拆解了虬结缠绕的现实，这一现实包含卡塔里娜的处境——误诊，过度用药，健康专业人员和家庭成员共谋，为她造出精神病患者的身份——和对她病因的发现，结果是，她的疾病并非精神问题，而是遗传问题。本书记录了前后发生的家庭内部事件和体制环境，她就是通过这些被归作有精神缺陷的人，因此也是对社会无用的人，最终也是通过这些，她的大家族、她的邻人和医疗专业人员都开始将遗弃的行为视为毫无问题，并接受了它。被用来“治疗”卡塔里娜的精神病药物促成了将她遗弃在维塔的“合算”的决定，并创造了一种道德距离。如维塔这样的遗弃区加速了不被需要者的死亡。在这个由官僚机构和亲属关系共同认可的社会性死亡的语域中，人、精神和化学药品是共谋关系：它们的相互交错，表达了一种让一些人活而不让另一些人活的常识。

卡塔里娜代表的不止是她自己的境况。她的生命力量是独特的，但形塑了她的命运的人和制度张力，对维塔当中的其他人而言也并不陌生。在词典里，卡塔里娜常常提到一些让国家和个人崩溃的政治经济要素，她自己则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出现在其中：

美元

真实

巴西破产了

但这不怪我

没有未来

通过回溯卡塔里娜的见弃命运与病状扎根形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活动场景，这本书反思的是，一个频频参与制造人类惨剧的国家，一个逼着越来越多的被认为无价值的人进入这类区域（你几乎可以确保，这些区域里的人绝对不会变好）的社会，具有怎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本书表明，通过制造社会性死亡，国家和家庭都被改变了，它们的关系得到了重构。国家与家庭交织进了同一个亲属关系、生育和死亡的社会构造中。卡塔里娜的身体和语言被这些过程的暴力所碾压，她的人格被破坏、重塑：“没有人想让我做生活里的什么人。”

但形塑了她的命运的人和制度张力，对维塔当中的其他人而言也并不陌生

从许多方面说，卡塔里娜都是被卡在了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从 1995 年的就职开始，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就着手实行国家改革，想让巴西在一个无可逃脱的经济全球化中活下来，允许替代性的与民间团体的合作关系，以在本国内获得公共利益最大化（Cardoso 1998, 1999）。但在真正实行过程中，人们，尤其是那些城市贫民，如何挣扎着活下来，甚至取得成功？政治组织和社会关系上又在发生些什么？

巴西的当代学者认为，城市暴力的急剧增加，医疗保健和警察治安的部分私有化，深化了那些“玩转市场”的人和被社会排挤的人之间的断裂（Caldeira 2000, 2002; Escorel 1999; Fonseca 2000, 2002; Goldstein 2003; Hecht 1998; Ribeiro 2000）。从始至终，新被动员起来的病患群体都在要求国家履行生命政治义务（Biehl 2004; Galvão 2000）。经济债务在腹地乡村始终存在，它改变了社群，使家长式政治复苏（Raffles 2002），对于更大的人口阶层来说，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公民权变得越来越多地只在消费文化的范畴中被表述（O’Dougherty 2002; Edmonds 2002）。地方上实际的对资源、权力和责任的重新分配，依据的是这些宏观的改变（Almeida-Filho 1998）。负担过重的家庭和个人被物质利益、模式和这些过程的矛盾所淹没，总体而言，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只能独自磋商（negotiate）。

如这一民族志表明的，家庭日渐成为国家的医疗代理人，提供照护，有时也对照护方式做分类选择，而在这类需要慎重的行为中，用药成了重要的工具。免费的药物分发是巴西探索经济有效的全民医疗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项民主成果）的关键部分。日益增长的对服务去中心化和治疗个体化的呼声（心理健康运动便是其中的例子），恰好赶上了用于卫生保健基础设施的资金被大幅削减，药物治疗迅速泛滥。在参与这些公共卫生新体制和分享本就捉襟见肘的贫乏资源时，家庭开始学着充当代理精神病医生。疾病成了基础，实验和亲密家庭关系的破裂都在这片土壤上发生。在个体不服从他们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家庭可以处理掉他们不要的、无生产力的成员，且有时不会受到制裁。个人的生命是如何在这个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刻被重塑的，面对官僚体制和医疗环境留给他们的仅有的空间，人们又是如何创造生活机会的，精神病药物对于整个叙事很关键。与此类对某些形式的人类生命的容许与剥夺并行的，是性别歧视、市场剥削和一个经理人式的国家—它已经离它所治理的人民越来越远。

我需要用补药换换血

药房里的药费钱

活着很昂贵

判定价值，决定哪个生命值得活，这种家庭活动的构造几乎仍未得到反思；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如疗养院的协调者奥斯卡提过的），在民主化过程和社会不公语境下描绘转型中的经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文献，也未对之进行反思。随着这一研究的开展，我需要设法处理这种未受考虑的决策基础，这种基础在运作时“处于正义之外”（卡塔里娜语）——也就是在正义的界限之外——这句话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田野工作在各种不同的节点和各种与公共机构的互动中重组了这个决策过程。

这一民族志将使人清楚地看到，日常语言实践和关系的混合、制度历史和话语结构—依据精神病、药物、移民家庭和断裂的服务等方面分类——限定了常态，将卡塔里娜推进了社会性死亡的语域，而她的境况在表面上看来一直是“自找的”。这一连串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她知道“杀”这个动词的词形正在变化；而围绕着她，人类学学者做了记录和反思，是什么使这种情况不但有可能发生，而且成了一般情况。于是，随着人类学进入田野，试图确定一个生命被从家庭和社会驱逐出来的种种源头，试图在不将个体的人和她的主体性遗漏的情况下，捕捉一个地区的密度，这也成了一个关于人类学所面临的方法论、伦理和概念局限的故事。

借由维塔的视角，借由一个被当成疯子、棘手之人的人类生命的视角，人们将逐步理解，经济全球化、国家和医疗改革，以及迅速发展的对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是如何与地方的社会性死亡的制造同时发生并对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们还会看到，当这个遭受痛苦的人、她的生理状况，以及技术和政治对她关于活着的意义的重塑相互交会时，精神障碍是如何在她的身上形成的。

如何使被遗弃的生活经历重获语境和意义？如何产出一种以民族志为基础的，关于被遗弃的主体和她的主体性的理论？

卡塔里娜遭受着

处在一个深陷贫穷的国度

阿雷格里港

没有继承者

够了

我完了

在她的诗句里，卡塔里娜将个人和集体放在同一个分析空间当中，正如国家和城市在维塔中也相互碰撞。遭受苦难跟没钱有关系，跟处在一个出了问题的想象的国家有关系。主体是一个被留在维塔的身体，跟她从前和那个男人一起经营的生活断了联系——据她说，那个男人如今“统治”这个她从中遭流放的“城市”。身后没有东西可以留下，也没有人前来继承，卡塔里娜的主体性始终存在——这是一个媒介，集体由此被以匮乏来形容，她也从中找到将自己从世界已沦为的种种混乱中解绑的方式。在她的写作中，她面对着人类忍耐力的极限，她从这些极限中找出多种含义——“我，是我去的地方，我就是如此”。

卡塔里娜的主体性是在她不断努力地沟通、记忆、回顾和写作—也就是保存某种独属于她的东西—的过程中被发现的，这些努力在我与她相遇的这个遗弃区中都获得了新的、特殊的含义。在这个沉默才是常规的地方，被遗弃者的声音通常被忽略，他们的身体唯一的政治用途就是对他们垂死之状的宣传，卡塔里娜竭力地传达她对世界的感觉和她对自己的感觉，通过这样做，她揭露了她和其他人被遗弃这件事当中的矛盾和暧昧。这里的人类境况要求我在分析法上和政治上做出努力，使此处的伦理或道德为普世话语所理解，为站在体系外的例外者所理解。我奋力理解与捕捉维塔创造这种人类（他们介于可见与隐形、生与死之间，有时我不无悲哀地称他们为前人类）的方式，于此同时，我还需要想办法支持卡塔里娜：她在努力地以她自己的方式存在。

在维塔，也就是，在亲属关系、活的权利和杀的禁忌之外，出现了卡塔里娜的社会角色。她的语言贴近诗歌，剖析了人类，为一种伦理建立了基础：

指尖的笔是我的作品

我被判死罪

我从未判定任何人有罪，虽然我有这个权力

这就是主要的罪

一个无可挽救的判决

次要的罪

便是想要将身体与灵魂

分离

这本书将藏在这个“我”背后的现实呈现出来，抵达维塔的最深处。它也传达了一种努力：生产一种对话式的知识形式，在这个最荒芜的环境中开启一种期待感。人类学技艺怎样才能让故事往前推进、未完待续？

题图来自 Gilberto Olimpi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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