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读万卷书。2023年4月23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设立的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文学家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歌《但是还有书籍》里写道：“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
在这个以阅读书籍为名的日子里，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几位勤奋治学的读书人的故事。书籍承载着知识、文化与思想，而其传承则有赖于历代读书人对书籍无与伦比的热爱。
本文节选自《云帆集》
商伟，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及硕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自1997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为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东亚系系主任。研究领域以明清小说戏曲为主，兼及思想文化史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并编注《给孩子的古文》（插图版）。(一)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了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了“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的《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深感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那是我做梦的年纪，在一个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的时代。可即便是做梦，我也无论如何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至隋唐的诗歌时，又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把自己读进书里，或把书读进自己的生活里。这并不意味着有意为之，而有意不见得就好，更不可能对结果打包票。可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在不经意间，阅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的关联。原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忽然在那一个点上交会。读过的文字和文字的作者，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青城山隐居，读书习剑，“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都令我不胜神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句歌词写的就是当年的我。仗剑不过是一个姿态，但远走高飞却梦想成真了。1978年10月我远赴北京大学，这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太多了，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1982年秋季，我考入了硕士班。袁先生当时正在日本讲学，暂时由冯钟芸教授指导。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记得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的。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做一些排列和梳理。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见面，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说，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为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那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惜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说：“你回去先查一下书，我们下次见面再谈。”这一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待人接物的方式。
《云帆集》作者：商伟，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3年4月
研究生的读书生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当时的做法，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依照时代顺序，读每一家的别集，然后写读书报告——我们管这叫大运动量训练法。阅读诗文固然十分愉快，但写读书报告却并非易事，因为大量的阅读未必当即就能产生相应的想法。而阅读训练又往往与文学批评的素养，以及广泛的阅读经验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所谓读书报告常常只是一些片断的札记而已，未必能走多远。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在研究生阶段通读一遍诗文，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好处，那就是对这一时段的作品可以获得一个总体的印象。尽管没有刻意记诵，日后随便拿起一首诗来，也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指认出它的时代和作者来。为了写论文而急来抱佛脚式的阅读，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1984年底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袁先生开了一门初唐四杰的研究生讨论课。当时的计划是从王勃开始，花几年工夫整理初唐四杰的诗文集，并做出校注本。为此，袁先生草拟了一份校注本的体例和样本。我记得当时孟二冬、马自力都在课上，此外还有古典文献专业的吴鸥女士和几位外校来的访问教师。大家兴致勃勃，在对王勃集的版本情况做过梳理之后，每个人分别负责注释王勃的几首诗，然后拿到课堂上来逐一讲解。袁先生也与巴蜀书社取得了联系，一切看好。但由于出版体制转型，变成自负盈亏，书社打了退堂鼓，这一计划最终搁浅了。但这门课就如同是一次实战训练，令我终身获益。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1982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几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20世纪80年代的师生关系，说起来颇不同寻常。一方面，自1957年到“文革”以来的人际关系紧张时代已告结束，这是师生之间最好相处的时期：老师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跟学生坦诚交流。所以，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相对单纯。学生毕业后由单位统一分配工作，读书期间，大可不必为此预支烦恼（有家室的同学另当别论，夫妻任何一方调动工作都需要解决户口问题）。因此，没有过多的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项目基金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情况也各有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聊天的场合，师母杨贺松先生也会加入谈话。话题随心所欲，没有固定的范围，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出版讯息，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交谈。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1986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北大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
本文节选自《有承担的学术》
在那个年代，自由聊天，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学术方式，我们还创造了“学术聊天”的自由文体。
钱理群，一九三九年生。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鲁迅与当代中国》等。
李陀曾把八十年代的友情和交谈概括为四条：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我还想补充一句：什么都可以谈，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学……各种问题都随便聊，没有任何顾忌，这背后就有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与氛围，这或许是最根本的。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这样的“自由谈”的结果。在那个年代，自由聊天，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学术方式，我们还创造了“学术聊天”的自由文体。我还要特别回忆的，是当年我和学生之间的“无限交谈”。这就是所谓“老钱的灯”。学生上完晚自习路过我住的21楼，看见老钱的灯还亮着，不管时间多晚，敲门，撞进去，就谈开了。王风回忆说，他经常和我聊天，聊到三四点钟，这大概是真的。而且我和学生的交谈，都是平等的，是所谓“以心交心”，学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争论。一些经常来聊天，比较亲近的学生和我就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我退休时就有学生在网上发文，说我是“最像朋友的老师，最像老师的朋友”。我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评价的。所以学生都叫我“老钱”，其中含着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学生也是“同时代人”。
《有承担的学术》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这其中的那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令人怀想的：这是思想自由、解放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为基础，超越名和利的人际关系。我曾经说过，自己——或许也包括我们同时代人，前半生充满艰难曲折，后半生发展就比较顺利。这其中关键是在八十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按平原的说法，我们是与三四十年代的学者直接接轨，得到了他们的倾力教诲，也得到了五十年代的老师的无私支持。另一条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同时代人”。我回顾自己八十年的人生，最要感谢的是三个群体。一是贵州、安顺的朋友群：这是我的基础、我的根；这次回安顺就是落地归根。再一个是我的北大老师群：吴组缃、林庚、王瑶、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信，等等。第三个就是同时代人群。我所接触到的关系密切的同代人自然以北大的老同学、老学生为主，也包括外校、外地的几十年没变的一些老朋友。
这个同时代人群，在我看来，有四大特点。一是思想、精神、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保留不同意见，但又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亲密无间，相互合作但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四是彼此欣赏，形成良性互补。
我万幸生活在这样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内斗、内耗和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心爱的学术，还可以时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许多人都惊讶我怎么写了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管时有大的环境的干扰，但我所处的具体小环境，却极为和谐、安静、温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创造。这是我要永远感谢我的老伴和周围的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老学生——我的同时代人的。
钱理群教授谈新书《有承担的学术》
本文节选自《拥书万卷面百城》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韦力，藏书家，北京故宫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嘉德拍卖等数家公司古籍顾问。浸淫古书三十年，留心古书版本、递藏掌故之外，致力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收藏古籍七万余册，拥有个人藏书楼“芷兰斋”。著有《书魂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鲁迅藏书志》《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初集》《古书之美》（合著）、《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古书之媒》（合著）等。
曾国藩一生为人谨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已经成了天下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那时他的弟子赵烈文曾劝他，拿下皇帝，取而代之，但曾国藩坚决不肯。而今建造这样一个宏大庄园，也绝非他的初衷。但曾家人还是建起了这样一座大庄园，并且在里面建起了几座藏书楼，这对我这位爱书人来说，当然是高兴的事情，至少我可以骄傲一把：连曾国藩这样的伟人，都喜欢藏书，可见书籍对人是何等的重要。其实我明白，把曾国藩列为藏书家，反而是他宏大业绩中的一个细枝末节，但我宁愿相信，他的那些治国方略，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古书而受到的启发。
富厚堂大门
曾国藩的藏书活动贯穿着他的一生，最早的购书记载似乎是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赴恩科试罢，回乡途中在书肆见到《二十一史》（亦有说是《二十三史》），不禁怦然心动。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未见过如此大部头的书，非常想得到它，但当时的曾国藩尚未发迹，囊中盘缠还是借来的，如果再将盘缠用来买书，那么就无法回家。想到就此错过之后，回到乡下即便有钱也很难买到，于是他将自己随身的四季衣服送进了当铺，将这部《二十一史》买了下来，最后费尽力气把这部大部头书弄回了老家。这件事被他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你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
《拥书万卷面百城》作者：韦力，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11月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考中进士，供职京师，经济逐渐好转，公事之余，每日流连琉璃厂，所得俸金大部分都用于买书，还在琉璃厂结识了许多同好，这些书友日后或为姻亲，或成幕僚，都与富厚堂藏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富厚堂主体落成于同治六年(1867)，因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所以这座宅子是名副其实的侯府。其实富厚堂的原名为八本堂，此名为曾国藩所起，来自这句话：“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但后来，曾纪泽取《汉书》中“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之意，将八本堂改名为富厚堂，以此暗示这是一座侯府。富厚堂最早的建筑并未包含专门的藏书楼，是曾纪泽在入住之后，才发现家中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书籍，于是在家书中向父亲禀报此事，曾国藩当即令家人建筑藏书楼，并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于是富厚堂内先后建起了三座藏书楼，分别是求阙斋、归朴斋和艺芳馆，再加上早于富厚堂而建的思云馆，富厚堂中共有四座藏书楼，而四座藏书楼又各有其特色。思云馆专藏京中运回书籍，后为曾宝荪的藏书室
思云馆独立于富厚堂主宅之外，大约建于咸丰七年(1857)，这一年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从江西奔丧返家，亲自建造了思云馆，取“望云思亲”之意，以纪念去世的父母，并规定了思云馆的用途。他在家书中说：其天家赐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于祠堂，庶有所归宿，将来京中运回之书籍及家中先后置书亦贮于此祠。
曾国藩去世后，思云馆一度成为其曾孙女曾宝荪的藏书室，抗战期间，曾宝荪还将自己在长沙所用书籍也运回了思云馆。富厚堂南端的求阙斋又称“公记书楼”，是侯府内最大的一座藏书楼，曾国藩对于斋名的解释为：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求阙斋里主要收藏着曾国藩日记、家书、手札、奏稿等，以及曾国藩搜集而来的各地史志、名人字画与宋元旧籍。归朴斋位于富厚堂北侧，又称“朴记书楼”，当年是曾纪泽的藏书室，与求阙斋之间连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还有许多曾纪泽从国外搜集而来的西文书。艺芳馆则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与夫人郭筠的藏书室，位于富厚堂北侧，与归朴斋相对应。曾纪鸿夫妇兴趣相同，都喜欢书画、诗词及西洋科学，所以书楼里除经史之外，还收藏着许多子部杂家类书籍，如医、卜、星、相等等，也是曾氏后人最喜欢进去阅读的一座书楼。富厚堂虽然贵为侯府，却改变不了地理位置极其偏僻的事实，附近并无大的书肆，楼中三十万卷藏书，基本上都是从京师等地翻山越岭搬运而来。除却零星散寄，有记载的大规模运书活动就曾有过四次，其中第二次为委托书友兼姻亲的袁芳瑛督运。袁芳瑛是清代著名的大藏书家，他选书的眼力可想而知，可惜袁芳瑛的卧雪庐已无迹可寻，但他的旧藏，我却得到了几部。令人扼腕的是，袁芳瑛运书途中染疾，病死在路上。曾国藩去世后，儿孙们延续着读书和藏书的传统，并不断丰富着所藏，一直到1950年整个富厚堂收归国有，其中的大部分藏书也于不久后被运至长沙，分别保存于湖南省图书馆及湖南省博物馆。1996年，富厚堂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升高并没有令富厚堂回归旧貌，让藏书回到旧居，今天的求阙斋和思云馆等楼内，依然空空如也。富厚堂地处偏远，所有藏书皆从外地运回
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寻访书楼的过程中，曾经到过富厚堂，当时从长沙乘中巴到达荷叶镇，走了4个小时，如今高速路虽然通车，我却并没有快上多少，因为遇着大雨天气，走了将近3个小时才到。今日的富厚堂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门票60元，这是上次来没有的，售票小姐称，门票里包含着另一个景点——曾国藩的出生地，无论你去不去，反正钱是不退的。景区门口围着一圈儿小摊档售卖旅游纪念品，这也是上次来访时没有的。因为大雨的缘故，加上并非假期，整个景区显得空荡荡，看着这些敬业的小摊主们冒着大雨，守在一个游客都没有的景区门前，撑着大伞坚持营业，感觉既怪异又敬佩，生之艰难，无处不见。戴锦华 钱理群 杨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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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集》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先生近十年来学术思考精华首次集结，由点及面，蔚为大观。上编文章与他兴趣点紧密相关，展示了他如何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而把视野拓展至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人类普遍处境的种种思考，见地高明渊粹。下编文章专门回忆授业恩师，使人看到一位执教于世界顶尖学府的学者的个人成长脉络，和他未被磨灭的赤子之心。上下编同时存在，形成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张力，较纯学术作品而言，更显人性光辉，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学术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以及“学问背后更大的关怀”。 |
《云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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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 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使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
《有承担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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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浩瀚丰厚，既有官方传统，也有民间递传。本书不欲从全面宏观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介绍，而是聚焦其中连绵不绝的民间藏书文化，以书楼、书事、书家三章为结构，选取藏书历史中较有代表性的藏书楼、藏书家，深入他们的藏书轶事、书香传奇，在历史与现实的绵密交织中，让读者进入中华书香文化的世界，进而探索中华文化斯文不绝背后的精神脉络和文化内涵。 |
《拥书万卷面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