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地震后的土耳其大选；英文系的又一次终结？
近日，《纽约客》作者Nathan Heller发表了题为《英文系的终结》的长文，这一话题也在国内微博上引发了讨论。微博网友“洛之秋”在对于此文的总结中指出：“与其说（作者）是分析问题，还不如说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光谱中以某种现象学的眼光来报道和描述英文系的境遇。”在采访了公立的亚利桑那州立（ASU）大学以及以精英教育闻名的哈佛大学的在读生和毕业生，以及大学教授和大学行政人员后，Heller指出英文系学生的减少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人文艺术学科经费的减少，或英文系毕业生就业困难。
Heller在文中写道，相较于可能背负上高昂学生贷款、不得不考虑现实就业的ASU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能享受丰厚的奖学金，并且“哈佛毕业”足以保障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那么，为什么英文系失去了它曾经的吸引力？
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下何为“英文系”。豆瓣网友“狸猫”在文章《别念英语系！》中给英文系做出了以下定义：“英文系是一个人文学科，是以文学为主体，语言学、英语国家思想文化为支撑的文学科目……英语系之所以能够有资格成为大学‘学科’的根本条件，就应该是以‘文学’为主，兼修语言学和文化，而广义的‘文学’应该也包括人文学者必读的思想、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经典论述。否则英语系不配成为一门拿‘文学’学位的学科，而只是一个相对高级的语言培训机构。”综上所述，英文系对学生的要求远远高于基础的读写，而是涵盖了理论学习、哲学思考、文化批判等方面的综合学科。
英文系的吸引力脱离不了文学本身的美感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价值，但微博网友“洛之秋”也表示美国大学文科兴盛有着特定语境。为了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美国在全球文化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注入巨资兴办人文艺术学科。在大量注资外，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学生总量激增，并且由此形成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都推动了英文系的发展。文科教室既是学生获得文化资本，由此实现阶级流动的地点，也是英文系师生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性别平等、资本主义批判等进步话题发起文化政治战争的场所。在那个时代，英文系教授成为了文化偶像，英文系的学生则代表一种酷的身份。
然而，现在的英语系即不能实现学生的阶级流动，甚至难以保障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更无法被视作具有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酷”学科。对于前者，一名reddit论坛的网友“dwilsons”这样写道：我是一名电子工程和英语文学双学位的毕业生。虽然Heller在文章中提到了文学批判的变化，但于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大学学费实在太贵了。现在的学生基本上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我的工程师同学们并不关心课程或他们学到了什么，而是急于尽快毕业，获得高额薪水。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攻读电子工程，如果我的“英语文学”道路发展不顺，至少我可以保证自己有一份不错的工作。Heller的文章也证明这种想法并非孤例，某位哈佛毕业生表示，自己来自一个低收入的移民家庭，她的父母曾告诫她：“找一个能让你找到工作的专业，你去哈佛不是为了织篮的。”在她看来，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学生（或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一种基于爱好的选择。而几十年来，教育成本的增长一直领先于通货膨胀，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更为“实际”、方便就业的专业。
但就业困难和无法保障收入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英文系或许不得不承认，它已经不够“激进”，也无法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思想，也很难鼓励他们做出尖锐的批评。在社会问题频发、全美日益撕裂的当下，学生们渴望直面“美国社会最核心的矛盾与弊端”。对于英文系只能将各种现象和对象“问题化”的做法，学生感到失望也合情合理，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投身于能关注真正社会问题、实现政治介入的学科。
另一方面，如同许多其他人文社科一样，英文系也遭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只关注白人男性作者”等批评。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或许既是学科试图存活下来的必要努力，也是学生们对于学科改良的期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文章“取消这些通识学科，对佛蒙特大学意味着什么？”中报道了佛蒙特大学以“招生数据”为由取消包括古典系在内等学科的故事。其中一名古典学系的毕业生表示：“古典文学现在才开始倾听‘妇女，奴隶，模范和下层阶级’的声音，在它变得更加平等时取消这门学科，将是一种遗憾。”
如果说上述的现象还只是英文系学科内部面临的挑战，那么包括人工智能的兴起、ChatGPT的横空出世则是英文系遭受的外部冲击。学生们已经意识到，相较于英文系，人工智能，大数据，ChatGPT，基因工程，生物制药，硅谷创业等方向有着更强大、改变社会的力量。因此，哈佛大学一年级统计学入门课的报名人数从2005年的90人飙升至现在的700人。学生的选课数据，以及谈论的学科话题，都证明了英文系已不属于当下的热门学科。文章的最后，Heller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向，包括打通学科的壁垒，按学生的需求设计课程；或参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做法，在课程中强调审美，关注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引导学生追求真理和美感。这些做法也是英文系适应时代，适应世界性发展的做法。
在众多关于本文的讨论中，一位名叫“Big-Car8044”的reddit论坛网友以英文系教授的视角写了评论：“作为一名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教授，我对如何增加本校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也束手无策。让我既伤心又鼓舞的是，学生们会说，他们从上几代人那里继承的成功模式：一个学位可以换来一份高薪工作，然后一辈子都在这份工作上努力前进，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想要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一份能定义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被告知要放弃追求人文学科的学位，因为这些学位不会带来高薪的工作。他们试图取得平衡，既满足父母对孩子（和父母自己）能够快乐和安全的愿望，同时以一种不会破坏这个世界（别忘了，他们并没有要求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意义。我凭什么说他们错了呢？……我的课程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令我困惑且意外的是，学生们常常对我说我的课改变了他们，并和我分享他们生活的故事。我可以说，我已别无所求。”
引用文章：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505969
https://www.douban.com/note/579647147/?_i=7848525vHtuvMb
https://www.reddit.com/r/TrueLit/comments/11dhvjv/the_end_of_the_english_major_the_new_yorker/
https://weibo.com/u/1769741763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3/03/06/the-end-of-the-english-major
大选，土耳其学界讨论如何“维修”国家的积弊
2023年6月，土耳其将迎来大选。普遍认为，这会是最有可能结束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二十年的长期执政的一次大选。近年来土耳其遭遇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失业率高企。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4日，土耳其阿德亚曼，阿塔图尔克大道上的一座钟楼时钟停在凌晨4点17分，这是7.7级地震袭击包括阿德亚曼在内的土耳其多个省份的确切时间。
土耳其知识界认为如何“告别埃尔多安时代” 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多名重要的土耳其知识分子近日都在杂志上撰写文章讨论土耳其接下来必要的“转型”。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两点便是城市化问题和经济与就业问题。
伊斯廷耶大学（Istinye University）教授、建筑师乌尔·坦耶里（Ugur Tanyeli）就撰文讨论土耳其的城市和地产经济模式将走向何处。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当前预期过于乐观。相比人们期待的司法机构改革、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改革，城市的变化很难。它不光是建筑，也是人和空间的关系，所以尽管人们很需要去说，想象一种新的城市和建筑是可能的。但这个领域也最少出现“奇迹”，仅凭换一届政府，这些很难得到改善。
坦耶里指出，土耳其的建筑和地产行业是一头巨兽。整个土耳其经济上上下下，从最富有的人到最贫穷的人，都多多少少依赖地产、城市发展项目和房屋租售盈利。这时候要改变整个这套逻辑，就意味着彻底改变资本的运作模式。意味着改变人们的生存来源：有人依靠建设房屋获利，有人通过土地许可证、土地分配获利，有人买卖建筑材料……这有关一整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在城市中修建住房更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它还关乎人们的“一整套心态”。
但坦耶里也认为这不意味着人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比如，首先可以做到的是让土耳其中央政府停止作为地产项目的大推手。在土耳其，中央政府是地产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通过公营房屋计划亲自参与地产开发。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力决定哪些土地要加以征收，然后转为地产开发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低密度的区域被拆除，换成高层住宅楼，这样一来开发商修建的新建筑的密度越高，他们就能赚得更多。坦耶里认为土耳其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其完全应该通过各种办法约束开发商的盈利比例，这样也就能够为整个虚高的市场起到约束的作用。
此外，土耳其中央政府还掌握着许多地方城市的城市规划权力，比如将哪里设定为开发用地，哪里设置地产项目。坦耶里认为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是非常不合适的。这意味着地方的公共利益完全变成了可以被随意抽取的存在。尤其是近年来，执政的正发党用中央权力将许多城市的市长撤换掉，换上代理市长。这使得在城市规划中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微乎其微，安卡拉政府的权力则无远弗届。这也是地产行业产生大量弊病的原因之一。
坦耶里还专门提到土耳其社会中的一整套“心态”问题。比如，对过往历史的迷恋也反映在了城市风格和发展上。土耳其中央政府强推各种复古新古典建筑，试图用一种“新奥斯曼主义”的审美统摄全国。“奥斯曼美学”近年来在土耳其大张旗鼓，比如著名的“安卡拉城市大门”计划，修建了看上去像迪士尼乐园一样的公共建筑。但是，迪士尼乐园只是迪士尼乐园，安卡拉的“城市大门”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并且将历史美学化，复制到全国各地，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专业团体，比如建筑师协会，规划师协会都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反对者或者对抗者。
同样，土耳其城市生活中也充斥着一种怀旧情绪，认为曾经的邻里生活特别和睦，特别多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但实际上，坦耶里指出，自从19世纪之后，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的邻里生活就已经非常原子化了。人们一边追捧着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地产经济，另一边怀念那些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和睦感”，这种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式的。同样的，想从这种现实逃离，去寻找一个“传统家庭”的模式，也是不切实际和症候性的。这种心态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意味着人们还没有把城市化当作一个既定事实来面对。
所以，在今天很多人在期待土耳其新选出一个中央政府来改变这一切时。坦耶里表示不同意这一思路，他认为，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要改变安卡拉的中央政府在城市规划、美学规划等方面的“无所不包”的模式。同样地，改变人们的心态也非常重要。这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参与。
同样地，经济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也是土耳其知识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土耳其经济学家古尔塞尔（Seyfettin Gursel）就在《积累》（Birikim）杂志上撰文，讨论经济发展模式和失业问题在未来的结局路径。
古尔塞尔认为，土耳其的失业问题直到1950年的工业化之后才真的出现。在那之前80%的土耳其人都从事农业劳动，失业不构成一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1950年之后的30年里，人口增长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启，失业率迅速攀升到了8%-10%。
但在最近的正发党执政的二十年里，土耳其的失业率经过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2003年到2007年间，古尔塞尔认为这段时间的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从2001年的经济改革开始，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每年7%。但这一模式对拉动就业率的效果一般，失业率数字没有太多变化，一直在10%左右徘徊。第二种模式则是在2008-2009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时失业率一度增加到了13%。但2010年开始，正发党的经济政策转为刺激内需，并放松财政管理，大量发放流动性。这一阶段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量化宽松大量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使得失业率降到了10%以下。不过，这也最终导致了2018年金融泡沫爆破后的土耳其经济危机，诸如地产业这样大规模吸引就业的行业瞬间丧失了大量就业岗位，失业率上升到了13.7%。
失业一直是土耳其的诸多社会危机中的重点问题。在各种民意调查中，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前几名都有“失业问题”的一席之地。但是古尔塞尔指出，解决就业问题不单只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土耳其每年预计的劳动力数量（15岁以上）增加是95万人，这意味着每年至少要增加超过61万的就业岗位才能总体上不断降低失业率。但是土耳其试图恢复在2003-2007年的更高质量的发展模式，那么降低失业率的效果就会比较有限。同样，低水平的发展可以提高就业率，但低水平的发展问题就会继续积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就业结构问题依旧很突出，一方面是性别上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2%，但女性只有不到35%。作为比较，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南欧国家也有60%的参与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失业率非常高。此外，土耳其东南部的失业率远远高过其他区域。空间的不平衡会使得失业问题更难以解决。
除了城市化问题和经济问题，土耳其还面临着政治结构、族群冲突等不同的问题。土耳其政治学者塔那尔·波拉（Tanıl Bora）就认为在涉及大选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混淆了“修复”（restoration）和“修理”（repair）的概念。在近日的一次对谈中，他提到，在大选来临之前，很多埃尔多安的反对者认为过去的二十年是一种“失去”，是被“耽误了”。因而很多人使用了诸如“修复”这样的词汇。但这样的词汇是保守的，它预设了存在着一种可以回去的过去。但他反问：“我们真的对过去的状态这么开心吗？”
波拉指出，在“修复”和“维修”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区别。修复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造国家，让国家更具备韧性，但是这个韧性是说维持它的有机体。这让人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土耳其历史，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两次立宪君主制改革，试图维持帝国，这可以意味着某种“修复”。但是在那之后人们发现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到了没法修复的地步了。这时候的思潮便是将其彻底换个模式，这就是20世纪出现的革命思想了。如今在全球范围内，“修复”都是一个颇为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比如各种地方的政权轮换，选举政治，都是在“修复”的概念之下展开的。问题是，土耳其积累的问题并非仅仅近二十年来为之，也有种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因素。如果只是“修复”，而不能“维修”新自由主义时代长期执政的正发党政府留下的各种问题，那么就是实际上在为整个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延长寿命。波拉提出的问题是，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维修”进行思考时，应该制定一种怎样的原则？
引用文章：
https://birikimdergisi.com/dergiler/birikim/1/sayi-406-407-subat-mart-2023/10086/yakin-gelecekte-turkiyede-kent-ve-mimarlik-icin-bir-vizyon-ne-kadar-mumkun/12476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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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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