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土耳其的“建筑特赦”；印度宝莱坞的性别革命

土耳其的“建筑特赦”如何制造了定时炸弹

在土耳其东部城市伊斯拉希耶（Islahiye）一座倒塌的公寓楼前，废墟日渐增长。救援人员——大部分是志愿者，其中许多是外国人——正在堆放人们生活中的零碎物品，这些物品需要被移走以接近尸体。它们包括书籍、裙子、椅子、玩具自行车……公寓楼已经倒塌，在街道上与废墟堆混在一起。

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的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7.8和7.6）之后，超过四万七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专家估计死亡人数远高于此，接近二十万。他们说，破坏的规模和死亡人数与政府政策直接相关，这些政策允许开发商规避建筑法规。常驻土耳其的作家Kate Harrington在《雅各宾》撰文评论了这些政策的影响。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特别是自2002年正发党崛起以来，政府一直在倡导一项名为imar affi或imar barisi的政策——建筑特赦（construction amnesties）——允许建筑商正式登记不符合规范的建筑，并收取费用。这个类似于彩票的系统通常会在指定时间内开放，imar barisi系统上一次开放申请是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之前。

“通过建筑特赦，我们已经解决了马拉什市14万4556人的[住房]问题”，埃尔多安2018年在该市的一次会议上说。而这些人中有数万人现在已经死亡。

1984年，在1980年军事政变中上台的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政府正式实行建筑特赦。然而，这种做法非正式地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末。埃夫伦的政府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军政府，主要关注两件事：通过消除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恢复”土耳其的秩序（正如埃夫伦在上台后的军事讲话中所说的），以及土耳其经济的私有化。

埃夫伦的政府提倡“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与土耳其建国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形成对比。与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一样——包括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的美国——埃夫伦领导下的土耳其当局旨在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降到最低。华盛顿方面则默默地支持埃夫伦政府。

建筑特赦是为此目的而推出的计划之一。它使政府既有面子又能从中获利——非法建筑的所有者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而政府则从其新的支持者那里获得一笔丰厚的收入。

这种做法持续到埃夫伦政府结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2年正发党的崛起，建筑特赦总共实施了8次。

随后，1999年的地震发生了。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伊兹米特省发生了7.6级地震，该省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的马尔马拉海边。正如今年2月份发生的那样，建筑物倾倒，超过一万八千人死亡。军队被派出，土耳其和外国搜救队在48小时内到达该地区。但这种反应也被广泛谴责为不充分。

当时年轻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尔多安对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样的悲剧发生后，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他从这一反应中获得的知名度和支持是他的正发党在2001年崛起，和他最终在2003年成为总理的关键。

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在经济危机中上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由于正发党政府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政府推动了私有化和土耳其经济的扩张，特别是在建筑领域。与政府有关的大型控股公司，包括Cengiz控股公司和Limak控股公司，在一个已经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经济的招标系统下，承担了大规模的建筑项目。

1999年地震后，土耳其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建筑法规，但由于这股建筑热潮和持续的建筑特赦做法，许多建筑并不符合标准。从2002年（正发党上台）到今年的地震，共向公众提供了9次建筑特赦。

这些计划往往在选举前不久推出，比如2018年，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选举之前。政府总共收取了约190亿美元（或约3亿土耳其里拉）的特赦费。

2018年5月15日，1980年代出台的建筑特赦法中增加了一条，说土耳其超过50%的建筑不符合规范。因此，政府将在当年年底之前接受建筑商的特赦费，住宅的特赦费总额为房产价值的3%，商业建筑为5%。这导致了非法建筑的官方登记激增。

主要的反对派也支持特赦计划——它非常受欢迎。然而，来自较小反对党的政治家、地震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警告说，该计划存在危险。

反对派人民民主党成员Garo Paylan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项法律将影响到一千三百万座建筑中的五千多万人。他说，每一栋建造简陋的十层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就会有至少一百人被困在下面。

据现在由反对派领导的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称，2018年向受地震影响的10个省份的建筑物发放了29万4166份特赦证书。阿达纳市颁发了5万9千份建筑登记证书，哈塔伊市有5万6千份，加济安泰普市有4万份，卡赫拉曼马拉什市有3万9千份。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副秘书长Buğra Gökçe说：“我们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定时炸弹中……”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描写了伊斯拉希耶的一栋建筑。这座建筑有七层楼高，比地震法规允许的高度还要高，几年前在底层建了一个新市场。为了给食品腾出空间，承包商把柱子和支撑梁都去掉了。据旁观者和从废墟下救出的人说，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秒钟里，整栋楼几乎是瞬间倒塌的。

据那里的家庭成员说，这栋楼是1998年由一家叫Tekin Insaat的公司建造的，当时还没有新的地震法规标准。它通过建筑特赦获得了合法地位。在过去的20年里，该公司在附近又建了几栋楼，包括现在变成废墟的建筑群旁边一栋几乎全新的建筑。其一侧的标牌上宣传着新的、现代的、豪华的公寓。这座只有几年历史的建筑的墙壁上出现了裂缝，而它的整个外墙都倒在了街上。一块“Tekin Insaat”的牌子骄傲地印在大楼的顶部，而一个家庭的物品则像受伤的肉体一样，挂在大楼的侧面……

印度宝莱坞的性别革命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统计了过去二十年1200多部印度宝莱坞电影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印度电影业正在发生缓慢但重大的变化，女性电影从业人员正在改写宝莱坞男主女配的规则。

“通常大型动作片、戏剧或大型历史片都是由男性巨星支撑的，”宝莱坞巨星迪皮卡·帕度柯妮 (Deepika Padukone)告诉《日经亚洲》。帕度柯妮在2018年大片《帕德玛瓦蒂王后》(Padmaavat)中扮演一位14世纪印度教王后，在影片结尾，她指挥几十名妇女跟随她进入火坑自焚，而不是屈服于入侵的军队。

这部讲述14世纪穆斯林国王Alauddin Khilji和印度教王后Padmaavati故事的电影，自宝莱坞投拍以来，在印度国内就争议不断，甚至在印度多地引发了暴力行为，但这部电影是宝莱坞女性的一个里程碑：该片是宝莱坞史上最昂贵的女主电影（制作成本为2620万美元），它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票房收入为6670万美元），并将帕度柯妮推上了世界上很少有女性拥有的超级明星行列，她去年成为戛纳电影节八人评审团的一员。

女性主义、更多的女性幕后工作者的出现以及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已经开始改变印度电影业。长期以来，宝莱坞电影将女性描绘成单向度的角色，女演员总是屈居于男明星之下，给她们的报酬只是一小部分，并且绝大多数女演员只能演到30岁就不再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但是，正如好莱坞正在努力解决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问题一样，宝莱坞的革命也在逐渐成熟。《日经亚洲》的数据分析显示，由女性主演的电影呈上升趋势。此类电影如今占四分之一，高于 2000 年代初的十分之一，流媒体服务加速了这一趋势。

2000年至2022年间，由女性主演的宝莱坞电影呈上升趋势。图表源自《日经亚洲》

宝莱坞女性幕后人员增多

2018 年，在《名利场》杂志的国际女性影响力报告中，奥斯卡获奖制片人古内特·蒙加（Guneet Monga）是“50位娱乐行业女性名单”中仅有的两名印度人之一。另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帕度柯妮。蒙加在国际电影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脉，白天她在奥斯卡午餐会上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大人物打交道，晚上则在孟买工作。

根据Ormax Media and Film Companion 的一份报告，基于对 2021 年以不同语言抽样的150部印度电影和连续剧的分析发现，女性仅占编剧的12%、编辑的8%、导演的4%和电影摄影师的3%。《日经亚洲》对最卖座的印地语故事片的分析显示，在过去二十年中，女性导演仅占8%。

蒙加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23岁时用从邻居那里借来的钱制作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她把增加宝莱坞的女性人数，特别是幕后人员，作为自己的使命。她正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室Sikhya Entertainment和新成立的“印度女性崛起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该组织旨在发现和培养印度女性电影人才。

“这不一定是女性主导的电影，而是女性把自己的视角（带到作品中）。我想制作阳光下的一切。我不想被束缚在女性的故事里，”蒙加称，“即使你非常喜欢男性主导的大片，我认为女性在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是如何体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预算决定了一部电影的成败。因此，正确地使用金钱的语言是很重要的。建立可行的商业计划，无论是以男性为中心还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蒙加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预算较低的独立电影，有很好的ROI（投资回报率）”。

《日经亚洲》的分析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宝莱坞女性主演的电影每年获得的资本都不到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尽管缺乏资源，但这些电影的表现至少与男性主导的电影一样好，甚至比它们更好。大约77%的女性主导的电影是盈利的，而其他电影的盈利率为72%。平均而言，女性主导的电影的投资回报率（每花费一美元/卢比所产生的每一美元/卢比）更高。她们的回报率是投资的1.89倍，而其他电影的投资回报率为1.75。

宝莱坞女性主导的电影预算不足总资本的20%，投资回报率却高于其他电影。图表源自《日经亚洲》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主角扛剧，还有更多的女性作家在写这些故事，”电影制作人Anusha Bose告诉《日经亚洲》。“更多的女性编辑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完成最后的剪辑并切换凝视的目光。更多的女性评论家有更大的发言权。”

Bose编写并执导了短片《耻辱》（Shame），这是一部复仇传奇，女主人公是一名因客人投诉而被解雇的酒店客房服务员。该片也表达了对阶级分化的看法，它在YouTube上迅速获得了1000万次观看。

“现在有更多的女性制作人，更多的工作室负责人，更多的顾问帮助打磨剧本，”Bose指的是投稿剧本以获得项目批准的过程。

“我现在投稿的时候，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换作十年前，房间里可全是男人。现在，当我做解说并环顾房间时，她们会在和男性没点头的时候点头，在和男性没笑的时候微笑，所以她们在不同的时刻产生了联系。”

男性角色的多元化

Bose的丈夫Sharat Katariya也是一位导演和编剧，他写了一个故事《胖妹子也会有春天》（Dum Laga Ke Haisha），挑战了长期存在的审美标准并颠覆了传统的宝莱坞权力结构，讲述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超重女性和一个没文化、没工作但没超重的男性之间的包办婚姻。2015年他执导了这部电影，由印度著名的工作室 Yash Raj Films制作，该片获得印度观众好评。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由 Ayushmann Khurrana 饰演，在这个男性成为明星的传统道路一直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大预算叙事的行业中，对于Khurrana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职业生涯早期决定，他后来成为宝莱坞最赚钱的明星之一。

“这是第一部让我在性别观念方面更向前一步的电影，我真的为这部电影感到骄傲。” Khurrana说，“这是一个潮流引领者。女演员的角色更强大，也更有作者的支持。”此后，Khurrana的角色选择包括一名因脱发而过早秃顶的男子、一名同性恋者和一名急于求职在性爱聊天中假装成女性的男子。
“时代变了，” Khurrana说。“观众也在成长和进化。”

当他入选《时代》杂志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名单时，正是帕度柯尼撰写了评语：“男性主角的角色常常陷入刻板印象的男性气质陷阱，而Ayushmann则成功且令人信服地转变为挑战这些刻板印象的角色。”

女性中年职业复兴

在过去的几年里，宝莱坞不仅在为女性创作的角色种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她们获得这些角色的年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几十年来，女演员在30岁后就很难再与专业相关。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编剧、制作人以及为这些电影提供资金的角色，女性正在重新进入聚光灯下，享受中年职业的复兴。

《日经亚洲》的分析表明，如今，随着女性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微妙，33%担任主角的女性年龄在35岁以上。相比之下，2000年代初期只有3%。但男性继续拥有更长、更持久的职业生涯。

宝莱坞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年龄在35岁以上的比例逐年上升。图表源自《日经亚洲》

在印地语电影的几十年里，女演员很少在职业背景下被描绘出来。在电影评论家阿努帕玛·乔普拉 (Anupama Chopra) 最近在她的娱乐平台 Film Companion 上主持的演员圆桌会议上，几位女性谈到收到的剧本将她们的角色描述为“英雄的爱人”、“泡泡女孩”或简单地说“邻家女孩”。

日经亚洲的分析显示，在描绘职业的1319个角色中，只有32%是女性。当没有职业时，女性被描绘成妻子、女儿、姐妹和女朋友，而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过去二十年里，它的下降幅度与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 23% 相当。

在描绘职业的1319个角色中，女性仅占32%。图表源自《日经亚洲》

“早些时候，即使是最有权势的女演员也不会谈论这些事情，”乔普拉告诉《日经亚洲》。“这只是，你知道，苦笑着忍受。但是现在的女性，她们想谈论这些事情，不愿意忍受。”

“我们离拥有一个完全平等的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莱坞如此，欧洲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进行这些对话的原因，这些对话非常重要，”她说。“而且我认为演员们自己必须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推动这一叙事。”

流媒体让市场更垂直

因新冠疫情，印度实施了长达数月的封锁，加速了流媒体内容的消费。当印度重新开放时，该国便宜的流量数据套餐意味着每个人都沉迷于他们的屏幕。

“流媒体在女性主导的叙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我罩袍下的口红》（Lipstick Under My Burkha）导演 Shrivastava说。“即使在由男性主导的节目和电影中，它也为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女性角色开辟了空间。”

印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通常可容纳1200人的单屏幕电影院让位于“多厅影院”——一种为较小观众提供多个屏幕的结构。这意味着该行业不必制作一部电影来吸引所有人，而是能够制作不同类型的电影，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观众。几十年后，最新的重大转变是印度流媒体平台的涌入，网飞、亚马逊和迪士尼公司在过去六年里纷纷涌入该市场。

《我罩袍下的口红》起初因尺度问题遭遇审查风波，且缺乏发行资金，最后由Balaji Motion Pictures 创始人Ekta Kapoor的加入才得以发行，票房收入是制作成本的三倍。Kapoor也是“印度女性崛起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印度的流媒体平台，加上该国影院屏幕的短缺，扩大了对内容的需求。根据日经亚洲的研究，基于安永、印度工商会联合会、Statista和美国全国影院业主协会汇编的数据，2021年印度每百万人有7块屏幕，而同年中国有59块屏幕，2020年美国有124块。

从阿丽亚·巴特（Alia Bhatt）和谢法利·沙阿（Shefali Shah）在网飞上的《达令我的爱》（Darlings），到维迪亚·巴兰（Vidya Balan）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的《连环扣》（Jalsa），这意味着宝莱坞的优秀印地语电影正在绕过影院发行，抵达观众。

参考链接：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Bollywood-s-gender-revolution-Women-are-rewriting-the-rules
https://www.bollywoodpresents.com/representation-of-women-in-bollywood-films/
https://www.vogue.in/content/how-leading-roles-for-women-female-actors-in-bollywood-movies-have-evolved-over-the-years-kangana-ranaut-queen-sridevi-chand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