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黎巴嫩与叙利亚言和的前景；印度特色取消文化
黎巴嫩与叙利亚言和的前景
继沙特与伊朗和解后，外交解冻似乎正在成为引领中东事务转折的一股潮流。3月28日，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艾曼·萨法迪（Ayman Safadi）会见了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Abdullah Bou Habib），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叙利亚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师亚历山大·朗格卢瓦（Alexander Langlois）在4月5日的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展望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他认为，鉴于该地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外交态度迅速转变，约旦和黎巴嫩的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然而，因黎巴嫩在叙利亚问题有着重大利益，双方关系正常化仍面临不确定性。
朗格卢瓦写道，尽管约旦一直在努力为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循序渐进”（“step-for-step” plan）计划争取支持，但贝鲁特（黎巴嫩当局）对大马士革（叙利亚当局）在该地区发挥的作用保持相对沉默。双方关系正常化面临的首要障碍是难民问题。约旦和黎巴嫩的外长会议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鉴于叙利亚流落邻国的大量难民人口，要解决该问题相当困难。黎巴嫩官方接收了大约82.2万名难民，加上未登记在册的叙利亚人，总数估计有150万人。与此同时，约旦收容了大约130万叙利亚难民。
然而，尽管难民问题主导了叙利亚问题的讨论，但约旦正在推进的“循序渐进”倡议把外长会议的重点集中于与大马士革的关系。约旦外长艾曼一直在暗中倡导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分步的外交解冻，以换取同步的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让步，也包括保护难民返回社区、打击走私、调和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等措施。
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经失败，因为约旦与阿萨德的重整努力并没有减缓约旦-叙利亚边境的走私活动，也没有把伊朗支持的民兵赶出边境地区。相反，由阿联酋领导的叙利亚和平进程继续获得最多的关注和进展，尽管叙利亚方面没有给出太多改革或明确的政治承诺。
不过，贝鲁特代表团对约旦的倡议表示支持。事实上，黎巴嫩政府公开支持约旦计划中的许多重点领域，特别是难民返回。黎巴嫩外长哈比卜明确表示：“人道主义的悲剧不仅是平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悲剧，也是黎巴嫩在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层面面临的重大挑战。”
黎巴嫩外长的声明反映了贝鲁特对叙利亚问题的看法。近年来，黎巴嫩政府对叙利亚难民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以便将该国残酷的经济崩溃的责任从该国的传统精英转移到外国敌人即叙利亚人身上。这是一种堂而皇之的谬论，旨在找一个替罪羊，尽管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群体实际上接受联合国相关机构而不是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但无论如何，大多数公众都吃这一套，因此，这套说辞也同时成为约旦和土耳其人的优先关切。
朗格卢瓦接着分析了叙利亚稳定对黎巴嫩的重要性。他认为，鉴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深度联系，黎巴嫩人保持对其东部邻国恢复稳定的普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往往会导致另一个出现类似的结果，最好的例证就是近年来黎巴嫩的货币危机在叙利亚造成了类似的货币问题。
互联互通和稳定也与黎巴嫩的另一个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即最终确定并执行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于2021年底谈判达成的能源协议。美国官员帮助调解了这项协议。该协议为世界银行提供3亿美元贷款提供了框架，用于修复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天然气管道，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天然气从埃及和约旦流向叙利亚和黎巴嫩北部。
该协议目前因黎巴嫩电力部门的改革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制裁审查而被搁置。到目前为止，埃及和世界银行都拒绝开始执行该协议，除非华盛顿方面保证它不会违反对叙利亚的制裁制度，而贝鲁特方面则需要对其效率极低的电力管制进行改革。具体来说，这种担忧与协议中的细节有关，协议规定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一小部分天然气，作为其管道部分的付款方式。目前，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在叙利亚进行任何能源部门的进口或投资。
鉴于上述重大利益，及其与黎巴嫩总体稳定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贝鲁特因此高度重视叙利亚重返地区外交舞台。黎巴嫩领导人可能认为艾曼的“循序渐进”计划是实现这一前景的重要机制，即便其中的反走私部分直接损害了黎巴嫩某些派别（指真主党）的利益。然而，黎巴嫩是否将“循序渐进”视为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广泛的、国际性的转变机制，仍有待观察。
朗格卢瓦同时认为，黎巴嫩和叙利亚关系正常化还受到黎巴嫩内部势力的约束和掣肘。他指出，就像地球上任何地方一样，黎巴嫩的政治格局绝非铁板一块。相当一部分人口强烈反对叙利亚和反对阿萨德，这部分势力被称为“3·14联盟”（the March 14 Alliance），由黎巴嫩军队、黎巴嫩长枪党（Kataeb Party）、许多独立议员、小党派和之前由逊尼派主导的“未来运动”（Future Movement）组成。这些政党与亲叙利亚的“3·8联盟”（the March 8 Alliance）分庭抗礼，后者由“阿迈勒运动”（the Amal Movement）、进步社会党（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和“自由爱国运动”（Free Patriotic Movement）组成。
“3·14联盟”如何看待这些适应大马士革的举动，仍有待观察，特别要考虑到，在最近进行了一场总统辩论中，真主党支持的、坚定亲阿萨德的马拉达议员苏莱曼·弗兰吉赫（Suleiman Frangieh）成为黎巴嫩总统竞选的潜在领跑者。鉴于对叙利亚过去占领的强烈恐惧和怨恨，可以毫不牵强地推测，对弗兰吉赫的负面看法同样适用于与阿萨德的任何接触，反之亦然。不过，这两个联盟内部也不一定是铁板一块。
最终，真主党在黎巴嫩拥有最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不仅可以轻易决定总统选举结果，还可以轻易决定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关系。尽管如此，鉴于外国对黎巴嫩内政的大规模干涉，黎巴嫩政府对叙利亚相关的地区行动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出于这些原因，黎巴嫩可能继续笼罩在与阿萨德政权有关的、更广泛的地区正常化努力的阴影中，同时在短期内将重点放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无论其是否支持艾曼的努力。
印度教徒拆毁清真寺
2023年4月3日，印度新德里独立建筑师和作家萨拉·阿瑟（Sara Ather）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撰文，批评印度人民党及其极右翼印度教盟友一系列拆除清真寺的民族主义行动。在这篇题为《毁灭的政治》（Politics of ruin: Why Modi wants to demolish India's mosques）的文章中，萨拉·阿瑟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死灵经济（necro-economy）依赖于把历史作为其最重要的场所，而历史必须被改造和重塑，以证明其当今的统治是合理的，印度的清真寺因此遭殃。
文章首先回顾了今年1月9日历史悠久的沙希清真寺（Shahi Masjid）被拆除事件。这座始建于16世纪的清真寺位于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市（Prayagraj），在一项道路拓宽工程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清真寺的伊玛目称，当地法院本该在一周后的1月16日听取一份要求暂缓市政当局计划的请愿书，但拆除行动还是发生了。
萨拉·阿瑟认为，这一事件本应引起公愤，却几乎没有成为新闻头条。在印度，使用推土机破坏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失去了令人震惊的价值。
沙希清真寺也不是第一座因道路拓宽工程而被牺牲的古清真寺。去年11月，北方邦穆扎法尔纳加尔区（Muzaffarnagar）一座有着300年历史的清真寺因挡住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被夷平。
去年，另一座清真寺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座名为沙姆西·贾玛的清真寺（Shamsi Jama Masjid）位于北方邦布道恩县（Budaun），是拥有一座800年历史的国家遗产，也是印度最大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在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全印度印度教联盟”（Akhil Bharat Hindu Mahasabha）的支持下，当地一名印度教农民提起了诉讼，宣称这座清真寺是一座建立在被拆毁的10世纪湿婆神庙之上的“非法建筑”。他们在请愿书中表示，印度教徒拥有这片土地的合法所有权，理应能在那里祈祷。
这种“非法”的断言基于极右翼的叙述，根据这种叙述，大多数印度清真寺实际上在某个时间点上都曾是神庙，而被穆斯林统治者强行改造成清真寺。尽管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否认这些说法，因为几乎没有物证支撑它们，但它们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萨拉·阿瑟认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缩写BJP）的统治步步紧逼，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该党试图在文化上使印度同质化，首先是用明显的印度教词汇重新命名一些地方，然后发展到新的策略，如推倒穆斯林纪念碑，和旨在在穆斯林宗教场所寻找印度教根源的考古发掘。
在过去的几年里，围绕莫卧儿王朝的纪念碑有许多争议。就连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泰姬陵也未能幸免，极右翼印度教团体再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这是一座印度教寺庙。
印度穆斯林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时刻，右翼印度教团体在全国各地提交了数十份反对清真寺的请愿书。
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一个由宗教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机构，他们利用宗教游行来建立对包括清真寺和穆斯林圣地在内的穆斯林礼拜场所的统治地位。在2022年的几个印度教节日庆祝活动中，包括拉姆·纳瓦米节（Ram Navami）和哈努曼·贾安提节（Hanuman Jayanti），武装的印度教暴徒——有时由印度人民党成员领导——进入穆斯林社区，高呼淫秽口号，同时在清真寺上插上藏红花旗。
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称“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奠基人之一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思想集成》（Bunch of Thoughts）中声称：“（在印度）无论哪里有清真寺或穆斯林聚居地，穆斯林都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独立领土。”萨拉·阿瑟提示道，值得记住的是，对印度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的信念并不是随着印度人民党当选而出现的，而一直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信条。
戈尔瓦卡在其著作中一直坚持对“国家”的定义，即保持印度教单一文化和领土之间的“自然”一致性，将所有被印度教右翼视为政治或文化威胁的人排除在外。
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被摧毁，助长了当今统治印度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治的崛起，这并非巧合。
1992年12月6日，莫卧儿时期的历史清真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遭到非法破坏，宣告了一场无声的反历史战争。这座清真寺被宗教志愿者夷为平地，他们声称在同一地点有一座古老的拉姆神庙。被拆毁的清真寺照片生动地展现了“前巴布里印度”（a pre-Babri India）与“后巴布里印度”（a post-Babri India）的理念，标志着一项民族主义工程的开始，它拒绝了印度土地上所有多元化的可能性。
萨拉·阿瑟认为，巴布里清真寺的拆除，在许多方面都是印度独立后最重要的单一事件，在几个城市引发了暴力活动的螺旋式上升，最终演变为骚乱。
印度城市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空间按照宗教路线进行了重组。直到今天，这些暴力冲突的记忆仍然是许多印度城市空间隔离的逻辑。
但巴布里注定不会是唯一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随后众多纪念碑殉道者（monumental martyrs）中的第一个。标语“巴布里只是预告，很快就轮到瓦拉纳西和马图拉”（Babri is only a sneak peek; Kashi and Mathura are yet to happen）， 证明了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的渴望。一份穆斯林地标和纪念碑的拆除清单已经在公众中广泛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印度最高法院于2019年发布裁决，将巴布里清真寺的土地作为罗摩神的出生地移交给印度教徒，这鼓励了右翼从非法的暴民暴力转向合法手段。
事实上，印度教团体已经通过法庭诉讼，对马图拉和瓦拉纳西历史清真寺的继续存在提出了挑战。马图拉法院已经下令进行一项调查，调查的依据是请愿者的主张，即沙希·伊德加（Shahi Idgah）清真寺的土地实际上是黑天神的合法出生地。
包括克什米尔、北阿坎德邦和北方邦在内的几个邦，都各自经历了独特的印度教宗教场所的重新姓名。“印度教特性”框架需要部署空间想象力，所有印度领土都被定义为一个公开的印度教宗教词汇的神圣景观。
今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死灵经济总是依赖于把历史作为其最重要的场所，而历史必须被改造和重塑，以证明其当今的统治是合理的。
戈尔瓦卡还声称，穆斯林已经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家园变成了“一个酒店，仅仅是一片供人享乐的土地”，有效地将穆斯林和清真寺的存在等同于对印度教家园的象征性侵犯。
萨拉·亚瑟写道，因此，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下，穆斯林建筑中任何文化表达的迹象都被视为对圣地或印度母亲（Bharat Mata）纯洁的侵犯。正是这种复仇的精神一直挥之不去，在时间和空间上猛烈地展开了自己的内在视野。
凭借其被感知的持久性（permanence）和永恒性（timelessness），纪念性建筑为社区创造了一个聚集的空间，并作为一个固定的锚，围绕着它发明了传统。因此，它的毁灭不仅预示着空间关系的重建，也预示着历史传统的重建。
因此，空间暴力不仅是一种制造恐怖的侵略性报复工具，而且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旨在重新发明与领土相关的文化意义，并根据民族主义的概念语法对其进行重新定义。
印度人民党及其极右翼印度教盟友的政治工作就像一台战争机器，陷入了疯狂而无休止的解构当下的尝试中。找不到过去的鬼魂，就当下创造一个作为弥补。纪念碑因此成为这场代表权战争（proxy war）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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