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艺精神——艺术评论里的“取消文化”丨拆解“取消”

2023-05-26 18:05

从《纽约时报》的两位编辑打响了摧毁“哈维帝国”的“第一枪”，到法国演员阿黛拉·哈内尔在凯撒奖上冲冠一怒，愤然离席。在种种理智与情感，愤怒与冷静背后，是一场席卷社会结构的浪潮。

在过去的数年中，这股浪潮冲刷掉掩护黑暗的斑驳，露出的是种种恶意哺育的果实。有人身败名裂，有人罪有应得。同时，像无数社会性运动一样，信念、立场、利益的差别，带来尺度、方法、行动的深浅之别，轻重之异。这一点，在代表性词汇“取消文化”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它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动。问题不是取消文化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它在何种机制中运作才更有效，它的适用边界又在哪里？如果说，在唤醒女性的意识，以及赋予她们应得权利和权益的层面，不存在什么矫枉过正。那么在具体的、细节的行动中，附带伤害，过犹不及，偏离标靶的状况，也一再被历史与现实印证为必然的存在。比如，作者有罪，作品何辜？

今天，在锣鼓漫谈系列沙龙的“迷艺精神-艺术评论里的取消文化”中，主持人陈迪，艺评人、专栏作家、策展人鞠白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翟志勇，一同畅谈了取消文化的诞生、影响与边界等一系列话题。

迷艺精神——艺术评论里的“取消文化”沙龙现场

01 取消文化之源

取消一个人的话语，抵制某个人的作品，都是与取消文化有一定关联的行为。但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取消文化”拥有更鲜明的平民属性。沙龙主持人陈迪以此展开论述，认为社交媒体让普通人的声音都可以聚集起来。当足够多的声音聚集，就变成了权力，就可以取消某些东西。它僭越了过去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拥有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取消文化。

翟志勇则强调这场文化运动早期以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形态出现，最后在“取消文化”中合流。

鞠白玉在谈及当代“取消文化”概念时，提到了两个重要运动：“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以及“#METOO#”。拥有“取消文化”这个名词之前，它们都是觉醒文化的表现形式。她还进一步对照了艺术领域的“取消文化”，并以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为例。他的黑白摄影以惊世骇俗、充满情欲闻名。他的一次个展受到了保守人士的抵制，要求取消这次展览，美术馆取消之后，支持艺术家的群体又组织了反抵制，向美术馆施压，认为美术馆没有保护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所以，艺术领域的取消文化，往往源自艺术家针对某个领域、某个题材的创作“冒犯”了特定的群体。比如一个作品表现了一个被绑在床上的黑奴，非裔群体容易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艺术家不应该重现这种伤痛与苦难，一旦艺术家本人不是黑人，更会陷入文化挪用等进一步的指责，从而导致“取消”。

艺评人、专栏作家、策展人鞠白玉

02 取消文化之力

为什么BLM与#METOO#会产生如此大的能量？陈迪认为一种补偿正义在发挥作用。当旧有的、传统的、既有的、法律的建制手段，没有办法实现两个运动群体所追求的正义，人们需要先用规格以外的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在法律、法规发生改变、改良之前，这类社会运动能够予以支持。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西方女性社群采取的策略就是，如果法律没有办法给我们公道，我们就通过社交媒体聚集社会能量，实现正义。

翟志勇坦言在“取消文化”运动中，法律的确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它的机制设计会使得某些正义无法实现。比如性骚扰，在讲究证据、讲究公平的程序中，单靠个人言词的指控是没有办法定罪的。不能因为现在有取消运动，就把整个法律机制改掉，这会把法律过去建立的程序正义体系完全破坏，以后可能会带来更多不公正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司法如此，立法也是如此。在民主立法程序中，要实现对某个群体保护，需要很复杂和持久的角力，成果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这种法律的局限，让“取消文化”有了一定的正当性。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取消文化变成了一种审判，只不过这个审判不是司法审判，而是一种公众的审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翟志勇

03 取消文化之限

当代法律精神是反对公众审判的，这就让“取消文化”本身，同样面临质疑。鞠白玉就群体自发这个特点，谈到了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变换问题。因为一旦“取消文化”衍生为网络暴力，跟众人观点不同的人，就会变成相对弱势的、少数的群体，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个时候这些人变成了取消文化里的受害者。所以，取消文化在艺术领域肯定不是好事，因为它在很早之前就形成了与公众、美术机构的三方角力。这种角力背后是美的定义权，表达权。取消文化会让创作者退缩、固化，这适用于所有艺术领域。比如一个对南北战争有自己想法的导演，在如今的取消文化中，就可能失去了表达的权利。

翟志勇也指出，任何文化运动如果不受限制，都有变成“猎巫”的风险，很多无辜的人会受到侵害，但这是一个过程。取消文化目前还处于上升期，它在教育大佬的同时，也在教育大众。也推动了一些回应。就像在当下的学术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捍卫学术自由的保护机制。出版领域对《飘》这类作品的“敏感提示”，也是一种平衡法。而在法律层面，大众共识也可以通过类似英美案例法的模式，通过一个个纠纷个案的解决方案，在竞争中找到获得普遍认可的新标准。

主持人陈迪

陈迪在总结这次沙龙主题时，将取消文化放置在“自由与安全”主题之下。哲学先贤们相信人类可以完全自由地接受所有信息，并凭借理性甄别好坏。但他们无法预料社交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对于欧美Z世代而言，安全似乎比自由更为重要。在实现补偿正义之外，“取消文化”所形成的一套辐射社会的新标准，有可能成为对“什么是正确”的霸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