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逆全球化”到“再全球化”

过去五年以来，因G2争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逆全球化（reverse-globalization）声浪四起，不但成为全球热议话题，也深刻影响不同国家税收、贸易及科技政策。我们此前已在不同阶段分别做过深入探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全球化的重构》、《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

但正如各位读者过去五年所见，作者坚持不使用“逆全球化”而更愿意使用“全球化的重构”（reconstructing globalization）来指称当前的状态。这并非作者拒斥“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不愿意使用，实是因为这两个短语存在显而易见的内涵差异，这个差异反应了使用不同词汇的人群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知差异。

在过往数十年以自由市场理论为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国家和地区不过了了，形成了中美俄欧四边嵌合的局面。而上述四边，加上东亚，就是过往全球化真正集中受益的地区。然而，即使仅在这人类世界的部分区域，过往全球化带来的也非受益的均等化，“纽伦港现象”（也即纽约、伦敦、香港成为最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令人侧目。所谓“世界是平的”，最终变成不同国家间的个别超大型都市更加趋同，资源和财富更加集中，随之而来的，是一国内部不均衡性的显著上升。这最终导致欧美民粹主义的复兴和财富重新分配呼声在全球的高涨。

与财富分配诉求同频共振的强音，是基于地缘政治安全提出的供应链安全问题。G2争端开始时，这个声音尚不强烈。但在经历新冠疫情的供应链依赖和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断供危机后，欧洲主要国家不得不接受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战略而提出的观点，即供应链的多元化是必需的。跨国企业为之进行准备，重新布局，以成本的大幅提升来保障产业的可持续运行。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基于产业回归（至少是回归到美洲）的诉求，开始通过“美墨加自贸协定”、《通胀削减法案》等，在“成本”侧施力，迫使依赖美国市场的各国企业，重新调整其生产线布局。需要进入美国市场的诸多产品，再难通过以往，以直接出口至美国的方式进入其庞大国内市场，而不得不考虑在美墨加本土进行生产的最后一步或者几步。这种同地协同（co-location）的战略，名义上是以恢复美国本土制造业为目标，然而美国也深知，在无法达至最优目标的前提下，次优策略是将制造业逐渐纳入到美国的人力后花院——墨西哥。因此，墨西哥成为了美国新关税策略的主要受益国。

除此之外，美国基于国防安全的最终考虑（《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战略中科技遏制的决心，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坚定实施半导体产业“去台湾化”战略。与众多分析认知不同，作者首先提出，美国的半导体安全诉求最终源自其国防诉求，再衍生为地缘政治战略诉求。与1980年代美国产业界游说其国防系统以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不同，本轮美国看似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是直接源自其国防系统诉求和地缘政治战略，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半导体产业利益。这个策略名义上是针对中国大陆，其实质是实现半导体产业的“去台湾化”，即逐渐摆脱半导体制造对台湾地区的高度依赖。这个依赖对美国而言极类似于1980年代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依赖。从数据上看，当前全球半导体产品的70%和美国国防系统所需高端半导体产品的92%是在台湾生产制造，这使得中国大陆核心利益的核心与美国国防安全利益的核心产生直接的同地冲突。这也是美国为何要强迫台积电赴美建厂和移去上千台湾员工的根本原因。同样的，尽管美国本轮半导体战略的优先目标是实现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大规模复苏（目标为从全球份额的12%左右提升至30%-40%），但就现实而言，由于生产成本和人员储备等问题，这个目标绝难实现。所以美国当前的次优选择是，在追求本土半导体制造复苏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大规模减少对台湾地区半导体制造业的依赖，也即，美国默认并接受台湾地区半导体企业尽快在其他国家建厂，或者由盟国企业去取得台湾地区的制造份额，以分散风险。从市场侧视角看，整体趋势是，结合各国补贴政策，日本、德国等欧洲部分国家，将是本轮半导体产业大迁移的直接受益国。同时，韩国半导体企业由于其传统优势，也希望在本轮迁移尽可能获益。从美国1980年代半导体策略的经验看，扶持日本而适当压制韩国，可能是一个最优选择。这既是因为当前韩国半导体产业已经过于强大，也是由于如果往更远看，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尹锡悦很可能导致在五年执政期满卸任后，再次出现韩国进步派势力上台的局面，这将导致当前日韩同盟化关系的再次瓦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美俄欧深度嵌合时代成为过往，正在发生的四边脱嵌是同时伴随着更多边的嵌合进行的。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已然高度融合，大国之间的实质性脱钩已无任何可能。因此欧美要以“去风险化”（de-risking）替代“脱钩”（de-coupling）来作为其政策基调，这也是我们所谓“安全的成本最终将约束泛化的安全”之关键（《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

美欧力主的去风险化，虽在今天有泛化的问题，但根源上存在合理性。在去风险化过程中实现的风险分散，最终将会使更多地区受益，更多国家和地区将会发生技术扩散和产业承接，全球市场规模将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扩大，这会受到诸多国家支持。曾经的生产制造仅于特定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国企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效供应链缺乏足够弹性。当大多数企业都愿意为供应链弹性付出成本，或者仅仅是为了进入特定市场（例如美国）而享受更低的税收优惠时，生产制造的转移就会必然发生。于企业而言，完全是基于成本收益导向行事，因此，这种转移的发生不仅会发生在欧美日韩等国的企业，当然也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如果不继续选择进入庞大的美国或者欧洲市场，那么中国大陆的产业就会快速萎缩，无法在全球商业的往来和较量中生存并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如果不对新兴制造国家和地区进行详细的跟踪观察，绝然不考虑进入的可能，那在成本和定价上也将快速落败。

所以，仅基于生存考虑，中国大陆企业的规模化出海势成必然，至于形态，也势将各异，新的全球行业巨头，也将由此产生。我们在未来很可能会看到，更多中国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许会选择第三国身份进入企业自身的全球化阶段，以最大程度避开G2激烈争端带来的种种现实风险。而中国大陆本土如能成功经受本轮考验，也有更大机会孕育出更多世界级的企业。这个过程将再次考验官方的眼界和对民族情绪的把控能力，也将考验中国大陆对全球化的整体认知水平。

一如我们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所展现，全球化乃是高度伴随人口外迁的过程，而绝不仅是在本土生产再出口至海外的过程。盎格鲁-撒克逊之所以能够成为跨越国界又观念一统的文明形态，乃是因为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人口膨胀之后，持续向全球输出人口并在此基础上生息繁衍，最终使一域之文明扩及至全球。如果我们更多从文明史的视角去思考“中国人”和“华人”的内涵，那我们眼前的诸多严重问题，仿佛都将不再是问题。

我愿以“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来定义此时此刻。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