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前沿，无畏的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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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挑战与响应
历史不会线性延伸，变局与挑战无可避免。
2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提出“投资于美国的创新，投资于着眼未来的行业，投资于中国政府打算主导的行业。投资于我们的盟友，与之合作，保护我们的先进技术”。
新一轮地缘科技攻势已然展开。1月27日，美国与日本、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1月31日，美国和印度在白宫举行“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第一次正式会议，美国组建的高科技联盟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很高，短期内不可能摆脱。但从趋势看，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2018年的15.6%降到2022年的13.0%。中国曾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起降为第三，落后于加拿大和墨西哥。
基于“近岸供应链”和“友岸供应链”的考虑，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的贸易倾斜，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比例。
和贸易总量的问题相比，贸易结构的挑战更为突出，在高技术领域的“脱钩”之势越来越明显。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的对华出口政策，实际上禁止向中国出口能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动力的一切先进芯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后冷战世界已经结束，一场激烈的竞争正在进行，以塑造未来。竞争的核心是技术。”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科技战略动员，中国怎么办？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这是二十大报告做出的战略判断和选择。
在这场注定漫长而艰辛的科技角逐中，中国的科技领军企业责无旁贷。
刚刚开幕的202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提交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作用，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的建议，从企业端对国家战略做出了响应。
早在2022年初，海尔成立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统筹集团研发，加大科技创新，预计总投入1000亿元，包括600亿元研发投入和400亿元专项产业基金。海尔还表示，将以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等20余个国家级创新平台为依托，向整个行业开放资源，构建从原创科技到成果转化到产业链的创新体系，以实现高水平的自主可控。
2023年全国两会，周云杰建议的三个具体方向是：
1、择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探索可复制的“揭榜挂帅”模式，打通阻碍产业实际需求形成攻关课题的机制堵点；
2、引导高校优化教师评价考核制度，激发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实现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
3、依托行业领军企业与一流大学，搭建卓越工程师人才校企联合培育平台，强化高端优质工程技术人才联合培育体系。
海尔的这些做法和建议表明，在新的历史关头，海尔正在丰富对自身使命的认识，跳出海尔做海尔，从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的角度，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新的作用。
新型举国体制与科技创新主体
中央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在周云杰看来，只有科研机构、大学、领军企业三者相结合，才能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实现只靠单一主体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方面海尔已经有一些实践。如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山东开展雪蜡车研制工作，就是由省工信厅、海尔、中国重汽等10余家单位的技术力量合作攻关，历时11个月完成的。雪蜡车是雪上竞技体育的专用保障车辆，过去中国冰雪运动队参加比赛都是租用国外车辆，或使用集装箱式板房。
这一次，海尔卡奥斯与康派斯、固特等生态方联合成立了200余人的车攻坚团队，从房车交互设计、新风系统及空调设备等方面研发攻关。经过与国家队教练组、运动员、打蜡师的沟通，海尔卡奥斯立足平台仿真力，运用数字孪生等技术，迅速推演出整车的功能布局及分区。
最终，中国第一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蜡车在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亮相。雪蜡车配备了打蜡师工作区、运动员热身区、休息室、储物区等功能区，通过模块化设备更换，还可以改为其他类型的运动功能保障车。
传统的举国体制，更多与国防工业需求相关，政府是主导方，负责制定任务，投放资源，组织实施。在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的典型包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科学家与军工企业组成研发生产共同体。苏联科学院1941年6月23日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科学院所有研究方向都转向战争课题。
战争期间，苏联科学家从国内原材料中获得了青霉素并实现量产，在广泛使用青霉素之后，苏联红军中伤病员的死亡率下降了80%，截肢人数下降了25%；苏联科学家发明的舰艇消磁防水雷攻击技术，保护了几百艘舰船的安全；发明的电焊技术，使焊剂在真空下实现焊接，让坦克的生产速度提高了数十倍。
在美国，“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由总统亲自领导，由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将军“一文一武”进行指挥，整合政府、军队、科技、工业四方力量，投资最多的一年的经费，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0.4%。1961年到197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指挥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工程高峰期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参与，总人数超过30万人。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举国体制项目是“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工程。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全国、全军一盘棋，人财物力统一调度，全国大协作。
在和平年代，战场转向商场，消费者拥有决定权，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苏联将国防研发体制用在民用部门，事实证明效率很低。但举国体制也并未消失，尤其是在面临“卡脖子”挑战时。只不过此时的举国体制更加注重调动市场的力量，依靠领军企业发挥作用，将重大项目的动员与常态化的创新相结合。
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为了在半导体领域追赶美国，采取了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合作的模式。日本在1976～1980年组织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研究协会”，由通产省牵头，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东芝五大公司和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等进行产学研合作，旨在研究最先进的半导体制备及其设备制造技术。1985年日本半导体产业首次超过美国，1986年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日本占据了六席。
面对日本的挑战，美国奋起反击。英特尔果断放弃了存储器赛道，切换到微处理器（CPU）的新赛道，1985年开发成功了386芯片，重振雄风。在这一逆袭而重新领先的过程中，美国创新生态的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发布报告，认为半导体产业衰落将威胁到国防，建议政府和产业共同成立一个制造研发机构。
为此，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牵头14家半导体公司发起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SEMATECH）项目，该组织不仅从各个成员公司借调研发人员进行共同开发，也注重与半导体制造设备商、材料供应商的纵向合作，强化上游设备和材料的创新能力。
在德国，化工工业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斯夫、赫斯特、拜耳等大公司首创了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并与大学、德国化学家协会、德国工程师协会展开密切的人才培养和研发合作。
从上述举国体制的历史流变可以看出，民用产业的创新和追赶，需要的是政府和市场相协同的新型体制。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主要由企业来确定方向，具体技术路线由企业、研究所、高校等自主探索，协调推进。
｜西安交大科研人员与海尔研发人员现场交流，技术对接
以需求为导向，以实效为标准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从“创新主体”转变为“科技创新主体”，表明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到新高度，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8%都来自企业。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王志刚还指出，“政府不是科技创新主体，也不是解决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主体，政府要做的工作是为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条件、提供环境、提出问题”。他表示，科技部将完善项目组织机制，进一步发挥企业作为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推动更多任务由企业提出。同时也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支持更多的企业加入科技创新活动。
科技创新的大方向已经明确，创新主体也已清晰，但实践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体制和机制问题。周云杰在建议中提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问题一：国家支持企业凝练并提出关键技术问题，通过探索“揭榜挂帅”和“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人才，协同开展产业技术攻关。然而，调研发现仅有少数科技领军企业有能力将产业重大需求拆解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攻关任务，多数企业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将产业实际需求拆解转化为对应的技术攻关任务，无法形成针对性强的课题“榜单”。
问题二：激发高校人才活力的评价激励制度依然不强。调研发现多数高校对企业提出的产业化攻关项目重视不够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善，主要体现：在教师考核和职称评聘中，部分高校将横、纵向科研项目合并，相同资金额度的横向项目计分比例仅相当于纵向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学科建设中依然重视考核SCI 论文、国家级平台、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和政府科技奖励，企业委托项目的权重低、影响小。（注：横向项目一般是指企业课题，纵向课题是指国家科技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代表政府立项的课题。）
“上述问题既束缚高校人才开展产业技术攻关的活力和热情，也造成高校缺乏优秀工程师团队，支撑科研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能力弱。”周云杰说。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周云杰提出的三条建议，都是有的放矢。
如他建议通过遴选在需求拆解、项目规划等方法流程上引领的科技领军企业，以“揭榜挂帅”等专项支持方式，由企业牵头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业需求—技术难题—科研攻关—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试点，形成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事实上，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把需要攻关的科研项目张榜，能者上、智者上、谁有本事谁上，用市场竞争来激发创新活力。
“揭榜挂帅”的效果是明显的。如供电公司长期有一个痛点，就是为了快速发现、解决故障，给配电设备安装了智能监控单元，这些设备暴露在户外，通过公网与服务器连接，存在被网络入侵破解的安全风险。国家电网杭州供电公司决定把需求向社会张榜，很快，就有一家科技企业运用量子通信技术破解了难题。他们将量子加密技术应用到配电设备上，实现了突破，而且有望推广到更多电力设备应用上去。
周云杰认为，“揭榜挂帅”是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可以有效破除“唯论文”的倾向。
以海尔为例，目前在海尔的HOPE创新生态平台上，已经链接了超过20万专家，覆盖100多个核心技术领域，可以快速响应需求，锁定解题方向。
例如，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空调节能减排”就是“榜”，一位在海尔科创平台上活跃了6年的高校专家提出了“可变分流”的技术方向，他和海尔研发人员共同揭榜，通过研发使空调实现制冷和制热时，冷媒流路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在为用户节省能源的同时，也为企业节省了材料。
又如，为应对欧洲疫情带来的用户对空气杀菌的需求，海尔集团旗下品牌Candy希望突破高差异化、安全健康的新型空气净化技术，并在6个月内实现产品落地。HOPE开放创新生态的专家团队对此需求快速进行了分析拆解、全球发布、资源对接、评估验证，通过联合技术攻关，推出了采用益生菌抑菌技术的空气净化器，上市后受到欧洲用户的热捧。
无数人的希望
周云杰建议，引导高校优化教师评价考核制度，吸引更多高校、科研机构人才与科技领军企业合作开展产业化技术攻关。针对参与国家级平台建设、承接国家战略的高校院所，在教师职称评聘中，试点将企业委托项目提高到与纵向项目相同权重。
近年，一直在做科创方面调研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的感受和周云杰类似。他说：“目前我们的科研体制仍是相对比较僵化、效率低下的。研究导向仍然以发论文、评职称、报奖项等为主线，大量的资源浪费在申报、评奖过程中，浪费在课题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中，浪费在仪器设备重复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出差和会议中。”
周云杰还建议，扩大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覆盖范围，支持更多制造业领域的科技领军企业参与试点示范，与“双一流”大学合作建设具有行业领域特色的卓越工程师学院，夯实制造业高端化、现代化转型的人才基础。（注：卓越工程师学院2022年开始试点建设，首批试点建设单位包括10所大学和8家央企。）
谈科创，硅谷是全球标杆。而硅谷成功的一个重要依托就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大学的支撑。硅谷的奠基人之一、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教授 弗雷德里克·特曼 曾说：“大学不仅仅是求知场所，它们要对国家工业的发展和布局、人口密度、地区声望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他鼓励自己的两个学生创业，成立了惠普公司。在他的推动下，1951年，斯坦福大学把靠近帕洛·阿托的约500英亩校园划出，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它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持续不断地与企业合作，也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传统。
今天中国的大学，同样需要像特曼教授这样的科创先驱，响应时代的呼唤，与企业、科研机构共同构筑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
截至2022年底，海尔集团所获中国专利金奖累计增至11项，海外发明专利超过1.6万件；2022年海尔新增“国际领先”技术鉴定23项，累计达到264项。这些指标都位居行业第一。海尔不仅开创了物联网时代的生态品牌，而且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科技品牌。
难能可贵的是，从1984年创业至今，海尔从未停止过自我超越的脚步，而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执着则贯穿了其名牌化、多元化、国际化、全球化品牌、网络化、物联网生态品牌各个战略阶段。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战时的研发负责人布什（Wannevar Bush）向总统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对美国调动国家力量支持基础研发起到了关键作用。
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推出《无尽前沿法案》的新版本，将发展关键产业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在中国，科技创新也在时代的最前沿。那些无畏的创新者，凝聚着无数人的希望。
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就有多远的空间，可以去探索和翱翔。
参考文献：产业追赶的“举国体制”：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徐磊，赵扬，中金研究院。
「 图片｜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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