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那段晦暗不清的历史：寻找“慰安妇”三十年

▲ 2018年9月19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人们在《祭忆》“慰安妇”照片墙前参观。 （人民视觉/图）

湖南的大山深处，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研究工作又传来了新进展。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于2022年5月30日称，其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三人分别为101岁、95岁及91岁。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进攻湖南时，她们均曾被日军掳走，被迫沦为“慰安妇”。

这个陈列馆，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此前也曾发布寻找“慰安妇”的最新动态。

三十年来，“慰安妇”制度及其受害者在华的历史逐渐明朗。受害者逐步敞开心扉，社会渐渐不再误读，援助也在不断增加。

然而，这只是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民间志愿者与学者艰难寻觅历史的过往。除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还有大学学者、乡村教师、村民等，他们曾在尴尬的历史环境下“抢救历史”：缺少经费、中日关系起起伏伏、公众乃至“慰安妇”子女也一度对调查研究充满误解。

如今，时间又成为大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只剩下13人，她们也已垂垂老矣。而民间调查员同样渐渐老去。一声声叹息中，是他们似了未了的身前事：一份份调查资料、一次次“讨公道”斗争的失利，与一场又一场的葬礼。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最新发布，披露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湖南大山里，一桩桩“慰安妇”惨剧。

1939年，方奶奶只有18岁，家里就遭了日本兵的抢劫。她被日军掳走，小叔子也被刺死。8天后，当她回到家时，她那尚未满月的孩子被饿死，她也失去了生育能力。

1941年，14岁的欧奶奶因耳聋未能及时逃走。因日军暴行，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也不得不改嫁去外地，躲避周围人的风言风语。

1944年，13岁的沈奶奶赶着牛，在逃跑途中遭遇日本兵，连人带牛均被掳走，直到日军败退才被解救出来，终身未嫁。

被日军折磨、不能生育、被抛弃、被歧视、终生受难……类似的经历，调查员与研究者们都听得太多。几十年前，他们都曾有雄心，要在全国各地把这段晦暗不明的历史一点点从缝隙中抢救出来。后来，他们做到了一部分，并将其整理为论文、书籍，乃至对日诉讼的证据与资料。

如今，在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近30年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苏智良看来，慰安妇的走访调查工作已经步入尾声。原因很简单，“慰安妇”终归要随着时间而凋零。

他亦是利济巷陈列馆的首任馆长。据其介绍，他的团队走访调查了三百多位“慰安妇”老人。

“战争过去很多年了。1945年，当时的小女孩如果受害的话，现在平均年龄都要九十五六岁了，所以不可能不断地、大量地发现。”2022年6月5日，苏智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山西省乡村小学退休教师张双兵就一次次见证了那些向他倾倒了郁积半生苦水的老人们入土下葬。他访谈过的、愿意公开身份经历的130余位老人，如今已无一人在世。据他所知，虽说目前山西省内还有两名“慰安妇”，但她们不愿公开身份与经历，只愿意私底下与他交流。

同时，近三年囿于新冠疫情，走访与调查“慰安妇”的事，张双兵做得少了。他困在老家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2014年，一位“慰安妇”的追悼会上，他还发表了讲话。6年后，另一位长治市的“慰安妇”去世，他却因为疫情，连那场三百多公里外的葬礼都去不得，这让他很过意不去。

苏智良认为，眼下最主要的，是要整理已有的资料，同时尽力让尚存于世的“慰安妇”晚年过得好一些。对老人们的援助，“慰安妇”研究中心从2000年就正式开始了。在“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于2017年上映，并将一千余万的票房收入捐给上海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之后，援助情况得到了更大的改善。自2018年始，研究中心每年向受害老人们提供2万元生活费等支持。

一个更要紧的事务，是解开老人们的心结，尽力去做受害老人心理矫正的工作。老人们大都从“被日本人抓去的女人不清白”的观念盛行的年代走来，寻常日子被人看不起，泪水只能往肚里咽。苏智良的妻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陈丽菲与其他志愿者试图让老人们知道：“她们是清白的，是受了委屈的，而不是说要低着头做人，还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子女。”

因此，“慰安妇”研究中心志愿者团队以结对子的方式与这些老人保持交流。去到老人家里时，陈丽菲只是发放生活补助、送上小礼物、陪老人们聊聊天。只要老人不提过去，她也不提。“让她们感觉到社会是这样（公正）看待她们的，感觉到心灵有一个矫正”。

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许多老人都没有忘记向日本讨个公道，甚至发起了向日本政府索赔、要求道歉的诉讼。可这个问题迁延三十年，始终没能实现。海南的志愿者陈厚志就记得，这几年里，他去看望受害老人，老人们都拉着他的手，不住地问对日诉讼官司的进展。事实上，不少海南的受害老人已然抱憾而去，临死前还要后人对日追责。

2021年9月18日，“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展”在南京举办，苏智良在开展仪式上讲话。 （人民视觉/图）

两个故事的开端总被不断提起。

一个属于一位学者。1992年，一位36岁的东京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在东京六本木的咖啡厅里被另一位日本学者提出的两个问题难倒。

问题分别是：据说战时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据说日军的慰安制度就在上海发源？

两个问题在中国来客的耳中不断回响，以至于他在1993年回到上海后，便着手开始了“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这个话对我有比较大的刺激，因为上海的历史我一直在做，但我不知道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这位学者——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生涯开始了。他没想到，研究越做越大，一做就是近三十年。

另一个，则属于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先于六本木咖啡厅对话10年，盂县高庄村的一片田就分隔开了那位教师的人生。分隔点上的1982年秋天，他路过高庄村的小米谷子地，瞧见了人称“盖山西”的侯冬娥跪在地里收割稻谷。听村民说，年轻时，因貌美而被唤作“盖山西”的侯冬娥曾被日本兵掳了去，当了“慰安妇”。这引发了他的兴趣，三五天后，他登门拜访了侯冬娥，企图一探当时尚属“无人区”的“慰安妇”历史。

分隔点往后，那位教师渐渐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走访不断，赞誉不断，争议不断，麻烦不断。这个故事属于张双兵。

这是注定充满磨难的两段命运。在1990年代中日友好的大环境下，“慰安妇”作为研究项目并不招人喜欢。学校里，苏智良不能课题立项，申请不到经费；家里，妻子陈丽菲也反对。最初，陈丽菲也担心将要念小学的孩子读到苏智良存放于家中的资料，要他把资料搬出去。无奈，苏智良只能独自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面寻找慰安所遗址，一面寻找“慰安妇”制度的见证人与受害者。夏日炎炎，烈日晒化了路上的沥青，苏智良一踩就能糊上一脚。

他记得，他早年间找过一位疑似的受害者。老人家住江湾镇，他怕老人不肯说，便请户籍警把她喊到了派出所里聊。可老人还是不愿意讲，只是对他说了一句：“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烂在肚子里。”

至于张双兵，为了让侯冬娥彻底敞开心扉，他整整等待了10年。10年里，他每回进侯冬娥的门，都会带上1毛4分的大槐树烟，因为她喜欢抽上几口；侯冬娥生活困难，白面吃不上，张双兵就时不时向村委讨上一些玉米、小米，带给她救急。于是，每去一回，侯冬娥便吐露一点。

多年后再回首，张双兵承认，这有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的考虑。然而更多的，“好像就有一种责任或者良心所在，一定要给她讨一个公道”。日军进攻山西时，侯冬娥的女儿饿死了，儿子被丈夫带走，她自己也被丈夫抛弃。“盖山西”一生苦难的根源，都指向了当时还晦暗不明的那段历史。

1980年代，张双兵在三晋大地又寻得了更多曾与侯冬娥有着类似遭遇的女人。她们之中，许多人被日本兵掳去侮辱的事情在村里已经流传。张双兵记得，一位“慰安妇”的后代就常被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可即便如此，也并非人人都愿袒露心扉。

于侯冬娥而言，一份报纸带来了转机。

1992年5月，《山西日报》报道了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可以申请对日索赔的新闻。听闻消息，不识字的老人依旧难以相信。一场痛哭后，她彻底放下了防线，把那段受辱的历史和盘托出。她想要伸冤、报仇。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为宏大的调查走访正在酝酿。1996年，陈丽菲发现，联合国对于“慰安妇”的调查报告中，中国大陆部分是完全空缺的。在解除了对“慰安妇”的误解后，她决意加入丈夫的调查研究工作。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夫妇终于可以聘请兼职调查员，将调查推向全国。

当一场“抢救历史”的调查范围由约四千平方公里扩展到960万平方公里，自然也就变得更为艰难。

在云南，陈丽菲曾经爬进过大山里受害老人的家。五个小时的攀爬后，她形容自己手脚都“麻了”。在山西，一位退伍军人出身的志愿者开车带他们走访，车经过悬崖路口，就看到悬崖已经塌方。志愿者只能让陈丽菲、苏智良下车，自己开着车，一个轮子悬空地开过去，车下两人则贴着山崖塌方走过去。有时，来时还有路，去时就只剩一片发洪水留下的汪洋。“十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得到了太多的志愿者帮助，心中经常感念他们。”陈丽菲说。

有时，即便受害者愿意配合，她的家庭也不配合。陈丽菲曾在武汉拜访一位受害老人，进了门，老人的养子便质问她的意图。更有调查员直接被老人的子女打出家门。

甚至连受害者本人也会变卦。一次，苏智良夫妇领着电视台记者到太原，打算拍摄一位受害老人。前一天，老人还同意，电视台甚至已经拍了她包饺子的镜头；第二天，老人突然来了电话，“我还是有顾虑，你们明天不要来了”。

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苏智良夫妇只能靠着地方的史料、知情者的帮助，一点点向前推进。磨得久了，就有希望。苏智良记得，武汉曾有一位受害老人，竟从未去过市里的东湖。于是，陈丽菲就陪着她去东湖划船。那天，老人很是开心，在船上还唱起了歌。“这样，她才能够原原本本把她最隐秘的东西告诉你”。

面对规模庞大的调查与生活无着的“慰安妇”，苏智良夫妇曾收到外界许多资金援助，也经历了失望的时刻：一些慈善组织与基金表示要捐助，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法履行承诺；陈丽菲曾在大冬天向北京一家女性社会团体求援，却被赶了出去；苏智良则记得，一位富豪曾打来电话，表示自己要向“慰安妇”们的捐款，可之后便杳无音讯。

在山西，张双兵的工作同样不顺利。侯冬娥后，许多老人在说起自己受害的历史时，也曾对他说，要向日本政府伸冤，可真上了法庭，结果往往不遂人愿。自1995年起，张双兵就协助中日律师团，让一些“慰安妇”分三个批次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给予赔偿。为此，他与老人们曾先后五次前往日本。然而，官司屡屡落败，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并作出不受理决定。

张双兵始终觉得对不起这些老人。有老人曾向他抱怨，自己受辱的历史都叫人知道了，官司也没打赢。他想，这到底不是一个小学教师能决定的事情。

民间志愿者、学者四处调查之际，当时社会舆论对这项志愿工作并不友好，甚至有媒体评论批驳。

陈厚志有时想不明白，想得多了，把自己代入老人的命运，他也要流眼泪。重压之下，陈丽菲得过面瘫，三个月也不见好，之后还曾发展成抑郁症，几年后才慢慢治愈。

此外，张双兵惹了一身麻烦。2017年《二十二》上映，一时大火。很快，有“慰安妇”家属向片方要钱，张双兵夹在其间，两头难做人；也有“慰安妇”家属觉得他败坏了老人的名誉，与他打官司。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张双兵忽然想起，多少年前，一则报道把他称为“中国好人”。想到这，他笑了笑，说，“中国好人”的说法还是算了吧。

他叹了一口气：“现在搞得是，里里外外不知道怎么说。”他时常想，自己为“慰安妇”的调查付出了一生，但结局并不尽然好。

而今他69岁。2020年，他查出患了肺癌。以乡村小学教师身份退休的他一个月退休金不过四千元，他只好在水滴筹上求助。问起眼下治疗的状况，他只是简短地说：“也就这个情况，一边吃药，一边治疗，在家里休养。”

光是一种药，一粒就要40元，一天三粒便是120元，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各种药物，一天开销得要将近两百元。自己应付不来的，他只能向远在太原的儿子与女儿要。

儿子在超市打工，女儿则是家庭妇女，也掏不出多少钱。更不消说多年来，张双兵始终觉得愧对子女。几十年走访调查“慰安妇”，他无暇顾及儿女。儿子第一年高考没考上本科，家中无钱复读，便只能读个中专。张双兵想，若是能多在家里花些时间精力，境况也许大不相同。

眼下，他只能守着患上精神病快三十年的老伴一块儿过生活。

与张双兵一道钻过山沟的调查员李贵明同样遭了一劫。自打2013年妻子得病，寻访“慰安妇”的事就一直停到今日。一道停了的，是过去种地、做临时工、卖油条的生计。给妻子治病的两年，家中24万元的积蓄掏空，又倒欠6万元的外债，如此也没能将妻子留住。

身体倒是在照料妻子的两年里搞坏了。李贵明如今慢性心脏病、血栓缠身。嫁去四百里地外的女儿和在外打工的女婿每个月给他掏几百元的药钱，他一个人生活倒还能对付得过去。

“现在我不知道张老师（指张双兵）他是什么想法。”李贵明说，“主要是我身体也不行，我每天就在家里边。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啥的，我也没有这些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