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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课题:寻找一位隐匿湘西的百岁副教授

最后的课题:寻找一位隐匿湘西的百岁副教授

社会

▲ 2022年6月20日,吉首大学校园,沈从文的半身铜像。彭秀模的学生们,计划着为他在校园里立一座铜像。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全文共11114字,阅读大约需要23分钟

  • 去世前的六个月,这位100岁的副教授、湘西彭氏土司的后人、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申报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麻烦的是,专家们发现,这位一生谨慎低调的老先生,在课题里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学术观点。专家希望“让观点更加符合主流”。

    但没人敢擅作主张修改老先生最后的课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1964年,43岁的彭秀模来到湘西腹地、刚成立六年的吉首大学。在武陵山的余脉、峒河环绕之处度过十七个年头后,他成为这里第一位副教授。


一直到100岁去世,他的学生计划在校园里为老师立一个铜像时,彭秀模的头衔仍然是副教授。


他一共发表过11篇论文,最后一篇发表于1991年,讨论“𠬝孳”究竟是哪一个远古部族的称呼。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一件名叫宗周钟的青铜器上,上面记载着2800年前周厉王对南方诸国的一次军事行动。文章迄今被引用过八次,其中一次是彭秀模自己。


一些年轻的、湘西以外的民族语言研究者,听闻彭秀模离世的消息,唯一能想到的是他的年纪,“那个百岁老人!”好像这位副教授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时间本身。


只有最亲密的学生,才能讲出关于他的事,但仅限两件。1950年代,彭秀模曾组织湖南方言调查。1980年代,他和学生叶德书,合作编纂了土家语拼音方案。彭秀模离世后,《湖南方言调研报告》残存的油印本,在装修、搬家和邮寄中遗失殆尽。


人生的大部分时候,彭秀模都与同事、学生和家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感。人们眼中的他,秉性纯良,服从安排,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会翻越一条铁道,参加学校老干部校情通报会,坐在角落,从不发言。


老先生生前最后一则新闻,是在2021年6月。


去世前的六个月,这位100岁的副教授、湘西彭氏土司的后人、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作为土家语言文化课题组负责人,申报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学校将之视为创举。一位校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先生或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课题申报人年纪的最高纪录。”那时,彭秀模已经答应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不久却因病住院。家人相信,老先生的身体能扛过冬天,并发来一张病榻上老先生的照片,他面色红润。


2021年12月10日,彭秀模离世。


任何一位试图走进彭秀模内心世界的人,都会先去了解那项最后的课题。麻烦的是,专家们发现,这位一生谨慎低调的老先生,课题里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学术观点。专家希望“让观点更加符合主流”。


但没人敢擅作主张,去修改他最后的课题。


1

中央大学

 

国家黯淡时刻,他聆听着吕叔湘、胡小石、张世禄等人的教诲,掌握了语言学,以及一套从清代流传下来的考据之学。


1977年,苏联作家阿尔谢尼·古雷加的作品《康德传》中,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院长、彭秀模79级本科学生简德彬坚称,这句话适用于他的老师。


学生们其实记不清老师曾提出哪些思想,古雷加的话更像是某种基于贫瘠事实的辩解。每当人们回忆起彭秀模,他往往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角总是另有人选,其中一位,是同样在吉首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他的弟弟彭秀枢。


相比起哥哥,彭秀枢张扬而反叛。给学生们上第一堂课时,先细数“文革”时自己被指控过的罪名,然后对着台下那群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哈哈大笑。


彭秀模的声望来自于他的母校。


1921年,彭秀模出生于永顺县大井村,一个直到2017年脱贫的村庄,是湘西彭氏土司后人中的一支。父亲做米酒生意。


在竹林和枫香树错落的村落,彭秀模跟随叔父完成私塾教育。他很早就在古文上显露天赋。据彭秀枢记述,曾有国文教师以《说勇》为题,彭秀模化用苏轼《留侯论》的名句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古之所谓豪杰之士有过人之节也”。


原本,彭秀模有机会在长沙念大学,但这位从竹林山涧出来的学生志在一流学府。失利后,他辗转进入大学先修班,1944年,被保送到民国时期学科最完备的国立中央大学,选择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在战火中一路搬迁,上课的地点先在重庆,后回到南京,在国家黯淡时刻,他聆听着吕叔湘、胡小石、张世禄等人的教诲,掌握了语言学,以及一套从清代流传下来的考据之学。


同时期的同学,外文系有作家聂华苓,生物系、畜牧兽医系分别有李季伦和任继周两位院士。


1945年11月,重庆,中央大学校园。 (视觉中国 / 图)


母校的荣光让彭秀模光彩夺目。但事实上,毕业前夕,土匪封锁湘西,彭秀模“草草结业”。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吉首大学第一位副教授,并担任古汉语教研室负责人。中文系老师事先给学生塑造了一位从上一个时代走来的“大师”形象,“会教授你们最为深奥的音韵学”。


1970年代的吉首大学,蜷缩在大田湾一角,周围工厂林立,空气中弥漫着酒、牛粪和烤胶的气味。彭秀模住在一处名叫38家的宿舍区。正如它的名字,那栋两层高的灰色筒子楼,寄居着38户人家。


在女儿彭凤兰的记忆中,父亲早上打篮球,深夜到峒河挑水,其他时候都在看书。


教室里的彭秀模,符合传说中“大师”的形象。接近1米8的个头,干净的黑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钢笔的金属笔帽银光闪闪,连男生也忍不住感叹,这位老师太俊秀了。


第一堂课的音韵学便是梦碎时分。1979年春天,中文班里30个人端坐,他们中很多是土家族或苗族。但他们此刻准备接受这个国家最深邃的知识,以宋朝官修韵书《广韵》为基础,像大部分中国文人一样念出汉字的古老读音。


彭秀模开口说话,轻轻的、缓慢的,“他的湘西话像水一样平淡”。学生李启群视语言学“最接近自然科学”,彭秀模便是用毫无波澜的语调讲授着最乏味难懂的知识。


那时,失望的学生以为,这位名不副实的副教授,只是一个从好学校毕业的学究而已。


2

土家族

 

直到吉首大学教授吕华明拍摄土家族口述史纪录片时,那位属于过去的彭秀模才渐渐清晰。


1953年3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接到任务,前往湘西调查一个新的民族。


那时,关于这个民族的讨论已经持续三年之久,他们自称“毕兹卡”。据土家族学者彭勃文章回忆,1950年9月28日,出生于永顺县的女生田心桃作为中南局国庆观礼团成员,和时任中南局人事部副部长潘琪到达北京。此前,田心桃多次和民政厅、中南局反映,自己既不是苗族,也不是汉族,而是“毕兹卡”,也就是土家族。


在北京,潘琪和中央民委说明了情况。观礼期间,中央民委派民族学家杨成志专访田心桃,询问了有关身体、数目、代词、天象、地理等词语如何翻译为土家语,也问了习惯、风俗和嗜好。田心桃还把父亲邮寄来的衣服、裤子、首饰交给杨成志。


专访结束后,田心桃问,土家族到底是不是单一民族。杨成志只回答,“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有一定的条件”,让田心桃“候佳音”。


据彭勃回忆,早在1952年,中央已批准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享受减免一次国家公粮的待遇。但政策在推行时遇到阻力,有湖南省干部援引姓氏谱牒,认为湘西的强宗大姓都是从江西迁来,“如果说土家族是少数民族,那么全省都是少数民族”。


潘光旦接到任务时,第一批民族识别的工作告一段落,包括蒙古、回、藏等38个民族得到确认,土家族不在内。


1956年10月,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听了土家语的录音后,当即拍板:“其他情况不要讲了,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族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


此前的争议是,土家语究竟是民族语言,还是汉语方言。1954年,语言学家王静如结合前期研究成果和地方志里关于语音、语法的记载,在《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土家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一个小支系,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语言。


1955年,潘光旦撰写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展现出非凡的考据功力,这篇论文用50部史籍,52部地志,30部野史、杂记和55部经、诗、 集、文搭建出一个关于土家族的宏大世界。它证明“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和獠。并且,从自称、语言、信仰等角度论述土家和古代巴人的连续性。


一年后,拄着双拐的潘光旦,以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来到湘西,既补充此前研究的不足,又要了解土家族的想法。路况不好时,这位娃娃脸学者,坐在八个轿夫抬着的滑杆轿子里。65天走访了18个县区。


彭秀模隐匿在历史之中,健在的同事无法断言,家人也不敢轻易确认。漫长的时间里,他始终沉默。文集自述中,1949到1956年间的任何事情,他只字未提。


直到吉首大学教授吕华明拍摄土家族口述史纪录片时,那位属于过去的彭秀模才渐渐清晰,当时潘光旦身边那位永顺人。


沉默可能有诸多原因。潘光旦从湘西返回的第二年,1957年1月,中央统战部宣布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同年,潘光旦被划为右派,理由是“破坏民族关系”。那时的彭秀枢,则在县城被罚拖板车。


不过,即便语言是关键问题,但在民族识别中并未彻底解决土家语的系属。王静如认为土家语偏向彝语支,严学宭提出属于藏缅语族,各家说法争执不下。


3

种子教授 

“湖南师大做方言研究的一些老师,都自称是彭老师的弟子。”


语言问题占据了整个1950年代。


1955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方言以外,汉族人民有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张奚若从宋元白话讲起,又说到明清两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如何随政治和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


普通话的推广由此开始了。相较于粮食、枪炮和黄金,语言学家才是共和国最紧俏的财富。


彭秀模迎来大展拳脚的机会。1956年,他调入湖南师院中文系,主持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彭秀模给外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讲过,自己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知道如何做方言调查,熟悉调查字表,“但时间很紧,没有系统地讲就下去调查了,效果不是太理想”。


之后,学校找来一位老师与彭秀模搭档。两人在参加各种运动的间隙,跑遍湖南。对各地方言的声调、声母、韵母比较分析,划分出湘西北、湘西南的西南官话区,中部的湘语区和浏阳等地的赣客语区。


1959年,报告终于完成。


黄纯艳请教过研究语言学的朋友,他们评价这份报告在1950年代“称得上是顶尖水平”。湖南师大教授鲍厚星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这次普查“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湖南方言史料”。


唐生周毕业于湖南师大,他记得,“学校做方言研究的一些老师,都自称是彭老师的弟子。”而这些“弟子们”,后来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佼佼者。


但这注定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工作,报告只在内部刊印,不提倡个人署名,以“湖南省汉语方言调查组”的名义出版。彭秀模再次隐匿在历史之中。


2019年前后,家人不忍彭秀模的作品湮灭,曾试图将报告出版,但未能成功。这份附上了几十幅调查地图的报告是出版业的噩梦,“每一幅地图都需要层层审核,周期很长”。


最终,一次次的邮递和搬家中,报告原文也消失了。


彭秀模留存的文章、诗词,并无流露出成果少人赏识的烦闷。报告完成后不久,1964年,他接到去吉首大学教古汉语的通知。当时中文系领导允诺,带好徒弟,两年回校。


彭秀模永远服从安排。在回忆文章《迟到的古代汉语课》里,他谈到出发前,一位数学系老师对湘西充满恐惧,问彭秀模,“湘西人还吃生肉吗?”不久,那位老师拒绝借调。


真正的苦闷感产生于1960年代,彭秀模形容那段时间“身如飘蓬,疲于奔命,秋月春风,等闲度去”。年届五十的他,到吉首不久,就被下放到花垣县雅酉公社,没多久调回原籍永顺青坪公社做基层干部。他的文章中称,自己老眼昏花,宣读文件十分困难,“求当一名小学教师都不得”。


1970年代,这位音韵学者的行踪甚至消失了。与彭秀模失去联系的湖南师院,专门派出一位凤凰县的教职工寻找他。


人们最后发现,彭秀模在永顺四中教书。1973年,吉首大学恢复招生,向永顺要人,永顺政府部门则称,你们办大学,我们也办大学。又把彭秀模调到麻岔。


直到1978年,永顺才肯放人。吉首大学派车把彭秀模接到学校。他的家人回忆,吉首大学同样不愿放人。但当他九十岁接受黄纯艳的访谈时则称,五十多岁的自己,“没有回到大城市的想法”。


退休多年后,在彭秀模八十寿辰宴会上,吉首大学校领导称他为“种子教授”。一些人解释为,老先生曾是学校第一位副教授,教过的学生中,有的成为正教授,有的成为他日后的领导,以及湘西州举足轻重的人物。


彭秀模自己的文集里,收录他和三位最得意弟子的照片,李启群、唐生周和简德彬。这三位学生知道,彭秀模种下了一颗土家语研究的种子。1983年,彭秀模组建民族研究室,启动了土家语研究。


或许他曾试图开创某种关于土家族研究的范式,但即便有,这种范式也已泯灭在湘西的静默岁月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彭秀模的沉默,他从不把想法强加于人,几位得意弟子并未走上老师的路。简德彬研究美学,唐生周专攻训诂,李启群因吉首方言研究而为人所知,最后虽然涉足土家语研究,但她强调并非直接来自彭老师的影响。


4

母语人


历史上的北方,西夏、契丹、女真等语言先后消亡。土家族中只有3%的人会说土家语,人们相信,它就是下一个消亡的语言。


1983年前后,一个戴着头帕,皮肤黝黑,走起路来腿脚笨拙的男子,经常出现在彭秀模家中。彭凤兰觉得,这位对父亲毕恭毕敬,后来干脆称彭秀模为“舅舅”的男子,“像从寨子里来的人”。


男子确实是从村里来的。组建了民族研究室的彭秀模,从古汉语转向了孤僻的土家语研究,重新捡起青年时随潘光旦在田野调研的未了事。但他自己的土家语更像是效仿先辈遗风的行为艺术。在家里,他要求所有人都要用土家语称呼父亲阿把、母亲奥掰、祖父帕铺、祖母阿巴。学生们知道,彭秀模“也只能听懂,而不会说复杂的句子”。


民族语言不亚于一门外语,彭秀模希望找到接班人。他从龙山县坡脚完全小学挖来一位会说土家语的老师做助手,就是叶德书。


民族语言研究从来不是显学,无法带来现实的、能超越学术小圈子的荣誉。但吉大具备“边缘”学校的智慧,远离学术中心的地带往往能生产出丰盛的地方性知识。唐生周还记得,老师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去长沙开会,如果你的级别可以坐硬卧,那就要买硬座,给学校省钱。”财力难以企及,只能在地方性知识上留痕,尽管那并不是主流学术界最要紧的研究任务。


在龙山县坡脚乡,一个只有三条溪沟、至今被视为土家语研究圣地的地方,叶德书收集到众多原始、珍贵的口述传说。还拜访了二十多位巫师,用几十盒磁带记录下用于仪式的《梯玛经》。按照国家民委统计,不同家族的《梯玛经》版本各异,不下1000种。叶德书把他收集的资料,全部塞进麻袋,堆在家中。


土家语是34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一。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强调了一条重要原则,“各民族创造或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彭秀模曾撰文回忆,在州人大会议期间,龙山、永顺等地的代表们希望,有土家族自己的文字。


1983年,彭秀模与叶德书两人,依照周恩来提出的原则,创制出《土家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沿用了26个字母,也考虑到土家语中舌面鼻辅音、舌尖前音、浊擦音声母等情况,并在龙山开展双语教学接龙实验。彭秀模相信,“这个方案必将成为我们土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较好帮手”。


1985年前后,彭秀模在推广设计的土家语拼音方案。 (受访者 / 图)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双语教学实验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到了1990年代,更多人担心,族群对语言的淡忘会让某些文化消逝在现代社会之中。历史上的北方,西夏、契丹、女真等语言先后消亡。土家族中只有3%的人会说土家语,人们相信,它就是下一个消亡的语言。


叶德书这样的母语人便显得尤为珍贵,唯有他们拥有直觉,拥有一种未加思考的肌肉记忆。


他们在吊脚楼里呱呱坠地时,他们的阿把、奥掰就指着闪电,说那是“天伸舌头”。在玉米地里打滚时,他们知道砍玉米和砍树的“砍”不是同一个读音,他们甚至知道8种关于“小”的说法,其中一种专门指“应该大却小的物体”。


每一个土家语研究者都寻找过母语人。办法只有两种,运气和等待,陈廷亮都试过。


他将传承视为己任。在三峡大学任教时,陈廷亮找到过一位讲土家语的理科新生,劝说他转修语言,然后跑去找校长特批。陈廷亮做起这些事来毫不疲倦,时刻散发着朴素的民族认同和一管到底的决心。


一位合格的母语人,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只有念到博士,你才能研究透彻这门语言。”那位男生后来考研、考博,陈廷亮都向民族语言研究的教授好友们推荐。


等待则需要更长周期,以及更大的风险。陈廷亮和暨南大学教授张军曾在龙山县发现一位表达流利、机敏聪慧的女孩,那时女孩念小学,两人决定自掏腰包,把她供到大学毕业。几年前,女孩高考失利,资助被迫中断。


最近一位由吉首大学培养出的母语人叫鲁美艳,她就是在众多学者的寄托下念完博士。大三时,她给剑桥大学毕业的一对博士夫妇——一位医生和一位植物学家,充当了临时的土家语翻译。2007年毕业后,唐生周注意到了她。


唐生周辗转托人给她的父母做工作,请他们同意女儿读研,而不是靠微薄的薪水补贴家庭。鲁美艳读研的第一年,唐生周就向校长请求三年后给文学院一个土家语研究的特殊人才指标。


三年后,鲁美艳留校任教。


5

学术自救


“这确实是一套设计得特别精细的语言,如果用土家语说‘神灵会保佑你’,那么被完整表述出来的意思是‘神灵会持续不断地、一直保佑你’。”


和母语人合作研究,像是彭秀模对学术生涯的一次拯救,这次自救算不上成功。


民族语言研究者们一度认为,与母语人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在细微的平衡中走遍语言世界。但这种尝试又容易遭遇更大的麻烦。


母语人的性格总会招致有失公允的评价,一些人会认为,真正的母语人有着丰沛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好奇心,情感上会表现得更为极致,但他们说不清,这到底是语言本身带来的,还是成长环境孕育的。


哪怕是和叶德书走得最近的同事,也认为他不容易相处。但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性格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叶德书能抓住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将土家语推向民族语言研究前沿。


随着濒危语言研究在中国兴起,叶德书的名气在研究界声名鹊起。2001年,他出版的《土家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报告》。他的著作被送到哈佛、名古屋、科罗拉多等大学图书馆收藏。在学校的一则报道中,2005年,一位南开大学博士生拜读叶德书的著作后,专程到吉首拜师。


但彭秀模和叶德书两人的合作,则因为种种因素终止。


在这段时间里,更多学者参与到土家族研究中来。从某种程度上看,2022年3月出版的《土家语汉语词典》,李启群等人其实是在为六万余人编撰。她选的调研地龙山县他砂乡齐心村,也就是学生鲁美艳的家乡,属于土家语北部方言区。据吉首大学濒危语言研究者杨再彪的统计,大概有六万余人能说出这种语言。


2008年前后,师徒先是到了齐心村,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一个词接一个词地询问鲁美艳的父母,从读音、义项、到造句。


第二年,每个双休日早上,鲁美艳都到李启群家中整理词条卡片,师徒两人需要把读音不同,但义项接近的词卡放在一起。无法想象这个工作的艰难,词典从研究到出版花了十多年,收录九千多个土家语词汇,分出它们的语法类别,更宝贵的是,绝大部分条目都有例句,记录了鲜活的语言事实。十多年过去,直到出版时,仍是目前收录词汇最多的土家语词典。


2022年6月20日,李启群的书桌上都是土家语的材料,退休后,她仍在继续这项研究。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也因此,李启群知道土家语带给这个民族怎样的世界观。


曾有母语人宣称,土家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因为事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都能被它表现出来。土家语中有两个读音能被翻译为“会、能、可以”。前者用在“她手好了,能织花了”,后一个用于“字写完了,可以睡了”。在发音人说出多个句子后,李启群发现,“第一个‘能’是恢复了某种能力,为一种已然,第二个‘可以’,所允许的是一种未然。”


“这确实是一套设计得特别精细的语言,如果用土家语说‘神灵会保佑你’,那么被完整表述出来的意思是‘神灵会持续不断地、一直保佑你’。”李启群说。


与叶德书的合作结束时,彭秀模已经超过八十岁,身体依然强健,研究陷入低谷。但他还没放弃那个萌生于1950年代,为王静如提供语言资料、跟随潘光旦调研时的心愿:彻底解决土家语的系属问题。


6

土司后人


“一直有人质疑土家族是单一民族的正当性,我们想在学术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021年10月,学生们发现,在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中,彭秀模赫然在列。这位已经100岁的老人,主持申报一个名为《土家语言文化》的项目。


老先生和谁申报的课题?


根据吉首大学披露的信息,研究团队包括彭继德、向兰英、吴秉承。吴秉承刚到吉首大学工作不久,另两位则十分陌生。学生们费力在湖南的一本、二本,乃至职校的教师中寻找那两个名字,而名字的主人,正在龙山县一个叫比沙烟厂坡的村子种玉米,思索着如何赚钱,恢复彭氏家族往日荣光。


2022年7月初,南方周末记者在烟厂坡见到了彭继德。他曾在银行业工作,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穿一件花衬衫,音量大如擂鼓。


在烟厂坡,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被一个低矮的山丘巧妙地衔接起来。西面山坡乱石嶙峋,枸杞、重楼和油茶树在石缝里艰难生长。东面则是洪荒时代的痕迹,绛紫色的砂砾岩以圆盘形状堆叠。彭继德请了五个工人,把圆盘石块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砖块,铺在一个溶洞洞口。


在彭继德心中,溶洞承担着居住、保卫和屯兵的职能,“大一点的洞,以前是住人的,小一点的,我感觉像是保安室。”


2022年6月26日,湖南龙山县比沙烟厂坡村,彭继德在一个溶洞口,阶梯是他和工人用附近的石块切割的。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这位想象力丰富的老人是吉首大学的专科毕业生,现在是一位土家族民间研究者。在这个领域,民间研究者多是退休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往往姓彭。


彭继德自认为是与彭秀模关系最亲密的弟子,一部分原因是“同为土司后裔”。


彭秀模的一些落款中,常出现“守溪州刺史陇西开国男四十一代孙永顺大井彭秀模”。这源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公元939年,溪州彭士愁进犯楚王马希范。失败后,彭士愁派其次子向楚王求和,双方缔结盟约,楚王封彭士愁为溪州刺史。自此,开启了承袭28代,绵延800年的土司统治时代。


人们对血缘的执着超乎想象。据重庆文理学院学者罗秋雨记载,1957年,湖南省湘西土家问题联合调查组走访土家地区的老年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彭姓是彭土司的后裔”,而其他大姓都是随彭氏迁来。


退休后,彭继德的土司之血更加沸腾了,他和太太不住吉首的小别墅,跑到故土比沙村烟厂坡。按照彭继德的说法,最后一任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后,他的小儿子彭景炎到比沙沟后山屯兵。因此他要以屯兵作为卖点,打造一个旅游项目。


退休前,彭继德撰写过几本和土家族相关的历史书籍。彭秀模和叶德书合作终止后,提出让彭继德执笔,和自己完成一本土家语言研究专著,主要讨论土家语的系属和土家族族源两个问题。


彭继德回忆,这两个问题,困扰老先生太长时间了,从1950年代民族识别时就开始了,“一直有人质疑土家族是单一民族的正当性,我们想在学术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7

一家之言


“如果能离开吉首,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负责课题申报材料整理的吴秉承,第一次察觉到彭秀模想要留下一家之言,是在匿名评审专家要求“申报课题尽量符合学界主流观点”后,老先生坚决不修改自己的基本观点。


在课题申报书中,彭秀模等人提出两个基本观点。首先,土家人源自周武王牧野盟誓八国之后彭国的彭氏和庸、蜀、羌、髳、微、卢、濮等的后裔。而土家语是徐州大彭氏国祝融之后彭祖的后裔,由江西庐陵彭氏入驻溪州后保存并传承下来。


不过,这个观点和彭秀模最后一篇论文有所出入。1991年,彭秀模对“𠬝孳”进行考据时,其实是延续潘光旦对古代巴人的研究,将土家族族源追溯到巴人中的一支,即板循蛮上。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土家语的系属。他们认为,土家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一种独立的语言。而目前,学界主流通常认为土家语偏向羌或彝语支。


在他们计划出版的《土家语言研究》中,对早年学者认为土家语偏向于彝或羌语支,作了这样的解释:1950年代民族识别,北京大学教授、土家人向达持羌南下说。土家如果往羌靠,首先语言要与彝语接近才行。“急功近利也好,权宜之计也好,只能这样走了下来。”


这两个观点和目前的主流不太相似。老先生还在世时,他就坚决不改。特别是系属问题,他曾经和彭继德表露过自己的想法,在彭秀模看来,系属归入彝或羌,都没有体现出民族文化自信。


实际上,当李启群的词典编纂完成后,她隐约觉得,非母语人、甚至非本民族的研究者,在语言研究上也会有更独特的视角,“本民族或多或少会有某种强烈的情感”。


但老先生确实期待这部作品面世。2019年,在学校为彭秀模举办的百岁生日会上,彭继德向在场的人宣告,老师的著作正在酝酿之中,“我看彭老师得最少再干20年,先把这本专著出版”。一群人附和道,“上不封顶!上不封顶!”彭秀模还曾用小楷书写了二十多幅“土家语言研究”,让彭继德挑一幅做封面。


很难说彭秀模享受这种热闹的场合,他在乎的是对话,真正富有思辨、智识的交谈。


在与爷爷漫长的相处中,孙女彭又双记得,有一天,她注意到曾有人说屈原是土家族,便询问爷爷的意见。彭秀模眼神一亮,缓缓地给她解释,按照土家语的语法结构,如果屈原是土家族,离骚应该是“骚离”。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彭秀模渴望交谈的样子。


2022年6月23日,湖南吉首,彭秀模的卧室,妻子和他的遗像前,摆着一瓶栀子花。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黄纯艳想过,外公或许在很长时间里,都守护着一个孤独的精神世界。1999年,彭秀模曾与吉首监狱里的一位服刑人员“胜召君”连续通了六封信。


第一封信,“胜召君”寄来几首诗词习作,请教如何写诗。彭秀模耐心地在回信中画了图表,教他如何掌握声调,调平仄。为了验证他是否掌握四声,还留下习题。


慢慢地,“胜召君”认为从彭秀模对他习作的点评中,读出了“自己的卑微、肤浅和不自量力”。彭秀模又耐心宽慰,他告诉这个男人,自己并不在乎他是什么人,“我教了一辈子书,别人向我求教,只要我知道的,总无私地帮助他。”


后来,彭秀模还和他打趣,说最近吉首关厢门大市场应征对联,自己的一副对联选上了,他希望“胜召君”评一评,“我这副对联能评上几等奖?”


在家,彭秀模很少聊到学术,退休前,因为年龄过大,他也放弃了申报教授。他的儿女在特殊年代因家庭成分影响,没有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未能继承父亲的研究工作。彭又双则是在文集出版后,才觉得“重新走进爷爷的内心世界”。


知音难得。2013年,叶德书追悼会现场,有人疑惑,彭秀模“问字无人,扬雄深痛失刘棻”的挽联是什么意思?西汉大儒扬雄曾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刘棻是他的学生。这位学生曾擅自造作符命,老师扬雄也被牵连。


一位学生始终觉得,彭秀模的气质,乃至笑容和说话的姿态,都与湘西名人沈从文并无二致。区别在于,彭秀模的后半生没有离开过湘西。


他始终过着寂静的人生,不向任何人袒露心迹。他有过很多次离开湘西的机会,去长沙,或者彻底从政,但均未成行。仅有一次流露出后悔之情,是面向孙辈时轻轻地说一句:“如果能离开吉首,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2021年12月10日破晓时分,在生命燃尽的时刻,半梦半醒间的彭秀模,闭着眼睛,在病床上讲起了音韵学。他似乎回到教室之中,台下是一脸茫然的学生。语气时快时慢,一旁的女儿也听不懂父亲具体说什么。


不一会儿,彭秀模用力地说了一句:“讲完了!”之后陷入永恒的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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