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需讨论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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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委员周世虹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废除有关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有过被刑事处罚等处分而影响考生政审的规定。他认为，政审应当以当事人的现实表现为主，重证据，轻出身。

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的网红教授罗翔，对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也提出批评，认为违背法治精神，导致机会不公平。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种“株连九族”的治理模式，惩治犯罪的同时保护家属的合法权益。

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法治的基本原则，世界上95%的国家哪怕是第三世界都接受的普世价值。法治国家，本无需讨论，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就已基本达成共识。

没想到，时过境迁，今日居然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更加离谱的是，重提常识的罗翔这次遭遇普遍的质疑，乃至网暴，因为多数网民持反对立场。

韭菜竟然担心镰刀不够锋利？！

这根本不是什么优良传统，即便在古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王道理想也不是株连。

中国有句古谚：罪不及妻孥。这是中国古人朴素的正义感和法治诉求，与现代刑法的“罪刑相当”心同此理，意思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罪止于身，不能总拿人家老婆孩子这些“软肋”搞事。

既然仁者反对，为什么古代刑法那么残酷，动辄抄家灭门，株连九族？因为皇帝不答应，商鞅不答应，法家不答应。

中国法家不是法治，那是一帮烂人，一堆糟粕，整天替主子琢磨如何杀人、整人、害人，《商君书》里写得很清楚，治民五术，要义就是怎么狠怎么来。

在他们眼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当然在古代也有客观需求，形势使然，因为交通、通讯等技术条件限制，皇权不下县，信息不对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与现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韩非、商鞅这些歹人就给君王出馊主意，要想巩固统治，扩张连带责任，挑动群众斗群众，鼓励互相检举互相揭发，把老百姓牢牢绑定在一起：

一是株连制，把血缘亲缘关系捆绑在一起，一人犯罪，九族俱诛，鼓励亲属之间互相监督。更有甚者，明成祖朱棣还发明了“诛十族”，连师生关系也不放过。

二是保甲制，把邻里关系捆绑在一起，一人犯罪，街坊邻居都得吃瓜落。明初名臣景清，被暴君朱棣“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村里为墟”。一人犯罪，把全村都灭光。

三是保荐制，把上下级关系捆绑在一起，古代官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一人获罪，保举他的官员也要承担失察之责。封建王朝讲究人身依附，权贵派系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此残酷的连坐严惩，社会是否就固若金汤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完全信奉法家那套严刑峻法的大秦帝国，不但没有国祚绵长，反而二世即亡。

大秦是被严刑峻法反噬，因为这套驯民之术表面上管制社会很有效率，很强大，把百姓揉捏得如面团，但它不公正，反人性，超出了社会承受的底线。

你把所有人都捆在一起连带受罚，貌似稳定，就像赤壁之战中的连环船，但最后可能是逼大家一起造反，破罐破摔，反正不干也是死，干也是死，那就一夫作难，天下响应，稳如泰山的大秦帝国瞬间就社会总崩溃。

反噬的后果非常恐怖！因为社会积累的戾气太重，宣泄出来如洪水滔天。秦末大乱，史书记载秦朝官吏一旦被暴民活捉，动辄被凌迟，鼎烹，生吞，全家老幼也不能幸免。西楚霸王项羽对秦人降卒实施几十万规模的大屠杀，冤冤相报。秦帝灭而秦制未亡，直到明朝，开国二祖朱元璋朱棣都实行重刑主义，以恐怖手段震慑天下，结果明末时李自成在河南抓住皇叔福王，直接掺加鹿肉给活煮成“福禄宴”，由农民军官兵分食肉汤；张献忠更是个活阎王，每到一地，杀光一切，楞把天府之国四川屠成了无人区。

所以，儒家是坚决反对法家的，苛政猛于虎，要仁政不要重刑，古人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一句是“罪不及妻孥”，维系起码的公正和人道；一句是“乱世用重典，盛世用轻刑”，盛世的标志就是“轻刑罚，薄税赋”，目的是消除戾气，构建和谐社会。

儒生有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如果说孔子是华夏道统守望人性底线的灯塔，人类则在四百年前的欧洲终于迎来制度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代社会提倡的法治（Rule of Law），不是法家的法治（Rule by Law），而是西方文明现代化的产物，其精神是公权受约束，人权受保障。

其实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法律也很残酷，广为株连，大兴冤狱，例如布鲁诺因为信日心说而被处以火刑。历时长达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各国相继树立了公正和人道的法治原则，步入现代化。长夜终结，黎明破晓。

现代法治的基石之一就是：自己责任。

法律责任的个人主义，即自己为自己的罪过负责，不能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惩罚无辜的他人。

从此，“株连九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子女不能选择父母，子女也不能决定父母是否犯罪，如果子女参与父母犯罪则以共犯论，如果子女受益于父母犯罪则追缴不法所得，除此之外，子女是无辜的，当然无须为父母之罪负任何责任，受任何歧视。

切记，父母和子女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即便在荒唐的极左岁月，高度政治化的身份社会，明目张胆鼓吹血统论、唯成分论也是反动的。那时候，政审还有一条基本原则呢，叫“重表现不重成分”，因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如果论家庭出身，论父母成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几个是纯洁的底层工农出身？父母不大都是地主富农嘛，否则怎么能资助他们读书留学，接触先进理论？人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你不服吗？

基于父母的某种罪过，剥夺子女考公的平等权利，这是制度化的歧视性待遇，在一个正常社会根本不应存在。那些激烈的反对声浪其实不值一驳：

1）最大的辩护理由是功利主义。

其一，遏制犯罪，增加违法成本，犯罪分子本身就承担相应的责任，犯罪要坐牢，杀人要偿命，真到犯罪那一步他死都不怕还在乎子女能不能考公？

其二，这套规则运行这么多年，中国的犯罪率消除了吗？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持这一点。

其三，遏制犯罪是政府的职责，是政府收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凭什么让无辜的子女买单？

其四，祸及子女反而可能鼓励犯罪，现实中涌现大量案例，男人家暴，妻子害怕报案会影响子女前程，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甚至故意包庇。

其五，如果片面追求功利效果，则株连越广越好，那保甲制搞不搞，邻居是不是也应连坐？官员贪腐，提拔他的上级领导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要学就学全套，否则不免引发质问，单抓子女这块“软肋”，力度有限，亦失公平！

即便从遏制犯罪的功利角度，株连子女也谈不上良法美制，试看当今世界哪个国家还保留这种奇葩？无形的损失更是巨大，传扬出去将构成法治之耻，严重抹黑中华民族的大国形象。在老外眼里，这还是中世纪的法律，民族复兴还怎么搞？

2）其次的辩护理由是用工自由。

有人从正当性上狡辩，说雇主有筛选员工的权利，我就是不喜欢招募父母有前科的员工，这是我的自由。

对，私人企业是可以筛选员工，背后隐含着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的冲突。美国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反歧视案件，例如一家公司HR明确宣称，不招募黑人，不招募女性，不招募河南人，不招募处女座，不招募近亲属有前科的，等等，都可以设定为筛选条件。

企业这种用工自由构成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违反法治的平等原则，企业可以干，但必须承担后果。包括且不限于：劳动法的诉讼、舆论的批评、口碑的败坏、相关人群和团体的抵制……

只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人企业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用工“歧视”，因为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你随意造。恰恰是政府机关不能搞制度性歧视，因为政府的钱可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统统来自于纳税人的公帑，一分一毫都是为人民服务用的，因此公共资源更应当严格遵循平等原则。

所有公共服务，应当向全体国民无差别提供；

所有公共职位，应当向全体国民公平公正开放。

因此，只要法律没有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他就有权平等参与公共机会，平等享受公共资源。

美帝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偏重自由，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高举平等的旗帜，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大国崛起的风姿对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网暴罗翔，不可思议，因为他说的全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