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挣钱靠聪明，保钱靠通透
作为企业家，既要低头耕地，也要抬头看天。
尤其是现在的天，风云变幻。俄乌战争已持续一整年，炮火依然不断，局势甚至有升级的态势；全球各地的地缘政治也显得有些紧张。这一切也对企业经营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观测“天气”，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企业家们的刚需。未来怎么看、怎么干，在2023年将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近期，我们与香港全球化中心主席、震海未来学园创始人邱震海先生一起聊了聊关于形势的话题。
他说，挣钱靠聪明，保钱靠通透。只有通透地理解、了解这个世界，才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以下是本次访谈精编，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邱震海 香港全球化中心主席、震海未来学园创始人
访 谈：林定忠 正和岛副总编辑、视频主编
编 辑：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科技革命，
是国际冲突频频的根源？
林定忠：因为之前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的企业家和民众都觉得和平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但是最近几年风云突变，世界一些地方都发生了直接的战争，还有潜在的冲突，像欧洲、中东等，给人阴云密布的感觉。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是偶然的，还是背后有必然的逻辑。
邱震海：我觉得它是必然的，是200年一个轮回。你去研究人类历史的话，哪怕最近500年，也差不多200年一个轮回，尤其是最近250年科技革命发生以后，因为科技革命是最原生的推动力。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冲突，政治冲突、贸易冲突、军事冲突、宗教冲突，等等。
但冲突来自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冲突，一定是他不高兴了，所以在这下面有情绪的影响，可能来自国内的矛盾，也可能是舆论纷争等各方面。
再往下追问，人不可能无缘无故不高兴，一定是生活过得不好了，生活怎么会过得不好呢？再往下就有争议了。就像地壳深层有岩浆滚动，到底哪一股岩浆在滚动形成地震就有争议了。有人说是文明冲突，有人说是海权陆权之争，也有人说是盎-撒人和其他族裔的冲突，还有人说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我认为其实根源在科技。
科技乍一听是好东西，怎么会是坏东西呢？以前有句广告叫科技改变一切。它确实改变了一切，像现在的短视频、网上电话、居家办公、人工智智能等，都来源于科技算法。
从长期来说，科技革命肯定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但问题是在时间维度上，它可能是三五十年、一二十年才推动人类进步。
比如，我现在需要5000块钱解燃眉之急，但有人说50年后可以给我50亿，那这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我们每个人是生活在3-5个月、3-5年的维度上，这个单位不可能是三五十年。
在3-5个月、3-5年的维度上，科技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破坏力超过它的建设力。
它会摧毁很多工作岗位。但很多人会反驳，科技革命诞生的岗位比它摧毁的岗位要多。而我们细做研究却发现不是这样，科技革命诞生的岗位都是知识密集型的，被摧毁的岗位都是劳动密集型的。
举个例子，汽车诞生的时候，马车夫什么反应？
马车夫一般有3个反应：第一，砸车，那他就成暴徒了，革命骚乱就这么来的；第二，我啥也不做，做好人，那就失业被淘汰；第三，我去学开车，这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叫转型。
但问题是转型有个前提条件，它跟你的年龄、知识技能、知识结构都有关——它摧毁的岗位上的那些人，根本无法承接新诞生出来的工作岗位。
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表面上科技革命诞生了更多的繁荣，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但从每一个时段上来看，在具体的环境下，它摧毁的岗位要远远超过新诞生的岗位，或者说新诞生的都是完全没法承接的岗位。
目前全球1%的顶尖富豪，占据的社会财富总量已经接近40%了。回顾历史，1914年，全球1%的顶尖富豪占据社会财富总量占到40%，那是一战爆发的前夜。
当然，现在战争爆发有很多原因，不能一概而论。但我想说的是，科技革命在短期内的破坏力不可低估。
不过，我们也不用把问题夸大，当科技成果还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时，它就不是一场革命；只有当它进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便利，另一方面又摧毁很多东西时，才会变成一场革命。
除了摧毁工作岗位，科技革命往往还会带来另一种现象——造富运动随之而来。过去250年，每次巨大的造富运动都是伴随着科技革命诞生的。
科技革命，它对内必然会诞生财富分配的不公，那是社会骚乱和革命的基础，也是当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基础；对外，会产生贸易的巨大不公，叫国际贸易的失衡。
贸易失衡，也和地缘战略冲突有关。地缘战略冲突就是邻居间、或者整个地球村，谁是老大？美国和英国之所以可以完成地缘战略冲突的交接，是因为他们是同种同族、同一个体制、同一个宗教。
而大部分地缘战略冲突，只是表面，比如说我们两个打架，是因为我气不过你当老大，表面看是老大、老二之争，但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你怎么会当老大呢？是因为你能力强；什么东西导致你能力强？可能是因为你受的教育好、你的科技含量高。
所以底层还在这里，如果没有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这些底层逻辑的话，地缘战略冲突可能不会如此密集爆发。
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其实就是政治解决方案，当我们面对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你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之间不能相容，于是就产生了争斗，这就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但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来源于地壳深层次在发生的很多岩浆的滚动——科技革命。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要科技革命在发展，它就必然会产生这种冲突。
社会经济体内部贫富不均，同时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就会出现经济秩序的失衡。经济秩序一失衡，国内秩序、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失衡就变成了社会骚扰和革命。经济体和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包括地缘战略冲突、宗教、战争在内的各种冲突。
假如说我们是两个人种、两个文明，文明冲突来自哪？我认为也来自于经济秩序的失衡。
当年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或意识为什么会遭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表面上看是文明冲突，但其实就像亨廷顿说的，它来源于经济秩序失衡带来的文明秩序失衡。
我认为地缘战略冲突也好，文明冲突也罢，它还是冲突的表象，它要有个来自于地壳深处的出口。
过去40年，其实我们这代人成长起来的环境很和平。20年前，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热闹一样；但是没想到到了2023年，战争似乎处于“临门一脚”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往后推20年，2043年呢？到那时战争可能是一个真命题了。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和财富人群越来越关心地缘战略，因为他们的财富是全球配置的，他们的企业是全球部署的。而且在过去40年里，科技革命还诞生了全球化。
2007年，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因为他采访的人身处2002-2007年那5年的世界，他们觉得我可以在南非买原料，在印度制造，最后在中国加工成品，这实际上也是由科技革命所导致的。
英国开始蒸汽机革命，推动了全球船运业的发展。本来从亚洲到欧洲要3年时间，现在两三个月就到了。船运发展起来以后，全球贸易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后来有了飞机，那就更加发展起来了。
戈尔写过一本书叫《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里面有一个观点说，虽然全球化使我们彼此之间很紧密，但国家边际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表面上看全球化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慢慢地会使得矛盾越来越尖锐。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说过，全球化本身不是问题，全球化被错误地管理才是问题。就是你把贫国和富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让他们自由竞争是全球化，但是穷国肯定竞争不过富国，富国里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肯定竞争不过穷国。
比如纺织业，当我们的纺织业大量进入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纺织业被弄垮了，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纺织业，必然要采取保护主义。
我们现在经历的全球化是第二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19世纪下半叶，就是马克思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当时的同盟国、协约国之间已经发生了关税战，就是我们现在的贸易战。
当国际贸易失衡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抬高关税，让你的商品进不来，保护主义是人的本能，但是过度的保护主义就变成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了。与其指责保护主义，还不如去挖掘这个世界深层结构当中出现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既无解也有解，从科技革命的逻辑来说，推动人类进步，它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不加以管理，它一定是无解的，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最后的结果殷鉴不远。
现在第二次全球化已经过去40年，我们到了财富的顶端了，各种战争、冲突处于“临门一脚”的状态。我们怎么办？
理论上这个时代是需要呼唤思想家的时代，而且思想家不但要提供解释，还要提供解决方案。但是等他们提供出来后，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历史上不乏极端思想家。
我觉得，现在成就越大的人越关心政治，财产越大、事业越大、企业越大的人越关心政治。因为挣钱靠聪明，保钱靠通透。保钱靠你怎么通透地理解、了解这个世界。
未来会不会发生全球性动荡？
林定忠：您的见解的确非常深刻，凡事都有两面性，科技它既是天使，可能有时也是魔鬼。但科技肯定是始终超前发展的，这样的话，接下来它会不会引起全球性的动荡？
邱震海：从逻辑上来说，我们无法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除了核武器这个因素外，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悲剧。
当然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失败，甚至是人类智慧失败的一个结局。但从目前的逻辑来看，我们很难阻止战争的发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样的方式、规模、牺牲量发生。
过去的所有大规模战争都在前核武器时代，自从人类有核武器以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这大概是守护和平的最后一道门槛。就是因为有核武器，大家还有一份最后的清醒和理性。
中国有句话叫殊途同归，是指两条道迈向同一个目标。
现在我们反而要同途殊归，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有使矛盾激化的书生气——认为一有矛盾，和谈就不可能，就像美国现在叫板中国，有的人就觉得中国一定要跟它有争斗，这叫同途。但就算有矛盾激化，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走向和平，不能引爆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殊归。
我们不能为了冲突而冲突，丧失了理性，最后就走向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都有情绪，谁没点脾气？人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国与国之间也要管理自己的情绪。既要斗，但又不能破；既要斗，同时还是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明。
只有这样，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才能具有超越感。而且现在我们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了，这些挑战是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在我们要有大国的担当、胸怀、格局、高度和胆量。
林定忠：世界现在多少有点“狼烟四起”的感觉。有人说是海权与陆权之争，有人说是文明冲突论，还有一些说是盎-撒人跟其他族裔的冲突，还有说是意识形态之争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是科技革命导致的世界经济重构引发的？
邱震海：科技革命没有发生的时候，250年前人类也有很多战争和矛盾。13世纪成吉思汗就占领世界，那个时候没有科技革命。后来也有很多海洋强国起来，他们互相之间也有战争。
但科技革命发生以后，产生了很多矛盾，我想人们之所以会把它归结为陆权、海权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它是一个载体。
地球表面70%是海洋，没有科技的时候，从纯地缘战略冲突来说，当然要建立海洋强国才能称霸世界，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都是海洋国家，人类的文明也都诞生于河流旁边。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冲突那么强，根本原因在于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失衡。
马汉的海权论是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那时候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所以那时候的学者还没有办法从科技革命促进内外贫富差异，以及诱发地缘战略冲突和人种、宗教冲突的角度来解释当时的情况。所以他们只能从海权和陆权来解释。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正好是后冷战时代的蜜月期，他的敏锐在于他认为后冷战时代必然走向宗教之间的冲突。他的分析有一部分不无道理，因为文明之间确实有差异，但这些差异性会不会导致必然的冲突？我认为人类永远有很多个坑，里面有很多矛盾。
但像毛主席以前说的，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我认为，现在诱发人类冲突的源泉应该是科技革命。
当然并不是科技革命不好，但是科技革命到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它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是需要用前瞻的眼光去预判、去管理的。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两类人：
科学家和企业家
林定忠：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他也是比较悲观的。其实人类在之前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以后，也尝试着吸取一些教训，成立一些国际规则，成立联合国。
但是现在发生地缘冲突以后，联合国好像存在感比较弱，也就意味着原来的调节机制在慢慢失效，您对这个怎么看？未来会不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管控得通过组织去管，它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秩序？
邱震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机制怎么建立？它需要各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但这是理想状态。
我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世界上有3种人，一种从别人错误当中学会东西，是最聪明的人；一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会东西，是一般人；一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不会东西，那是最蠢的。
我们当然要做最聪明的人，但事到临头，人们都会成为最蠢的那种人。
国际关系也是这样，理论上是一种人性的弱点在发挥作用，所以要呼唤思想家，用思想家的光芒覆盖整个全人类，但这是一个基本完成不了的问题。
从早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到拿破仑灭亡以后的维也纳秩序，到一战结束以后的凡尔赛秩序，再到后来的雅尔塔秩序，没有一次国际秩序不是通过战争来重新奠定的。所以我们没有可以援引的先例。
美国有个学者叫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他研究了世界上16个个案，都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老二替代老大，有11个是通过战争解决。还有两个，一个是英国超越美国，它不典型，因为他们同种同族，体制相同；另外一个美苏对抗，最后苏联垮掉。
所以说这是人类的悲剧也好，宿命也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我们的使命、事业和企业，我们要争取能够走出这个怪圈。要不然我们到世界上来一趟，都在重复前辈们的很多弯路，那有什么意思？
林定忠：就是你毕竟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大家还得为地球美好的存在去努力。
邱震海：对。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两批人，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企业家。
科学家在创造知识、发现真理，然后工程师把它变成科技，科学跟技术是两回事。所以科学家们，包括工程师也很厉害。
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服务人类，多半是用科技的成果转换成商业模式，然后来服务人类，解决人类的问题，促进人类的进步，由此创造财富。利人利己也利他，或者首先利他，然后利己。
企业家精神跟商人精神不一样，商人就是买卖，企业家是解决人类问题、促进人类进步的，所以所谓的“无奸不商、坑蒙拐骗”从来不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那叫奸商。
企业家精神是永远求真求新、直面真理，永远具备创新和冒险精神，永远解决人类的痛点，通过各种办法在促进人类进步。
1904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为韦伯身体很不好，长久抑郁症，他54岁就去世了，但他至少影响了世界100年。
他到美国去考察，发现凡是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清教徒。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清教徒应该是清心寡欲的，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应该是物欲横流地追求商业价值的，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够匹配在一起呢？
然后他就再去深入研究，发现其实真正的商业和宗教是相通的，就是诚实。诚实是商业重要的几大支柱基石之一，你没有诚实，坑蒙拐骗可能赚到小钱，但撑不了多久的，它不是商业的终极目的。
而且企业家还有公益精神，到了一定程度，他必然就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有大有小，小到公益、慈善，大到对人类命运负责。
所以我认为全球企业家理论上负有这个使命，如果把自己拉到这个高度，那挣钱就成为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用挣来的钱去解决人类问题。
“半球化”将取代全球化
林定忠：现在企业家人群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地缘政治，甚至是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化，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今年中国的外贸订单受到较大的影响。
这里其实有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稳步朝前推进的全球化，现在面临着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可能对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会有影响。您认为全球化在未来会不会有很大的逆转？或者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会在一个阶段内并行，未来可能会朝哪发展？
邱震海：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人说全球化不会消亡，只要科技革命在、利益在，总归会有全球化。我个人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从我们刚才的分析看，全球化已经诞生了那么多的问题。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是来源于科技革命和价格差异。
30年前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到马路上给我妈打电话，花掉我半个月奖学金，而且还是投币电话，这种情况放到现在不可想象，一个微信电话完全免费，一秒钟无缝对接，想聊多久就多久。
理论上，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可能是过去一年、一个月创造的财富。时间、空间距离缩短以后，挤出来的水分都变成了财富，财富分配不公，就走向了矛盾。
以前西方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印度来投资？劳动力便宜。所以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节省了劳动成本，我们替他们加工，赚来了加工费。我们自己消费不起，也不愿意消费，然后再把它运到美国国内，所以就促进了全球贸易一来一往。
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水平高了，有比我们劳动力水平更低更近的墨西哥，人家为什么还要来我们这呢？
所以这个意义上，“去全球化”不是人为的，全球化本身自然就会消亡。全球化推动的生产水平的提高、经济财富的增长，以及财富内外分配不公，一个闭环自然就会导致全球化的动力消退。
再加上人为因素，就是政治因素，所以这里面有3个词，一个叫全球化，一个叫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还有一个叫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是一种情绪、一种运动，是主观的，但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是必然的。
3年前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日韩的经济整合非常密切。30年、40年之前，中国只是日韩商品的一个倾斜市场，我们只能买他们东西，而现在日本大量的环保技术产业在中国有大量的需求，韩国的商品在中国有大量的需求。
我们今天的平均生活水平，可能还比不上日本，但跟韩国相比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中日韩3个国家之间经济整合空间是巨大的，问题就出在政治矛盾。
撇除政治矛盾，我们有一个词叫regionalization，就是地区化。地区经济整合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最近几年没有人关心WTO在干什么，而是一天到晚听到什么CP、TP，就是各种这个地区跟那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要么是自贸区，要么是各种经济组合，他们之间互相建章立制，地区之间互相做贸易。
所以现在全球化已经被地区化代替了，欧盟跟欧盟做，北美跟北美做，东亚跟东亚做。
我们用全球化消亡、衰退或者崩溃，听上去人们好像不太能接受，但道理就这么个道理，区域化已经发生了。有人把它戏称叫半球化，那我们全球化不行就半球化，或者小半球化。
好文推荐：
▲长按上方二维码识别关注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