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告诉你，为何在此时，为何牵线搭桥者一定是中国。
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意味着，在断交七年后，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斡旋下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大使馆。
作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两个核心国家，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可谓是决定整个中东地缘板块格局的核心矛盾。但由于文化的隔阂等因素，很多人对这对“冤家加兄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沙特代表的逊尼派与伊朗撑旗的什叶派究竟在争论什么其实不甚了了，而想更好的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文明初兴的那个时代，去探究这对矛盾生成的根源。
如果单从地图上去看，公元七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出现、并迅速成为当时世界强权中最举足轻重的一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因为阿拉伯帝国的“龙兴之地”，今天沙特境内的麦加和麦地那地区位于广袤的阿拉伯沙漠的心脏地带，是片几乎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而阿拉伯半岛，虽然也属于“旧大陆心脏”——中东的一部分，但在贸易便利性上，却远没有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新月形肥沃带”上的地区重要。简而言之，这里就是一块既不方便种田、也不太适合做生意的地方。在石油发现之前，似乎没有任何特殊的资源禀赋的能够支撑一个帝国在这里崛起。但到了公元七世纪时，世界格局的一次偶然变动，改变了这个逻辑。公元5-6世纪，地中海霸主罗马帝国衰亡分裂，作为帝国残影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维系其运转，不得不越发依赖来自东方的丝绸之路。而这就与当时在伊朗高原上兴起，试图控制整个丝绸之路商贸霸权的萨珊波斯帝国发生了矛盾。双方在沟通东西方商路最理想的路线——新月形肥沃地带上彼此攻伐，征战不休。商人们一看这里不能做生意了，不得不将商贸路线南移，另寻走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更安全的商路了。这个时候，从埃及亚历山大港上岸、沿尼罗河谷地一路行至艾达布、再穿过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后横渡阿拉伯沙漠去往东方，就成了一个最佳备选方案。而在这个备选方案里，麦加等城市又成为了最重要的节点，因为这里是干旱的沙漠身上为数不多的绿洲城市，商队必须在这里歇脚获得淡水等补给，顺便进行贸易。于是这里在战火中意外地成为了泛地中海的新商贸中心。于是在东罗马与萨珊波斯的血雨腥风中，以半游牧、半商业面目出现的阿拉伯民族力量开始急速增长。最终，这种力量的积累，为“封印先知”默罕默德的出现提供了“燃爆点”。是的，梳理穆罕默德的早期传教、建国历史，你会发现背后有大量阿拉伯商人的影子——默罕默德本人出身的古莱什部落就是依靠做生意崛起的，后来鼎力支持他打回麦加的也是麦加的商业对手、麦地那商人集团。这导致早期的阿拉伯帝国统治核心其实非常接近一个由阿拉伯各商业家族部落共同参与构建的“商人共和国”，阿拉伯骑士在对外征服、传教的口号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控制中东世界的更大商贸节点，耶路撒冷、巴格达、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等等商业名城相继落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手中，阿拉伯帝国就是通过统治这些节点，以武力和保障这些商贸路线，并从对商贸的垄断中获巨额利润的方式维系了它的强大。这解释了为什么“阿拉伯大征服”中对港口和商贸节点的兴趣远远大于其他帝国更感兴趣的肥沃土地。表面上看，阿拉伯帝国兴起，解决了东罗马与萨珊波斯相争造成的商贸不稳定问题，重新连接了罗马帝国盛世时期的商业通路。但这个帝国分裂的种子，在其立国时其实就已经种下了。那就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哈里发）问题。公元632年，穆罕穆德去世，由于他去世的非常突然，没有指定其事业的继承人。于是阿拉伯内部的不同商业家族，立刻围绕两种继承思路分别进行站队——一派认为先知的继承人应该有能者居之，选集团内最有能力领导大家打出去的能人接任哈里发，这一派就是后来逊尼派鼻祖。而另一派则强调了“圣裔”的重要性，认为继承人应该在默罕穆德本人的亲属或至少是其出身的家族中产生，这一派也就是后来什叶派的前身。在这个矛盾爆发的初期，逊尼派就占了上峰，毕竟当时阿拉伯帝国正处于对外征服的高峰期，各方都乐见一位英明的领袖带着大家出去抢地盘。这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四大哈里发时代”。但恰恰是在第四位哈里发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这里，问题出现了。阿里这个人既骁勇善战、文采斐然，又同时是穆罕穆德的堂弟和女婿。按说是一个两派都非常能接受的哈里发人选。他的上任尤其让什叶派产生了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可是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里——前三任哈里发时期逊尼和什叶两派在帝国极速扩张中所积累的矛盾，已经不允许这样一个调和者出现了。尤其是在帝国扩张中居功至伟的倭马亚家族，更不愿意答应自己出力打下江山之后，再被这样一个人物靠着血缘来“摘桃子”。于是在阿里时代，时任帝国叙利亚总督兼北方面军总司令的穆阿维叶就也自称哈里发，反戈一击与阿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这场内战打的非常有意思，本来阿里占据正统、是占上风的，但聪明的穆阿维叶想了个怪招——他让顶在前面的士兵把古兰经摆在前面，等到阿里的士兵要对其挥枪放箭的时候，就问你们敢对着《古兰经》放箭么？谈到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放弃“哈里发”这个头衔，各自保有各自的地盘。这个结果，阿里（什叶派）一方其实亏大了，因为阿拉伯帝国从穆罕默德去世到内战爆发这短短30年中，急速扩张出来的地盘很大部分都是倭马亚家族等“武斗派”打下来的，阿里对他们的唯一优势就是“圣裔”这个身份，现在双方都不再自称哈里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让曹丕和汉献帝一起“削帝号”，都不自称皇帝了，然后让曹真、张辽、臧霸这帮地方大员自己决定跟谁混。那你说汉献帝还有可能赢么？所以不久之后，阿里就死于了一场刺杀，此后阿拉伯帝国进入了倭马亚王朝时代，逊尼派与什叶派正式分道扬镳，并且逊尼派强、什叶派弱的格局，在此时已经基本奠定了。如果我们抛开逊尼派与什叶派各自表述的历史纠葛不谈，从宏观上去审视伊斯兰世界的这次内部分裂，你会发现它其实内含某种必然性——急速崛起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是一个有四根支柱支撑起来的房子：宗教、商业、游牧和军事征服。请注意，这四根支柱中的三根（商业、游牧、军事征服）在继承法统上都是强调能力要优先于血缘的，商业财团选董事长、游牧部落推大汗、军事民主制选统领，大多遵循的都是有能者居之的逻辑。这就决定了为什么逊尼派的主张虽然一度不利，但最终依然能占据优势。
二、善于军事征服，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攻克君士坦丁堡。三、善于吸引草原游牧民族的皈依，今天中亚的五个“斯坦国”都是逊尼派。所以今天全世界伊斯兰教徒中有接近90%人口是逊尼派，且逊尼派构成了其他文明对伊斯兰教的主要印象，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又毕竟带有强烈宗教属性。而宗教逻辑又往往是最强调法统延续性的。这就导致了只要什叶派占据住了推崇“圣裔”这个制高点，逊尼派哪怕势力再强大，也无法彻底消融它。相反，在长期身为少数派，不断遭受孤立、排挤、打压的过程当中，什叶派还形成了一种更为吸引某些皈依者的气质：“少数派悲情”——我们是少数派，我们一直在为坚持真理而孤军奋战。这种情绪是很能在教派内部凝聚团结力，并在其他宗教教徒不得不改宗时吸引他们的。历史上，被伊斯兰世界征服的很多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徒，最终都选择皈依什叶派而不是占绝对优势的逊尼派，以至于在中东形成了一个“什叶派新月”，原因就在这里——什叶派的悲情叙事与历史经历，让他们自带了一种孤军奋战的悲情，是少数派的避难所。什叶派的阿舒拉节，深入了解这个教派，你会发现它带有很强的悲情叙事。于是你也就能理解，在公元16世纪初，当萨法维王朝再度统一伊朗高原，建立波斯版的“第三帝国”（前两个分别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它为什么要选择什叶派作为自己的国教。因为当时在伊斯兰世界居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极盛时代的奥斯曼不仅占据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巴格达，打下了一片大大的疆土。其君主自默罕默德二世起还直接自称哈里发，宣称了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这个时候萨法维王朝选择了逊尼派，就等于变相宣布要接受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而这恰恰是波斯人作为其地缘对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从波斯当时的国家利益来讲，甚至哪怕以同宗之情继续保证东方商路的畅通，以便让奥斯曼帝国大赚特赚，都属于严重的资敌行为。所以萨法维王朝只能选择立什叶派为国教，并以宗教战争、与异端作战的名义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跟强势的奥斯曼帝国斗个不死不休。什叶派那种少数派悲情通过伊玛目们的宗教叙事在数百年中浸润到了伊朗人的生活中。我在过去的文章（《伊朗，怎样成为了那个伊朗。》）里曾经为你讲述过伊朗近代试图走向开放世界但最终折戟沉沙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朗今天的“遗世独立”其实也可以被解释为他们宗教气质的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时至今日，伊朗政府的很多外交，其实与其说是基于外交逻辑的，倒不如说是基于它的宗教逻辑、甚至什叶派逻辑的，原因就在这里。第二，双方的这种漫长的对立与战争，再一次断绝一度因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崛起而打通的东西方陆上商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曾自称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则宣称他们继承了萨珊波斯的法统。而非常巧合的是，双方以两河流域为主战场此后延续数百年的反复拉锯，跟公元5-6世纪东罗马与萨珊波斯在同一地区打的战争所起到的效果真就是一样的——兵连祸结导致了商路断绝、私人打劫和盗匪和奉旨打劫的盗匪四处横行。商人们一看这条路走不通了，通商成本太高，于是不得不另寻成本更低的商路。于是整整一千年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世界线”再次随着贸易线一起变动，而这一次的变动是更加著名的——欧洲人扬帆出海，绕过中东地区，寻找通往东方的商路，甚至因此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于是曾经是整个旧大陆的中心的中东地区突然不重要了，它从中心一下子沦落为了盲端，从不可或缺的商业枢纽褪色为了可有可无的不毛之地。中东世界近代的衰落，因此而奠定。而如果你能站在这个角度，重新理解此次沙特与伊朗、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握手，就能看到很多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此时？又为什么是由中国来做中保、主导推动？这其实都有门道。
我们前面讲到中东近代衰落的最初原因正是地缘破碎导致的东西方贸易线的转移。而其实从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三B（柏林、拜占庭、巴格达）铁路计划”开始，通过铁路“复兴”陆上东西方贸易线的设想就已经出现了。相比海洋贸易，依托铁路进行的陆地贸易拥有更快速、更高效、更灵活、且能带动沿途地区经济发展等多种优势。但陆上贸易能发挥这些优势的前提，是沿途的各个国家必须维持和平与稳定。如果说海洋贸易的逻辑是由一个海权霸主通过掌握制海权“扫平四海”，然后让商船可以低成本自由通行的一锤子买卖。那么，陆上贸易的发展与稳定其实要“拼运气”的多，它必须仰赖沿途各个国家都“不闹妖”和和气气的做生意。而在这个问题上，中东地区本来是有先天劣势的，自从16世纪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东西争夺开始后，中东的地缘其实就一直处于破碎的状态，时至今日，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其实依然可以看做这种世仇的延续。什叶派和逊尼派在这里用着新的概念吵着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架，在这种争衡中想建一条贸易线，本来是很难的。相比较而言，更加省心省成本的东西陆上商路路线其实在北面，也就是从我国的东北和西北出发，从北面绕过里海、高加索山脉和黑海，直达欧洲。这条商路的优势是沿途只有一个区域强国俄罗斯，途径的其他国家也都处于它的传统势力范围影响之内，只要维护好与俄罗斯的关系，就能保证商路的畅通。相比破碎的中东，这条线的风险和成本都要小不少的。所以之前什么“中欧班列”之类的走的这条线。俄乌战争长远看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敲碎了亚欧陆路商贸北线原本还算稳定的地缘，不仅乌俄之间的商路陷入战火、欧洲与俄罗斯割裂加剧、连中亚五国等原本处于俄罗斯影响力辐射范围内的国家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继续实现亚欧大陆陆上贸易的复兴，就必须另寻通路，而这个通路只能从中东走。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沙特还是伊朗，与中国的利益其实都是一致的。犹如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帝国如阿拉伯帝国一般吃到了贸易线转移的红利一样。近代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更痛楚的感受过贸易线离开带来的痛苦。所以你能看到，虽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沙特与伊朗的宗教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但双方一直在断交又复交、复交再断交中来回摇摆。原因就是沙伊双方都知道，想复兴他们文明昨日的辉煌，光靠卖石油是没戏的，维持区域稳定，把世界贸易线重新迎回来，才是必由之路。而现在，俄乌战争的爆发，北方新丝路的遇阻，给了修复这条通路一个难得的时机。贸易线东端的最重要国家中国又愿意从中作保，帮助双方弥合关系，伊朗和沙特此次的复交，确实是恰逢其会。当然，虽然握了手、复了交，但沙特与伊朗能否带领他们各自的一众小兄弟实现中东和平，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前文讲过的，伊朗（波斯）当年之所以选择什叶派，就是因为什叶派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作为中东地缘中的少数派、弱势一方，伊朗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之所以还能“支棱起来”，就是因为它保持这样一种与多数派（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对抗的危机边缘状态。如果沙伊之间真的实现了过度和解，双方自由通商、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区域一体化，那么脱离了旧叙事的伊朗会不会因为“假想敌”的消解而出现内部问题，其实是需要考虑的。基于这种顾虑，伊朗可能不会在与沙特和解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对沙特来说，虽然对伊朗的假想敌叙事需求并不如对方那么迫切，可是伊朗的革命和政治模式是让目前的沙特王室深为戒惧的，四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那个巴列维王朝在很多方面都跟如今统治沙特的伊本沙特王朝有相似之处。若一定要说不同，那可能只有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路走的更远，而又碰上了霍梅尼。所以沙特其实非常担心跟伊朗关系走进之后，对方给自己来一次“输出革命”。双方上一次闹掰，就是因为2016年也门危机，沙特指责伊朗把手伸到了阿拉伯半岛，而导致双方断交。所以这两个政体、教派和地缘诉求都不同的国家想达成信任是很难的，在不和不战、断交复交之间不停做布朗运动已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我们现在借着趋势，将双方往和的方向推了一把，但沙伊两国关系，能否真的突破那个临界点，达成互信……套用一句佛家的话来说，这就得看他们的造化了。当然，这个工作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必须做的。毕竟在亚欧陆上贸易的北线因为俄乌战争已经破碎，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复苏希望的当下。尝试以贸易为杠杆，撬动中东政治地缘的变化，打通亚欧陆上贸易的南线，是势在必行的一个策略。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公元7世纪，一场战争引发一次贸易线变动，意外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公元16世纪，另一场战争引发的另一次贸易线变动，又意外导致了这个世界的衰落。公元21世纪，又一场战争将一个正在成型中的贸易线打碎，这一次，贸易线会再次来到这里，重新贯穿起这片土地，实现它的和平与复兴么？这个理论模型很美，但在实践中，我们还需要谨慎尝试、再看一看，验证它是否能走通。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俄乌战争，已经让贸易线连同我们的世界线，一起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昨天新闻一出来，中文互联网特别兴奋，看了不少自媒体号打鸡血的分析。连什么演义小说里“二虎还需服一龙”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但它并不是正经、客观的国际问题分析，看多了只会让你更看不清当今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所以尝试写了此文，站在历史角度，尽量冷静的分析一下这件事的意义——很重大，但同样任重而道远。另：今天收到我很喜欢的国际战略学者徐弃郁老师的再版大作《脆弱的崛起》，扉页上有徐老师的签名与加勉。徐老师对国际问题的洞见与分析，一直是我崇拜和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