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着什么急啊

上个星期，我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

我十八岁的时候畅想过自己四十岁，是中二到难以启齿告诉大家的地步，但结论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想象中的四十岁要达成的目标，一件也没有做到。

四十当然是个坎儿，女人如此，其实男人也不例外。最极端的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钱玄同，他曾经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人不能把话说满，到1927年，钱玄同40岁了，他打算做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自嘲，胡适在第二年钱玄同过生日的时候写了诗：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惜，我三十岁的时候也没立起来，到四十岁，仍旧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仿佛迷迷瞪瞪就到四十岁了。

1945年，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美国纽约，从来没有上过班的她进入联合国工作，成为一位接待人员，这是严幼韵的四十岁。

1944年，丁玲在漫长的审查中经受了极大的压力，这年夏天，她回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专职写作，这是丁玲的四十岁。

1959年，杨苡因为《自己的事自己做》挨了批评，她在书中鼓励小朋友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用脚擦一下，这是杨苡的四十岁。

1960年，张爱玲正式成了美国公民，她创作的电影《六月新娘》也上映了。用我们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这显然是张爱玲人生中波澜不惊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有点“岁月静好”了，但张爱玲本人对于自己的四十岁显然并不满意，她之前算过命，以为1960年就会交运，结果是记错了，还要再晚三年，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

到了1963年，张爱玲开始写《少帅》。她准备用这本书打开美国市场，扭转自己的运气，我坚信这里一定有命书的影响。她曾经为此专门前往台湾，打算采访张学良，当然失败了（张学良尚在软禁）。很客气，她的经纪人对最开始的几章评价不高，这让张爱玲的写作信心大受挫折，她就此搁笔。

很多人都认为《少帅》是张爱玲的一部失败尝试，但我一直在想，如果张爱玲当时咬咬牙，把这部作品完成，又会怎样呢？这也许是她人生中唯一一次有勇气突破她的写作天花板，抛去过往那些熟悉的舒适区，把小说叙事从大宅幽暗故事搬到民国风云际会，看看那些精彩的性描写，我觉得她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当然，也可能她的止损是正确的，那些中国名字在外国人看来确实头晕目眩，就算写完，也很难保证一定可以在美国站稳脚跟。

她对于创作的转运目的太明确了，她迫切希望以这篇小说打开美国市场，这使得她不想做任何有可能会失败的努力，于是她放弃了。

我当然不是在苛责张爱玲，没有创作出《少帅》的张爱玲仍旧是张爱玲，如果我可以穿越回去，对着四十岁的张爱玲说一句话，我一定会对她说，不要那么着急转运，你的名字，早已注定会写在文学史上。

我只是心疼她的着急。

天才永远是不自知的，她终究还是被天才梦的压力所迫。

四十岁的我，领悟到的一句话是：别急着奋斗，别急着躺平，做什么都可以，但别着急。

最近时常想起的一个名字是关紫兰。

关紫兰是一个画家。

她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人所知，2007年王开照相馆的水管破裂，一批老照片横空出世。有人把关紫兰的照片错认为“阮玲玉”，关紫兰的后辈前来指认，大家这才惊呼，原来画家关紫兰，居然这样美貌！

Violet Kwan，紫罗兰一样的女子。

但我更喜欢她的画，和她的长相完全不同。

关紫兰出道很早，1921年，她就创作了《秋水伊人》这样的作品，当时不过18岁。

她本来是打算去欧洲留学的，但因为老师陈抱一的指引，她最终选择了日本。刚刚毕业没有几天的关紫兰就在日本举办了个人画展。她的作品《水仙花》，印成了明信片在日本发行，一时间轰动国内。

她曾经和潘玉良、蔡威廉、方君璧等人齐名，所有人都认为她有“光明的前途”，但很快，她却选择了低调，低调，更低调。

但她也并不是因为结婚而耽误了事业，她直到35岁才结婚，是十足十的晚婚。她为什么眼看着即将成为画坛弄潮儿却忽然转身，隐没在尘烟之中，我们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

一定不是因为天赋不够，关紫兰是最早一批受到野兽派影响的画家，但她并不是一味模仿，她把野兽派的狂放吸收进了自己的闺房，她的笔触下透露出一种独有的端丽，明媚和爽朗。当时人称赞她是“远处的一盏明灯”。

但这盏灯，选择了照亮自己，而不是照亮世界。

她默默做了很多事情。老师陈抱一的房子被烧毁之后，她资助了老师全家，陈抱一因为娶了日本太太而备受指责，也是关紫兰伸出了援助之手。上海沦陷之后，拥有留日经历的关紫兰收到了日本人的邀请，她选择了拒绝。

但这些似乎都是她自然而然做出的选择，她并不觉得值得宣扬。

我比较过她和潘玉良的菊花，她的菊花是生动明亮的，但潘玉良的菊花显然有更多的故事。潘玉良的菊花是耐人寻味的，关紫兰的却是积极美好的。潘玉良想要诉说，关紫兰则选择了无言，因为她什么也不需要说，她非常自洽。

解放后，关紫兰完全放下了画笔，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她并不是稀里糊涂的闺秀，在那场风暴来临之前，她清醒意识到迎接艺术的将是什么，于是，她上交了所有珠宝，把自己的作品卷起来塞到夹墙之间，然后，她继续平静的生活，如陈丹青回忆时所说：“（关紫兰）和我同在一座城市，买菜做饭上街，可是上海美术界没人说起她，她也不让人知道她，记得她。”

来找她核实黑材料的人不少，曾经有一位当事人回忆过去她家了解林风眠黑材料：

她居然神奇的逃过了十年浩劫，这是何其幸运。她所追求的是日常，平静的日常，一如她的菊花，那些欢喜藏在花瓣里，是淡淡的。但绝不是平庸，就像她的头发灰白，却依旧坚持使用香水，这是她的一点坚持，尽管女儿一再请求，请求她不要再用香水了，她拒绝了，她说，你真是不懂时髦。

我在2008年的时候得知了关紫兰的故事，那时候只艳羡于她的美丽，后来又惊叹于她的作品，再后来，我钦佩于她的乐观，曾经开车开到树上，却又乐呵呵爬起来继续；晚年因为喜欢西湖，和家人说要把骨灰撒到西湖，“这样你们每年至少可以去一次杭州了”。

但现在，我只想获得她的自洽。

她仿佛从不在意作品的进步，不在意作为画家的名利，就像她明明知道当时留法画家的前途明显“优”于留日，她还是去了日本。她本有如此值得夸耀的身世，这样美丽的容颜，足以自豪的成绩，她却很少炫耀于人前。但却并不是自卑，也并不是不求上进，她在四十年代的作品明显较之少女时代有了突破，她是在暗暗较劲的，但这种较劲，仅限于艺术本身，其他的，她都不在意。

是什么让她拥有这样的自洽？我想，也许是她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而这种自由，使得她拥有了一份底气。

看看她的《花样年华》吧，这是我很喜欢的关紫兰的一幅作品，创作于1941年，那一年，关紫兰38岁。1941年的潘玉良已经开始选择突破自己，把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融入油画造型，1941年的关紫兰却放弃了早年的变形、夸张，转入到写实的手法中去，陶制花瓶里花朵恣意开放，与之前的雄壮气势相比，她变得更妩媚更明快，内在的一切更真挚，更富有情趣。她明显缺乏奋斗的野心和激情，但那又怎样？关上门，保持时髦，保持低调，这样就已经很好。

她一辈子都是花样年华。

四十岁就这么静悄悄的来了，上帝没有赋予我关紫兰的美貌，当然，成为张爱玲的希望也日益渺茫。

三十五岁的时候很焦虑，但真奇怪，今年，我一点也不着急了。

可能因为知道着急也没有用。

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努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满意的大学，嫁一个好老公，生一个可爱的孩子，然后教育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由此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所以人们会嘲笑《新华字典》上的那句话——

现在知道了，考上北京大学未见得会有光明的前途，当售货员也未见得没有光明的前途。

如何定义“光明的前途”呢？

光明的前途，绝不等于成功。

因为成功的人太少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有一个人成功，势必会有无数人的失败。

可是我们就为了那个概率很小的一人的成功，千军万马地杀将过去，却不知道，也许我们注定就是做白骨的。

以及，那个人的成功，也不过就是暂时的成功，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所有的成功者，到最后都是失败的，因为没人抗得过生死，无常就是最大的日常。

接受自己是一个小兵，一个注定不可能成为将军的小兵，也许并不是没出息的决定。在前往战场报道的路上，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听听树林里的鸟鸣虫声，河边浣纱的漂亮姑娘，林下砍柴的健硕樵夫，世界如此美丽，此刻，就是光明的前途。

之后，是要满怀斗志去大战三百回合，还是放弃战斗做个逃兵，都由得你。想做百夫长，还是浣纱女的男朋友，也都由得你。所谓光明的前途，应该是自由的内心，自由，最为光明。

四十岁，是爬过一点山，吃过一点苦，但也见证过一些壮丽的日出。爱过一些人，心里有过一些酸楚，但除此以外，和二十岁，也没什么两样，都在路上，前往死亡的路上。

是的，每个人要走的路，不叫成功之路，而叫死亡之路。

这是我们生下来唯一确认的事情。

既然下辈子是有可能做瓜地马拉东南部的大食蚁兽的，那这辈子，当然要好好看风景，好好听音乐，好好爱人，而不是好好追求成功。

毕竟，成功者的下辈子也是有可能做海胆哦。

人生四十，一切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做个普通但自洽的中年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