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参会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伍连德。图源：中华读书报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烈性传染病——鼠疫。当年年仅32岁的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当时，东北医疗卫生条件落后 ，当地官员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受过防疫培训的医生屈指可数……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伍连德却领导打赢了这场几乎不可能打赢的战争。39天控制疫情，67天实现零新增！伍连德通过解剖尸体在显微镜下发现，鼠疫杆菌是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罪魁祸首，并据此来制定防疫措施，通过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焚化尸体、建立医疗机构收容病人等，扑灭了东北的鼠疫大流行，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1911年，清政府决定在奉天城（今沈阳）举行万国鼠疫会议，讨论鼠疫疫情中的经验与教训。这是这个古老的国家以人类卫生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今天，"赛先生看历史"推荐的文章选自《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当时万国鼠疫会议的情况，并摘录了伍连德博士的主席报告。查阅过中国历史典籍之后，1911年4月在奉天城举行的鼠疫会议，应认为是这个古老国家以人类卫生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
古代中国确曾召开过一次国际会议，尽管会议目的迥然不同。那是割据在今日中原一带各个封建诸侯国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后，于公元前546年（即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后5年），由秦、楚、齐和晋等当时的大国在宋国宫廷举行的一次列国会议。经过反复会商后，签订了一项条约，签约国一致同意致力和平，各自停止扩军备战。这个远在2500年前签订的条约，或许可与1899年的海牙公约类比。那是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的限制军备会议的成果。但是，如同1899年之前与之后，在世界不同地方，为了类似目的曾签订的许多条约一样，一旦某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以为时机有利，就会将其撕毁，掠夺弱小和疏于防备的邻国以自肥。然而，究竟是谁首先提议在奉天召开一次鼠疫会议，已经无法认定。在瘟疫流行时，当时在外务部任右丞的施肇基先生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医生道格拉斯·格雷博士，以及美国公使过从甚密。在1911年整个2月内，哈尔滨及其周围地区的鼠疫流行的势焰持续下降，至3月1日实现零死亡。
1911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的鼠疫实验室用显微镜工作。图源：Wu Lien-Teh Collection, PictureSG,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几天之后，伍连德博士收到来自施先生的一封电报，告知：“朝廷决定于4月初在奉天举行一次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请尽速准备前往奉天，将一应事务转托合适助手。你已被委任负责整个大会组织工作。本人将在当月中旬到达。至要者诸事务必办妥。遇事可向总督大人和外事官员请教。有12个国家与会。一流专家可能来自俄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细菌学家北里先生可能莅临。勿吝开支。阿尔弗雷德·施（签字）。”
此真乃出人意料之举！显然，外务部已与北京的外交使团商定，向其本国政府发出电报邀请，要求他们派遣鼠疫专家出席奉天会议。于是伍博士用了一整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与他在哈尔滨同事中的骨干商议，最后决定在他离开的日子里，指定全绍清医师代理防疫局总医官。全医师出生在北京，在他志愿来哈尔滨工作之前，是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教习。他是1月31日负责火化2200具鼠疫死者尸体工作的医师，并最先被派往边境城镇满洲里调查当地旱獭贸易及其与鼠疫最初暴发的关系。他还设法找到当地猎人，捕获了十几只旱獭以供即将召开的会议进行实验和展览。在此时刻，为使得中国对会议作出贡献，事无巨细都应做好。离开哈尔滨以前，伍博士向同事和学生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首先感谢他们在过去3个月里的精诚合作和服务，以致疫情得以迅速扑灭。他提醒大家，这个成功全仗刻苦工作、不怕牺牲（他嘱咐诸位不可忘记许世铭医师恪尽职守以身殉职的光辉事例）和严守纪律，而且他们优秀的工作成绩理所当然将成为其他医务工作者的榜样。伍博士还向他的俄国同行扎博洛特内教授、雅显斯基、博古奇和哈夫金诸位医师道别。又特别拜会了霍尔瓦特将军，因为将军在整个扑灭鼠疫的战斗中给予慷慨援助，尤其是在疫情暴发的紧急关头，借予120节车厢。他还向美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顾临道别，在扑灭鼠疫战斗的初始阶段他曾经对伍博士所遇到的困难表示关切和理解。奉天府位于哈尔滨以南300英里处，快车12小时即可到达。旅途的前半程先至长春，这段是沙俄控制的东清铁路。当时旅客须在宽城子的俄国车站下车，乘俄式马车前行近2英里至由日本控制的长春车站，然后乘坐日辖南满铁路客车继续前行到达奉天。不久以后，双方主管部门达成协议，将两条轨距不同的铁路在同一车站同一个站台之两端连接起来。如此安排节省了时间，减少了麻烦，方便了旅客和货物运输。俄日两国铁路当局对伍博士优待有加，提供了免费的头等车票。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保留了奉天（Fengtien）这个中国地名，而Mukden（盛京，满文音“谋克敦”）多限于西方人使用。南满火车到达奉天站时，伍博士已疲惫不堪，但东三省总督和奉天省财务主管的代表在车站的热烈欢迎与问候，立刻使伍博士感到振奋。他随即与英文秘书徐世明先生握手相见。从日本辖区的火车站到围以城墙的中国城，距离超过2英里，但是双驾马车载着一行人顷刻即到。稍事休息后，伍博士即下榻于一所德国人经营的旅馆，洗过热水澡后享用了一顿美味大餐。这顿美餐由旅馆主妇，一位德国军曹的妻子监督一位中国北方厨师烹调。这座不大的建筑，是人口高达60余万的满洲首府唯一的由西方人经营的旅馆。这位德特林(Deitring)先生像其他定居中国的德国人一样，当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他曾在德皇威廉二世的远征军中服役。他已学会中国官话，并决定在奉天经商。因为他为人简朴随和，在中国官员中颇受青睐。- 参加会议的外国客人、专家和经办会议的主要成员下榻于主会场邻近的小楼里。
- 一切安排应满足一家小型头等饭店所需。因而要为将近一百位客人准备好弹簧床、被褥、枕头、家具，以及用于一日三餐的刀叉、桌布、足够的酒杯和瓷器等，事先雇用必不可少的住房仆役和餐厅侍者备用。德特林夫人将主管一切餐饮事务。
- 预定至少要持续20日的会议将从4月3日开始，只有3周时间可用于准备。
- 此次会议或许是主办国第一次召开国际会议，需招待来自东西方的国家代表同处一堂，提供食宿，以及举行科学会议所必需的设施与器具。
中国作为一次当代会议的东道主，确实正在经受首次考验！意义重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是满洲和华北春天常见的一个艳阳天。上午10时整，东三省总督锡良和钦差大臣施肇基在众多僚属与随从簇拥下，身着官服鱼贯进入宽敞的会议厅。两位大人与代表、委员及其他来宾一一握手，其中包括外交使团的一些成员。
行文至此，将出席1911年4月3日开幕式的首要人物略加介绍不无意义。总督大人是首位东道主，他身着清廷高级官员的绣袍（长礼服），外覆中间有五个纽扣的半身外套——马褂；头戴帽沿坚挺的丝质官帽，帽顶借一根四英寸长的碧玉管为基座镶着一颗深红色珊瑚珠（顶子），朝后连缀着一根鲜艳的孔雀翎；足蹬丝质官靴。施大人是钦差，身着用薄皮缝制的春季官礼服，上身套以幼兔皮缝制的海军蓝缎马褂。其官帽上的珊瑚顶子颜色较总督的稍淡，表明他的官阶比后者稍低。其他官员穿着大同小异的袍服，只是帽上所缀顶子颜色有别，从浅蓝、深蓝到三种浓淡不同的红色，其材质亦不同，分铜质、水晶、碧玉和珊瑚等，以此分别表明其官阶。还有不少的官员思想更为进步，他们身着便服，以显示追求时尚紧跟时代步伐。伍博士身穿在伦敦定制的锦缎镶边的大礼服，暗条纹的西裤。他面部洁净，戴着近视眼镜。北里教授与伍博士身高相仿，但更胖，已是年逾六十的老者，白发短髭，亦戴近视眼镜，同样身着大礼服。他在与会的科学家之中最负盛名。1894年香港流行鼠疫时，是他首先描述了由他发现的鼠疫杆菌。扎博洛特内教授是一位典型的老派学者，衣着简朴，为人谦和，少修边幅，对日常琐事漫不经心，但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热情而杰出，待朋友和助手同样热心诚恳。他身着轻便的海军蓝制服，头戴老式宽边高顶礼帽，甚至在集体摄影时亦未脱下。斯特朗博士抵达中国时，面部修饰光洁，但在奉天的临时实验室里进行鼠疫实验时，他决定不再修脸，以防出现伤口而可能被感染。长出胡须令他（可能还有斯特朗夫人）高兴，以致后来他被哈佛大学聘任为热带病学教授时，依然留有美髯。奥斯卡·蒂格博士在马尼拉时即已蓄着海军官员惯有的浓须，以后他终生保持着这般尊容，数年后他在一次事故中早逝。首席医官马丁尼短发如雪，尖须，身着德国海军制服，胸前佩戴成排勋章。布罗凯博士穿着正式的晚礼服，系白色领结，一如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普通官员。加莱奥蒂教授像许多意大利人一样，肤色黝黑，留短须。两位日本教授柴山和藤浪有典型日本教授的外貌，身材细长，不很强壮，谈吐慢条斯理。后来这两位教授早逝而未得天年。年轻的哈夫金医师未满30岁，但已谢顶。法勒博士面部光洁无须，纯粹的剑桥绅士作风——开朗、友好、幽默。司督阁医师蓄有精心修整的胡须，可以说在所有的客人中，他穿戴最为整洁，虽然身为传教士，却极易被误认为英国贵族。阿斯普兰博士嗓音悦耳，五官与举止非常像大英帝国驻印度的前任总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子爵。阿瑟·斯坦利博士，身材修长、敦实，永远精力充沛，为人随和，在他上海的豪华办公室里亦复如此。道格拉斯·格雷博士在北京英国使馆行医达20年（后被提升为公使）。他是爱丁堡的医学博士，有着英国北部人的乐观性格，说话带有苏格兰腔。他工作努力且有条不紊，能操流利的中国官话。他除了公职，还在北京内城外经营一家为穷人服务的慈善医院。来宾就座停当，总督起立，用双手捧着写在明黄色丝绢上的皇帝上谕与双目齐平，并开始宣读。总督朗读完毕，中文秘书臧伍璜立即上前，站立其后并朗读：三月初四日奉监国摄政王谕：奉天开办鼠疫研究会，现届开会之日，各国政府各派专员莅奉，共襄会务，欣慰良深。本监国摄政王，于此次疫事，极为注意。现经各医学专家到会研究学理，暨一切防疗之法，必能多所发明，为将来减除疫患，实世界仁慈之事，本民生无量之幸福也。不胜厚望。（据陈垣撰《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1911年光华医社发行。——译者注）总督锡良随后开始他的讲演。钦差施肇基先生随后发表英语演说，下面是其中之一部分：先生们：过去五个月中，华北，特别是满洲，被一种极为凶险的致命瘟疫所蹂躏，其传染力之强，死亡率之高，前所未有。天花、霍乱、腺鼠疫及其他类似传染病无疑死亡率都很高，而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比它们更可怕。我相信其死亡率几乎是100%，尽管这不够精确，却是现实……造成这场瘟疫流行的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冬季气温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在这严寒天气下，几乎没有人可能在户外停留片刻……这场瘟疫突出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主要沿着铁路交通线逐次在城镇中传播……在蒙古和南满的牛庄曾发生过瘟疫，但并未向远处传播，而此次之毒性却前所未闻……我们民族在新年期间欢庆传统节日，每个中国人都会尽其所能力争回家与家人团聚度岁。成千上万的劳工们如果不坐火车，就会徒步旅行，穿越整个满洲大地……在铁路沿线，曾实施强制检疫措施，但可能为时已晚。此次获得的经验有望使我们在未来于事先采取强制措施。在本次会议上，诸位将会听到被约请来参与扑灭鼠疫的各国医师的介绍。他们将述及如何隔离接触者和疑似者，如何管理鼠疫感染者的隔离医院。我们还欢迎诸位对此类主题提出有益的批评。我们邀请诸位前来研讨工作，但并不希望诸位拘泥于某些细节，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有关这次疫情的医学和科学诸多问题将会受到诸位充分关注，我不揣冒昧斗胆请求诸位特别对以下诸点进行深入探讨：2.它是否与满洲地方性疫源地有关?倘若如此，应对它的最佳方法是什么？3.是否肺鼠疫细菌之毒性比腺鼠疫细菌的毒性更高？换言之，为何就我们所知，一种在显微镜下外形相同、细菌学实验反应也相同的细菌，在此间能造成肺鼠疫或败血性鼠疫大流行，而在印度或其他地方仅引发腺鼠疫，肺鼠疫仅偶尔发生呢？4.据我们掌握的医学证据，这次流行纯系人与人的传染，而没有家鼠受感染之证据。为何如此？7.是否这种鼠疫杆菌可以在人体外存活数月？倘若如此，须处于何种条件下？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来年冬天还可能再次暴发。8.如果可能，为防止再次暴发，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9.在如此不正常的疫情条件下，贸易能在何种范围内进行，例如收入不菲的大豆贸易和皮毛的大量出口？10.你是否赞同按照成体系的计划，在城乡建立全民预防接种机制？11.你是否认为烧毁鼠疫感染者的房屋是可取的做法，或者只需对这些房屋进行消毒即可？12.疫苗和血清用于预防和治疗鼠疫病人的可靠性究竟有多高？在我结束我的讲话以前，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将要担任大会主席的伍连德博士。伍博士在过去3个月曾生活在鼠疫最为猖獗的地区，研究了疫情的诸多方面。他曾在英国杰出地完成学业，又在法国和德国实验室工作过。我们责成他认真对待所获得的每一位与会代表的意见。另外我们还任命格雷厄姆·阿斯普兰博士出任大会的医学秘书，他在疫情最猖獗时刻在傅家甸工作，曾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最后，我深信，诸位逗留此地时，敝国政府为诸君作出之食宿安排，定能让诸位感到舒适满意。次日（4月4日）上午，主要议程是伍连德博士作主席报告。该报告一部分内容如下：正如钦差大人阁下所指出的，这种肺鼠疫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尽管我们全力抗争，至今死亡人数已达46000人。看来此种类型的鼠疫实际上在满洲并非新的疾病。多年来，尤其在近十年来，在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中间偶有发生。
有记录表明，17世纪时它曾肆虐一时，然而就可能收集之确切资料判断，这是长期存在的肺炎特定变型的首次大规模暴发。诸君可能知道，1899年曾经袭击过牛庄的这种传染病，其特征主要为腺鼠疫，而在1908年又出现于唐山，导致800余人丧生。
我们感谢俄国医师首先提供了有关肺鼠疫流行的确切信息，而完整的研究报告将由我们博学的俄国同行在会上宣读。我暂时搁置此话题，现在仅述及此次疫情中所能得到之些许发现。
某种啮齿动物，学名为Arctomys bobac（蒙古旱獭）,英语中称为marmot（旱獭），俄语称ТАРАБАГАН，汉语称旱獭。蒙古和满洲西北部的居民已经在相当时间内深信这种动物与这种类型的鼠疫关系密切。
根据派驻满洲里实验站的中国医疗队全绍清医师报告，他所收集的宝贵信息，说明当地居民早已熟知在人类和动物中间流行的这种传染病。我敢于相信，这位医生从捕猎旱獭的猎人处获取到的某些信息，对我们了解此种鼠疫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自然界有许多巧合，也许科学家要比其他阶层人士遇到得更多。但是谁能想到，健康的旱獭喜好晒太阳，并发出“扑——帕，扑——帕”的叫声：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不用害怕”或“没有危险”（“不怕，不怕”）；而有病的旱獭则不出声。
根据我们的理解，当旱獭不再发出让人安心的“不怕，不怕”的叫声时，就意味着确实有了真正的危险。旱獭中的疾病被我们假定为鼠疫先兆，其症状是步态踉跄不稳；被人追赶时，既不能跑动，也不能发声。捕后检查，可见其体征是淋巴腺体［淋巴结］肿大。
有经验的猎人一旦觉察到这些体征，即会警觉地丢下猎物远走高飞。然而，过去几年，欧美市场对旱獭毛皮的需求格外旺盛，于是各处流浪的山东移民便闯进了这些旱獭的栖息地，不加区分地猎取这种动物，且因当地食物稀少，他们经常剥皮割肉煮熟并食用这些鲜旱獭。
前几年即曾有一些山东移民死亡，但是其人数还不足以引起注意。每年8月至10月中旬是猎取旱獭的季节。大约在去年10月的第3周，据说足有万名此种猎人带着旱獭毛皮聚集在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待出售，然后回到南方过冬……
蒙古旱獭,简称旱獭。它的栖息地十分辽阔，遍及蒙古高原和中亚的平原与沙质荒野。现在人们知道它能将鼠疫传播给人类，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我们对它的习性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知道它冬眠并在春天苏醒，此时又肥又壮，年轻的个体开始寻找新窝以便繁殖。它们新掘的洞穴经常穿过“旧洞”,前个季节死于该处的个体可能感染新来者。而在露天死去的个体则可能被鸟类等动物全部吞食，但旱獭似乎通常是自己爬进洞中等死。
没有经验的猎人常会挖出洞里的旱獭，这样他们就比当地的蒙古人遭遇着更大的危险。蒙古人则通常在露天猎取或是在洞穴旁设置绊络罟捕，因而接触或捕捉的都是健康旱獭。
尽管危险显而易见，我们却未能统计有多少猎人死于大草原。但是猎人们在晚秋聚集于贸易场所，他们挤进十分简陋的旅店或客栈，生旱獭皮随处堆积，可以见到20至40个猎人吃住于一间狭小且通风极差的房屋里，这样的环境当然极适合流行病的发生。
随后，伍博士从开始发现疫情起，概略描述了瘟疫传播的路线，并言及受到感染的各城镇的主要特征。主席讲话以后，会议即正式进行。会议一共举行过23次。其中有3次，伍连德博士邀请日本的北里教授代替他主持，这是考虑到北里教授在世界细菌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这一谦恭之举对漫长的会议得以顺利进行贡献良多。在22次专业议程中，5次用于病理学和细菌学研究，5次专门研究流行病学，2次探讨临床资料，4次研究防治措施，2次检讨疫情对商业贸易的影响，其余4次则是讨论有关决议。实际上，所有宣读的论文都言简意赅，会上很少有人表现不耐烦，或抱怨言不及义。绝大多数论文由中、俄、美、日、英代表提交，但是其他代表在讨论时也很活跃。4月29（星期六），与会的代表们沿京奉铁路离开奉天城前往北京（中国首都），长达300英里的路程途经锦州（粮食集散地）、山海关（万里长城的东端）、秦皇岛和天津（华北的最大商港）。
首都北京美丽而且古迹众多，在马可波罗时代被称做“汗八里”，24小时后到达。列车驶过了厚厚的外城墙，停在前门火车站。在此下车后，一行未进前门而去往其东边的水关，进入水关内新建的六国饭店。该饭店建成于义和团运动后两年的1902年。多数客人下榻于此，另一些人分别被他们国家的公使馆邀请前去做客。还有的则被他们的同胞邀请去同住，例如司督阁医师被他的苏格兰同乡道格拉斯·格雷请进了饭店后面使馆区的家中小住。外务部作为承办接待的主要东道主，拟订了完善的接待计划。其中包括由摄政王载沣（醇亲王）以少年皇帝的名义，赏赐在外务部新建成的法式大厅里举行宴会和舞会，参观孔庙、雍和宫、帝国艺术博物馆、紫禁城、颐和园（挪用本来用于创建帝国海军的款项建成的）。此处所说参观各处，恐作者记忆有误，如据所见文献，清末在北京并未建立博物馆。个别活动则是组织参观在康熙年间由耶稣会神父们创建的古观象台、前门的丝绸店、烤鸭店、清真羊肉餐馆、隆福寺、京剧戏园（日本客人尤为喜好）、王府井的莫里循图书馆以及其他名胜古迹。参观令客人们心花怒放。这座古都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在皆是，不论游客喜好如何，都令他们在游览时毫无倦意。在此，著者仅介绍一次盛大宴会，应邀者皆可称之为北京外交界之精英。宴会后的舞会上，至少有12个国家的来宾互结舞伴尽情欢乐，这或许可以说是首次东方和西方的真正交融。与会者彼此平等相待，欢宴一堂。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中国和日本的东方女士，与西装革履的西方男性朋友结伴，而众多出洋受教于西方诸国的中国男士，则身着色彩斑斓的丝织长袍大方地和美丽的西方女士结伴，在最现代乐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这支中国乐队曾由时任职于海关代理总税务司的罗伯特·布雷顿爵士训练。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活动，它为在良好气氛中开展国际交往开了先例，这种方式此后延续了许多年。宴会颇不寻常之处在于典型的中国菜肴，如燕窝汤、山东酱鸡片、豆腐配以5种蔬菜、肉皮冻等，它们和标准的欧洲美食，如烤鸡和油炸土豆片、红烧鲑鱼、黄瓜色拉、冰淇淋等交替上场。用餐则完全按欧式风格，使用的标准餐盘和刀叉均印有外务部的徽记。宴会主席位置由大学士那桐入座，因为他是举办奉天会议的决策人，其他代表则按照英文字母次序就座。这次宴会，外交官员们的座位在医学界人士之后。对于此前从未来过东方的代表来说，目睹这坐落在满植百年古老松柏的宽阔庭院里的美丽宫殿和其中的艺术陈设，他们心中燃起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一定会感到，尽管中国在近代科学方面是落后了，但它的艺术、文化和美食在地球上确是举世无双的。这些来到首都的兴趣盎然的外国客人，是那些倾慕中国古老文化和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后继来访者的先驱。伍连德（1879—1960）是中国抗疫先驱，在东北鼠疫阻击战中力挽狂澜，成功控制了疫情，当时年仅32岁。晚年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的约请下，用英文撰写了这部回望一生的自传。书中不但再现了抗疫过程中惊心动魄的细节，介绍了其中关键的防控措施，还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从求学剑桥到回国报效，建立防疫体系、医院和中华医学会的过程，以及回到马来亚后的家庭生活。本书含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罕见数据图表，配合精彩自述，深度还原历史细节。共上下两册，800多页，内容丰富，叙述详尽，是了解那一段历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