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永乐帝迁都：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公众号新闻

2023-04-06 04:04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启了商朝此后二百多年的灿烂文明；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三百公里处）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

迁都，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

南京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谷王朱穗、曹国宫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君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而来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十九年才得以实现。

李至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辩论、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

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然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震雅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于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方孝孺之党坐死870人，邹瑾案诛戮440人，练子宁之狱弃市150人，陈廸之党杖戍180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80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317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230人。以上七案，共牵连2200多人。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建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作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株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了一族：学生。一人受株，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抄”。

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

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会也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柔软，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出于现实考虑，是控制北方边界。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对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他的几个成年的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狩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加宏伟的英雄之略。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朱棣则要控四夷而制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北，建立一个与蒙元帝国相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

明永乐帝迁都盛典

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1403）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总共近四千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至三年（1404～1405），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二万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三千户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永乐四年（公元1406），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

永乐七年（1409）二月十一日，朱棣踏上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北京，随着他一同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为帝王的梦想。

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立交地涵淮安枢纽工程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这个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代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

永乐九年（1411）年初，朱棣敕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两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瑄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在短短的一年之后，陈瑄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卫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十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长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多达六百万石，保障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六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呆就是三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

明成祖朱棣画像

集天下良材，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1406）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六百年前，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水源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厂，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

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黏土作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坚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宫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永乐十四年（1416），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宫中有八千多间房屋整座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

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二百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十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旱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达两万六七千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十万夫匠，百万工役，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一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泰宁侯陈珪，永乐四年（公元1406），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信，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杲，瓦匠出身的杨青，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信，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六百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

古代人认为，山为实气，水是虚气，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即后来的景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就变得气韵生动起来。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

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朝阳门、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

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出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

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十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是朱棣钦点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廷，山呼之声，远迩欢动。”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幅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配都，这里虽然保留了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

然而，朱棣近二十年的努力只换来四个多月的兴奋，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紫禁城里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建。

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

他下诏求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缉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疏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缉定罪为多斥时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一场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使应诏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一事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

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它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西北地区，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出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一步。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

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迁都形成的天子狩边的局面，让明朝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清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

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巨大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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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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