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ian新闻
>
邓小平下台后写了《我的自述》

邓小平下台后写了《我的自述》

博客

邓小平下台后写了《我的自述》

 

邓小平下台后带着家属等人住在将军楼里喝喝茅台打打桥牌外,还写了《我的自述》向毛泽东和中央承认错误保证永不翻案。还亲笔给毛泽东写信永不翻案。说起邓小平喝茅台还真有个故事:话说当年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的聂卫平在一次采访中讲,茅台酒厂有两瓶价值连城的历史窖藏,被茅台酒厂视为贵如生命的无价珍宝。可是邓小平得知后马上就拿走一瓶喝掉了,结果剩下的一瓶便成为茅台孤酒。从这瓶茅台孤酒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看来,国家就是他的,国家财产就如同他的私产一样,可以随便糟蹋,可以随便送人,这就是中国无底线私有化和无底线对外开放的当时背景和根本原因。连聂卫平这些人心理上都认为,中国的财产都是邓家的,无论个人怎么挥霍都是正常的,所以谈起这件事来如聊家常,没有感觉任何不对的地方,甚至还带有赞美的口吻。

单就国家价值连城的一瓶酒被邓小平随便喝掉这一件事,就可以讲,在随意挥霍国家财产方面,当今世界再无二人,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出第二人,无论是被认为极端挥霍的慈禧太后,还是胆大妄为的蒋介石,都没有干出过这种事来。中国古代再挥霍无度的皇帝,挥霍的也只是法律上规定的皇家资产,而对于他人的资产,也没有这样挥霍的先例。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财产与国家财产融为一体,再怎么挥霍也是挥霍皇帝自家的财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不属于国家领导人,并且就算是属于国家领导人,也不属于没有担任最高职务的邓小平。邓小平这种挥霍不属于自家的国家财产的行为,人类历史上的确上极为罕见!

邓小平妖魔化江青等领导人,特别是妖魔化毛主席的。把他们自己干过最邪恶的事情,原封不动扣在邓小平反对的人头上。由于上层大官的行为成了下层社会效法标准,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商人和知识分子一看,造谣造假,以假充真,坑蒙拐骗,居然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大家群起效仿,中国的道德伦理就此崩溃,有史以来最讲信用的中华民族,彻底堕落为“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的伪劣假冒社会。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道义形象就此烟消云散,中国的道义力量就此彻底丧失。美国也才敢无所顾忌地重新打上门来,开始肆意干涉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想想以往,看看眼前,中国人真是憋屈啊!  曾几何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在全世界人们眼里是最干净最高尚的人,在非洲黑人眼里是神是天使(援非工人被视为神,援非医生被视为天使),在西方白人眼里是模范是榜样,七十年代英国机场干脆对中国人实行免检,几乎没有几个国家享有这种待遇,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和信任!  可见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国人们眼里,形象是多么良好,多么道义,多么高尚,多么让人尊敬,多么令人放心,可是今天却被称为是“垃圾人口”,被全世界各个国家所不齿所蔑视。当最初中国人走上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道路而被世界所蔑视时,走资派特色政府主流媒体说什么这是因为中国人贫穷造成的,可是现在已经跨越了富起来的阶段,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全世界有几个人象当年新中国时期那样瞧得起中国人的?  这种天差地别,难道全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的结果吗?  难道毛泽东时代他们就不想妖魔化中国人吗?

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卖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后,为了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划清界线,不停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以示忠心。以下内容是走资派邓小平寄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邓小平:我的自述》。分别述职红七军工作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评,他立刻检讨,事实上是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就是当时已流传在外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之后,邓小平在下台后又于一九六八年写了《我的自述》,保证“永不翻案”,为以后的复出铺下后路。在林彪事件后,邓了解到毛泽东有意解放老干部,又写信给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泽东推荐复出。毛泽东在后来批邓时说:“他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yongbing1993
相关阅读
改革开放的精神是用血汗换来的,邓小平与“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移风易俗与尊重传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英,首相国王亲自接见!鲍里斯下台后已赚到480万英镑...国务院防疫新十条来了,人民胜利了?再回夏威夷(五)幼时全家要饭,靠卖瓜子起家,曾被邓小平三次提及,“中国第一商贩”去世,享年84岁副食粮票再现和美版拼多多爆红,生活水平下滑会是点燃干柴的那颗火柴吗?娄岩一周诗词九首平常心与直心杨振宁:20世纪最伟大人物里,一定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没有他们整个的世界今天就会不一样中国第一商贩去世!3次入狱,3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这个人不能动!邓小平逝世26周年|历史变革者——邓小平人生的40个瞬间【大雪】两部日本电影的联想 · 大雪的浪漫快與慢世界杯随想幸福来得太突然一个被写进历史的普通商人,邓小平曾三次点名相救College Essay 系列 (二十六):Hardly Essay (2) 哈佛 WL文书毛泽东和蒋介石各代表一种文化女儿问邓小平:这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好?邓小平说了三个人的名字宣传新冠为自限性疾病是危险的读《诗》:读 《燕燕》日本啊,日本(二)咫尺天涯,对面不识江泽民的工资级别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下台后首发声,指责苏纳克加税!英国医生3月或再罢工...回国之旅,万一有人阳性了怎么办?每天吊一吊,活到九十五感染了新冠的小老太太别为我叹息, 匈牙利不需要“男儿”, 只要自由H&M的红裙子~~~~
logo
联系我们隐私协议©2024 redian.news
Redian新闻
Redian.news刊载任何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文章信息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由其作者负责,与Redian.news及其运营公司无关。欢迎投稿,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本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本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