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精神是用血汗换来的，邓小平与“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

文/唐云峰主编

来源 /《追寻小平足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在1980年和1984年，邓小平也曾在重要场合提到“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年广久。1980年、1984年、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九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个私经济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起伏，也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2013年11月17日晚9点过，《广安日报》特派采访组一行抵达夜幕中的安徽芜湖。76岁高龄的年广九，仍坚持在寒风中前来迎接。“我对小平的感激，一天也说不完。”见到来自小平家乡的我们，年广九话语之中流露出浓浓的真情。

晚年年广九

第二天一早，采访组来到位于芜湖市中山路的一栋三层楼房。一楼是年广九的“傻子瓜子”专卖店，二楼仓库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炒货，三楼则是年广九的办公室和卧室。邓小平南方谈话谈到“傻子瓜子”的内容，也被年广九印下来，店铺、卧室、名片上都能看到。这个皱纹深刻在眉头但仍然精神矍铄、声若洪钟的老人，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向我们讲述了那记忆最深处的往事。

瓜子炒出百万富翁

1937年，年广九出生在淮河岸边的安徽省怀远县，抗战后的一次大水灾，父亲带着全家来到芜湖要饭。十几岁的年广九学会了在街头叫卖。

1963年，年广九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想起了炒瓜子、卖瓜子。谁都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成就了一个响当当的行业——徽派“炒货”。

“当时炒的是葵花子，5分钱一小纸包，经常到剧院门口或大街小巷叫卖。”年广九的瓜子比人家便宜，称好之后还要多送一把，在旁人眼里，年广九有点“傻”。这样日长天久，芜湖市民都知道，剧院门口有个傻子卖瓜子。后来他就干脆称自己卖的瓜子为“傻子瓜子”。

年广九在为顾客称售瓜子

由于“傻子瓜子”味道好，价格低，很快就在芜湖市小有名气。有了名气，生意就好做了。那时，他白天摆摊，晚上在家数钱。年广九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已经成了“万元户”。忙不过来的年广九就请起了雇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年广九决定大干一场，他以灵活的经营手段，将产品迅速打进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

“家里放着好多钱，阴雨天，钱发霉了，只能拿到房顶上晒。”年广九说，那时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如今不少人都成了炒货行业的大老板。在年广九的卧室里，至今仍存放着1980年某报社记者采访他时，拍下的一张他和徒弟贩卖瓜子的照片。

邓小平谈话救“傻子”

成为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却让一部分人皱起了眉头。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吗？

改革开放初期，安徽的农村改革，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关注。1980年，邓小平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在农村改革的新形势下，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问题。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年广九的雇工多达一百多人。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雇工20人以上就是犯法。于是有人说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的前两次讲话，当事人年广九却一无所知。关于发展个私经济的激烈争论，他更感觉不到。年广九说，“那时只知道生意好做了，没人找我的碴，也没人找我的麻烦了，生意越做越大。”

“傻子”深情感恩小平

1989年，我国的个私经济进入一个困难时期，年广九也不例外。不久，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受贿罪起诉了年广九，理由是年广九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曾贪污挪用大量公款。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账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

针对改革开放的总体形势，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为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再次打开了绿灯。这次讲话，给年广九带来生机和鼓舞。后来，“傻子瓜子”在全国各地的门店都印上邓小平的画像和这段话作为广告。

邓小平三次在谈话中提及一个普通个体商贩，且两次收入《邓小平文选》，这在史上绝无仅有。而年广九也因此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成为“名人”的年广九，为了感谢大恩人，于是致信邓小平，送上亲手炒制的“傻子瓜子”，表达自己最真挚的情意。

“邓小平最讲实际，他是个喜欢干实事的人。改革开放的决策了不起！”年广九动容地说：“当年我和许多人一样，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真穷啊！现在一切都变样了。我们不能不感谢邓小平！”

年广九从来没有见过小平，但是他却认真地告诉我们：“我见过，在梦里！”

农村实行改革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图为80年代初期江苏沙洲县塘桥镇农民在自己办的电子工厂做工

邓小平为什么三次提到“傻子瓜子”？

丁长艳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转自“澎湃新闻”四史关键词专栏

2020年9月25日

年广久，安徽人，绰号“傻子”，他和自己的“傻子瓜子”品牌曾三次被邓小平公开提及。与此相关的讲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年广久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中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傻子瓜子”的崛起及其所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的缩影。

中国第一商贩是如何炼成的？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和“流氓罪”。他自小家庭特别困难，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1963年，贩鱼时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6年，他又因贩卖板栗被抓，被称为“牛鬼蛇神”，被关了二十多天；他出来后又开始卖水果。年广久说：“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7年，他跟着一位老人学会炒瓜子，1972年他开始炒卖瓜子。为了卖瓜子，他白天在车站码头摆摊，晚上就到电影院。他笑称“只有‘游击战’才能战胜当时对个体买卖的管制”。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年广久创制出风味独特的瓜子，并以自己的绰号命名为“傻子瓜子”。在当时，安徽省芜湖市政府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大力宣传报道，使本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傻子瓜子”更具知名度。1981年9月5日，《芜湖日报》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为题作了报道；198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的两篇文章。1983年1月，他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的重磅文章。年广久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也名声大起。

傻子瓜子引发的争论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这为个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1980年前后，第一批个体工商户合法获得营业执照；1981年7月，国家首次承认个体户存在的合法性；1982年，雇工超过国家规定7个人的个体工商户日渐增多。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成为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当时争议主要集中在雇工人数及其是否存在剥削的话题上。

第一，雇工数量突破国家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雇工到了八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段话被计划时代的中国奉为金科玉律。“傻子瓜子”成为争论靶子，是因为它的雇工人数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家对个体户用工不得超过七人的规定。傻子瓜子从雇工4人开始，后突破10人，到1984年雇用工人已达103人，加上他儿子开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雇工人数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第二，剥削问题引发社会争论。早在1982年，年广久靠炒卖瓜子就已赚了100万，仅1984年傻子瓜子公司就纳税30多万元。当时的傻子瓜子公司，“工人一个月能拿90块钱工资，是当时干部的3倍，喝得起茅台”。人们开始说年广久是“资本家”、“剥削阶级”，“不剥削，怎么会成为百万富翁？”人们质疑“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甚至有人贴了批判“傻子瓜子”的大字报，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

邓小平要求“放一放”与“看一看”

有关年广久和“傻子瓜子”存在剥削的争论从安徽一直传到中央。对于当时不断涌现的个体经营和承包大户，有人反对并主张限制甚至取消。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

1980年，邓小平在第一次看到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报告后，肯定个私经济的发展，并对一些人争论新生事物的姓“社”姓“资”问题，明确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1983年1月2日，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1983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这给私营经济的发展打开了政策的窗口。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也表态：“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同时，反复强调要从群众实践创造中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当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种态度是非常开明，也非常有智慧的。

政府“放出来”的改革成果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被“放出来”。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该文件将1983年提出的对待私营企业的“三不”原则，调整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进一步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当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提到，“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强调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明确了私营企业性质：“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赢利性的经济组织”。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样，从法律上确立了民营企业地位，给民营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傻子瓜子”问题，“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可见，邓小平将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列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并强调“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后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个标准看，“傻子瓜子”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以“傻子瓜子”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不仅获得合法地位，也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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