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8个春节，春天的故事从这里讲起……

邓小平同志逝世于1997年春节后的第12天，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没有过正月十五，还没有过完年。

回顾这位伟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春节是观察他内心情怀的一扇独特的窗口。让我们从邓小平的8个春节中，看看春天的故事从哪里讲起……

1969年，受“文革”冲击，邓小平一家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在这里，邓小平度过了三年多的谪居生活。他的小女儿毛毛后来在谈起在江西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时，记忆犹新的一个感受就是“冷”。

她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道：没有节日的鞭炮，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

南方的冬天可真冷啊。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漫天白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痛痛快快的冷，而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室内室外一样的、无以缓解的冷。北方的冬天，外面再冷，屋里总能取暖，哪怕是个小小的煤球炉子。而在南方，屋里屋外一样冷，如果太阳出来，屋里就比屋外还要冷。我们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厚的被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结果一个个的手脚还都生了冻疮。早上起来，对着窗中射进的阳光，可以看到嘴里呼出的白气。想喝口水吧，杯子里的白开水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白天，最盼出太阳，这样就可以跑到院子里的阳光下，把周身上下晒一个够。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生起小炭火盆，感受这微弱的却是唯一的热量。南方的冬天，可真不好过呀。

千里之遥的江西，条件如此艰苦，身处羁旅与禁锢的邓小平却从未动摇对党和国家的信念。1月初，邓小平的小儿子飞飞回来了。之前他一直和同学们在搞“大串联”，省革委会的人把他从南昌送到了步校，一家人终于团聚。飞飞向家人描述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由“文革”引发的乱象。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直听得大家目瞪口呆。

由于过去一直住在中南海，邓小平一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天下大乱。平日话就不多的邓小平一直没吭气，看着飞飞和毛毛说得兴高采烈，等他们歇口气儿的时候，才认真而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南方的春节虽冷，邓小平却仍在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保持着一颗炽热的心。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27天之后，也就是1月28日，中国的大年初一，当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堪称一次破冰之旅。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热热闹闹过年。邓小平把出访选择在中国的良辰吉日，表明他十分看重这次出访。有人说，他这是在为国家图个吉利。

大年初一，中国有吃饺子的习俗，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速冻饺子，飞机上也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加热设备。小平同志大年初一肩负国家重要使命出访美国，能不能让他在飞机上吃上饺子呢？

怎么办？乘务长任德珍想出了一个绝招——热水杯里煮饺子！登机前，她专门请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师傅们为中国代表团赶包了一些猪肉白菜馅的水饺，经过煮熟、凉凉，装在冰盒里带上飞机。

飞机平飞后，任德珍和王文英等乘务员一起用飞机上的烧水杯，一份一份地将水饺加热。任德珍她们还另外准备了冷切肠、油炸花生米和酸黄瓜等配餐小菜。当任德珍端着热腾腾的水饺和小菜来到客舱时，小平同志特别高兴：“飞机上还能吃饺子呀!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

那次飞行，其实并不顺利。由于气象原因，专机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

乘务长任德珍是山东人，性格开朗直率、服务热情周到。她看到已经75岁高龄的邓小平为国事奔忙，心里挺不安。一次上茶水，她一边倒茶一边抱歉说：“首长，很抱歉，今天我们的飞机很不顺利，几上几下。”

她说讲到这里，说不下去了，突然觉得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她想，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涯是几上几下，几次沉浮，几度崛起。她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了。

这时，卓琳同志忍不住笑起来，接过话题诙谐地说：“是啊，我们小平同志就是一个冒险家。”小平同志没有做声，但从他和蔼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很开心。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2月6日下午，抵达苏州。第二天，邓小平就约见陪同考察的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顾秀莲以及苏州地委、市委的负责人等，听取汇报。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邓小平接着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江苏的同志汇报说，苏州的社队工业在初创阶段，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艰难过程，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听了这番话，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苏州，前往浙江杭州考察，当晚下榻杭州刘庄。在刘庄，邓小平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以及省委领导王芳、薛驹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邓小平问：“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并且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他说，因为宁夏、甘肃这些地方比较落后，“翻两番”困难，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全国平均起来就翻不了两番。接着，他又详细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情况和做法。邓小平听得很仔细，在座的同志注意到他手上的烟灰都未顾上弹一下。

大年三十这天下午，邓小平和女儿邓楠及外孙女萌萌一起来到栖霞岭岳王庙参观。晚上，省领导遵循邓小平“不要宴请，吃顿年夜饭可以”的指示，在下榻地杭州刘庄和卫士、服务员一起，与邓小平全家度过了简单而愉快的除夕之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年届八旬的小平同志仍旧不忘深入群众。于是，在岁末年初，许多杭州市民和外地游客在西子湖畔偶遇了邓小平，给他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这张照片中，一位母亲怀里的小孩扑向小平同志。这个小孩就是南京姑娘岳海宁，那时，她只有两岁。

1983年2月10日，小海宁一家三口人正在灵隐寺游玩，突然看到前面来了几辆面包车，接着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位神采奕奕的长者最为引人注目，人群中有人议论：那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他看到小海宁在妈妈怀里，也在拍着可爱的胖小手欢迎他，便停下脚步，笑着摸了摸海宁胖乎乎的小脸蛋。

小海宁一家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在三潭印月游玩时，居然再次遇到了小平同志。再度相逢，小平一眼认出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小海宁更是激动无比，一边喊“爷爷好”，一边扑向小平同志，在邓爷爷脸上亲了又亲。作为当时的随行摄影师，浙江日报记者程学武恰好捕捉了这个瞬间。

在为全国人民指出一条“小康之路”的同时，邓小平也为杭州的发展筹划构想。在今天的杭富公路入口处，树立着一块巨幅画像，邓小平的头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像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可是不多的。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1983年的原话。

1984年2月2日是春节，邓小平早早离开了北京。

改革开放几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难免泥沙俱下，各种问题不少。激烈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暗地做文章，想把经济特区的发展拉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邓小平因此决定要亲自去特区看一看。

1月24日，初春灿烂的阳光里，邓小平和家人来到深圳。下午黄昏时分，他登上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映照下正在崛起的深圳新城区。当时，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眼前火热的建设情景，感染着邓小平，他扭头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意味深长地说，“都看清楚了”。 他后来在北京就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和当地渔民聊天，听村支书说1983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300元，家家都是万元户，他有些不信，跑到一家渔民家里去验证。这家人楼房气派、装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主人说月收入在四五百元。他女儿邓榕大声告诉他：“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邓小平放心了。

1月26日，他挥毫泼墨，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声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小平的这份厚礼，使深圳人的春节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老战友王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正月初六，他赴厦门特区继续考察，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考察回北京后，邓小平找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纳入开放范围。

1985年春节，邓小平再次出现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杨得志等革命元老陪伴左右。初三、初四他分别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在后来的政治研究著作中，邓小平这次露面被认为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支持。

在整个1980年代改革进程中，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争论不断，但邓小平坚持改革路线毫不动摇。

1986年春节，邓小平回到了家乡四川。在成都火车站，邓小平向前来欢迎他的老乡们说：“我半个世纪都没有在自己的家乡过年了！这次可要多麻烦大家啊！年岁大了时时都想念家乡，俗话说落叶归根嘛！”

大年初二，邓小平等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那天，风和日丽，杜甫草堂游人很多，当邓小平一出现时，家乡人民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乡亲给祖国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生机和实惠。邓小平向群众不断挥手致意，人们鼓掌祝老人健康长寿，场面壮观热烈，十分感人。

人虽多但不拥挤，秩序井然。群众中，有一对中年夫妇要求见一见邓小平，他们自称是郊县农村来的，改革开放后办乡镇企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全托他老人家的福。他们一定要向他老人家说几句心里话，以表达感谢之情。在杜甫草堂的休息室里，邓小平会见了他们。

2月13日，正月初五，邓小平在下榻的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故乡广安县委的代表。一见面，邓小平就神采奕奕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说：“好啊！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和大家一一握手时，邓小平问起了他们的姓名，连声说：“好啊，你们年轻，有文化，有希望。”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 

道别时，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提出，请小平回家乡看看，小平回答“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小平同志为什么到了四川不回家？邓小平研究专家，原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回忆，1988年6月，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坐在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在一旁采访的一位记者问小平：这么多年，您就没想过回家乡看看吗？邓小平摇头说：我怕。

邓小平怕什么？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披露：“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其实小平是想回老家的。据马福介绍，邓小平除了“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这个因素之外，第二个原因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党政军各类事务都要管，抽不开身，即使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第三个原因便是当时从广安到最近的大城市重庆要一天时间，而且路况较差，加上邓小平身体欠佳，回家的愿望就一直没实现。 

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

1988年初，由于食用毛蚶引起甲肝病流行，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上海市区就有30多万人传染上了甲肝。春节期间，甲肝病的流行正是猖獗之时。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是过一阵再去。邓小平果断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得知邓小平要来上海过年，上海春节联欢会筹备小组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台与后台活动，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手——这是为了防止甲肝病的传染。

几天后，联欢会完美结束。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小平同志离开剧场。原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之外。事先不是说好了吗，预防传染甲肝，彼此之间不握手吗？

当时，上海人人自危，都怕传染甲肝，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上街就不上街，即使熟人见了面，也都不握手，最多拱手作个揖。可邓小平不顾这些，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邓小平的足迹在上海驻留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政治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改革开放大局初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浦东没有在改革之初纳入“经济特区”，一直是邓小平的遗憾。

后来他曾解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没过多久，上海便有了动作。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月17日，他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1991年，邓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这个春节他过得一点也不轻松。1989年下半年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后，工业增长迅速回落，市场持续疲软，计划经济思想回潮。邓小平在上海密集视察，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深思，邓小平开始了“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上海，和杨尚昆一起在这里过春节。在上海期间，警卫官兵发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厅和卧室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他在连夜整理审定后来的“南巡谈话”。

元宵之夜，邓小平在上海中百一店三楼参观完柜台，正准备上电梯，忽然看见近处还有一个文化用品柜台，便饶有兴致地踅了过来。他走到柜台前，低头看起了柜子里面的文具。这时，全国劳动模范马桂宁已经站在旁边，热情地做起了“导购”。毛毛知道父亲喜欢这些文具，就在一边说，您就买几样吧。邓小平点头说好，马桂宁立刻手脚麻利地挑了四盒中华牌铅笔、四块艺术橡皮，毛毛付了钱。马桂宁随即用包装纸把铅笔橡皮包好，装进一个小塑料袋，恭恭敬敬地递到邓小平手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邓小平说，我们马师傅是劳动模范，他为您提供服务，服务质量怎么样？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连声说：“很好，很好！”在下楼的电梯里，毛毛对邓小平说：“老爷子，这可是您建国以来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

199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与上海各界人士欢聚一堂。这以后，他便很少公开露面了。据大女儿邓林回忆，1994年，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行走都困难，但还是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

回京那天，邓小平特地嘱咐上海市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1994年过完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了最后几年。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往日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会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其实也就是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邓小平很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书，最喜欢看的是《聊斋》。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

但是在12月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陪在他身边的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将邓小平送往医院治疗，但是没想到这一走，他就再也没回来了。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邓小平此时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神情凝重起来。原来，电视里放的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听到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这些天，邓小平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 随身医生黄琳回忆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黄琳问他有什么话想说，邓小平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衰竭，只能借助机器。21时08分，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一声噩耗惊人寰,神州如雨洒江天。老人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携着历史的烟尘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