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军被刘慈欣称作“中国的坎贝尔”。约翰·W·坎贝尔是塑造了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家和编辑，阿西莫夫也深受其影响。大刘这么说的原因，大概也不只因为姚海军是《科幻世界》的掌舵人。被誉为科幻小说“四大天王”的刘慈欣、王晋康、何夕和韩松，都曾是他负责的作者。

1999年，刚入职《科幻世界》一年的姚海军由读者俱乐部调入编辑部。此时，曾遭退稿的刘慈欣发来了两篇中短篇小说：《鲸歌》和《微观尽头》。《鲸歌》讲了一个毒贩沃纳与科学家霍普金斯的故事，他们通过在蓝鲸的大脑中安放生物电极，以达到控制鲸的活动，从而走私毒品的目的。当他们获取不义之财时，蓝鲸被一个非法猎鲸组织捕捉，二人也随之葬身大海。《微观尽头》里，科学家们试图击破夸子微粒，窥测微观世界尽头的景观，发现世界最深层的奥秘。在他们终于击穿了夸子微粒，见到宇宙背面的奇幻世界后，又通过再次击穿夸子微粒，重新回到了宇宙正面的正常世界。

“里面的想象非常大胆，过去很多科幻故事在创意上沿袭了传统构思，通常都是关于时间旅行、外星人、机器人等题材，虽然也属于科幻小说，但创新的东西不多。”姚海军记得所有人读完后都感到耳目一新，特别是年轻编辑们，谈论之间均显得十分兴奋、神采飞扬，大家认定刘慈欣将来一定是个科幻的好苗子。

很快，这两篇小说都被刊登在《科幻世界》1999年6月刊上。紧接着，7月刊又发表了刘慈欣的《宇宙坍缩》。他还凭借10月刊上的《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这个设立于1986年的奖项很久以来都是中国科幻界最高的荣誉。次年，他又因为《流浪地球》斩获了2000年度银河奖的特等奖。

那一年，刘慈欣确实是颗冉冉升起、受人关注的科幻界新星。

在每年的银河奖颁奖典礼之后，《科幻世界》会邀请作者参加创作笔会。1999年，刘慈欣受邀参加了当年的笔会，会务组分配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作者叫刘维佳。刘维佳比刘慈欣小11岁，却比刘慈欣以科幻小说家的身份正式出道更早了些，1996年便在《科幻世界》第8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要活下去》。

记不清当年究竟是在青城山还是峨眉山了，但刘维佳记得除了自己和刘慈欣，参会的还有星河、杨平、赵海虹、潘海天等人。那时没有网络游戏，笔会结束后，星河、杨平他们就跑到网吧联机对战游戏《帝国时代》，玩到深夜第二天起不来，让当时《科幻世界》的社长杨潇着急，“咱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笔会的纪律”。

而刘慈欣喜欢喝酒，酒量还特别大，开笔会的夜里，他常买些烧烤和啤酒带回宾馆，和刘维佳海阔天空地畅谈。虽然后来刘慈欣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都有些寡言少语，当时却给刘维佳留下了话很多的印象。从娘子关电厂的奇事，到山西抗日战争的过往，刘维佳对他的讲述听得入神，但耐不住几杯啤酒下肚后席卷上来的困意，最终结果都是听睡着了。

现在回想起来，刘维佳觉得刘慈欣特别擅长观察生活，而其他很多科幻作者都不具备这点。刘维佳后来做了《科幻世界》的编辑，与许多科幻小说家都有过交流，他们往往讲不出自己现实生活环境里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大刘却随时随地都在捕捉，这是他的一种本能。”刘维佳说。

许多这样的生活观察，后来都构成了刘慈欣小说里令人信服的细节。刘维佳至今记得，大刘给他讲有次去东北一家电厂出差的经历。那回，刘慈欣跟电厂的工人们斗酒，东北人喝酒实在太厉害了，他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飘忽。趁酒劲还没完全上来，刘慈欣离开了酒桌，踉踉跄跄地往回走，结果还没到家，就醉倒在了半路。东北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幸亏后面的工人师傅跟上来了，把瘫倒在地的刘慈欣扶回了屋，这才没让他冻死在路边。

不过，被大刘直接写进《三体》的是他讲过的另一件同样发生在东北的故事。大刘跟着工人到山上林场的小水电站里干活，到了饭点，工人主动表示要给他弄鱼吃。大刘好奇，这哪儿有鱼？工人说“你看着”，顺手抄起根树枝当棍子跳下河，“乒乓”地对着水面一顿敲，提着条大马哈鱼就上来了。等到刘维佳在《三体》第一部里看到同样的情节出现在叶文洁和白沐霖的对话里，立刻意识到，这不就是他当年讲给自己听的逸事嘛。

在分析“刘王何韩”四人的写作特点时，姚海军便告诉我，当时，在他看来刘慈欣、王晋康和何夕大体上是一类作家，都是追求创意、创新的作家，希望能够写出别人没写过的奇想，韩松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不少故事是对现实的变形。不过三个人也有着显著的区别。何夕对人的情感把握更细腻到位。姚海军笑称何夕可以被定义为“硬科幻当中的言情王子”，他的故事里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很受年轻读者们的喜爱。王晋康则更注重理性思考，会在故事里引出例如新人类和旧人类之间的交替、人与人的前景、人和病毒之间关系等许多问题。而刘慈欣的创作常常会通过对大场面的描述，展现他脑海里对无限科学之美的想象，尽管有时这些场面会非常残酷。

给姚海军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刘慈欣，他总是想法源源不断，每次参加笔会都会带来很多让人惊叹的构思。“在刘慈欣的小说里，很难看到他借用别人的创意来演绎自己的故事，他会为了想出一个新的创意而绞尽脑汁。而且他有过不止一次写着写着却发现自己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于是中途放弃的创作经历，因为他对已经实现的东西毫无热情。”

刘维佳也说到，1999年那次笔会上，他曾兴奋地与刘慈欣分享过自己的新鲜创意，却直接被刘慈欣劝告别写了，因为美国科幻小说家弗雷德里克·波尔早写过，还是部长篇。刘慈欣接触网络比较早，阅读国外小说多，虽然他也总是竭力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现许多奇思妙想，但他心里早已意识到——没有多少想法别人完全没写过。在两人的私下聊天里他便对刘维佳说，别把拼点子这条路当作正道，这条路不是不可能，但确实太难。

“大刘在精神上属于赵树理这派。”刘维佳评价道。刘慈欣还推荐他要多看俄罗斯文学，因为“俄国文学是苦难中走出来的文学”。但刘维佳却更喜欢英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少为人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也写科幻，尽管她的这类创作并没有得到科幻小说界的许多认可，可刘维佳读了后觉得很喜欢，以至于2007年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激动得直接冲进了姚海军的办公室大喊道“多丽丝·莱辛得奖了”。

笔会后，刘维佳和刘慈欣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刘慈欣写信并不是手书，而是先用电脑像写电子邮件一样敲出来，再用老式的针式打印机打出来寄出，这个细节给刘维佳极深印象。当时刘维佳没机会上网，刘慈欣会把自己觉得有趣的关于科幻的网络讨论打印出来，随信件一起寄出。两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种邮件往来的传统交流方式。刘慈欣很少在微信上说话，几年前刘慈欣爆红，作为老朋友的刘维佳担心会打搅他，也未曾要加过他微信，还是今年才建立起了微信联系。

虽然《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是2006年，但一些变化与契机可能要追溯到2002年。这一年，编辑部实行责任编辑制，姚海军开始担任刘慈欣、王晋康、韩松、星河等人的责任编辑。除了日常的编辑工作外，姚海军还负责了杂志社的科幻图书系列“视野工程”的出版，其中主要包括收录西方经典作品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汇集海外各类风格和流派的“世界流行科幻丛书”，以及原创系列“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三体》正是“视野工程”的一部分。姚海军谈到，随着小说作者们在杂志上有了越来越多积累，也逐渐开始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而仅靠《科幻世界》杂志平台无法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2002年，《科幻世界》开始做作家专辑，集中呈现了刘慈欣、王晋康、韩松、柳文扬、星河、何夕等人的作品。此后，姚海军致力于挖掘和打造科幻畅销书、培养明星作家。因为在他看来，“类型小说想真正确立起来，除了要有畅销书，更重要的是得有自己的明星作家，比如谈到武侠小说有金庸、古龙，言情小说有琼瑶。科幻领域如果没有这样的作家，它的影响力肯定非常弱。实际今天我们也看到些讨论，是不是刘慈欣大于中国科幻？这其实是类型小说能立得住的基础，但它不应该只有一个刘慈欣，而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作者。”

基于这样的思考，2006年当姚海军拿到《三体Ⅰ·地球往事》的初稿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科幻小说。

此前，姚海军已经负责出版了刘慈欣的两部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2003）和《球状闪电》（2005），最大的发行量也就5万册。“科幻类型小说要有现象级的作品，产生广泛的影响力，5万册显然达不到要求。如果简单地把《三体》推向市场，结果很可能还是5万的销量，因为科幻是个很小众的领域，更多人并不了解刘慈欣。而且我知道这是个系列作品的构架，它后面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所以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它的第一部能够拥有足够多的基础读者？”

这时已经晋升为主编的姚海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三体》在当时有着20万册销量的《科幻世界》上进行连载。这是《科幻世界》从未有过的举措，其他长篇作品通常都是作为图书直接出版推向市场，只有《三体》采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结果证明，选择连载不仅对后面两部《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助益很大，还提升了《科幻世界》杂志的知名度，很多人是因为《三体》才开始购买、阅读杂志的。不过后来《三体》取得的成功还是有些超出姚海军的预料，他最初只是单纯觉得，这部作品值得更好的市场表现。

2010年，《科幻世界》遭遇了一场内部危机，所有人都担心杂志可能会不在了。《科幻世界》前副主编、八光分文化创始人杨枫记得，那年笔会结束的夜晚，每个心系科幻的人都有些沉重。科幻在中国的市场似乎始终无法突破，虽然2005年前后科幻的处境有了些改善，但《世界科幻博览》《科幻100》等多种科幻杂志仍然是办一本倒一本，只有《科幻世界》孑然而立。那天刘慈欣酒也喝得有点多，他在成都花园城大酒店的门廊前，少有地袒露心迹对杨枫说：“不管中国科幻的未来怎么发展，我都是最后一个为它站岗的人。”

那一代人接触科幻的路径都非常奇特。姚海军1966年出生在一个名叫“7.5公里”的镇上，小镇坐落在黑龙江伊春市红旗林场附近，距离林场恰好是7.5公里。镇上没有书店，姚海军接触到科幻归功于他一个名叫王春海的初中数学老师。王老师的思想特别活跃，业余时间会背点课外书、杂志到学校卖。姚海军从他书包里发现了萧建亨的科幻小说集《布克的奇遇》，以及刊登科幻小说的《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杂志，才进入了科幻的世界。

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刘兴诗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天王”，而像叶永烈、王晓达这样的新锐作者也在不断涌现。包括《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主流文学杂志也会刊登科幻作品。每个省份也都有自己的科普期刊，上面会刊登些科幻小说。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广州的《科学之春》，以及四川的《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都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

与此同时，电视机也开始在中国家庭中间得到普及。在姚海军印象里，当时电视上已经能看到日本科幻动画《铁臂阿童木》和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后者在年轻观众群里引发了热议，很多人还无法分辨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幻想，甚至一度以为这都是发生在生活中的真事。1980年，改编自作家童恩正同名小说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上映，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科幻在当时的确颇有市场。“那时还流行起了地摊文学，出现许多跟凶杀、色情相关的小报，但这种小报上也常常会有科幻类故事。可见科幻很受欢迎，能够带来销量。”姚海军回忆。

他经常在周三上完课后，步行到5公里外的伊春市，只因为市里有书店，有机会阅读更多科幻作品。也是在这里，他读到影响了一代人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科幻。这部由叶永烈创作的科幻小说，原本完成于1961年，因为时代原因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78年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300万册的总印数，在《三体》出现前，一直是中国科幻小说界无人能够打破的纪录。20年后，小说里的主角“小灵通”，更因为被用作一项热门通信技术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刘维佳是湖北宜昌人，一家人曾生活在位于长江中心的西坝岛上，由于修建葛洲坝，他们全家搬到了刘维佳母亲工作的柴油机厂里。这是个国家二级企业，将近2000人的规模，尽管在东北可能还算不上“大厂”，但放眼中部地区已属超一流级别，相当于一个小型社会。

厂里有自己的图书馆，里面收集的科普类书刊特别多，反倒是文艺类书籍比较少，令刘维佳有很多机会接触科幻。他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后来写科幻，跟工业环境下的少年儿童时期的生活有很大关系。搬到厂里后，刘维佳和小伙伴们游戏的道具都是工厂里的边角废料，那些泛着冷光的钢板、钢条和大机器带来的科技感，都深深影响了他，“所以我读布拉德伯里的小说很有感觉。我小学时，放学后和节假日经常独自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玩，车间非常安静，阳光射进来，庞大的机器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不动，感性层面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刘维佳有个有趣的观察——科幻迷以东北的居多。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而在他看来，科幻必须在工业国才能兴盛起来，才有繁荣的机会。比起他们宜昌的这个厂，刘维佳感慨王晋康所在的拥有数万人的中原油田才是真正的大厂，但不论是他自己生活的小厂，还是刘慈欣工作的娘子关电厂，只有两三千人，但放在宜昌或者阳泉，也很了不得，“特别是山西的山沟里，差不多等于一座小城的劳动力人口”。刘维佳认为刘慈欣小说里的大机器、大场景情节也与此有关。有回他和刘慈欣聊起山西缺水的问题，刘慈欣说：“工厂确实耗水，就我们娘子关电厂，发电需要的冷却水，一条小河都不够喝的。”“可以看出他接触的这种大型机械，所需要的自然资源都是以一条河、一座山来计算，所以他的作品就显得很大气。”刘维佳说。

尽管现在许多人将刘慈欣他们这代作者所经历的上个世纪80年代称作“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但姚海军却表示，真正繁荣期却只有1980年到1982年这三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很难称上一个时代，太短暂了，几乎是昙花一现”。

科幻题材的迅速低落源自中国科学界、文学界一场关于“科幻文学”的争论。改革开放后重新启动的科幻创作，延续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少儿化”和“科普化”的写作方式。但以童恩正、郑文光、萧建亨为代表的科幻作者们认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介绍科学知识并不是科学文艺的目的，科学内容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

1983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刊发的《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将讨论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科幻期刊纷纷停刊，普通杂志和出版社也不再出版科幻作品。郑文光突发脑溢血，一病不起，创作生涯终结；叶永烈也转向了人物传记写作，从此不再涉及科幻题材创作。

到1986年时，全国的唯一科幻阵地只剩下了四川的《科学文艺》。《科学文艺》仍在坚持发表科幻小说，只是改名称作“科学小说”。它也就是《科幻世界》的前身。

1988年《科学文艺》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拨付资金支持，变成了一家自负盈亏的出版机构，再加上大量作者和读者的流失，如何生存下去成为其首要问题。最困难之际，每期仅600多份发行量。当时的总编谭楷曾表示，“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科学文艺》选择做出市场化调整，1989年更名为《奇谈》，除了科幻小说，还发表科学散文、科学诗、科学家传记，以及当时很受欢迎的纪实文学等内容。到1991年，《奇谈》最终更名为《科幻世界》。

这段科幻低潮期的波及范围很广。刘慈欣便曾提到自己有将近10年找不到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他的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初稿实际完成于1989年，中短篇小说《宇宙坍缩》和《微观尽头》则分别写于1985年和1987年，但直到1999年后才得以发表。

1991年曾发生了件影响中国科幻界的大事。在时任《科幻文艺》杂志社社长杨潇前几年的努力下，替成都赢得了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的举办权。这次年会稍稍扭转了科幻在中国的低潮处境，但真正彻底的改变还要等到1997年。

那时，生活在东北的林场工人姚海军虽然对1991年的成都心驰神往，不过却因为费用问题无法成行。1997年《科幻世界》又将国际科幻大会搬进了北京中国科技会堂，除了国内外诸多科幻作家外，大会还邀请到了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美国宇航员罗斯空军上校。这次大会得到许多官方机构和媒体的关注与报道，真正为科幻正名。此时尚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还是《科幻世界》的一位普通编辑，他在杂志上写道：“一直在沉默中积蓄着发展力量的中国科幻，一直在孤独中寻求理解和支持的中国科幻，终于挺胸昂首，登上了中国最高的科学殿堂，站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

听到国际科幻大会将在北京举行的消息，姚海军又激动了，可是他在林场的工资不高，到北京是笔不菲的开销，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不去了。此时距离他在1986年创办《星云》过去了逾十年，《星云》已经从最初的科幻迷杂志变成了本全国性期刊，姚海军也从一位寂寂无闻的科幻爱好者变成了科幻圈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之一。得知情况的韩松、吴岩、星河、杨平、凌晨等人表示要为姚海军募捐一笔费用，支持他来参加会议。他这才不好意思地下定决心从东北赶到了北京。等他抵达北京后，才发现韩松他们真的替自己制定了募捐计划，印发的小广告上面写着“欢迎姚海军先生到北京参加97国际科研大会”，这令姚海军非常感动。他终于在大会上见到了那些平时只存在于通信里，但从未谋面的朋友们，还得到杨潇等前辈的鼓励，“对我来讲杨老师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很激动，就像今天见到明星一样”。

当时已在科幻圈崭露头角的刘维佳，也以作者的身份受到了《科幻世界》编辑部的邀请前来参加会议。虽然编辑部提供了一笔会务费，安排他住在宾馆里，但住宿费还是超出了刘维佳的认知，“1997年我妈退休工资一个月也就410元，这边是一晚140元，数字倒了过来”。

才过了一天，刘维佳便从宾馆搬进了姚海军落脚的地下室。这些天南海北会聚过来的科幻迷们一见如故，白天开会，晚上聊天，通宵达旦地畅谈。会上，刘维佳遇到了对自己影响至深的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詹姆斯·冈恩，作家赵海虹充当了翻译帮助了他们的对话。刘维佳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与他在宜昌码头上工作的世俗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每个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科技、未来和文学的话题。

《科幻世界》1999年7月刊登了篇题为《心歌魅影》的科幻小说，再次令《科幻世界》更进一步。这篇小说讲述了关于记忆移植的科学幻想，没料到当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就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押中”高考题，为《科幻世界》赢得了巨大的征订量，2000年《科幻世界》的发行量达到了近40万份。杨枫笑说《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导演郭帆都是《科幻世界》1999年高考作文题事件的“受益者”，因为两人都是《科幻世界》的读者，并且都是在1999年参加的高考。

回到2010年在成都花园城大酒店门廊前的那次对话，在杨枫的理解里，刘慈欣的意思是即便很多人离开科幻圈不写了，他都会坚持写下去。确实，科幻圈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即便《科幻世界》一直在致力于挖掘新作者，但大部分作者都仿若流星，闪烁一下就再也找不见了。

在策划、出版《中国科幻口述史》时，杨枫对多位“恒星”一样持续创作的科幻名家进行了深入访谈。她分析道，像王晋康不是个讨好读者型的作者，他45岁才开始科幻创作，自身的阅历已经不会轻易为太多外界声音所干扰。而且他不是单纯为了科幻写作，而是想表达某个不错的科学构思时才提笔。最开始王晋康是喜欢给儿子讲睡前故事，有次儿子突然说：“爸爸你的故事讲得不错，能不能把它写下来找个地方发表了？”正好，他看到地摊的旧杂志堆里有本《科幻世界》，拿起抄了个投稿地址便走了，这样开始了科幻创作生涯。

但刘慈欣是个为读者写作的人，为了得到更多市场认可，他愿意适当做出一些调整。杨枫记得刘慈欣多次说过，他投稿前曾专门买来杂志研究上面文章的风格，“他曾给《科幻世界》一次性投过好几篇稿子，但他其实明确知道当时《科幻世界》上面受读者欢迎的类型是他自己写不了的”。作为从科幻迷成长起来的一代，刘慈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特别在意同类人群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每次到了《科幻世界》杂志社，跟人交谈没几分钟，他便会在某台电脑前坐下，看看读者的最新反馈。

刘维佳在2000年成为《科幻世界》编辑后，逐渐停止了科幻小说创作。很久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属于另一类作者，需要扎根在特定的现实土壤里汲取养分与灵感，离开那种环境后就很难持续创作。在对自己职业生涯思考的过程里，他也得出了自己的观察与结论：科幻小说在类型文学里最精英化，可谓是距离大众最远的类型文学，不过这种精英化并不是所谓的门槛高，甚至在他看来，过分强调科学门槛正是如今中国科幻发展所面对的最大阻碍。

他觉得刘慈欣很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刘慈欣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让更多人能够阅读到自己的作品。根据刘维佳回忆，在2007年第三届中国国际科幻大会上，有科幻迷问大刘如何看待卫斯理的作品，似乎是想听听大刘如何批评他。刘慈欣回答：“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不是卫斯理作品里的问题，而是要努力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其实早在之前的某次笔会上，刘慈欣就夸赞了卫斯理对于中国科幻贡献很大。在娘子关电厂，他有次与工人师傅聊天，这名工人师傅听说过刘慈欣在外面发表些文章，便问他究竟在写些什么东西。刘慈欣回答是科幻小说，不料工人立刻回应说：“科幻我知道，就是卫斯理写的那些。”这不禁让刘慈欣内心对卫斯理产生了某种敬佩，因为他成功地让一个山区里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知道了什么叫做科幻。

《三体》确实为中国科幻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刘慈欣也实现了让自己作品为更多人了解的初心。2015年《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杨枫其实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她记得2010年《三体Ⅲ》出版时，市场已经达到了极大的热度。她、姚海军和刘慈欣前往成都春熙路西南书城举行《三体Ⅲ》首发式那天，到了现场，书迷们已经把书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等待签售的队伍拐了好几个弯，警察看到也担心发生骚乱，出动了好几辆摩托警车来维持秩序。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带来的书也不够，紧急又去库房里调了货。

当天晚上还有一场在四川大学水吧里的读者活动。进入大刘答读者问环节时，两个读者举手说，他们是头一天晚上坐了一通宵火车，从湖南和湖北赶来的，因为已经等了很久，他们就想赶紧提一个问题，问完还得赶火车回去上班。

在姚海军办公室的书架上，陈列着所有版本的《三体》。他向我介绍，2008年初版《三体Ⅰ：地球往事》推出后，封插很受好评，但第二部和第三部的设计，市场反响都不是很理想。“原来我们做书，封面都用的外国科幻插图，因为中国这块的原创力量很弱，没有多少插画家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拿出最新那些装帧精美、设计漂亮的出版物展示给我看，“现在这些封插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画家绘制的，所以中国科幻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小说、文学层面，还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才为《流浪地球》电影和《三体》剧集这些视觉产品的出现提供了科幻美术上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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