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保送北大的男人，火出了深度

项飙的微信很神秘，需要邮件和他联系。急事会回复得快一些，不着急的事大概等上两三天会得到回应。他总会回复你。有时回得简短些，如果信写得真挚且提出了一两个好问题，这位忙碌的人类学家，就会写一封长长的回信。

约项飙是在2023年元旦之前，原定2小时的线上对话持续了4个小时，从下午四点直到天色漆黑，我不得不起身去开灯的时候，跟项飙说抱歉，他回以一张笑脸，说：“没关系，我也有机会可以整理（过去）。”而我知晓，6小时的时差，在德国柏林的他没有吃早饭，是饿着肚子在和我聊天。

项飙并非不疲惫。

过去的七八年，项飙受到了国内读者的极大欢迎，他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与不同的人对话，也在2022年展开了更多与青年的小范围对话，就我此前参加的几次，有一次连续对话的时间甚至超过了10小时。看得出项飙已经累了，线上会议的视频小框里，他的短发被自己薅得很乱，但眼睛还是发亮。

疲惫是躯体的疲惫，项飙确信自己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关口。

通过网络，他第一次看见年轻人们向思想展现了如此巨大的渴求，渴求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直接和自己平等、坦白地交流。他们渴求的或许并不是知识，因为那一搜即得，他们渴望的是思想，“思想和句子最大的区别，在于句子是写在平面上的光滑的一个陈述，思想是背后一套生命体验的展开”。

但有朋友劝项飙，“珍惜羽毛”。他年少成名，不管是《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还是《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两本人类学名著，早已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互联网是危险之地，情绪极不稳定，他何必要涉足？

项飙是另外一种想法。

和更多、更多的人对话，是项飙现在的工作。他甚至觉得不足，时间不够，他的目标是通过反复的对话、通过大众媒体来收集、了解“人类共同的焦虑”，最后引领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者们探索出一套“为生活的人类学”，向当代人提供一套面对自己的焦虑的工具。

对话、反馈、往复。寻找人类共同的焦虑，建立一条崭新的学术路径，通往“为生活的人类学”。

对于项飙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是一位学者的一种敏感的嗅觉，如同30年前的清晨他从北大出发、坐上公交，一路走一路问，最后在夜幕降临时找到“浙江村”一样，如同20多年前他在悉尼的海边决定推翻此前一年多的调研，重新确定“全球猎身”的方向一样，这一次，项飙有新的热情。

“夕阳落下时，思想升起。”项飙和南风窗的对话，持续进入夜幕。

一瞬间，我有一种感觉，与其说是我正在采访项飙，不如说，作为记者的我也进入了他这一场漫长的对话方式的田野调查之中。我们当下的这一环，是瞬间，也将是长远，也许会引导出更多的对话来。

19岁的项飙很不满意。

当时是1991年，项飙结束了一年军训，正式开始北大生活。他从北京写信给温州老家的妈妈，抱怨北大社会学系一年级的课程多是舶来的理论，不关心身边的世界，“和实际情况没有关系”。妈妈给他回信，说她们年轻时候什么都学苏联，现在什么都学西方。这次通信，意外地启发了项飙。

他花了一个周末、两个晚上，写就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递给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王思斌。

这封信名叫《关于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

这是一封思考的激情所带来的谏言，洋洋洒洒，所思即所写。但特别在于，信中还有一句话，大意是说：

“我给您这些建议，不是说系里应该根据这个方案来改革，只是通过我的建议来形成一个参照物，以此映射出现在的问题。”

年轻的项飙，太有分寸。

一句话，一面很小心地厘清了学生和系主任的责任边界，是在各自的位置上来寻求合作，另一面，这句话的核心是调动对方的思考，让系主任自己意识到问题，并参与进来。

一个大一学生竟有这样的思考和表达，王思斌感到兴奋。他把信拿去在系里老师之间传阅，激起了讨论。

但50岁的项飙回忆当年，对此并不十分得意。年少有分寸，一面是爱思考，另一面是小心翼翼和不放松。

他也是在博士毕业后遇到自己的爱人时，才从另一半身上看到，一个在有充分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是个什么样。她成年后那样率真，是项飙所缺失、羡慕的。

项飙的童年，受外公的影响很大。从进校门的第一天起，他就好像比同龄人要看起来老成，因此被老师倚重。暗地里，小项飙却始终对人际交往有一种“紧张感”。

项飙说自己年少时有一个爱好，是写物件使用说明书。尽管项飙自称是一个生活中极其笨拙的人，但是年少时，他却趴在桌上写过一张又一张的说明书，这个电器如何使用，那一个茶壶是如何被制作的。

项飙沉浸其中。

把一个实践的内容用文字说明清楚，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挑战的游戏。

或许，项飙的善思和多虑，是从童年起便不断刻进骨子里的。这是他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他的木秀于林，“少年传奇”。

1990年的北大是寂静的。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北大重新有了思想开放的氛围，却没有太浓的学术氛围。

也因此，项飙意外获得了“野生的机会”。他一听说北京有个“浙江村”，里面全都是温州来的服装生意人，就产生了兴趣，自己探路找了过去。

后面的五六年，他在北大和大红门之间往返，课若不爱上就不上，经常一去就是一个多星期，泡在“浙江村”里。

在这些日益红火，却始终没能取得合法资质的服装市场里，温州商户们展现出一股野蛮生长的韧劲。他们信任这位北大来的“温州小兄弟”，和他打得火热。甚至一度，在北大与京温服装市场之间，由项飙牵线，合作建立起了一个爱心小组，帮助浙江村追求安定，改善形象。

另一封信，就和“浙江村”有关。

其实也算不上是信，它全名叫作《关于在京温服装市场内共建爱心活动并敦请市场治安小组改善作风的建议》。

这是1995年，大学四年级的项飙，联合北大同学写就的一封“对话”申请，起因是商户在市场里被治安小组殴打，他们要帮助商户维权。

连夜写好了这封信，项飙和同学们第二天冒着大雨赶往浙江村，却在决定去不去公安局递交信件之前，与商户出现了分歧。

相比于这一封诉诸法律、理性的信件，商户们更想找到一个“靠山”。他们不敢去和公安对话，认为这是惹事，是“去公安局挂号”。

此时，商户们意图彰显，原来他们所渴求的，是项飙通过北大，帮助他们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最终，合作破裂，维权告吹。

几乎抱着当年写信给系主任的同等热情，项飙和同学一起写了这第二封《建议》，却被温州商人们一盆冷水淋下。

项飙似乎能感觉到，自己北大学生的身份，或许成为了温州商户们求生存过程中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对象。

但项飙没有太挫败。

一方面，浙江村彼时正处于存与亡的博弈中，一切都在极速变化，这次维权之后，市场和商户们聚居的院子很快面临着“大清理”，成千上万人将居无定所。这一阵狂风，又把项飙吹到了另一堆事情里，他实在来不及对一次失败有过多情绪。

另一方面，项飙理解商户们。

在那一次维权失败之后，他和商户们的关系反而变得更紧密了一些。“也不是说他们真的希望通过我得到什么，而是他们认为我有他们没有的一些东西，他们信任我，觉得可以和我一起行动。”

即使只是一个大四的学生，项飙对社会的复杂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换位思考，认为商户们如此“利用”他，对于他们来说是合理的，而项飙并不介意。

“可能我比较早熟。”项飙对我回忆道。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浙江村有一个基本的正面的判断。这么一群农民大老远来到北京，用自己的双手打天下，不管他怎么打，都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在里头。因为知晓他们艰难的过程，我不会用一种纯粹的外在性的东西来评判他们。”

《跨越边界的社区》成书于1998年。项飙的这本书一出现，就受到了外界极隆重的称赞，如今亦被国际上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的代表性著作。

而当年，项飙不过26岁。

这一年，项飙硕士毕业，受邀免试进入牛津大学读博士。

坐上去英国的飞机时，项飙的心情未必不昂扬。他和朋友们开玩笑时说的是，一定要去西方“取回真经”，他了解中国社会科学当前自产自销的家庭作坊格局，所以他在出发时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在国外做一个“非中国”的人类学案例研究，代表中国学者加入世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中去。

但到牛津的第一年，阴云低垂。

因为英文困难，项飙逃避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中国的他，相比于外国同学，知识面匮乏，而理论阅读更从来不是项飙的强项。

项飙不断给自己加压，整整一年，他疯狂地阅读，近乎于用眼睛扫描书籍，抄录短语，为博士一年级“成为博士候选人”的答辩而拼命准备论文。

离群索居，埋头读书，似懂非懂，生吞硬咽。

这整整一年里，项飙只与父母打过两次电话。

关于这一段牛津记忆，在项飙后来的《全球猎身》一书中有很详细的讲叙：

“我相信我（博士一年级）的长篇报告，一定会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气死我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

逃过一劫，项飙开始了他在悉尼的印度籍IT民工的研究。

可逃去悉尼，这一年，仍旧是难熬的。

项飙没有钱，总是吃玉米，电脑也叫人偷过一次，里面记载着他整整6个月在调研全部的资料、笔记。

但最要命的，还是调研没有头绪。项飙按照自己在牛津时作汇报的方向，“离散于国外的空间”，来对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印度人展开调研。但越调研，越迷惑，别人经常不知道项飙为什么这样问，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断地遇见采访对象的尴尬和回避，但却不断强迫自己百折不挠，继续问下去。

硬扛了一年多，项飙说自己的脑子里“已经是糨糊一桶”。

而就在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他在悉尼湾边散步，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自己的脑中回放……突然茅塞顿开。

当他将目光放在印度IT工人们的“流动”上，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项飙感觉，这，才是他所见到的印度IT从业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决定放弃“离散于国外的空间”，这一个原本是向欧美人类学跟风的主题。

全球“猎身”，这个想法出现了。

猎身，对应着的是猎头。被劳力行带到澳洲、送往欧美的印度人，并非是一些尖端的IT人才，而大部分只能称为IT工人。想到要关注印度IT工人劳力输出的具体过程，项飙兴奋至极，他感觉自己摸到了，一个原本看不见的故事，突然在他心目中清晰可见。

豁然开朗。

由此，一切都变了。

印度朋友们会主动来找项飙讲故事，他们也渴望听到项飙最直接的想法。项飙如同在浙江村一样，被朋友们卷入到了更深的田野里，他和十几个印度IT职员，一起睡在蟑螂爬过的地板上，通过采访，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有劳力行的老板，邀请项飙以牛津大学的名头，帮助他去往韩国开拓业务，发展韩国籍IT工人。

2001年6月，项飙离开澳大利亚，去往海得拉巴。在这个南印度IT工人聚集的中心城市，项飙采访顺利，收获颇丰。

不幸的是，路上，项飙病了。急性肝炎击倒了这个29岁的年轻人。

海得拉巴的公立医院人太多，住不进去，私立医院价格又太贵，项飙支付不起。病痛缠身，无法治疗，项飙忍不住哭了。

项飙描述当时的处境：“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

我问项飙：“为什么这么疼了，您还顾得上想这些？”

项飙不解。

他以为所有人都会这样想，“以求自保”。

“你要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当作一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一个大结构中的一份子，然后去看这件事。生命最可怕的不是灾难，而是不可解释的灾难，你一定要去想，去了解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人只要思考，就不是逃避。当然，对于我的病来说，思考也是转移注意力。”

项飙很认真地说：“这是最好的鸡汤。最好的鸡汤就是把自己这只鸡，看作是鸡群里的一只，一起来炖。”

我实在忍不住追问，项飙是否曾经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幽默感。

项飙没有直接回应。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个温州舅公的故事。身为高级工程师的舅公，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很厉害，别人把他装扮成一头牛的样子，还贴上了一条尾巴。夏天，蚊子来了，他说自己刚好用这个尾巴去绕一绕，哎呦，蚊子走了，而且别人觉得他真的看起来像头牛了。项飙反而觉得他的舅公身上有幽默。

“逃避是产生不了幽默的，幽默一定是要抓住这个矛盾的，因为幽默来自矛盾。然后你要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这个矛盾……”相比于向还不太熟悉的记者承认自己是否幽默，项飙更愿意分析，分析幽默是什么，幽默如何产生。

当学生，项飙一路都太顺了。从北大到牛津，从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到博士论文《全球“猎身”》，后者在2006年出版之后不久，又拿到了美国人类学学会颁发的安东尼·利兹奖。30岁出头，他留在牛津任教。

但此后十年，项飙陷入到了一种彷徨中。

博士论文的成功，仍旧在于它是一个写得很好的案例。项飙苦恼自己无法在博士毕业之后，迅速地从一个案例研究者转化成一个拥有自己世界观的思想者。

算不上痛苦，但项飙觉得博士毕业之后那十年，比刚入牛津、去悉尼的那两年要艰难太多。不再是基于学业压力的奋力追赶，而是找不到新的方向。

“从国内教育出来，到英国的主流环境，对于世界上的种种发展，我能掌握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能形成一个自己的主体性，我怎么看世界，我跟世界什么关系，我都想不清楚。”

当然是可以继续去做案例，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做的。

但做一个案例接近十年，再做两三个，就该退休了。“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项飙不甘心。他不愿一辈子只做一个案例分析者，他想由此转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

而且，就算是做案例，项飙也不得不承认，伴随着青春的那股融入田野的热情天性在消失，另一种基于学理对自己的约束却在滋生，当他一天年长于一天，可能再也做不出当年在“浙江村”里那样完全把自己泡进去的案例分析了。从2004年开始做中国东北人向全球移民的案例，至今书稿写过四五遍，仍旧“拿不出手”，无法出版。

当年台湾学者陈光兴的一句无端的断言，认为项飙这辈子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越《跨越边界的社区》的书，怕是要一语成谶，成为一种“年少成名的诅咒”。

苦闷，似乎是必然的苦闷。

“缩水”。项飙这样形容那十年的自己。

倒没有一个真的瞬间，比如照到镜子看到自己变得干瘪之类的戏剧场景，一切都悄无声息。项飙仍是日常上课，也参与比较丰富的社会和学术活动，但他就是有一种无形的感受，“觉得自己变得比较缩水，比较干，好像身形、走路的姿势都缩起来了，你知道吧？”“包括大脑的整个空间，似乎都在萎缩。”

或许一个侧影，可以展现出项飙在牛津的生活。

有将近20年，包括后来任教的时间里，项飙在牛津小镇都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家。

每一个新学期，都新租一次房子，或者直接住在学生宿舍，他在牛津过着一种“流浪者”般的极简生活。学期结束，他回日本或新加坡，每年有小半时间与妻子女儿共度。

项飙的视角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他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浙江村的六年田野中忽略了女性的视角，反思在全球猎身中因为太想把事情一口气讲清楚而忽略了许多个体的差异，他批判自己在成长历程中形成的擅长独口阐述、而缺少民主的思维……

直到2014年，连年的苦闷有了一丝缝隙。

这一年冬天，界面新闻的记者郭玉洁找到项飙，做了一篇采访，叫作《中国人就像蜂鸟，震动翅膀悬浮在空中》。

项飙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记者找到自己，他离开祖国时是1998年，整个北大只有东门外的物理楼有机房可以写电子邮件。这些年没有QQ和微信，他和中文世界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联系。

或许，是恰逢中文社交媒体的蓬勃期，国内的年轻人们对新的内容、对理论有了更大的渴求吧。项飙猜测。

那一篇对话里，项飙其实和郭玉洁讲了很多，关于他的几个重要阶段的研究，但最后被写进标题里的偏是“蜂鸟”的概念，是“悬浮”。

“为什么是蜂鸟的形象那么突出，是因为我说蜂鸟，其实也是在说我自己。”项飙说。

博士毕业之后的许多年，他拼命学，太想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得到学术界的再一次认可。为了遥远的目标把自己悬在空中，不关心短时间里的事，只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做事也是根据别人的模式去做，并非发自内心。项飙感到焦虑、疲累。

似乎是那篇文章传开了，项飙连续收到许多年未曾联系的老朋友的邮件，他们看到了那篇采访，有共鸣，也有思考。

打开自己，项飙却得到了更多人的反馈。与此同时，项飙也看见年轻人们对思想的渴求，意识到让别人看到一个学者真实的思考过程，比向他们灌输道理，要更具思想冲击力得多。

2017年，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第二次再版时，再一次修改了文本。这一次和2003年出英文版时的修改完全不同，当年在牛津求学的项飙，面对西方学术规范完全丧失了自信，他把1998年的原版书中三分之一的细节内容都删掉了。但这一年，项飙却把那些因羞愤删掉的珍贵内容，给抢救了回来。

项飙的自信回来了，他对于世界的敏感，看见的能力也在逐渐被修复。

更多的对话开始了。

随后是《十三邀》中的许知远，《把自己作为方法》中的吴琦，背后的编辑罗丹妮。还有更多的媒体、大众。

以对话为节点，促发了项飙更多的思考，他提出的概念，也从“悬浮”到了“附近的消失”。

如果说，悬浮是一个人的生活不考虑短时段的感受，只考虑长时段的目标，那么附近的消失，就是时间对空间的吞噬，是一个人瞄准远方，却丧失脚下，是项飙把对时间的思考转化到了空间上。

但不管是悬浮，还是附近的消失，项飙所指向的都是人类共同的焦虑。

项飙逐渐生发出一个想法：何不通过大众媒体、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一起做一场更漫长的田野，如同女性主义从性别关系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出发，随之拥有了改写人类历史的力量那样，或许“人类共同的焦虑”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新的入口。

在离开牛津前的最后两年，已经提出“附近”的学理概念之后，项飙终于切身感受到了一次“附近”。

他的妻子和女儿来到了英国。因为女儿上学，项飙开始接触小镇社会，他第一次拥有了邻居、认识学生家长，他第一次发现，牛津小镇的生活竟然如此方便，女儿上学、游泳、滑冰……都是可以步行走到的地方。

最为感慨的，是过去写论文苦闷时去一圈圈散步的田野，如今成为了和女儿一起走过的田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2021年9月，项飙接受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邀请，去担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带着家人，从英国牛津搬家到了德国柏林。

每一周，他都要坐上火车，去哈勒的马普所上班，待上三四天再回来。在那里，他将要穿过一条长廊，长廊一端是一个很现代的建筑，另一端则是一栋古老的别墅。他的办公室，在老别墅里最中间的那两间。

角色的转化，项飙仍在适应之中。虽然仍旧像少年时一样，对人与人的交流保持着淡淡的紧张，但他的处理方式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变得更主动一些。

在马普所的工作，与项飙面对中国大众的“对话”，几乎是两个面向的。一个有着更显著的国际视野，另一个则关注具体的人和事。项飙常在中文通信之前提醒对方，“请你讲一些具体的事情，以便于我们的对话”。

但他不光在中文媒体中频频出现，不知疲倦，也与身边的学生、学者合作建立了“看见附近”的研讨小组，辐射世界各地。

或许，马普所的长远研究路径，和项飙对当下国人具体焦虑的捕捉，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到底有无联系、何种联系，如何联系，以及将来怎样发展成思想的工具，只能留待这位人类学者接下来几十年的阐述。

进入这座百年历史的马普学会，坐在老别墅的正中央时，项飙想必已经下决心要承担起一段历史来。

（感谢“看见最初500米”Mapping工作坊段志鹏对本文的帮助）

    编辑 | 赵义

新媒体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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