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豆瓣@成步堂猫二丨
首发公号：后浪法评丨
感谢作者为豆瓣提供优质原创内容丨
在他们拍摄的最新纪录片里，报道了日本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Johnny喜多川长期对旗下未成年练习生实施性骚扰、乃至性犯罪的行为。熟悉日娱的人都知道，杰尼斯事务所是日本男子偶像界的绝对“顶流”，几乎垄断了日本的男子偶像市场。木村拓哉、山下智久、松本润、岚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爱豆团体和个人均隶属于该公司。
创始人Johnny喜多川更是其中“神一般的存在”，受到偶像和普通民众的一致追捧。他到底犯下了怎样的滔天恶行？又是怎样怎样利用职权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
主演: 莫比恩·阿扎尔
类型：纪录片
上映日期: 2023-03-07(英国)
片长: 59分钟
在这部纪录片中，几名曾经的杰尼斯事务所练习生讲述了自己被喜多川侵害的经历：时年十五六岁的他们被叫去实际上是喜多川个人住所的“宿舍”，被喜多川像摆弄洋娃娃一样脱衣服、洗澡、按摩，直至实施性侵。更令人绝望的是，杰尼斯事务所的练习生似乎已经默认了这样的对待，将其作为出道的必经之路。其中一个前练习生表示，他所知道的明确对此表示拒绝并逃离的人，只有一个。纪录片播出后，似乎并没有在日本娱乐圈引起广泛讨论。事实上，讨论BBC的纪录片是否属实没有意义，因为日本法院早就确认了喜多川性侵未成年人的指控。但是，即便喜多川已经于2019年去世，关于其曾经的性侵事件却仍然如黑箱一般秘而不宣。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报道属实
早在1999年，日本著名娱乐杂志《文春周刊》就连续14周报道了喜多川对旗下未成年练习生的性虐待等丑闻。
报道发出后，1999年11月，杰尼斯事务所将《文春周刊》告上法庭，提出了侵犯名誉权诉讼。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杰尼斯事务所胜诉。随后，《文春周刊》提起上诉，2003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改判《文春周刊》胜诉，认为《文春周刊》关于喜多川性虐待的报道属实，没有损害其名誉，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日本律师穗积刚调取了东京高等法院的卷宗发现，当时有两名受《文春周刊》采访的少年出庭作证，各自讲述了他们的受害经历并接受询问。法庭调查认为，两名少年关于喜多川性骚扰的具体证言的内容基本一致，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串通作伪证的动机，因此认可他们证言的真实性。此外，喜多川本人也亲自出庭为自己辩解，除了否认证人的指控外，甚至自爆自己20年前就因为生病做手术丧失了性功能，因此不可能实施被指控的性侵害。不过，东京高等法院裁判认为，喜多川提出的诊断书、陈述书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患上后遗症或丧失性能力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法庭询问时，喜多川无法对自己的主张自圆其说。最后，他甚至说出了“实际上，我也很难说他们（少年证人）说的是谎话”这样事实上承认性侵指控的话。东京高等法院指出“前述证据可以证实，充分考虑到被害人的年龄和社会、精神上都不成熟的状态。其与一审原告（喜多川）在社会地位、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行为的性质和该行为对少年造成的精神冲击的程度，少年们没有自行向侦查机关控告，甚至没有告诉监护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也能肯定的是，从少年的立场而言，他们考虑的是如果拒绝了一审原告（喜多川）的性骚扰行为，在舞台上的站位就可能变差，也可能无法出道。”高等法院认为，喜多川利用少年练习生因为上述担心而无法抵抗的心理，实施性骚扰行为属实，认定《周刊文春》对此的报道真实。此后，杰尼斯事务所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又于2004年2月自行撤诉。东京高等法院的裁判成为终局判决。为什么喜多川没有受到刑事审判
由此可见，到2003年为止，喜多川性侵的事实已经得到裁判确认，此后又陆续有少数原Jr.曝光被喜多川性骚扰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在日本引起什么水花。没有人去起诉喜多川，更不用提让他承担刑事责任；只有无数少年源源不断地涌入他所掌权的“造星工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就法律层面而言，当时的法律并不能有效保护未成年男性受害人。日本现行刑法颁布于1907年，190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直到2017年，刑法才修正了关于性犯罪的规定。在此之前，日本法律中的强奸罪仅指男性对女性的奸淫，同性之间的性侵不可能构成强奸罪。因此，喜多川即便性侵男性练习生，也不会受到强奸罪的规制。如果退而求其次，刑法规定的公然猥亵罪和强制猥亵罪，虽然不限制被害人的性别，但同样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喜多川实施性侵害的地点具有隐秘性，公司的练习生又都受制于他，恐怕很难取得有效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刑法，包括强奸、猥亵在内的所有性犯罪都是“亲告罪”，即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所言，对于只有十几岁的被害人而言，他们出于认知、恐惧等各种原因，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父母，更何况向警方提出控告呢？因而，喜多川长期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行为，却几乎没有人提出控告，警方也无从启动调查。2017年刑法修正之后，“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被害对象不再限定为女性，犯罪行为也不局限于性交。并且，全部性犯罪都由亲告罪改为非亲告罪，成为了“公诉”案件。但是，直到2019年7月去世，喜多川都没有受到指控，最终在全体杰尼斯艺人的送别中体面地离开了世间。
“黑箱”背后：权力的肆意和被害者自我合理化
喜多川之所以可以肆意侵犯未成年练习生而逍遥法外，根源在于他和他创造的“杰尼斯帝国”所拥有的绝对的权力。在日本，杰尼斯事务所几乎垄断了男子偶像行业，也对电视、新闻等媒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杰尼斯事务所可以向电视台等输送艺人资源，同样也可以据此向媒体施压，决定选角、报道内容等。2019年7月，因涉嫌施压不让出走杰尼斯的原SMAP三名成员参加电视演出，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杰尼斯事务所发出口头警告，要求其注意不要违反《禁止垄断法》。杰尼斯事务所的垄断地位可见一斑。在杰尼斯事务所内部，喜多川更是“君临”一般的存在。根据报道，杰尼斯本人亲自参与并决定Jr.的选拔，对于偶像的出道、乃至舞台的站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如判决揭示的那样，如果违背了喜多川的意志，练习生就只能站在舞台上不显眼的位置，失去了镜头，更失去了出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垄断下，不只是喜多川，任何人都能够为所欲为。日本媒体对喜多川的性丑闻集体选择沉默，公众更是对此讳莫如深。BBC的纪录片提到，大多数父母都知道喜多川的癖好，还是选择把孩子送到杰尼斯公司，甚至会主动安排喜多川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也有练习生说，如果被喜多川“临幸”就能变出名，那自己也会接受。更为诡异的是，即便遭受了喜多川的侵害，仍有原Jr.说喜多川是一个很棒的人。他的行为是把大家当“family”并且包含爱意，电视上的偶像们也在开心地讲述着和喜多川的回忆。对于性侵被害者而言，选择揭开性侵的“黑箱”，向他人讲述乃至公开被侵害的经历，就意味着将要受到外界众多非议、污名。例如著名的伊藤诗织事件，即便她最终取得了胜诉，仍然遭受着大量谩骂和荡妇羞辱。女性被侵害尚且如此，同性、尤其是男性之间的性侵害就更不为保守的社会所接受。日本性别平等委员会调查显示，在性暴力被害人中，有六成的女性受害者选择不向任何人讲述受害经历。在这样的压抑环境下，当一个十几岁涉世未深的男孩遭受性侵害时，极有可能难以向任何人启齿，却在周遭“不接受就无法出道”“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的声音中不断被洗脑，只能选择接受。为了让自己接受，受害者可能会进行自我合理化，为暴行寻找情感上的突破口，从而减轻心理上的痛苦。如同房思琪受到性侵后的自我欺骗——我是爱老师的，如果不这样自我暗示，她便无法接受自己被“玷污”了的事实。于是，受害人选择放大喜多川的才华和对Jr.的关心，选择接受“他是因为爱才对我这样”的解释，选择以这样的方式逃避痛苦。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面前，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文春和BBC的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原来舞台上魅力四射、给人们带来梦想的爱豆，竟要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但是，这本不该是常态，社会更不该因为喜多川之流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放任其行为。自2017年针对维恩斯坦性侵行为的揭露以来，“metoo”运动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受害女性。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性侵的受害者不只是女性，也有很多男性；加害者不只是男性，当然也有女性。只有打破针对男性受害者的禁忌，反对任何形式的性暴力，才能推动社会和法制的真正进步，才能避免杰尼斯事件的悲剧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