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对日“屈辱外交”，在韩国有人支持吗？
上任不到一年的右翼保守派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在最新的盖洛普民调中已经跌到了30%左右，相比前总统文在寅在同一时刻的支持率要低至少十五个百分点。不过，支持率并不会对这位韩国总统的执政构成实际威胁，尹锡悦仍有超过四年的时间施展自己的抱负，并面临着如何在必然退场之前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的焦虑。
就在3月，尹锡悦大手笔恢复了已经中断了12年的韩国-日本领导人会谈。3日15日，他出访日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但关系复苏，意味着韩国放弃一条文在寅时期坚持的政治议程，那就是帮助在日治时期被强制征用为劳工的朝鲜（韩国）人讨回公道。文在寅任内的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参与强制劳动的朝鲜人有权向日方要求道歉并申索补偿。日本政府则极为强硬地予以拒绝。这导致了两国关系很快陷入僵局，甚至爆发了日本对韩国限制出口三项半导体材料和韩国民间抵制日货的双向报复。
而尹锡悦则在上任不到一年之后“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日韩首脑会谈之前的3月6日，韩国方面确定将会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补偿受害的劳工。这一方案自然得到了日方的赞许，并为双方会晤打开了大门。韩国方面的这一表态，意味着日本自民党政府多年以来的强硬姿态取得了成功。甚至，日本右翼保守派还有人不满足于此一结果，认为岸田政府有欠强硬。比如，《产经新闻》三月初刊载的一篇评论认为，在“所谓的强制劳工诉讼”上达成的共识，惯坏了韩国方面的“不公平行为”。
但在韩国国内，这一姿态显然触怒了大批民众。尹锡悦的支持率在三月之前还有过35%以上的表现，如今则即将破三。在首尔有民众组织游行抗议，“屈辱”成为了不少人对尹锡悦外交的评价。根据多项民意调查，大约有60%的韩国人不认同政府对日治历史上强制劳工问题的处理手法。但相比外界心目中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之深，这个比例似乎并不算非常高。而民间的抗议，是否会演变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有待观察。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来，尹锡悦的这场“屈辱外交”，旨在坚持对朝鲜强硬的同时和日本修复盟友关系，以便于未来更好配合美国的“印太”设想。日韩两国首脑会面后，白宫第一时间就发布声明，赞许双方修复关系的行为。这反映出华盛顿方面希望日韩能够“放下”之前的历史问题，共同“看向未来”。
但对会口无遮拦乃至把美国国会议员称为“小崽子”的尹锡悦来说，配合美国并不意味着韩国丧失自主性，反而，这是他和他身后韩国右翼“重新夺回历史叙事”的其中一个环节。他今年3月1日在韩国“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发言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展示窗口。“三一运动”纪念的是1919年日治下朝鲜半岛民众中爆发的民族独立运动，理应是一个声讨殖民历史，强调反抗精神的场合，但尹锡悦在今年甚至对着在场的观众们表示，日本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和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中区柳宽顺纪念馆举行的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结束后，依次向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等与会者致意。（图｜视觉中国）
这一表态符合韩国“新右翼”的思路。和欧美近年来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新右翼不同，韩国新右翼集合了许多专业人士乃至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更聚焦于为朴正熙和全斗焕的军人执政时代“变相正名”——他们一方面认可“自由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认为军人政权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才是韩国值得珍惜的历史遗产，而民主化运动之后上台的左翼进步派，在他们眼中是一群身份可疑的、遭到了朝鲜影响和渗透的“共产主义者”。
顺着这条思路延伸，新右翼甚至在近十年里推动了一场为日本殖民时代“部分正名”的意识形态运动。2019年，就在文在寅政府围绕强迫劳工议题和日本政府对垒时，首尔大学的李荣薰和另外数名学者一起出版了一本极富争议的图书——《反日种族主义》。他们在书中声称，韩国官方的近现代历史书写被一群左翼分子把持了，从而陷入了所谓的苦难书写——通篇都是谈殖民、战争、军政府。他们认为历史事实要更复杂——比如他们认为慰安妇和当时的其他日本性服务者一样都是“自愿”的，而劳工议题在他们眼中也不存在“强迫”，都只是为了生计和收入。从而，他们声称韩国应该摆脱一种“政治正确”的反日情绪，和日本寻求和解，对抗区域内的其他对手。
这本“修正史学”一出版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大量韩国学者、媒体人和普通民众都斥之为歪曲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本书2019年在韩国境内销售了超过十万册，是当年最热门的畅销书之一；另一方面，该书翻译成日文后，又引发了日本右翼的追捧。毕竟，书中的观点和许多日本右翼主张不谋而合。比如，日本右翼也认为强迫劳工问题是韩国人和日本左翼“制造出来”的。
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家杨明智（Myungji Yang）将韩国新右翼“重写历史”的冲动归纳为对左翼历史正义运动的反弹。从1940年代末的李承晚政权开始，到6、70年代的朴正熙政权，再到80年代的全斗焕政权，韩国政府对呼吁民主化和底层权益的“民众”运动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强力的镇压手段。1940年代为防止南朝鲜劳动党的反抗运动，李承晚政府在济州岛大肆杀戮；1980年，全斗焕政府更是制造了暴力压制民主化运动导致数百人丧生的“光州事件”。从而，自1987年韩国结束军政府体制之后，但凡进步派政府，都试图为这些事件中的遇难者追求正义，并追究军人的历史责任。这些长期的工作触怒了保守派，他们眼看着当年的律师和学生活动家一个个成为执政者，感到必须“保卫”他们年轻时由军政府书写的韩国历史。
具体到对日政策上，左翼认为在朴正熙时代的1965年和日本签订的关系正常化协定《韩日基本条约》，是由一个非民主的、不合法的政权主导的，其中为了寻求和日本合作，忽略和无视了许多在殖民时代受难的普通朝鲜（韩国）人寻求赔偿和道歉的权利，从而认为右翼对日本卑躬屈膝。而在冷战前线长期熏陶的韩国右翼眼中，更大的敌人是北方的朝鲜政权，在他们看来是左翼对朝鲜曲意逢迎。
作为右翼对长期进步派执政的组织化回应，对应着韩国民间的追求历史正义，追究殖民责任的运动，右翼也开始动员自己的社会网络和意识形态工程。在2016年掀翻朴槿惠政府的烛光抗议中，长期遵从军政府秩序的右翼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开展自己的群众运动。近年来的新右翼明显加强了宣传和民间动员。《反日种族主义》这样的图书，也是右翼运动在社会中扩大基本面，宣传自身议程的一个具体体现。
随着文在寅执政后期韩国经济，尤其是楼市遭遇危机，加之对朝鲜政策未有获得更理想的结果，近年来无不有分析指出从前更支持左翼进步派的韩国年轻人也产生了右倾保守化的倾向。上海外国语大学助理探究员喻显龙在一篇《俄乌危机下的韩国转变与迷思》的文章中提到，韩国如今“国内保守主义空前高涨”，尤其是2022年地方首长选举中“保守阵营取得压倒性胜利”，意味着这一保守化的整体趋势还将持续。
尹锡悦和岸田的会谈之后，日本自由派或进步派媒体发出了几声叹息。《东京新闻》指出，日本一方在外交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岸田政府没有改变任何继承自历代政权的态度，没有任何针对历史和受害者的慰劳和谢罪。甚至，日本方面对尹锡悦的妥协也没有表示出足够的善意。而韩国一方，则陷入了更深的撕裂——民众失望，而也有民众支持，左右撕裂更为加剧。
排版：周蕾/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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