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说：
“在研究宏观的时候，比较难的事情是，你要努力跳出你所被情绪影响的那部分，从自己当前的立场或观点中抽离出来，然后尽量把相对长期的政策点给连起来，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这将是非常受益的事情”。
· 如何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 怎么看待“反垄断”、“双减”与“延迟退休”等一系列热点政策？
· 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有哪些？
以下内容根据2018年李丰的演讲《寻找跨越经济周期的系统性机会》整理，旧文重发，以飨读者：
从历史看
那时候的中国，GDP只有3000多亿元，劳动力80%来自农村。1978年的人均粮棉油所有量，几乎相当于1955年水平。同时，在城市里面还有数百万户人没有住所，当时，他们甚至居住在教室、工厂、食堂等地方。可以说，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从民生到经济都非常困难。1990年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通胀周期。第一次是八七、八八、八九年。在官方统计数据上，这三年年度通货膨胀率最高接近20%。也就是说，连续3年，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平白无故工资就减少了最高20%。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再出现过的抢购潮，中国各城市居民都跑到超市里去买东西，因为价格上涨得太快，所以大家把能想到的东西都抢了一遍。第一件事，中国在2016年春节后，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所放宽，从2016年10月1日才重新开始限购。第二件事，是2016年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严格控制人民币赴海外投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严格控制换汇。另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第三季度开始，政府对高铁、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出资维护和修缮。2016年5月，我们还经历了民营资本固定投资增速极低的一个月，企业家的信心在那个节点达到极低。但为什么2016年大家并没有觉得更困难？这里的原因非常特殊。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年初，整个金融界预期美国利息会上涨3到4次，或最少2次。2016年恰巧还发生了英国脱欧，土耳其内战，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政治黑天鹅事件，这给中国造成了机会窗口。回头用经济视角来看政治黑天鹅事件，会发现这些事件增强了经济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经济预期更加保守。而为了刺激经济，就会降低加息频率，这就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延缓。那么，在每个困难的时候，中国都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继续向前发展的呢？每个低点都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
但换个角度看，这时正是出现结构性长期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而每次发生内忧外困时，都出现了改革（如打开垄断性行业）、开放（如欢迎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3类信号。1978年，中国经历了物资匮乏、人均粮棉油水平倒退的困难，于是政府在全民皆公的情况下，开放了农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所有体系都是公有制的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农业，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最根本问题，但由于1978年特殊的内忧外困，促成了中国这次重大的改革。基于这次改革，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甚至产生了富余劳动力，这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紧接着在1980年，中国面临着知青返城、待业青年比例陡增的困境。对此，政府开放了城市服务业，例如供销社和国营餐馆等，允许第一批个体户的存在。第三次，是在1984年，因为包产到户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因而催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制造业的基础，虽然其发展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在1995年的时候，乡镇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 25%。接着是1990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政府决定开放了对今天影响最大、吸金最多的房地产行业，允许房产买卖。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同样开放了若干行业，其中一项影响力巨大的，就是开放和允许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独立外贸自主权。在这之前，民营经营者都需要经过国营的外贸公司申请，才可以出口。而开放了外贸出口之后，制造型企业有了自主出口的权力。为应对这次危机，促成了当时持续讨论五、六年时间的创业板，终于在2008年决议， 2009年7月正式在深交所交易。回看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要保证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如果这两个基础无法保证，就会做出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并在这些时间节点诞生出长期结构性的行业机会。当然，每一次出现这些行业性的结构机会时，在政策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进退的过程。正如1978年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担忧以及南巡讲话前的艰难。每一次换结构的时候，往往都在最艰难的时候，是顶着各界压力进行的。但无论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一旦确定了信号，这些打开了的垄断行业不会真正被关上，而且，这些行业最终胜出的往往是民营企业。近几年的结构性机会
2018年6月28日，发改委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中披露出一些内容，虽然是在最高一级发改委网站上公布的官方文件，但这则新闻比较低调，没有被广泛传播。但如果你有留意过这则新闻的话，会发现其中几乎涉及到中国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粮食流通和生产等，这些行业几乎都开放了。2018年，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独资厂，政府还提供了土地和贷款。特斯拉在中国设主机厂这件事，算是一个信号，表明汽车行业欢迎外资，鼓励市场化竞争。因此，如果你重新审视2018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对1978年一些行业诞生出对民营企业来说的巨大结构性机会，其实非常类似。而这些结构性机会，在早期时，都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进入，但经过5-10年发展之后，最大的赢家多数是民营企业。2018年的5-10年，到底在什么样的行业中会出现长期的结构性机会？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使劳动力总就业比例较高的制造业长期留在中国。这些制造业中，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升高，显然有一部分会被转移走。日本的做法是，提高整个产业链链条的价值总量贡献，即提升产业链的整体附加值，完成产业链的稳定。如果华为又有品牌，又有技术，又有中高端，又有低端，那么就意味着手机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就可以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留在中国。它能够在整条产业链上提供足够多的稳定性价值和关键价值，使得产业链被钉在中国。因此，中国现在希望通过这些钉子，解决结构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问题。那么，关键性的问题就变为：谁和什么模式能够提供中国供应链的长期增值？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做事，基本上就是顺经济结构和顺经济周期的。对于许多行业而言，中国都是或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就为中国许多行业出现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提供了可能。用电子产品举例，2015年时，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现世界级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应该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但今天，大部分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没有意识到仅仅3年它就成为现实。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2000年之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供应链。而在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制造供应链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代表了一次技术转换和升级。集齐了这三大发展要素，中国就可能出现其中最大的企业和若干年后最大的品牌。中国在十几年前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那么，这三件事在汽车行业集齐，中国将来就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汽车品牌企业。此外，中国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产业链，因此，谁能利用好以上优势，谁的成长性就会大。综上，在2018年的中国，非常难得的是从国家，从政府，从政策到经济结构，到产业链需求，到百姓的生活，到资本市场，到钱的流动性，所有因素都集中到了两三类方向上。就是你不要再投机取巧，你就做顺周期，顺结构的事，在这个周期就可以赚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