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几乎是越来越频繁的，我们觉得自己不快乐，被负面情绪包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焦虑或抑郁所吞噬。有时，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了病。而在精神分析学者卡伦·霍妮看来，人同时产生不同的想法很正常，很多情绪与其说是精神病态的表现，不如说是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烦恼。今天的文章，来自于心理学学者李松蔚，他为卡伦·霍妮的著作《我们内心的冲突》写下了这篇导读，事实上，普通人感到痛苦很正常，你也可以“带着满身的问题自由地生活”。*本文经读客授权独家首发
“冲突”这个提法最早来自弗洛伊德，这是一位在20世纪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人。要讲霍妮的这本书，就要先介绍精神分析理论。这要先从弗洛伊德的工作说起。弗洛伊德是一名奥地利的医生，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神经解剖学。他在工作中发现了这样一类病人：他们看上去像是有某种神经机能的症状，严重的比如瘫痪、失明、丧失触觉，医学检查却无法发现他们有任何生理功能上的病灶。这种无病之病，叫作“癔症”，问题出在内心，而不是生理。因此，需要探索内心发生了什么。如何探索呢？弗洛伊德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一起，开创了谈话疗法。他们发现，用谈话的方法可以治病。原理如下：患者有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内心冲突，这导致了外部症状，而如果在交谈当中帮助患者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本质，症状就可以不药而愈。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一位病人安娜·欧女士，出现过一次恐水的症状。拒绝饮用任何液体，这给她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在催眠状态下，她情绪激动地回忆起一件事：一个她并不喜欢的女伴带来的狗，喝了她杯子里的水，她受到的良好教养让她不能对此表达任何愤怒。当她在催眠状态下表达出愤怒之后，症状消失了，醒来后她要了一杯水。由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心理模型：他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座漂在海里的冰山。海面上的部分是我们平时能够意识到的各种思想、情感、冲动；而在海面之下还有一个广阔深邃，却难以被洞悉的黑暗世界——无意识。在这个底层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惨烈的冲突，各种欲望在相互撕扯、搏杀。但一个人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中，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只能在一些线索中找到其一鳞半爪，比如口误、梦境，以及神经症症状。神经症，这种貌似神经的病变却与神经毫无关系的病症，成了探索无意识的入口。弗洛伊德通过对神经症的研究，发现冲突来自这样两股力量：原始欲望想要寻求满足，却遭受到道德力量的禁制。这里的原始欲望包括两类：一类追寻感官快乐，叫作“力比多”；另一类则是破坏和攻击欲。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类的两种本能，它们极其原始，和野兽没有本质区别。而道德的规训代表着人的社会属性，它起源于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父母和外部环境的接触习得的某种“恐惧”：这个世界有一种禁制性的权威力量，如果我不按它的来，会惨遭抛弃。这种恐惧在无意识当中形成一个严厉的声音，叫作“超我”。超我不断审查那些原始欲望，后者也不甘示弱，两者永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无意识冲突。冲突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会生病。粗略地讲，最初的精神分析模型就是这么一回事。对那些已经很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讲，上述阐释不仅过于简化，并且漏洞颇多，完全没有辨析概念的精微复杂之处。相反的批评则是：这些内容会不会已经过于晦涩了？如果一个读者并非专业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去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许应该多讨论一点“神经症”，它决定了你是否需要关心《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神经症是癔症的代名词：一种戏剧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躯体上的功能失调。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这一类症状越来越罕见了。多数患者的症状表现为焦虑、抑郁、应激、失眠、疑病、因压力导致的躯体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变得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更像是某种“性格”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一类人的时候，很可能也会不当一回事，而是简单地说：“他们的问题在于太敏感，想太多。”解决方案也像是通过对此类人身上某种意志力和思想品质的改造，达成表面的和解。“不要想那么多，自然就没事了”。而在20世纪中期，以卡伦·霍妮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者，仍然坚持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探讨这个话题。他们认为，那些达到了所谓病理状态的人——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体。中间地带可以叫作“神经症人格结构”，与其说是一种病，倒不如说，那是我们普通人身上多多少少存在的烦恼。无意识冲突可以用来理解神经症，或者是神经症人格。冲突的强度也许会导致我们最终表现出的适应程度不同，因此有生病和健康之别，但冲突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霍妮不同意弗洛伊德对冲突内容的见解。她认为，无意识的冲突未必是原始欲望和超我禁制之间的战争，它也可以是一种更寻常可见的现象。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有选择就会有冲突。上班累了一天，回到家是更想大吃一顿，还是吃对健康有利的低卡路里食物？这就是冲突。两个选择都好，但是选择一个，就意味着舍弃另一个。孤独的时候希望有人陪伴，但同时一想到要建立亲密关系，又觉得很麻烦。只要做不出选择，或者做出选择之后又质疑选择的正确性，人就会平添烦恼。当然了，神经症性的冲突并非这种一目了然的二选一。它隐藏得更深，麻烦更大，斗争更激烈。但究其本质，都是人性面对两难选项产生的撕裂感。换言之，冲突跟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有关。它并不完全属于生理学的范畴，也离不开文化和社会规则的参与。这是霍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把精神分析从一门医学理论过渡到科学与历史人文相结合的交叉领域。她把“神经症”的讨论范畴，从“少数人为何生病”，扩展到“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普通人为何感到痛苦”。用今天的语言，这种痛苦也可以叫作“纠结”“精神内耗”。霍妮的人生故事包括这么几个关键词：女性、不被喜爱、聪慧，以及倔强。她出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嫌她丑陋的父亲，偏心儿子的母亲，几个已经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她不顾父亲反对，立志要成为医生。作为一名女性，霍妮在那个年代进入了大学，2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4岁成为精神分析师。她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理论，47岁从欧洲孤身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她一边声名大噪，一边却遭到同行的排挤。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剥夺了她的讲师资格，于是她自创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且自任所长。她在欧洲有过一段既不快乐，也不长久的婚姻。她曾两次患有抑郁症，还萌生过自杀的念头。一百年前和现在相比，女性的故事好像并没有太多不同。霍妮是这样看待那些为神经症所苦的人。她说，这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欺骗自己，需要给出对自己诚实的答案：我是真的想结婚吗？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事业？作为妈妈我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吗？如果我并不想被孩子拖累，这是不是一种罪恶？我是否爱自己的伴侣？还是我只是需要一段亲密关系，说服自己相信这就是爱？我想做一名医生，是真的为了治病救人，还是我只是看重医生的职业比较稳定，收入还不错？——你说这些纠结是想太多也好，钻牛角尖也罢，但就是有人放不下它们。那么，你说这样的人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做错什么了吗？绝不是。我想霍妮写这本书，正是为了鼓励他们：这个世界是有强大的人的，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确定的价值观。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烦恼，因为他们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这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快速变化的社会，也会有人困惑于自己是谁，应该遵循怎样的生活准则。这没有任何错。——不然怎么办呢？自己骗自己，说这些问题根本不重要吗？也可以，有人是可以这样逃避下去，运气好的话，逃避一辈子也没问题。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被冲突所困扰的人，难道不是更勇敢、更可爱，也更诚实的人吗？在霍妮笔下，她对这些人带有一种由衷的爱护与敬重。她把他们看成了灵魂层面的勇者，不接受自我麻痹，勇于直面冲突。霍妮说这是一种珍贵的才能。只有经历过这些痛苦，才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坚定。而那些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论是把这些纠结看作一种心理的病态，还是不值一提的“牛角尖”“想开点”，都不是在提供真正的帮助。从这个角度讲，神经症性的冲突者甚至不需要认可霍妮的理论，仅仅只是感受到霍妮在这本书里的善意，就已经可以收获很多治愈了。他们不但不是弱小的人，反而更强大，更勇敢。所谓的冲突也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在以更有力量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话题正逐步走向人际关系。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个主题并不重视，但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无论是沙利文、阿德勒，还是霍妮曾经的恋人弗洛姆，都把人际关系看成是精神世界最重要的，甚至也许是唯一重要的命题。一切精神困惑走向终极，都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对待他人？当然，对待他人的另一面，就是该如何对待自己。在这本书中，霍妮提出，无论现实意义上的冲突是什么，进入无意识层面，本质都是对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的冲突。她把面对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分成三种：第一种态度叫作“亲近他人”。意思是，把自身的存在价值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在健康的范畴内，这样的人会是最好的朋友、伴侣，他们与人相处总是会展现出友善和顺从的姿态。但如果这种态度过于强烈，达到强迫性的程度，就会对这个人造成极大的负担。有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一旦察觉到别人有不满的迹象，就会感到巨大的惊恐，从而不顾自己的原则、喜好，甚至安危，一味展现出讨好的姿态。这样的人在一段关系中也会患得患失，认为这段关系等同于自己的全部价值，情绪也会因为别人随口一句话而剧烈波动。第二种态度叫作“对抗他人”。跟前一种态度刚好相反。这种态度默认人人都在设法损人利己，把人看作危害的来源，唯恐被人利用或羞辱。这样的人时刻都在保持警惕，审视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程度适宜的话，倒不失为一种慎重的自保策略，但如果达到一种强迫性的程度，这个人就会变得偏执，不断猜疑别人有什么恶意，用一种防御甚至是主动进攻的方式，扩大自己和别人的冲突。第三种态度叫作“疏远他人”。拥有这种态度的人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程度比较适宜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更愿意独处，享受内心的宁静。但如果超出限度，这种态度就会表现为一种情感的淡漠与隔离。他们在身边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不允许自己对任何人有所希冀。他们不关心别人，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最好一切自给自足。永远与人保持最初的社交距离。为此他们不惜隔绝自己的一切情感。假如他们在一个群体中找到归属感，或者跟某个人在一起感到快乐，他们就会对这些感受分外警惕。你可能在读到每一种倾向时，都觉得与自己有一部分吻合。的确如此。这三种倾向本身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人际态度多多少少都是三者的混合体。但是，如果面对某一种情境，你同时产生两种对立的需求，那么就会体验到烦恼。假如这两种需求都达到强迫性的激烈程度，各不相让，撕扯的痛苦就会加剧。霍妮认为，这是构成神经症的基本冲突。这跟弗洛伊德提出的冲突模型完全不同，并非内心愿望跟超我禁制的战争。——在霍妮看来，跟超我的战争还有解决的可能性，这时候起码还拥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只需要找到一种被外界许可的满足方式。而霍妮式的冲突让人更绝望，在于我们的诉求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满足，都在另一个方向上背叛了自己。即使放在今天，霍妮的这份洞察仍然堪称犀利。用一句话概括，最大的痛苦不是求而不得，而是“既要⋯⋯又要⋯⋯”。很多人对自己的分析是单向的，看到的往往只是问题的一半，比如抱怨自己“讨好型人格”“不会拒绝”。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难道只需要一份拒绝的勇气吗？不见得。一心拒绝，这有什么难？真正的困难在于，他们一方面希望拒绝（以实现对他人的报复或疏远），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继续讨好（能够继续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利益）。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拉扯。霍妮本人更为一针见血。她会说，那些惯于讨好的人，无意识层面上也有施虐的愿望。无意识的冲突中总是包含与表象相反的一面。就像一个严厉的人反而会展现宽和，抠门的人故意对外人慷慨。渴望被爱的人，却在被人示爱时将其拒之门外。这些矛盾心理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而非问题。把它们当作“问题”本身才是更大的问题。谁对人际关系没有既向往又抗拒的苦恼？谁在亲近的人面前没有过爱恨交织，不曾左右摇摆？但如果我们过于激烈地强调或否认某一种态度，反而暴露了我们把它看得太重的心理。看得太重，问题就来了。每一次拉扯都演变为撕裂，每一个选择都是不能承受之重。这也是霍妮的洞察：她不批判任何一种冲突，但她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强度”。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没有比人际关系更高强度的动力了，每个人都在通过他人的目光寻找自己。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同时感受到强烈的渴求、惧怕与孤独，我们如此在意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它又摇摆得如此剧烈，这一切让我们倍感冲突。冲突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在采用一些并不高明的策略，试图“缓解”冲突。就像小孩子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言。最终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更大的问题。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防御机制成为症状本身。最基础的一种防御机制是压抑。只允许自己看到冲突一方的欲望，不承认另一方欲望的存在，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制造一种自洽的表象——但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冲突。一个人如果沉浸在这种防御机制里，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许会感到茫然：“我可没有这样的矛盾。”甚至是烦躁：“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舒服的体验越强，恰恰说明你越接近真相。另一种方式是，对自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在想象中已经达到某种自己根本不具备（也绝不可能达到）的状态。比如，这个“我”展现给别人的永远是优点，人人竞相称赞。这是一种虚幻的解决方式。理想化形象破灭的同时，我们会把失望投射到外界。霍妮认为这是另一种糟糕的解决方案：外化作用。我们会相信是外部因素造成了这些痛苦——“都怪他，把我害惨了！”我们把焦点放到对其他人的指责上，反而让面对和解决问题变得更加遥远。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这本书只能帮助我们看到问题，但它并不负责一劳永逸地消除问题。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或者应该这样说：大多数的冲突，并不真的需要被“治疗”。看到冲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解决。至少是在用一种更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并摒弃那些糟糕的、适得其反的解决方案。在霍妮看来，这就已经是一种成长了。活着已经很难了，何况面对这种本来就无解的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人一辈子的难题。意识到它的难，我们就从理想化的状态中出离了一点。这是很大的失落，但也让我们更走近真实。阅读这本书的同时也许会让你感到不安，你会害怕如此真切地看到问题。不要怕，看到问题是一件好事。它解放了你，你可以带着满身的问题自由地生活。就算问题不能解决，又怎么样呢？你仍然可以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儿。这就是你，是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糟。本文节选自《我们内心的冲突》导读，经读客授权独家首发。欢迎点击下方小程序进行购买。
微信内容编辑：汁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