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成大事的人,都相信这两个字
口述:吴军
采编:张启玉
来源: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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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会成为这类内容的杀手
问:最近ChatGPT火了,您作为著名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也是谷歌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对于ChatGPT掀起的热潮持怎样的看法?
吴军:先说为什么它这么火,这跟AlphaGo下围棋赢了世界冠军其实是一回事,人工智能应用做了一件人们以为做不到的事,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实际上五六年前,计算机就能写像《华尔街日报》的那种文章了,只不过是在专业人士的圈子里,没有向大众放开。包括ChatGPT最近这个版本也是两三年前的,找了一个应用模式对外开放。
ChatGPT写出来的文章和回答的脚本我看了,主要还是基于一个语言模型,而这个语言模型就是以前我做研究的时候关注的东西,所以它里面是怎么做的我大概都知道。
简单来说,就是大量统计文本,文本统计以后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重新产生文本,而这个语言模型基本上就是一个概率的统计模型。
10年前我在谷歌的时候领导了一个项目叫「谷歌问答」,当时我们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也能回答很多问题了。
比如说当你问为什么天是蓝色的,我们就可以根据提问者是孩子或者专业人士来改变答案的表达,便于提问者理解。这个功能201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8个年头了。
当然就跟ChatGPT一样,这个功能起作用有一个前提条件——答案是互联网上能找到的。
我看周围一些人在讨论发给ChatGPT的测试问题,只要稍微复杂一点,它回答出来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基本没有营养。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提问「什么样的口罩防病毒效果最好」,在人类没有研究出这个结果之前,这类应用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可如果全世界有100个科学家研究了哪种口罩防护力最好,发表了几百篇论文,那GPT-3(比ChatGPT更通用的语言模型,可用于广泛的语言相关任务,ChatGPT专门为会话任务设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看上去跟专家是一样的。
所以总结而言,它不会原创,但会成为「没营养内容」的杀手。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存在很多东抄一个、西抄一个、错误百出的内容,未来这种没营养的东西,人可能还没有机器做得好。
问:记得您在《富足》中提到过两种人工智能,并且用「下围棋」和「买咖啡」来指代,ChatGPT更偏向哪一种?
吴军:我先讲一下「下围棋」跟「买咖啡」的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
6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想象着通过人为设定的规则让计算机变得聪明起来。
但是在按照那个方向努力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世界的问题太复杂了,人类有限的理性是不够用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很多简单的问题也不能单靠理性来解决。
比如,你如果问人工智能专家和大众这样一个问题:让机器人下棋战胜人类世界冠军,和让机器人下楼给你买一杯咖啡,哪件事更难实现?
退回到2016年AlphaGo(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之前,除了人工智能专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买咖啡更容易,因为这件事小学生都能做得到。
但事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也办不到这件事。人之所以觉得买咖啡简单,是因为人具有基本的经验和常识,但计算机不但没有常识,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让它通过经验的积累获得常识。
我们仔细算一下,1972年人类发明了语言模型,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一开始数据规模比较小,参数只有几万,而ChatGPT用的语言模型,两年前公布的参数已经达到1000亿了,技术的渐进走到了今天的爆发。
但从本质上看,ChatGPT实际上还是「下围棋」这个路径的人工智能,用数据的积累做到以量取胜,跟人类的智能有本质区别。
2
「杀鸡一定要用牛刀」
问:我们知道您还有一个身份是硅谷投资人,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原则是什么?
吴军:我的原则很明确,其实也是风险投资领域的一条金科玉律——投资就是投人。首先要看重人。
在成为投资人之前,我曾经在谷歌和腾讯任职多年,也招聘过不少高薪员工,我总结他们成功的奥秘,其实就是一句话「杀鸡一定要用牛刀」。
因为世界上人和人的差别常常是数量级的。一流的人可以把二流的项目做成一流;反之,二流的人会把一流的项目做成二流或三流。10个90分的人往往都抵不上1个100分的人。
比如说,要提高20%的效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找人的时候,两个人有一个人找得不合适,效率一下子就降低50%,有时候还有副作用。
问:那么在投人的过程中,您最看重的创始人特质是什么?
吴军:诚实,这是最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诚实好像谁都有,其实不是的。
诚实意味着一个人自己承诺的事都去满足,很尽力尽心并且有责任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风险投资中,当你把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钱,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让他创业,这个人首先必须让你信得过。
创业者如果想骗投资人的钱,通常投资人是毫无办法的。我见过不少创业者,一旦办公司办得不顺,就把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拿出去再办一个公司,去融新的资金。同时他们会对原来的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这样投资人的钱就不用还了。
所以我们通常要去调查背景,在硅谷各个族裔的人都有,要到他这个族裔的圈子里去了解一个人,因为他们只有在族裔的圈子里,表现才是最真实的。
我有一个「诀窍」,比如我曾经投资过一个印度人的公司,我要求他同时要有自己族裔的朋友投资他。因为他骗了我们可能影响有限,但他要连同族人一起骗了,就会在自己圈子里形成很坏的印象。这当中的成本会让他好好掂量。
同样,如果他同族裔都没人愿意投资他,这也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再有一个,能拿到我们第一次融资的企业,要么是有比较长时间的往来,要么就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再拿第二次融资就不难了,这其中信任起到很大作用。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信任其实是一条「捷径」,需要好好经营和维持。
问: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对于成功创业者的经验,听听就好不要太当真」,这是为什么?
吴军:因为成功创业者最大的价值是他们行动的能力,而不是一开始就对各种复杂问题有了明确答案,然后按照答案去行动。他们的经验大部分是事后对当时的行动给予的一个合理解释罢了。
所以我们在向创业者投资时,对他们津津乐道的商业计划其实没那么感兴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除了对方的诚信、勤奋等基本品质,主要是看这个人的执行力以及做事情的决心。
创业者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以前没有答案的问题,否则就不需要创业了,而他们的商业计划书给出的答案,是无法反映他们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的。
从本质上来讲,投资的回报,不是对考试分数的回报,而是对行动力的回报。
问:既然成功的经验可能是事后给予的合理解释,那我们反过来看,据您观察,创业者很可能会踩的坑是什么?
吴军:有一个认识上的点需要引起注意,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
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在创业圈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件事作者却没有写清楚,或者说强调得不够,那就是从0到1是一个完整的全过程,不是脑子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什么好点子就算完事了。
彼得·蒂尔在书中给出了几个从0到1的例子——盖茨创办微软,乔布斯创办苹果,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这3个例子中,从0到1的过程恰恰不是微软、苹果和谷歌完成的:
操作系统不是盖茨原创的发明,微软的拳头产品DOS和Windows最初要么是买来的,要么是和别人学的。
乔布斯在发明苹果个人计算机、iPod(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手机和平板电脑之前,其他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
至于网页搜索,在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之前,已经有好几家类似的公司了。
不过,如果把从0到1的定义,由从无到有改成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最后到商业成功的全过程,蒂尔的这几个例子就说得通了。
其中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部分,叫工程。
那么什么是工程,或者说工程和技术有什么差别?
技术强调的是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以开发新的或者改进现有的方法和流程;工程则是种系统的、能够迭代进步的,设计、加工和制作以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技术强调新颖性,而工程则强调可重复性,能大量复制,能产生可预期的效果。
举个例子,你设计了一个新式的桥梁结构,它用到了固体力学的原理,这算是技术;你用现有的材料,把那座桥搭起来满足交通的需要,而且在同样的环境中还能用同样的成本搭起同样的桥,这叫工程。
近几年,有很多投资新能源汽车的基金赔了很多钱,原因很简单,那些投资人只知道看技术,不知道考虑工程的因素。
一家初创的新能源汽车公司,从特斯拉挖几个人过来,打造出一辆能跑的样车不是件难事,这只说明这家公司有了技术。
但是这家公司能够一个月生产出10000辆车,而且能保证每辆车品质都相同,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能实现,才说明该公司能够在工程上做汽车了。到此为止,从0到1才完成。
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如果做软件、做互联网服务,不就没有工程问题了吗?因为一旦软件开发出来,复制多少份几乎都是零成本的。
软件产业当然有这个特点,我们不能用传统制造业的标准来要求,但是软件产业也存在大量工程问题。
比如,你开发了一款手机上的健身App,它的复制当然不涉及制造成本,但是软件本身的稳定性、对手机内存和处理器资源的占用等都决定着用户是否会长期使用,这些都是工程问题。
世界上从来不缺迈出第一步的人,但是通常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下文了。
很多人以为自己完成了从0到1,至少也是从0走到了0.1,但其实任何不完整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完成了1,你之前所做的工作才能体现出价值。
3
相信规律,你离好命就不远了
问: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巨大成功往往有不可复制的运气因素,但您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看问题和做事情的方法,如此而已」。
关于「命」的偶然与必然,您是怎么理解的?
吴军:人总有好运,总有坏运,并且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有好运,没有坏的。
比如我经常打高尔夫球,虽然有时候一个球打得特别好,有时候一个球打得不太好,可除非你水平很烂,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永远打坏球,时不时还是会有惊喜。
为什么我说看待问题的方式很重要,因为对待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采用了什么策略,实际上就是你的命。
比如同样看待经济衰退,有的人非要说「机会来了」,用开玩笑的话说,属于「坟头上跳舞」,明明生意都快没了,该转型了,还在这儿说机会来了。
最后拼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归结于一个原因叫——命不好,可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运气问题,因为这个结果是你自己找的。
还有一个,人还是得有点信仰,就拿功利和宗教来举例子。
功利和宗教是两回事,功利是做生意,你跟上帝、跟佛在做生意。
我们看好多人爱跟佛许愿,什么叫许愿?我跟你做个生意,你答应帮我办成一件事,我就给你香火钱,这根本就不是宗教,因为你其实根本就不信。如果你许的愿没灵验,几个人会去还愿?
但我讲宗教这个事,不是要劝人信教,而是说人有所信仰之后会有敬畏,相信这个世界在背后有它运行的规律。
现在有很多人,明明也知道规律的存在,但是他们就是不尊重规律,老想着自己比规律还牛,试图左右甚至改变规律。
我劝大家永远不要有这种想法,当人没有这种妄念的时候,你就离好命不远了。
与此同时,很多不尊重规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相信权力。
最常见的就是在市场上,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可永远有人觉得我能违背这个市场规律做事,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圆满。
4
问:继《见识》《态度》《格局》3本书之后,您将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命名为《富足》,您对「富足」如何理解?
吴军:人一辈子,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富足。
比如我们一开始聊到了ChatGPT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假如计算机能够帮人做几乎所有日常的事,比如种粮食、生产东西这些它都搞定了,你有了闲暇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肯定没想过。
但我们搞了这么多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如果这个时刻真正到来了,很多人也是没准备的。
那什么叫做精神上的富足?就讲讲古希腊。
我们今天的科学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甚至很多艺术,它们的起源都是古希腊,这一点得承认。
其他文明有很多科学成就,但是都没有诞生出体系化的科学,什么叫体系化?比如《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就是这一本书把整个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了。
那为什么古希腊人能构建体系化的科学?我们看古希腊人在温饱不愁、有了闲暇以后做的是什么事。
那时候能有闲暇的人通常是奴隶帮他们干了日常的这些事,接下来他们的时间就用在了辩论和思考问题上。
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他每天早上吃完饭,跟老婆打个招呼就到广场辩论去了,接下来你就见不着他,到晚上吃饭才回来,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状态。
又比如我们知道希腊有个芝诺悖论,他就希望搞清楚这个世界上的道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富足。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获得精神上的富足是最重要的,是人生终极的目的。
同样是有闲暇,罗马人就拿去追求物质享受了,所以罗马人的科学技术很好,但是科学成就不如几百年前的希腊人,而且罗马艺术的创造力也是在不断仿制希腊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对物质的追求比较多,对精神上的追求比较少。
问:这是您写《富足》这本书的发心?
吴军:这是主要的一个初衷。当然,我写的时候,ChatGPT还没有出来。
问:您刚才提到了苏格拉底,他有一句话叫「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您是怎么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审视的?
吴军:主要是我意识到人生还是挺短暂的,人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那些大家觉得无聊的西方哲学、中国的经、史、子、集相关的书,22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读完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意义相关的东西,只是以前思考的同时还得为生计发愁得多一点,后来为生计发愁就少一点了。
问:对您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
吴军:我写了一本书叫《文明之光》,其实就是觉得人总得对这个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最后有一天,别人问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什么,你就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有了你这个人和没有你这个人,到底差别在哪儿?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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