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陈志动先生在一次集会中的英文讲话的翻译稿，经陈先生授权翻译和刊发这里。谢谢陈先生多年来为维护华裔社区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
【陈志动，香港出生长大，1974年移民到温哥华，从酒吧服务生做起，后毕业于UBC大学，开始在银行工作，做到TD银行的地区副总裁，期间从1990年至1993年间担任温哥华市议员和副市长，2006年从银行退休后又担任中侨互助会行政总裁至2010年年底，曾经和目前仍担任多个NPO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简介详见www.tungchan.com。】
根据《在荒山之海》（In the Sea of Sterile
Mountains）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莫顿（James Morton）所介绍，在1779年，第一批华人搭乘英国探险船登上了温哥华岛的西海岸，他们是约翰·米尔斯（John Meares）船长从澳门带来的工匠。换句话说，华人在加拿大这一地区的居住时间与欧洲移民一样长。有记录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在1858年。他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淘金，之前他们在加州从事淘金有将近十年。紧随其后的是其他直接来自广东相同地区的人。这些人大多是逃离贫困和不稳定的农民。在他们到来的头二十年里，人数很少。1860年代卑诗省的华人人口从1700人到4000人不等。1876年至1880年间，在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CPR）开始建设之前，只有2326名中国人乘船抵达加拿大。中国人的到来迎来了媒体用敌对语言的报道。1858年6月3日，《维多利亚公报》（the Victoria Gazette）称，“一批天国的人从俄勒冈州来到登陆，并在耶鲁镇附近安营扎寨。”1858年7月10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现在被放弃的大部分淘金点立即被中国人接手……。中国人不仅“抢占”这些淘金点，还霸占了白人矿工的小屋和炊具。”1862年，圣公会主教乔治·希尔斯（George Hills）访问耶鲁镇。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重新开采欧洲人已经开采过的淘金点。他们每天只要一两元就心满意足了……。目前，他们正在帮助我们开发土地。他们尽职尽责，在贫瘠的荒地中开垦出花园。费瑞尔（Ferrier）先生是 Hills Bar 那里的主要矿主，他告诉我他雇用他们作为劳工，并且非常喜欢他们而不是欧洲裔。他们以
2.50 元而不是 5.00 元的价格工作，工作时间更长，也更听话……，雇佣他们节省了一大笔钱。”当时殖民者容忍了中国人的存在，因为正如后来成为BC省省长的当地报纸编辑Amor De Cosmos所说：“他们可能低人一等……，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时刻的存在仍将有利于贸易……”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曾向殖民地不列颠哥伦比亚承诺完成横贯大陆的铁路。但施工中最具挑战性的一部分是菲沙峡谷（Fraser Canyon）203公里的深谷和悬崖。美国人安德鲁·昂德东克 (Andrew Onderdonk) 有可能是直接从约翰·麦克唐纳爵士那里获得了通过落基山脉的四份铁路建设合同。昂德东克拥有在旧金山周边修建主要公共工程的经验，并且知道中国工人的能力。昂德东克剥削中国铁路工人以降低通过菲沙峡谷建设太平洋铁路的成本。英国铁路工人的平均日薪为 1.50 至 2.50 元，而中国铁路工人的平均日薪仅是他们的一半，0.75
至 1.75 元。这些中国工人不仅工资少，而且生活条件恶劣，从事的工作也是最危险的。当时事故频发，但公司公布的事故数字不包括中国工人的伤亡人数。许多人死于岩石爆炸，被埋在倒塌的隧道中，或者从未完工的桥梁上坠落后淹死在河里。1883-84年冬天，当菲沙峡谷的工程完工时，承包商安德鲁·昂德东克解雇了工地的中国工人，让他们在完工的轨道沿线上垂死的城镇中自生自灭。1891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从菲沙峡谷和汤普森峡谷收集了300多具身份不明的华人尸体，并将他们送回中国，进行了体面的安葬。1870年代，以英国人为主的BC省并不欢迎华人的到来。加入联邦后，BC省议会的第一批法案之一是修改《选民资格法》，以剥夺华人和印度人在省级选举中的选举权。1873年5月，第一个反华组织在维多利亚成立。1875年，维多利亚市议会同意禁止华工从事市政工程。两天后，BC省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中国人在公共工程中受雇的法案。在1872年至1947年期间，颁布了100多项种族歧视法律，剥夺了华人的公民权。BC省的立法者在1878年基于华人未缴纳其应缴税款的偏见假设，提出一项法律规定：“每位年满12岁的华人应每三个月领取一次执照，他要为此提前缴纳十块钱。”在法院认定其违宪后，加拿大总督于1879年10月根据司法部长的建议否决了该法律。当时反华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年前认为出于商业原因可以容忍中国人存在的时任省长Amor de Cosmos，却在1879年向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爵士请求限制中国移民，禁止中国劳工参与铁路建设，对所有华人居民征税，剥夺有华人血统的英国臣民的公民权，禁止华人租用皇家土地，禁止华人在加拿大船只或加拿大水域的任何船只上工作。麦克唐纳任命了一个专责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以安抚来自BC省的骚动。专责委员会听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词之一来自巴纳德（Barnard）先生，他负责从耶鲁镇到卡里布镇的邮局：“事实是，先生们，中国人对我们来说太聪明了。只要有立足之地，他们就会击败我们。”当被问及这是否是白人对他们的最大反对意见时？他回答：“……我觉得是这样的。”联邦政府在1879年5月收到专责委员会的报告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中国人的移民数量大大增加。到
1882年，BC省长Amor de Cosmos在众议院错误地预测，到8月加拿大将有24000名华人，到年底他们的人数将超过BC省的
30000 名白人。Amor de Cosmos 危言耸听的言论导致总理麦克唐纳在众议院的辩论中告诉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如果你希望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内完成铁路建设，就不能采取这种针对中国劳工的行为。目前，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要么你必须拥有这种劳动力，要么你就不能拥有铁路。”随着1884年菲沙峡谷铁路建设部分的完工，对中国劳工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他们被视为对欧洲高加索人后裔生计的威胁。BC省政府于
1884年通过了一项防止华人移民的法案。在联邦政府否决了该1884 年法案后，BC省议会于1885年又通过了类似的立法法案。联邦政府也否决了该法案。1888年，BC省议会通过了《煤矿管理法》。第34条规定：“任何中国人或不会说英语的人不得被任命或担任受本法约束的与矿山相关的受托或责任职位……”煤炭大亨詹姆斯·邓斯缪尔 (James Dunsmuir) 提起诉讼，他想继续在他的煤矿剥削中国劳工。该案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最后裁定它违宪。《煤矿管理法》只是省政府和各市政当局在1885年至1923年间制定的类似仇恨法律法规的冰山一角，其它的包括《市政选举法》、《公立学校法》、《酒类许可证法》、《土地法》、《森林法》、《台球室法》、《东方人议会令生效法》、《妇女和女童保护法》和《男性最低工资法》。这些法案中的每一项都包含剥夺华人就业或选举权的歧视性条款。为了回应选民的持续游说，来自BC省的国会议员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行动。结果联邦政府在1885年开征了50元的人头税，1900年增加到100元，1903年增加到500元。这个数额相当于当时两年的工资。每个第一次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都必须缴纳这个人头税。人头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仅在
1902 年一年，联邦此项税收的收入为120万元，BC省的此项税收收入为417000元。做个比较，BC省议会大楼在1898年的建设成本仅为90万元。通过人头税征收的税收总额为2300万元（名义价值），BC省政府获得了其中的大约40%。通过这种道德上不合理的税收（包括复利）而合法征收的2300万元，其价值估计约为今天的15亿元。在1907年，温哥华的唐人街和日本城爆发了一场种族骚乱。在贸易和劳工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的BC省亚裔排斥联盟发起了这场骚乱，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威胁到他们的生计。亚裔排斥联盟的既定目标是“将东方移民拒之门外”。公正而言，虽然说 BC
省政客反对华人而迫使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但当时的联邦领导人也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约翰·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cDonald）1882年的竞选活动就基于种族主义口号：“加拿大仅属于加拿大人”。他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异族”，无法被加拿大同化。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怎样呢？在他的第三份皇家委员会报告中，他写道：“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加拿大应该限制移民并保持白人国家的地位，这被认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人头税并没有减缓华裔人口的增长。根据Peter S. Li教授在他的《加拿大华人》一书中的数据，加拿大华人人口从1901年的17314人增加到1911年的 27831人，然后再增加到1921年的39587人。1922年初，BC省的13名自由党、保守党和进步党议员走到新任移民部长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面前，要求将所有东方人完全排除在该省之外。斯图尔特对省内各党派成员的一致意见印象深刻。1922年5月，来自BC省新西敏寺（New Westminister）的国会议员W.G.McQuarice提出了一项将所有东方人排除在加拿大之外的法案。该法案被否决，但包含“有效注册”一词的法案却得以通过。这引发了来自BC省的大量批评。当地报纸强烈抗议认为来自BC省的议员意见一致但却被忽视了。当时的BC省总检察长
A.M.曼森（A.M. Manson）被引述说：“我们想要卑诗省成为一个白人省份。”1923年2月，斯图尔特表示，他曾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和中华民国驻渥太华总领事进行过磋商。他们达到一个共识，以后除领事、商人和学生外，不再容许其他中国人进入加拿大。他报告说，中华民国已同意这些规定，并对此无不满之意。为此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排华法案》于1923年5月通过，1923年7月1日生效。有趣的是，该法案的通过在
BC 并没有引起轰动或庆祝。在总结当年议会立法的成就时，维多利亚的主要报纸《世界报》（the World）甚至没有提到新的移民法。对于大多数在加拿大的华人来说，排华法案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将妻子和孩子带到加拿大。日本的入侵和后来的政府政权更迭迫使许多人独自在加拿大死于贫困和苦难。1941年，加拿大有华人29033人，其中80%已婚，但家人留在中国。由于排华法案，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不被允许在加拿大与他们团聚。我还清楚地记得1974年，当我作为志愿者拜访一位住在华宫安老院(Villa Cathy)的中国老单身汉时，他那悲伤的泪水。他已经缴纳了500元的人头税作为普通劳工，却没有钱像许多其他中国男人一样回国结婚。1911年至1931年间，华人社区的男女比例平均为15比1。当时种族主义情绪猖獗，又缺乏英语能力，因此华人结婚的机会极其有限。这些回国结婚的男人的家人也深受其害。一位
1958 年来到加拿大的中国妇女描述了她的悲剧：“在1954年大饥荒期间，没有东西吃……我们去摘了豌豆叶煮了吃……我丈夫不能寄钱回去……他寄钱给我，我也没有收到……。1958年，我在圣诞节过来了。我来了一年后，我丈夫就去世了。”
《排华法案》还要求“在加拿大的每个华裔或华裔后代”都必须在加拿大政府登记。此要求包括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证书的正面写着“本证书在加拿大不具有法律地位”。这就难怪中国人习惯称该法律于1923年7月1日生效的日期——“联邦日”（Dominion Day），为“耻辱日”（Humiliation Day）。由于该法案，加拿大的华人人口从1931年的46519人的高峰持续下降到1941年的34527人，再到1951年的最低点32528人。另外由于许多限制性的劳动法，像1931年居住在BC省的华人仅限于从事体力劳动，如洗衣（4%）、餐馆（20%）、零售（7%）、一般劳动（45%）和农业（23%）。华人被禁止从事法律、会计和工程等专业职业，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加拿大公民。已故慈善家黄光远（Milton Wong）的哥哥Bill Wong，虽然拥有UBC的工程学位，却终其一生都在做裁缝！社区中有许多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华人社区一直试图表达他们对排华法案的反对意见。1923年1月，温哥华的一个华人团体提出了四点建议，要求废除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法律，华人享有平等权利，特赦已在加拿大居住的华人。全国多个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反对该法案。加拿大华人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anada）随之成立，办事处设在多伦多。他们向每个商家收取2元钱，每个普通社区成员收取1元，来为这项工作筹集资金。华人社区领袖也获得了中华民国领事的帮助。中国最强烈的论点是关于与中国的潜在贸易。这就是商人被包括在豁免范围内的原因。1923
年3月，中华民国领事周启濓(Chilien Tsur)向麦肯齐·金提出了十二点建议，其中包括“关于适当类别移民的年度配额”的协议。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寻求中国领事的帮助来保护他们在加拿大的权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们被加拿大政府和公众视为外国人。他们别无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人就是否应征入伍争论不休。许多人表示，为什么要为一个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而战？但有些人争辩说，通过与其他加拿大人并肩作战，他们将向加拿大证明他们有资格成为加拿大公民。但当他们去报名入佂时，他们被告之不受欢迎。不过他们还是继续争取。最终有超过600名BC省华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参与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三个军种的行动。随着日本参战后冲突的蔓延，一些人被招募为亚洲敌后的盟军特工，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民众。后来，许多加拿大华人在战争中做出了最终的牺牲。他们回国后，组建了第280华裔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他们游说成功，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所有华裔加拿大人赢得了公民身份。虽然加拿大华人获准在1947年5月12日开始的联邦选举中投票，但温哥华市继续剥夺他们的投票权。正如当天报纸文章报道的那样，温哥华市的法律顾问强调，华人投票将对选举官带来“重大责任”。“确认中国人的身份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说,“许多人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名字。许多人都有‘表亲’，而且有那么多长得像的人，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很高兴今天的选举官没有发现这项任务像以前认为的那样繁重！今天，华裔加拿大人正在充分享受给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被选入联邦议会、省议会和市议会。他们曾担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省督和加拿大总督。他们也在曾因无法获得许可而被拒绝进入的各个专业领域里表现出色。今天，一位华裔加拿大人坐在温哥华市市长的位子上。这座城市在 1886年的宪章中规定：“任何中国人或印度人都无权在市政选举中投票选举市长或市议员。”华裔加拿大人从面对“华人来加拿大定居将培育杂种和严重干扰加拿大的白人劳工，这对加拿大是不利的。”这种情绪到“我相信我们华人社区最强烈持有的价值观是真正的加拿大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能够指导政府的决策，就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第一句话是1887年麦肯齐·金总理的话，第二句是2006年斯蒂芬·哈珀总理的话。但是，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我们看到的最近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增加又是如何呢？我们看到唐人街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涂鸦，以及欧裔加拿大人向华裔加拿大人泼咖啡并咒骂他们的视频，一名华裔老人被推倒在地，一名亚裔收银员因说中国话而被购物者大喊“滚回中国去”。我们应该担心历史会重演吗？在制度层面上，我并不担心。我们现在有了《权利和自由宪章》，它是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保障所有加拿大人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基于种族、民族或族裔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精神或身体上残疾的歧视。我们还有联邦
(1971) 和省 (1993) 多元文化法案，鼓励尊重加拿大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人的多元文化遗产。多元文化主义体现在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宪章中。第 27 条规定：“本宪章的解释方式应与保护和加强加拿大人的多元文化遗产相一致。”在个人层面上，我也不太担心。当种族主义事件的增加首次浮出水面时，BC省省督珍妮特·奥斯汀(Janet Austin)在她的2020年维多利亚日声明中表示，“这些可怕的行为在我们省没有立足之地。”她要求人们“表现出耐心、友善和理解，并反对一切形式的仇恨。”卑诗省商业理事会还在2020年21日星期三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其标题部分说明：“对仇恨说不……它现在必须停止。”该声明以整版广告形式刊登在几家主要报纸上，并由商业理事会所有成员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签署。卑诗省劳工理事会的成员是1907年种族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该组织在2007年举办了一次晚宴，就其前任的种族主义言论和行为向加拿大华人社区道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惕。当我们看到种族主义行为时，我们都必须大声疾呼。只有当我们继续保持警惕时，我们才能继续纠正在我们国家和我省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当我们继续走在体现我们最佳品格的道路上并展示近年来为我们很好服务的人性时，我们的社会将收获多元化的好处。【作者：陈志动 (Tung Chan)，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