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电科陈某痛批加班事件，「反转了」

一个周三放假的清明节，捧红了一位“怒怼加班”的普通人，但该事件最新又出现了反转。

4月4日，“员工清明节强制加班怒怼领导”的聊天记录在网络流传。群聊里的领导董某，安排清明节两个人加班。由于无人响应，因此指定了陈某等两位员工加班。

陈某不仅明确拒绝了加班的要求，还在群聊里怒怼领导董某。

他表示，最近他们加班100多个小时，一个月基本每天早8点上班，工作到晚上11点。甚至是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高强度的加班不止不休，陈某的反驳点燃人心。

出面反对加班后，群聊里多人以集体辞职表达支持。最终，软件开发部门23人集体请求辞职，其他部门员工也有几十人请辞。

4月5日，群聊名称显示的企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回应，网传聊天所涉单位和人员非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

4月6日，事件又有了最近进展，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四川省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网传事件并非发生在今年清明节前夕，而是发生于去年的事。

但无论如何，陈某怒怼加班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反映了人们心中一种集体的隐秘心态。

对这些薪水超过其他行业同龄人的青壮年来说，加班，看起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是一种有着对等回报的理性付出。于是，一边埋怨加班时，大部分人选择忍受。

这是一种默契的价值交换规律。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遵守这一套价值，人们超时工作的内卷似乎很难停下来。

我们不禁想问，是什么在控制人们，让人不得不加班？到底要怎么样，人可以不加班完成一份工作？

回顾过去的10年，互联网公司是中国“加班文化”的先创者。程序员与发量少、头秃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反映的正是这个群体在大众心中的印象——挣得越多，受工作的苦越多，996加班越盛。

互联网加班严重的背后，有着技术变革快、行业竞争激烈的普适性原因，但在这两大原因之上，还有些因素绝对不能被忽略。

在互联网行业内部，与其说技术进步快，还不如说商业模式更迭快。然而，商业模式的更迭也并不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快。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现在有着固化的趋势。

就C端而言，在“流量”争夺的基础上，电商（也含“卖资金的”金融）、广告和增值服务（比如游戏）的三大模式是最现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就B端而言，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企业服务是各家大厂竞争的主战场。

C端三大模式的固定，决定了互联网巨头的版图一直犬牙交错，所有人都在争夺对方的阵地。

比如，阿里和腾讯这两大巨头，除了在游戏领域腾讯独霸之外，两家在电商、移动支付和本地生活领域，竞争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

以电商为例，腾讯持股的京东和拼多多，一直都是阿里强劲的对手，尤其是后者更是不可小觑。

后起之秀字节跳动更是一个特殊存在。它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最佳时机，通过信息分发成为了一家超级流量平台和大数据公司，在流量和数据的基础上，也开始进军阿里和腾讯所在领域，从金融、电商到游戏，字节跳动都是老巨头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存在。

换句话说，中国互联网大厂的业务领域越来越趋同，因此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必然趋势。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硅谷和西雅图的互联网巨头们，和中国同行相比，在C端的竞争是相对较小的，业务重叠并没有那么大。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这“四大天王”各自的领地相对清晰，业务竞争不是不存在，但并不严重。

唯一的例外是“第五大厂”、搅局者Facebook，它一度是谷歌互联网广告的有力竞争者，并且还在进军亚马逊所在的电商领域。

因此，Facebook的加班在硅谷大厂中，也更为声名远播。

2019年，一则38岁的华人工程师在Facebook总部跳楼自杀，让人惋惜，也让人反思这家公司的工作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 让打工人陷入无法停止的加班周期，为什么兴盛地发生？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仍以互联网行业为例。

大厂竞争激烈最直接的原因是“限制”问题。首先，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产业都有线上与线下结合，从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的大趋势。

但在美国，互联网大厂的线下创新有着“社区利益”的限制，比如地方上的政治力量、当地各类社会组织等会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互联网公司在线下的扩张，特别是在威胁到社区中小企业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

再者，微软等巨头曾遭遇过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诉讼的敲打，因此各大互联网巨头在业务扩张之前，在权衡商业前景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政府规制的风险。

另外，对用户数据的运用上，美国互联网大厂也可能有着更多的顾虑。因此，对美国人来说，很多时候，侵入对手领地的竞争很可能是一种成本高于收益的不经济行为。

但对中国同行来说，以上这些对商业创新的限制会更少。因此，各家公司扩张的路子更野，发生业务重叠的概率也更大。显然，这势必影响到了员工加班的严重程度。

除了行业竞争格局的外部因素，过度的加班也必然和企业管理风格这一内部因素有关系，而这背后是企业治理的深层问题。

大部分公司是“私营企业”，存在创始人控制的现象。创始人控制并不是贬义词，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决策的集中带来的好处一般要多于坏处。

和大股东或者说实际控制人对应的，则是一大批中高阶职业经理人，再往下则是成千上万的员工。

于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简化的三层权力结构“老板——职业经理人——基层员工”。

实际上，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中间的“职业经理人”群体必然快速扩大，并产生更多的科层。

于是，问题来了——层级之间向上的“表现成本”会产生。

为什么不叫“沟通成本”，而叫“表现成本”呢？

因为，在一些公司，由于大股东的权力太大，再叠加创始人的性格因素，经理人往往会对大股东产生过度的顺从，并不存在真正的双向沟通，更多是经理人希望在老板面前“表现”出忠诚和听从。

而中阶经理人需要向高阶经理人表现，低阶向中阶表现，以此类推，最终形成一种奇特的企业文化。

“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

比如，经理人明知一个项目没有前途，最终一定会被老板抛弃，但他不会和老板辩论，因为维护老板对企业的“掌控感”是第一位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经理人为了自立山头，获取资源，也会助长加班的文化，营造一种业务很重要的表象。

相比之下，国外的情况，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就完全不一样。近年来，大型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企业在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领域的表现关注越来越多。

员工的身心健康既属于社会责任的范畴，也与公司治理有关。因此，硅谷的一些公司越来越关注员工的健康和家庭和谐问题。

大环境和企业文化决定了国人面临较严酷的加班环境。但同时，随着近年反抗加班和内卷文化思潮的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像陈某一样的年轻人相继出手“整顿”加班。

我们的职场，可以慢下来吗？

事实上，一些公司做出过调整。2021年6月，腾讯光子实验室发布一项规定，员工要在周三健康日下午6点下班。除周三外的工作日，下班时间不晚过晚上9点，周末双休。

规定还包含了“惩罚”：如果加班人数超过部门的10%，违规团队在接下来1周，全体下午6点下班；周末违规加班的团队，连续4周不准加班。

可惜，“不加班”的宣扬多数情况只是表面功夫。

多个互联网大厂员工都告诉盐财经，在人手不够，工作量不减的情况下，强制下班能提高的效率很有限。如果工作真的多到做不完，还是要带回家做。

腾讯光子前员工Harry表示：“实话说，就算是别人让你下班，你可能都要主动抱着电脑在家里改到凌晨1点都不放心。”

焦虑的背后是周报、KPI、OKR等对个人的考核和评估体系。几位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都表示，让人感到焦虑又愿意自动加班的，是OKR（目标与关键结果考核体系）。部门在制定工作目标时，一定要员工超过实际能达到的水平。

“一个好的工作目标，是员工实际可以完成量的120%。如果绩效目标定成100%，最后员工全数完成，反而意味目标制定得太简单。”一位大厂员工告诉盐财经。

因此，出于对工作上升路径、个人收入等考量，无数普通人依旧在职场尽力表现， “敢怒不敢言”地加班。中国电科一事的热度正说明了，大家太需要一个不顾自己前途的“发言人”。

尽管人人期盼着加班文化得以改善，问题是，公司真不要求加班，也不一定代表生活与工作能实现平衡。

在东亚，日本曾在国家层面限制加班。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经济快速腾飞，曾经以员工日以夜继的勤恳加班文化著称。但随之而来的超长上班时间和巨大工作压力，导致过劳死事件频发，对应的"karoshi"一词甚至被词典收录。

意识到危害后，日本的部分企业也因此鼓励员工减少工作时长，甚至在特定时间关闭公司的灯，让员工按时下班。但效果并不显著。

直到2019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劳动方式改革关联法》——要求大企业将员工的加班时间控制在全年720个小时之内，一旦违反，将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同样的限制自2020年4月适用于中小企业。

半年之后，日经新闻汇总的一系列调查结果显示，劳动方式改革之后，光顾咖啡店的人数更多了。有连锁咖啡店统计，计划实施的两个月后，下午6点以后光顾咖啡厅的人数增长——这些顾客主要在完成剩余工作。

由于加班减少，加班费也随之被削减，统计显示，平均每个员工加班费减少约2万7千日元。与此同时，兼职网站注册的人数大幅增加，报读课程和参加职业考试的人数也更多了。

换句话说，限制加班也没法让人们停止工作的步伐。

疯狂加班的背后，更本质在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当人才市场供过于求时，对工作的焦虑和反复内卷也就成为必然。

真正该从勇敢的陈某一事反思的，不是为何多数打工人“敢怒不敢言”，没有反抗加班。

而是，提倡加班的职场，究竟鼓励了多少无意义的内耗和效率的耗损。

反对加班文化的思潮，给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如何能在爱护员工的基础上，同步提高效率。

但近两日，据爆料，很多企业开始摸排员工，摸排内容主要是员工手里社交账号的情况，避免陈某事件发生。

比如山东一企业发了通告，称公司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调取员工微信、电话之类的数据。目的是：提倡谨言慎行文化。

4月5日，当事人陈某称，他已自愿办完离职手续。

比起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枪打出头鸟”的规律，似乎适用于更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