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排队做核酸时，亭子里的大白在想什么 | 人间

惊蛰过后，上海稳定地温暖了几天。前几天路过的枯槁的枝桠已举起一枝枝新绿，到处都是白色的花朵，深浅错落，形态各异，像是一簇簇白色的火焰，被春风吹散在各个枝头。花香和新生的草木之气混杂在一起，与汽车尾气拉锯着扑进来往行人的鼻腔，即使是被圈禁在格子间里的打工人也能闻见。大家在工作的间隙抬头看见一片清新之景，然后相约着在下班后随处走一走。

晚风也是温暖的，行走在零散的花朵之下，不时有粉白的花瓣落在肩头，空气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我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朋友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去年这个时候，就在樱花开的前几天，我们正在被关在家里呢吧？”

是的，2022年3月的上海，也是这样春光明媚的。在那之前，疫情已经走到第三个年头，但病毒离我们却好像还很遥远，口罩还没有长成身体新的器官，消毒剂和酒精也安稳地停留在货架上。1月愚园路的奶茶店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时，年轻人呼朋引伴，约着等它解封了一定要去打个卡。

等春风吹起来的时候，病毒似乎就无声地包裹住了城市。朋友自嘲地说，“我应该算是最早被关起来的那批人了，‘鸳鸯锅’之前，我就已经居家一个礼拜了”——对于去年在上海度过春天的人来说，“鸳鸯锅”这个词有着美食之外的意味，它指代了一个防疫政策：以黄浦江为界，先静态管理浦东，5天以后，再轮到另一半的上海静默。当时对未来几个月的遭遇浑然没有预感的人还在调侃，“如果想躲开封控，可以漂在黄浦江上”。

之后的那几个月，出现了许多全新的词汇，不过论坚挺程度，哪个词都比不了“核酸”。许多前一天的新词很快就被层出的更新的词替代了，只有“核酸”凭借自身无可取代的专业能力，稳稳霸占在了老百姓生活里面，邻居彼此问候“做核酸了吗？”，一度比“吃饭了吗”说得还要自然顺畅。

当然，“核酸”并不算是一个新生的词汇，它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的总称，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是停留在书本、实验室或者一些特殊职业和岗位上的专业术语。那个春天之前，也许大多数上海居民都不知道“核酸”具体为何物。尽管彼时离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拭子已经两年有余，但“核酸”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只要不出国、不离沪，就没有“做核酸”的需求。人们谈论起“核酸”，好像只有一个印象——做一次要一二百块钱，好贵。

“做核酸”把“检测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的术语言简意赅地凝缩了出来。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做核酸”的理解仍然是具体而繁琐的：排队、张嘴，等着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鼻孔或者咽喉，目的是得到不断更新的电子证明——阴性最好，阳性也没有办法。

而对我们医护群体来说，视角就又掉了个个儿，“做核酸”，是看着别人排队、张嘴，用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对面人的鼻孔或者咽喉……在2022年3月之前，这只是检验科医生的工作，但它就像3月的春风一样肆意吹拂，蔓延到整个预防保健科，蔓延到所有的医生、护士。

电话响起，领导开门见山地问我：“做过核酸吗？”

“啊？做了吧……”我赶紧一边翻找着手机上的核酸记录，一边心虚地应答——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这两年来，作为医生，我们做核酸的频率保持在每周至少1次。随着疫情管控程度逐渐升级，我们的核酸频率也在频繁增加，有时看诊太忙，来不及查看工作群通知的话，很难记得现在是要求“1周3次”还是“2天1次”——如果漏做了，会被领导电话提醒。

查找到记录后，我底气立时足了许多：“对，昨天早上刚做的！”

“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有没有给人做过核酸？”

“没有啊……”

“之前做核酸的培训你没去参加过吗？”

“没有啊……”

“那‘大白（医用防护服）’会穿吗？”

“我没穿过啊……”我快速在手机上切换了几个工作群，确定没有遗漏什么培训通知后，茫然地回答着领导的提问。

对面叹了口气，下定决心似的说了句：“那就这样吧——你明天去XX小区做核酸。”

上海3月的春天并不稳定，因为冬天随时会卷土重来。

我去做核酸那天就是个冬天，一群毫无做核酸经验的医生们早早坐在会议室，等着先验者前来培训。同事们用沪地方言热火朝天地聊着，有人在抱怨这突如其来的工作安排，言辞里还有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我们等着培训，大约和病人们等着看医生是一个道理——排号时间漫长，而就诊时间短暂。据说给我们培训的老师，这天一上午要给周边十几家医院的医护上课，所以分给我们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在网上看的视频更长。

培训结束，等我们穿戴完毕，抵达目标小区时已经过了9点。寒风中蜿蜒着几百人的队伍，居委会的干部像我们一样手忙脚乱。负责扫码登记的阿姨戴着手套戳不动机器的屏幕，急得大叫，负责维持秩序的年轻女人被排队的居民们骂得一声不吭。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我们7点多钟就在这排队等着了，没病都给冻出毛病了啊！”

做核酸是一件不太需要技术的事情，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把棉签完全伸进标准位置，捅得太深会让人难受，而别人难受了，必然会停下来说几句，让你也不好受。

“捅得这么深干嘛！”

“痛死了！”

“要出血了！”

每个人都早早起床去熟悉自己的全新位置，不过似乎谁都做得不够好。重复的机械的动作容易让人分神，只有这些叫骂的声音能把我拉回来。叫骂声总是从一位上了年纪的主任桌前传过来，而主任也是寸步不让，对抱怨的居民斗志昂扬地说：“咽拭子的深度不够，采集到的标本就不符合规定，你们做了也是白做！”

邻桌的同事扭头朝向我，我大概能想象出她在面屏和口罩下挤弄的眉眼——“她不累吗？”我撇了撇嘴角回应，然后又意识到她看不见我的表情，就耸了耸肩。

做核酸的队伍看不到头，源源不断的人从楼栋里走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一个小区能容纳多少居民，他们同时排队做一件事情又是多么壮观。他们戴着差不多款式的蓝色医用口罩，裹着厚厚的居家睡衣，问我什么时候核酸能出结果，什么时候他们能出家门。这完全是我认知之外的事情，好在他们在我面前停留的时间短暂，短到只能让他们完成提问。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捅得深，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做得一点感觉也没有……广场上只有几张不成套的桌椅和临时扯出来的警戒线，做完核酸的人来回乱窜，维持秩序的人举着破旧的扬声器指引他们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像是充满了怨念的气球，挨挨挤挤，哪一个先炸开了，恐怕都能引得旁边的人也原地爆炸。

“不要吐痰！”在居委领导的呵斥声中，一口白痰落在了我们桌子腿边，吐完痰的那个人抬头，正好和我目光相对。他的眼神没有恶意，没有询问，有的只是一点点迷茫，好像是在问我：刚刚被棉签捅了嗓子眼，不把痰吐出来，难道要咽下去吗？我换完手套，把头转回来，还没有成形的回答也在这个动作结束时烟消云散，接着就下意识地将手里的棉签伸进了下一个排队者的喉咙。

按照标准，应该每做完一个核酸更换一副手套。但这样太费时间，于是我们都默契地将步骤精简，改为每做完一个人就用消毒凝胶洗一次手。但这样还是太久了，仔细洗一次手要花费1分多钟，我才将凝胶按在手心，还没来得及搓开，下一个人已经拉下口罩张开嘴巴了。

“你急什么呢？我手还没有洗干净，你现在就摘下口罩，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还是主任的声音，她中气十足地冲着眼前的人说教。在她说话的工夫，我手里已经换过了3根棉签。

因为3天内要给全体浦东居民筛查2次核酸，标本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浦东的医院、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所以采集完的标本，有很大一部分将送往浦西。公共交通的停摆，让车水马龙的道路彻底空旷下来，那晚载我运送标本的是一辆警车，同行的是两位同样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他们打开了车顶上的红蓝爆闪灯，没有开警笛，就这样一路疾驰。上了高架桥，我看见下面沉寂的路面，连路灯的光线都好像黯淡了几分。与空旷的道路对应的是林立的住宅楼，每一扇窗户都是明亮的，有些窗口隐约能看见人的影子。

车子到了翔殷路隧道口才慢下来。那里守着的几个大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已经提前移开了路障，不过还是和摇下车窗的我们寒暄了几句。

穿过隧道就是浦西，晚上8点多钟的光景，路边许多小店还未打烊，还有拎着食物的行人走过，有人甚至没戴口罩，边走边吐着烟圈。

我忍不住感叹：“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啊。”

“那你要不要下去买点吃的？”坐在副驾的警察笑着问，“要不然送完标本我们去吃个烧烤也行。”

“算了吧，一会儿我们3个大白到人家店里，要把人吓死了的。”正在开车的警察否决了这个提议。

后来堂食关闭了许久，我时常会后悔没有坚持去吃那顿烧烤。

只有回顾，我们才能知道2022年3月初的封控、核酸，仅仅是一个开始。解封没有如期到来，春天在居家中慢慢消逝。

生活虽然没有恢复正常，人们做核酸的配合度却渐渐高了起来。

随着封控的持续，居委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天都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医院对接做核酸时间和大致的人数。他们按照楼栋、楼层安排居民有序排队，提前准备好核酸管、拭子、手套，也会在我们离开后清理干净垃圾。而我们只需要穿好防护服，完成“捅一下”的动作。

“其实居委完全可以自己做核酸嘛。”有一次闲下来时，我赞叹着居委会的能力。

“那可不行，他们没有培训，没有考证，可不能自己去做核酸。”同事还没接话，一旁的主任先开口说道。

“我们也没培训过啊……”同事说。

“怎么没有？我们那天早晨不是简单培训了吗？”

我在主任的话里捕捉到了另一个让我惊奇的点：“做核酸还有证呢？”进而想起了3月初的那个早上不到10分钟的培训：“那我们岂不都是无证上岗的了？”

“咱们是医生，医生不需要证。他们考了证的也不一定就比咱做得好呢，咱们医生的手，那是有巧劲的，同样伸进去那么深，欸，咱们做得就不疼！其他人要么是捅的深度不够，要么就是把人捅疼了……”

主任还没说完，同事就把我拉走了，边走边压低声音说：“她又不是外科的，有手什么巧劲？她还捅得不疼了？我跟她出去做核酸都是她被打……”

不过，即使居委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医护也是忙碌的。除了被迫“赋闲在家”的人，人人都很忙，只是医护这个专业的可替代性差了一点。接送我们往返于各个社区的司机可以是专职司机，也可以是开着私家车的人。我们每天会坐专门的公交车出去做核酸，也可能坐警车，偶尔还会坐坐豪车。

因为做核酸的缘故，我整个春天都是“自由”的，每天都能出门去透风，欣赏到不同的小区的绿化带。我见过瀑布一样的紫藤萝的花廊，因为没有人群的惊扰，蜜蜂肆意地在低位的花心里穿梭；也见过无人修剪的女贞，规整的球体上密密麻麻地伸出浅黄色的新枝，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小刺猬。

最开始，小区里的核酸标本都是“十人管”，如果结果是阴性，一管人自然皆大欢喜，如果结果是阳性，那么这10个人便都会先得到阳性报告，然后医护再单独上门给他们再做一次或者连续几次核酸。听说情况最好的小区也曾持续做过20人混管的核酸，采样和检测的效率都高，不过如果出现了阳性，复查的工作量也会大很多。

有疫情控制得好的小区，自然就有控制得不尽如人意的。混管阳性多的小区，就得采用“一户一管”，不管房子里住的是普通的一家几口还是合租的陌生人，都要一起下楼排队，把沾有自己体液标本的拭子放进同一根试管里。这是当时我觉得最合理的核酸安排，里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清晰——长久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就是最小的“核酸单元”，如果有人感染了，其他人是很难幸免的。

大部分时候，我和同事一整天都会待在同一个小区，如果本小区的核酸没有做完，却接到去支援另一个小区的通知，这便是那个小区的防控忽然升级，原来安排的人手有点不够了。

需要去“支援”总归不算是什么好消息。“支援”本身意味着脱下防护服的时间被延长了——做核酸，最花时间的其实是等待，等司机来接我们去需要支援的小区。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手里的动作，换一副手套就能等在小区门口，但是车子要开过几条马路，等几个红绿灯，不会因为我们的焦急而改变。车是很忙的，送完我们还要安排其他的人，或者是送核酸样本。

所以只能让人等车，不能让车等人。我们常常在小区门口枯等，保安若是端来板凳，便可以坐一会儿。保安虽然也身穿大白，却不会像我们一样穿得严丝合缝，他们露着手、脚和脑袋，似乎大白只是一件新型的、一次性的工作服，并不为了防护什么病毒。对我们这些做核酸的人——也就是随时会接触到病毒的人，他们常常是很避讳，我们坐过的板凳，他们是拿着酒精喷枪猛喷一顿后才敢再触碰的。

穿着大白不能玩手机，我们就看树，看花，看在马路上溜达的悠闲的流浪狗。樱花开得正盛，举着一树耀眼的粉白色云霞，香樟落了一地红棕色的叶子，剩下青黄的嫩叶遮不住阳光。以往在上海的街道很难看到堆积的树叶，但那时候树叶怎样落了下来，就静静地留在原地，无人清理。小狗在落叶上走走停停，然后卧倒在斑马线上——小动物喜欢一些边界分明的东西，画出来的框它们也喜欢。只有送外卖的电动车呼啸而过时，它们才会警醒一点，稍微提高一点速度奔走，像是被突然出现的人类吓到。

等得无聊了，我就会和同事一起数外卖员——最常见的黄、蓝、绿骑士，我们会赌在那一时刻和地点出现最多的颜色。外卖员们也是“自由”的，甚至在无人的道路获得了暂时恣意的路权，我看见他们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甚至有人骑着电瓶车上高架桥。我和同事总是数着数着，就聊到其他的事情，或者被车子接走，赌局就不了了之。

除了给小区的居民做集体核酸，我们也要给“密接”“次密接”的居家隔离人员上门做核酸。标本采集手法大同小异，无非是拭子伸进嘴巴或者鼻孔，最严格的便是同时伸进嘴巴和鼻孔，称之为“双采”。

不同的是，这些人不再能下楼和邻居们一起排队做核酸了，只能等在家中。他们的门上会有居委打印出来的封条，后来又有了更高科技的门磁报警器。也许是这小小的设备太过新奇，有些负责安装的人并不懂怎么使用，就直接将两个部分都贴在了门上（这样即使开了门也不会有任何感应），如同把钥匙插在锁中然后挂在那里。至于封条，粘贴得也并不牢固，我们每次去做核酸，总是要撕开的。

居家的人并不是囚犯，门上的各种标识的表观意义远超其实际作用。但几乎没有人会打开自己的门乱跑，他们接受所有安排，最多把垃圾放在门外。

上门做核酸是一件非常低效的事情，半天的时间只能做十几二十几个，对医护来说非常没有成就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从一个小区开车到另外一个小区，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上海有许多没有装电梯的老房子，虽然只有6层，但是一旦进入这样的小区，就意味着要连续上下好几个五楼六楼。不少等待我们来做核酸的人知道自己住的楼层高，还会在我喘息的时候道歉：“不好意思啊，你们辛苦了。”

我摆摆手，喘得不愿意多说一个字，只是叫他扫码、张嘴。若是遇到群租的房子，因为人多，还能多停留几分钟，缓过劲后，倒是能说上两句话。

“还要关几天啊？我们天天做核酸，天天都是阴性的。”

“我们里面的‘密接’早就带走了，我都没看到他人，就是因为租房租在一起了，也要关这么久啊？”

“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啊？天天关在家里面，吃喝拉撒都要花钱的……”

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可以问居委，居委不知道就打12345。”

其实在向我提问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我是不可能给什么答案的，因为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知道的求助方式。他们站在窗边就能看见同一个小区里进出的、已经复工复产的邻居，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自己。

被困在小区群租房中的租客，面对的并不是最坏的情形，毕竟他们还有单独的房间和卫生间，也许还会有公用的厨房和小客厅——这听起来像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毕竟这里是上海，是全国最富裕的先进的发达的超一线城市，只有越往城市的边缘走，才知道上海居民的辛苦。

在城市的边缘，可以看到老旧的、待拆除的房屋街道。那里有临时搭建的楼梯，几乎开在房顶的窗户。屋里面的人需要侧身才能打开房门，而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时刻担心抬手会被墙角的木刺刮破防护服。

不过这里也是城市最先苏醒的部分，封控的政策稍一松动，蛰伏的人群便都涌进狭窄热闹的街市。那里是有一些陈旧却毫无古朴历史痕迹的近现代水泥建筑群，是簇拥着城市宽阔马路延伸出来的一条沥青车道。既然靠着路，那两边的屋子自然就是“门面”，形形色色的小店就支起来了，又因为门面太小，各家又暗自较着劲，侵占起了路面。装水果和蔬菜的筐子可以划出整齐的界线，煮着茶叶蛋的煤炉自带“生人勿进”的气息。比“华润玩家”派头还要大些的“亿家超市”在墙角摞起啤酒瓶，白石灰的墙面上刷上歪扭的红字，“禁止停车”。于是，原本还能通辆轿车的路，现在过一辆电瓶车都要吆喝几声，“让一让啊让一让——”

在这样热烈的生活里，新冠病毒都似乎插不进去脚了。既然让出家门了，那一定是没有多少危险了，于是胆子大点的人，口罩就摘了下来。口罩的价格起起落落——上海市政府也发过几次，只是不知道他们领到了几个——总归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计算过每天更换一个甚至多个口罩的支出后，他们似乎对病毒的恐惧也没那么强烈了——折中一点的做法，是将口罩反复使用，口鼻的位置起了毛边、颜色发黄都没关系，只要它挡在面前，就总是有点功效的，只要它还能挂得住耳朵，就不能浪费。

这些不戴口罩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勇敢，他们畅快地呼吸着晚春的空气，又小心翼翼地和路人保持“安全距离”。专家说，相距1.8米可以避开病毒的飞溅，那挨挨挤挤的窄路自然只能尽量避开一点，在说话的时候也要匆忙把挂在下巴的口罩拉上去，不然就抬起胳膊横在面前——连手也腾不出来的时候，就只能把脸别开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对面的普通人的场景。像我这样的“大白”，走在狭窄的小路都是顺畅的，人们见到我，会快速走进路边的店铺，实在来不及进入建筑的，也会紧紧贴着墙根站定。我就像是分开红海的摩西，两边是好奇又有点畏惧的鱼群。

这一部分的上海，像是华丽袍子上收边不够工整的边角。住在待拆除的自建房里，即使是被贴了封条，也有着大大的院子。天南地北的租客在院子里大声说笑，有人问我能不能给串门的野猫也做个核酸。

“为什么不能啊？它天天来我们家讨饭吃，我们要是阳了，它肯定也带病毒。那要把这里的人都传染了的！”一个年轻女人作势要去抱猫，就见猫矫健地蹿上了院墙。

“哎呀，它叼着啥？鱼啊！我的咸鱼！”另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朝着猫看了一眼，激动地跳了起来，被惊到猫灵巧地跃下，落在铁门外的我的脚边。

“小畜生！”中年女人把脸贴在铁门上——门外有封条、报警器和一把自行车锁——她斜眼看向猫，问我：“医生，你能不能帮我把咸鱼拿回来？”

比起“老破小”的六楼的住户叫我帮忙丢下门口堆积的垃圾，拜托我去追野猫、夺回猫口中的咸鱼的要求荒诞又有趣。不过等我捅完了院子里十来个人的嗓子眼儿，猫已经拖着咸鱼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立夏是在5月初，更南方的深圳早早进入高温，开创性地设计出了核酸亭。视频号发布相关新闻时，用了占据半个手机屏幕的大字解释这一设计的巧妙之处：有空调！可以随时上厕所！我的整个朋友圈都是羡慕的声音——这个全封闭的设计的小盒子把医护人员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解放了出来了，只是和亭子玻璃窗连在一起的厚手套看起来很笨重，活动起手指来必然不太方便。

上海的核酸亭和夏天一样晚到了一些，也没有做到深圳款的全封闭。我们在核酸亭里依旧要穿大白，但是亭子里有空调，能够避开暑热。彼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复工复产，只是各行各业都要求员工要有24到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才能上班，一些小区更是要求有当天的核酸检测记录才能进出。

做核酸，成了比吃饭更要紧的事情，不吃饭人只会虚弱，不做核酸，人就在城市寸步难行。

核酸亭很快像盛夏的繁花一样开满了上海各个角落：大点的厂区、居民小区，都有了自己的专属核酸亭；走过两条街道，必然会遇见一个核酸亭；每家医院，不论大小，必须承包一个24小时的核酸亭。那时候的房产市场有个笑话，说一个小区周边10分钟的步行距离里若是没有2个以上的核酸检测点，这个小区房价肯定就很一般了。

有了核酸亭的医护人员，像是流动小贩分配到了自己的摊位，虽然“上核酸班”比在医院上门诊多，但好歹不用再东奔西走了。医院承包的24小时的核酸亭，有4批医护值守，早上8点到下午2点的班错过午饭，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班错过晚饭，晚上8点到凌晨2点的班熬大夜，凌晨2点到次日8点的班熬通宵——说不上哪个排班更差一点，大家漫无目的地轮着班，不去想到底什么时候这班能结束。

我们医院的核酸亭设在一个交通要道，大家都说这个选址不好，因为往来的人流太多，“生意”火爆，值班的医护一天到晚竟没个空闲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不需要当天做核酸的，看到我们（的核酸亭），就觉得‘那就做一个吧’。”同事愤愤地说，“万一做出来阳了他就后悔了，要是我，肯定能少做就少做的。”

“是啊！”另一个同事接着说，“我做到最离谱的一个，他自己说早上已经在厂里做过核酸了，下班看到我们这边居然没有排队，就又来做了一次。”

“怎么？看到不排队不来做一个，他就亏了吗？”我哭笑不得地说。

除了外卖、快递、医护等特殊性质行业的从业者外，只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才可以申请做“单人单管”的核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和自己同管做核酸的另外9个是什么人，万一其中有人阳了，也会牵连同管人被关在家中三五日，等待医护人员上门复核。高频率做核酸是有风险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把自己通行证的有效性寄托在随机排列的陌生人身上，所以，核酸亭前逐渐出现了“约管”的人——约上10个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人一起排队做核酸，若是被他们牵连着阳了、关了，好像心中的委屈也能少一点。

这样的“队中队”在我们的窗口前自成一派，见前一根试剂管没有装满，他们就会问清楚还需要几个，然后在自己的队伍之外让出相应的人数。领头的那个拿到管子，就是“管长”，他安排好大家站到长队的外侧扫码、核对人数，保证小队里绝不漏掉一个自己人，也绝不放进一个外人。

“散客”里的“管长”只有拍照发朋友圈留念的荣耀，不过若前一个排队的人刚拿了试剂管，后一个又拿上了，就会被心细如发的排队人发现端倪——两根相连的管子，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一个会是“单管”，快递员和外卖员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医护人员一般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做核酸，那么谁还要专门做“单管”？再偷瞄一下前面那人的“核酸码”，不是绿色，于是“嗨呀”一声惊呼，努力和前面那个人拉开距离。

理论上，排队做核酸是要保持1米间距的，只是排队的人太多，从来也没保持过如此大的距离。有人这一退，不免就会和身后的人产生一点肢体接触，队伍就嘈杂起来了。

“你搞什么东西……”

“我前面那个，黄码！”

听见这声“黄码”，人们就都让了两步，有人朝队伍两边让，有人下意识朝后退，整条队伍东倒西歪起来。不过等这几个“单管”做完了核酸一离开——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队伍便又恢复了秩序和安静。

因为做“单管”被歧视嫌弃，许多感染后康复的人不想搞特殊，都主动要求做“混管”，好像自己的咽拭子融入了试剂管，他们也就融入了健康的人群。也有些人想明白了“混管”的风险，又不愿意天天“约管”，就想方设法要求做“单管”，说什么自己刚刚阳过、自己是外卖、快递员。可那时候的外卖、快递员都有单独的核酸码，各种扯谎在大数据的法眼下无处遁形，“骗单管”不成功，只能悻悻地做了“混管”。

两个人群像是一个围城，“单管”的人不能混进去，“混管”的人也不能单出来。

值班的轮次多了，大概也就能看出规律来了：8点前来排队的大多是想着做个核酸好去上班的人，上午来排队的大约是不上班的爷叔阿姨，中午来的是午休期间溜达出来的打工人，下午5点以后是下班大军，晚上8点以后来的可能多是加班者，凌晨来的，则是三班倒的工人，准备去上班的和刚刚下班的都有。

上海有那么多人，完全可以把小小核酸亭的24小时填得满满当当。

在核酸亭里做核酸更轻松一点，坐上6个小时，除了双手，身体的其他部分好像都可以闲着，所以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来做核酸的人群。我和负责扫码的同事最喜欢提到的是那种外貌和年龄不相称的人，如果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年的人，扫码的信息只是个青年人，等那人做完核酸离开，我们便会压低声音谈论两句。

“刚刚那个人，戴头盔的，你猜他多少岁了？”

“看着年纪挺大，四十多吧？”

“二十多……”

“啊？”

这样的对话常常出现，两个同事天天待在两三个平方的密闭空间里，没有太多新鲜的话题可讲，又不能什么都不讲，只能互相发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

“刚过去的是个台湾人欸。”

“哦？”

“扫码的时候身份证是乱的，他叫我选‘台胞证’，勾完就登记成功了。”

“哦！”

其实台湾人和安徽人长得也差不多，要不是他的核酸码扫完会多一道程序，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

“刚刚那个是个日本人！”

“啊？看不出来啊。”

“是的，他扫码的时候说了几声‘护照’，我还在想这人讲的什么方言，都听不懂。”

“哈哈。”

日本人对“核酸码”很熟练，拉下口罩张嘴，捅完了嗓子转身离开，也没对我说一声“阿里嘎多”。

孩子们大部分时候都在学校做核酸，偶尔有“流落”到我们核酸亭的，就得让大人们抱起来才能把嘴凑到窗口前面。孩子们张嘴的动作是最标准的，你叫他们“抬头张嘴”，他们的嘴巴就的的确确朝上张开了。大人们则常常做不来这个动作，他们像是不会抬头，总是朝前伸长了脖子，再加上“张嘴”，就更困难了，眼神和嘴巴就一起微微朝下了，我们要别着手才能艰难地把棉签伸进去。

“你对着哪呢？嘴巴朝窗口啊！”我着急地朝着外面的小老太太大喊。她的脸对着玻璃，紧紧闭着眼睛。

“不好意思啊医生，她看不见。”一边的家属连忙把老太太往旁边拉了两步，她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只是两手紧紧抓着扶着自己的亲人。我胡乱在她嘴里刮了两下，既不敢叫她再凑近一点，也不敢再叫她调整姿势。

“刚刚那个老太太扫码的时候就不太对劲。”又做完了两根管子，同事又忽然开口提起那个盲人老太。

“唉。”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当时的态度懊悔不已。

“看着就不像是会出门的，你说她跑来做核酸干嘛？”同事又说。

“万一人家想出门呢？”

“最多小区里面逛逛好了喂，她还想逛商场啊？”同事打断我的话。

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检查核酸的“场所码”，室内建筑不必说，就连进公园大门、公交车站台都是有码的。扫了码就能看出来你的核酸情况，最近一次核酸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以内的，是不是安全的绿码，一目了然。

核酸亭的对面有两家小吃店，也是24小时营业的。白天还好，大家都有“生意”。若是值夜班，凌晨时候我们的亭子外面排着长队，对面却是门可罗雀——可能小吃店的老板们是想用晚上的时间把停止堂食的那几个月补回来吧，只可惜我们这边排了长队做完核酸的人，也不会走到对面去吃个宵夜。

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小吃店二楼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下来，吐着烟圈大声说着：“老板，来份猪肚鸡面，加份煎饺！”在安静的夜晚，这些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得见。就算店老板在打瞌睡，想必也被叫醒了。

“说得我都饿了。”我冲同事抱怨。

“二楼……”同事暂停了扫码的动作，凑在脸大的窗口上朝对面看去，“那边二楼是个棋牌室啊，这些人打牌打到这么晚的么？”

“人家24小时开店，总是要有点生意的。”我笑着说，也趴在玻璃上朝对面看去。二楼的灯熄了，只有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招牌还亮着，上面写着“棋牌麻将”。

“还是有人是好过的。”

吃完饭的几个人吹着口哨，溜溜达达走进了对面的小区。夜很静，只是睡着的人已经熟睡，没有睡下的人不需要入睡，反而也不会觉得他们扰民了。

后记

我们医院承包的那个核酸亭如今还矗立在原地。医院向镇政府申请过搬走它，也联系过厂家，暂时还没人来处理。不少小区和街道上也都还遗留着核酸亭，这些无人问津的盒子就像是春天里从茶树上坠落的大朵大朵的花，开始腐败，却还保留着绽放时的形状，明艳艳地占据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不容人忽视，无声地讲述自己热闹的风光的过去。小一些的标识则容易清理多了，居委会揭下旧的标语，贴上新的告示。商场则迟钝一些，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新冠遗迹”。

新的春天已经到了，所有的花儿在2023年的春天热情地盛放着。我翻出去年外出去一个小区做核酸时拍摄的照片给朋友，笑着说：“给你看看去年的春天。”

“去年的春天是什么？”朋友好奇地凑过来。

照片是一排大红的试剂管和半树樱花的合影。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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