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虽然家庭女教师是英国最早出现的职业女性群体之一，但受过教育、家境不那么好的中产阶级女性选择当家庭教师，多多少少有些不得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简·奥斯汀在小说《爱玛》里提到，孤女简·费尔法克斯小姐将来要去当教师，爱玛非常可怜她：“你一定听到过诗人的这两句动人的诗句吧：许多花儿注定要羞红脸而无人欣赏，把芳香白白浪费在荒漠的空气中。我们可不能让这应验在可爱的简·费尔法克斯身上。”

在奥斯汀时代（1775～1817年），工作意味着“不体面”，英国下层女性可以去富人家帮佣或进工厂做工，中产阶级女性想自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体面”职业，只能足不出户，接受“被强加的闲暇”。到夏洛特·勃朗特时代（1816～1855年），复兴的清教主义赋予“工作”以职责和天职的意义，维多利亚女王也在日记中提及“工作”，多少扭转了社会对工作的态度，相应地出现了“家庭教师”这一女性职业，为中产阶级中下层的女性，比如孤女简·爱，获取经济独立提供了通道。

进入社会后，家庭教师发现她在主人家里的位置很尴尬。她受过教育，说明家庭出身还不错，但是父母给不了嫁妆，让她没法嫁入好人家，又不甘心和劳动阶层男子结婚，才来做家庭教师。主人家的楼上楼下，她可以在楼上起居，可是在别人看来，她和住在楼下的仆人没有实质的区别，只不过没穿制服，同样必须致力于一个简单的目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让雇主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生活更轻松。

39岁的英国作家萨拉·托马斯（Sarah Thomas）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托马斯在伦敦和肯尼亚长大，少年时期回到布里斯托尔上寄宿学校，本科进了伦敦大学学院学历史，继而获得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文学硕士学位。她自称成长过程充满“书卷气”，也因此20岁出头便萌发写小说的愿望。毕业后她在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助理，每周看5份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写自己的东西，也没有钱支持她当职业作家。有几年她住在维也纳，一个伦敦家庭雇她在假期辅导孩子，她发现这份工作能让她有空闲时间，就在一家教培机构注册，改行做了家庭教师，每周机构付她约800英镑的工资。几周后，“我发现自己乘坐快艇横跨印度洋，驶向一艘渡轮大小的超级游艇”。

英国作家萨拉· 托马斯

此后10年，托马斯辗转于摩纳哥的顶层公寓、法国滑雪胜地高雪维尔的度假小屋，以及马尔代夫的游艇、托斯卡纳的别墅，在被海豚包围的游艇甲板上、无边泳池旁、挂着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人体摄影作品的客厅里，为富家孩子做考前辅导，好让他们会考时考出好成绩，得到顶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0年里，她旁观超富阶层极尽奢华的生活，见识到围绕着他们的大群家庭工作人员、司机和流氓保镖，以及专在上流阶层出没的掮客、精于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为有钱人扫平一切障碍的安排者（fixer）——是他们影响着家里的动态和平衡。这些都为托马斯积累出大量素材，终于，她和勃朗特一样，为家庭女教师写了本小说《女王K》（Queen K），于今年2月出版。

“女王K”是一艘游艇的名字，属于超级富豪凯梅罗夫，他是小说主人公梅兰妮的雇主。梅兰妮服务的都是超富家庭，她对雇主家庭的情感很复杂，既有对他们财富的羡慕，时不时又想故意刺痛他们，偶尔私人厨师烹饪的美食和高支数床上用品的舒适又带给她诱惑，让她产生某种家庭生活的幻觉。同时她也利用隐形的能量，释放或隐瞒信息，对雇主家庭施加影响力。

《女王K》

一开始梅兰妮对雇主家无比奢华的生活感到瞠目结舌。雇主们都是走了财富运的人。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豪宅，每座宅子里塞满艺术品、设计师家具和仆人，还有华丽的时装，女主人尤其喜欢紫色麂皮裙子。新鲜劲儿过去后，梅兰妮发现，和雇主全家环游世界，巡视他们在各地的产业，反而有居无定所的动荡和疲倦：每栋房子都是相同的装饰设计，每个房间都用同一种灰色调，都点蒂普提克的香氛蜡烛，都有米色绒面革沙发、缟玛瑙枝形吊灯，都把地下室改为健身房，主人都穿着圣罗兰家居服在85英寸电视上看卡戴珊家族真人秀……无论身在哪个纬度，感觉都是一样的，气味相同，温度相同，食物相同，舒适度相同，实在无聊无趣。

梅兰妮观察到，主人的家庭生活是排斥爱的。男主人控制欲强烈，个性野蛮而且阴郁，通过与权力核心勾结占据了财富，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威胁的氛围；女主人则是自私的母亲，“沉浸在自编自导的戏剧里，自我感动得无法自拔”。

小说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寡头凯梅罗夫家。女主人卡塔看中梅兰妮对英国寄宿学校的了解，希望她能把女儿阿莉克丝送进英国顶尖的女子寄宿学校，借此跻身上流阶层。梅兰妮辅导的小主人处于青春期，父母给了她锦衣玉食，却又忽略她。孤独的女孩敏锐地发现包裹着她的是腐败和空虚，对世界厌倦透顶。

《小妇人》剧照

在家庭内部生物链上，梅兰妮的排序高于其他工作人员，仅低于主人全家。有的家庭邀请她共同进餐，一起看电影，参加派对，但她又不是家庭的真正成员，看电影、出席派对是为了陪伴她的未成年雇主，充当临时监护人。一个俄罗斯家庭有时邀请她一起吃饭，在餐桌上他们根本不会朝她的方向看，甚至连句“早上好”也不会说，完全视之为空气。

凯梅罗夫并不是真要给聪明的女儿找个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和私家厨师、私人飞机、超级游艇、天价艺术品并列为超富家庭的必备品。这个富豪把家庭教师和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一概称之为“有用的寄生虫”。梅兰妮洞察到真相：“当我们还是学校的孩子时，我们似乎是被智商天赋排序的……当然，最终，我们是被我们所拥有的资本来排序，残酷又无情。”

《寄生虫》剧照

小说中的绝大多数细节都来自托马斯本人的经历。她曾在俄罗斯雇主的一艘超级游艇上工作，自己独享一间客舱，而工作人员则睡在员工宿舍，有人甚至要和他人共睡一张床；但她吃饭又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并不与主人家同桌。雇主们认为，和我们一起乘坐三层甲板的游艇在印度洋群岛漫游，到马达加斯加观赏巨型海龟，还有机会住迪拜的水下酒店、看鲨鱼游过窗户，你已经享受到了同等奢华的生活方式，这是工作带来的福利。

有雇主告诉她，不需要她给孩子上课的时候，最好只待在房间里，这样他们就不必见到她了。托马斯说：“一个俄罗斯家庭的母亲告诉我：‘你不上课时，请留在你的卧室，要么就离开我们家，因为我们是家庭度假。’她家在托斯卡纳的度假别墅有一个庭院，女主人说：‘不要坐在你房间外的椅子上，因为我可能想坐椅子。’还有欧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的女主人不让我用洗衣机，她认为用洗衣机太贵了。实在离谱，我想过辞职，转念想到这3周赚到的钱可以让我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就坚持下来了。”

托马斯发现，她为之工作的超富人群是把家人和员工划分得最严格的群体，“家庭教师处于家庭和其他员工之间，处境微妙”。200年前，夏洛特·勃朗特在小说《雪莉》中，让家庭教师普莱尔夫人说出了结论：“我很早就被告知，‘我和他们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不期望得到‘他们的同情’。我被告知，我的学生会非常爱我，但就算我对他们投入再深的感情，我们也不可能做朋友……我不能越界，不能跨过我和我雇主之间严格的界限。”

界限200年仍未突破，不能越界的另一面仍然是主人对家庭教师的无视。托马斯说：“我听到了家庭成员的尖叫、争吵，目睹了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非常私人的秘密。我心里说：‘你们在我面前这样失态，难道不觉得有一星半点的不好意思吗？’但是，当然，他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可能不会在朋友面前这样做，但我属于不同的类别。”

《简·爱》剧照

有一个家庭，法国妻子从娘家带来了财富，丈夫向托马斯倾诉了沮丧。“他说，他无法忍受自己女儿的成长方式。他不忍心目睹这一切，也无法容忍有这么多人一直围在身边。他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但他无能为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插不上手。妻子拥有财富，雇了数不清的人为她干这干那。我想这位男主人可能觉得房子根本不是他的，他没有隐私，也没有个人空间。我的一些雇主曾经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他们的婚姻和生活中十分私密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跟我说没什么风险。他们只是需要一吐心头块垒，就像和心理咨询师交谈一样。”

家庭教师托马斯和保姆、用人——现代社会，用人已改称家政工作人员，却必须戴上会发出嗡嗡声的电子手镯，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都属于“被刻意隐藏的群体”。作家切斯特顿在“布朗神父探案”系列小说《隐身人》中这样解释“被刻意隐藏的群体”：你问一位夫人：“有人和你在一起吗？”她房间里明明有一位女仆，男管家也站在她椅子背后，但她绝不会回答：“我屋里有一个男管家、三个脚夫、一个走廊侍女。”她一定会说：“没什么人和我在一起。”因为这位夫人下意识地认为，她身边的几个人不是你指的那类人。

在简·爱当家庭教师的年代，这是对人格的轻视；今天，托马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关“尊严和地位”的问题。她立志成为有抱负的作家，做家庭教师给了她很好的机会来观察超级富豪的生活。“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注意你，所以你可以切切实实地观察他们。他们在你面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小妇人》剧照

她暂住的家庭中，谁能攫取到财富，谁就握有权力。这个角色基本上是父亲，他们从血汗工厂、腐败政府和新兴科技公司那里赚到钱，再把利润安全地藏到海外。因此他们的家庭保持着传统的模式，一切围绕着男性大家长运转。“对丈夫来说，一切都必须完美。早餐安排得很好。妻子持家有方，监督家政员工。总之要完美无缺。”

财富转化为极致的物质享受。比如超级游艇，就把富人又细分出“有钱”的普通富人和“有游艇”的超级富豪两个群体。超级游艇设置了超一流的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存放艺术品的条件好过多数画廊，某些游艇上的艺术品收藏甚至超过一些国家级美术馆。一位富豪的游艇上收藏了800多件艺术品，价值超过游艇本身的两倍。

富豪们毫无节制地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珍稀事物。稀有的兰花分开装在低温保鲜箱里，快递到马尔代夫的超级游艇上，再插进温控容器，只为装点盛大的派对。托马斯把这个细节放在了《女王K》的女主人卡塔的头上。这般炫耀和挥霍，凯梅罗夫夫妻俩想要的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被欧洲的老钱社会接受。欧洲上流社会权力和财富中心的精英建制派仍然将他们视为自鸣得意的土包子、暴发户，卡塔的生活最终崩了盘，但读者很难对一个亿万富翁的妻子产生共情。

《继承之战》剧照

奢侈到了极致，就如同在泡沫中生活，会被空虚和沮丧吞噬。托马斯撰文写道：“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了任何物质上的担忧，那么在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之间就没有了阻碍，就会有一个巨大的空间让神经症怒放，像温室里的兰花一样，变出奇幻的形状。”生活中的空白需要填补，于是富豪们花钱雇大批随从，包括算命先生、占星家、针灸师、塔罗牌占卜师、发型师，花钱请专家来帮助他们花钱，进行所谓的创造性消费。

作为填补富豪生活空白的家庭教师，托马斯常常对自己谋生的职业感到矛盾。为富豪家的孩子做家教，就是帮他们巩固阶层，让本就处于有利位置的富家子弟获得更多优势，得到也许他们不配得到的大学名额，而这个上大学的机会或许该其他人所有。她不得不做出“道德妥协”。

在《女王K》中，托马斯写了一连串死亡，坦率地列出了人为了贪婪要付出何等的情感代价。《泰晤士报》评论这本小说是巴尔扎克穿着巴黎世家高级时装写出来的作品。小说受到好评还有一个原因，托马斯对超富群体的观察，体现出英国人的某些集体情绪。外来的超级富豪涌入英国，使得运行了上千年的社会秩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钱。在超富群体看来，世界人口分为两部分：手停口停的工资奴隶——哪怕工资再高也是奴隶，和真正拥有世界的人。“亿万富翁俄罗斯人与亿万富翁印度人、亿万富翁美国人的共同点，比和另一个俄罗斯人的共同点更多。”财富替他们扫清了一切障碍，助力他们劫持了政治阶层。

小说让读者想起《包法利夫人》中森严的社会等级，想起盖茨比对财富的臣服：“一时盖茨比不胜感动，意味到金钱怎样能够维护和保持青春的神秘，意味到一套一套华贵的衣装怎样能够使人清新脱俗，意味到黛西像一弯银月凛然高踞天空，藐视尘世间那群不断为生活搏斗的穷人。”（《大亨小传》，乔志高译，上海三联书店）

托马斯现在仍与朋友合租一套公寓住在伦敦南部。她忘不了在回伦敦的前一个晚上，她和不让她用洗衣机的女主人坐在超级游艇的甲板上，其他人都入睡了，女主人告诉托马斯，自己结婚太早，早得还不懂如何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她对托马斯说：“你是自由的。”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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