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成名的她，80岁还在唱戏 | 人间

妹妹的女儿小雅自北京返回我们小城上学，欲寻一位京剧老师继续学习京剧。很巧，通过两个人，就找到了年逾古稀的李老师。

妹妹说李老师一生唱戏，功力深厚，唱法正宗。在公园看了一次李老师教戏后，我女儿吵着也要跟着学。我带着女儿登门拜访，聊天时，李老师说，曾经人们都叫她“五岁红”——这个名字让我一怔，它仿佛是驾时光机，跟随它，能够轻松地将时空推到遥远的过去。

李老师的人生经历让我万分感慨，一直想动笔记录下来。

那一年，五岁红还不满五岁。土垒的戏台上铺着芦席，四周一圈布帷帐。台下，木板钉的大长凳上，坐满了热切的河工们。

这天要演的戏是京剧《张四姐》。刚上台，五岁红就有不祥的预兆，只觉脚在芦席上一踩一个坑——糟了，戏台垒得太松了。她有些慌张，因为演打“小快枪”（京剧演员表演基本功之一，用刀、枪、剑等各种器械训练武打技术的基本功也都叫把子功。每套把子均有专名，如小快枪、大快枪、小五套等）时，需要在快速旋转的同时，不断出枪和对面的父亲李兰对打。在快速旋转中，五岁红不断拔出深陷泥芦席中的脚，努力寻找平衡，四圈五圈……人小力弱，还是没有支撑住，跪倒在台上，手里的枪摔在了地上，台下一片哄笑。

恍惚中，她觉得对面的父亲操起地上的枪，“啪”的一声，狠狠地抽打在她的后腰上，她“啊”的一声，爬起来逃到后台，钻进化妆桌下面的土坑里躲起来——戏没散场，这个倒洗脸水的坑里没有水。

父亲拿着枪追了过来，气愤地说：“不能用技巧处理好吗？”

行政团长拦住了他：“您别这样，台下观众都等着呢！先让她把戏演完，该怎么罚由您做主。”

父亲无奈地朝行政团长点了点头：“好吧好吧。”

五岁红听了，乖乖地爬了出来，擦干泪痕，上台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后，父亲不许她吃饭，罚跪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又踢着跪在地上的五岁红，让她去练功，喊嗓子、拿大顶。

在戏班，每天练功是雷打不动的，哪怕是辗转跑场子的时节，白天卖戏，早晚也得抽空练功。雨天在屋檐或棚户下练功，雪天扫出一块空地练功。在路途中，五岁红常常骑坐在父亲的肩上，风雪吹红了她的小脸，忍受寒冷的同时，她渐渐能够体悟父亲说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深刻含义——唱功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是一家人活下去的依靠，是生死大事。

这些幼年的往事，五岁红记忆尤为深刻，也成为她生命的底色。

过去，在戏班唱戏的都是苦命孩子——没爹没娘的，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的，街头流浪的，受苦受难的，走投无路的。唱戏很苦，要下苦功夫，戏才能出彩。而除了唱戏，还得什么活都干，才能在戏班里站得住脚。当然，能站得住脚，唱好戏，也是给有钱人娱乐，地位还是卑微。

五岁红的父亲李兰就是这样的苦命孩子。他小的时候，爹被日本鬼子扔到水牢里淹死，紧接着娘又生病去世，成了没爹没娘的小叫花子，流落街头。最后，李兰被山东戏班班主李兆玉收留，在京剧科班里学戏。李兆玉的戏班当年在民间小有名气，活跃在鲁南苏北一带。李兰学武旦，聪明勤奋，很快就有模有样，开始上台演戏了。

戏班里，忙的时候演戏，闲的时候学戏，四海为家，哪里有人请戏，就去哪里演出。天当房，地当床，饱一顿，饥一顿。年景好的时候，能苦到粮也能苦到钱，年景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手里没钱，就拿粮食换戏看。碰到打仗的时候，没有戏演，艺人变战士，上战场打鬼子。

李兰戏学得好，仗也打得“妙”。日本鬼子的碉堡里机枪“突突突”不停地扫射，人一片片地被打死。李兰抱起炸药包，小心翼翼地爬向碉堡，在机枪扫射的间隙敏捷地将炸药包扔进碉堡，然后一个“抢背”翻了下来——李兰在戏台上可是能翻三张桌子的高度——碉堡被炸了，他则毫发无伤。

战事消停后，戏班继续给人唱戏，苦点粮食糊口。在学戏、演戏、打仗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李兰逐渐长大，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可是一个穷唱戏的孤儿，拿什么讨老婆呢？

老天垂怜，姻缘命定。有一天，李兰随戏班到地主家演戏，与地主家的一位姑娘看对了眼。后来，姑娘在兄弟的帮助下，顺着梯子爬出了高高的院墙，跟着李兰私奔了。这位姑娘叫林芳——也就是五岁红的母亲——是个可怜人，十多岁就在地主家当童养媳。起初，她在戏班里打杂，后来，夫妻俩从师爷的戏班出来，拉起了自己的戏班，成了家，立了业。

五岁红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她背在身上，在后台的嘈杂忙乱和抑扬顿挫的戏腔中，她一天天长大了，咿咿呀呀开口说的话，就是各种唱词。蹒跚走路时，父亲就开始带着她练功，拿大顶、摆身段、学唱腔。

两三岁时，五岁红已经可以客串一些娃娃生的角色，这时，母亲又给她添了一对双胞胎妹妹，其中一个出生就夭折了，只剩一个二妹妹。家里添丁添口，负担更重了，父母不再有什么时间陪伴五岁红，她每天的乐趣就是跟着戏班的演员们练功，站在台口听戏学戏。

二妹妹刚会走路，母亲又怀孕了。日子很艰难，但父母亲对新生命还是充满期待。母亲挺着孕肚包揽所有的家务和杂活，包头（京剧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把头包起来做成不同角色的相应的头发造型）、洗衣服、叠衣服、做饭。小妹妹出生时，正是全面抗战最后关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戏班很久都没戏可演，粮食也见底了。

五岁红记得小妹妹出生那天，一个破败的大通间被布帷帐分隔成几间房，母亲躺在最里面的一间。她偷偷地看到，母亲在一张破芦席上痛苦地呻吟着，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才听到“哇哇”的婴儿哭声。接生婆说：“嫂子，又是个女的。”母亲看也没看，拿起条破裤子把孩子一裹，扔到了床底，绝望地瘫软在席子上，“哇哇”的哭声戛然而止。

五岁红被这场景吓得怔住了，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她无助地转身，要去找父亲。父亲一早出去找吃的，还没回来，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就倚在门边，抽泣着，眼盯着门口那条马路的尽头。

天黑了，路上没有人，只有两旁的树在无力地摇摆。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岁红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踉跄着迎了过去，扑在父亲的怀里，只说了声：“俺大，我饿！”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她看见父亲咯吱窝里夹着几张煎饼。

父亲拉着她匆忙往屋里走，有人说：“兰哥，有好事哦，养了个千金！”

父亲一边“好好”地应着，一边来到母亲的身边，问道：“孩子呢？”

母亲悲伤地说：“我撂床底捂死啦！”

父亲着急地说：“你怎么这么恶毒！？”

赶紧把孩子从床底掏了出来，已经冻青了，父亲心疼地揣在怀里焐着，小妹妹长呼一口气，才又“哇哇”地哭起来。

看到李兰拿回了几张煎饼，大伙很高兴，七手八脚烧了一锅开水，把几张煎饼放了进去，赶紧给母亲盛了一碗，加了点红糖——这是林芳这一天吃的第一口饭。吃完后，她用头巾把头缠着，就起来干活了。

后来再回想这个场景，五岁红慢慢明白了，父母都想生个儿子，为他们承担家业。过去戏班里唱戏的都是男人，女人唱戏是后来的事。

此后，五岁红练起功来不要命，别人能翻两张桌子，她一定要翻两张半，别人能转五圈，她就要转六圈。破皮了，摔伤了，继续练，脚指头摔歪了，掰过来，继续练，从来不吭一声。五岁红的“小翻”一次能翻三十几个。她就是要比大伙强，比男演员强。

小妹妹出生后不久，抗战形势越发紧迫，为了阻断日寇，武工队扒掉了徐州向南的铁路。李兰也跟随武工队一直向南转移，鬼子不断向铁路周边突袭扫射，许多民众也向南逃。

大运河上的铁路桥只剩镂空的钢架，人群在钢架上逃命。惊慌失足的，被挤落的，被击落的，一个个生命从桥架上落入江水中，成了一片片斑驳的浮萍。一个姑娘身子跌落下去，但粗黑的大辫子刮在桥上，她拼命地喊救命，慌乱不息的踩踏解开了姑娘的辫子和桥之间的死结，她惊恐地汇入了那片浮萍。李兰的一只小白鞋遗留在桥上，李兰很爱干净，白净的鞋在血迹斑斑的桥架上分外醒目……许多天后，乡人们转述这些情景的时候，怀抱着小女儿的林芳浑身惊恐地战栗着，也有乡邻安慰：“听说兰哥好像到南京金陵京剧团了，兴许他没死。”

看着三个幼小的女儿，林芳无声地流着泪。

林芳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她扯了白布和麻绳，母女四人披麻戴孝，徒步去找她的兰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通讯，铁路公路都毁了，林芳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五岁红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一手牵着刚会走路的二妹妹。累了，她们就坐路边休息；渴了，就喝大河里的水，饿极了；就到庄稼地里扒点麦粒、玉米、红薯充饥。

走到徐州西的张河村时，林芳害了“汗病”，小女儿“哇哇”地要吃奶，五岁红和二妹妹要吃饭，母女四人实在走不动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户人家好像有动静，林芳示意五岁红去要饭，五岁红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怯生生地站在那户人家的门口。主人问她干什么，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对方，然后扭头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母亲和妹妹。主人看到母女四人乞求的眼神，不忍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她们领到马路对面的店里，打开板搭门——店里都空了，货早已转移到南京了。

主人找了一块木板，让林芳躺下休息，然后端来一盆稀饭和几块菜饼，母女四人吃了一顿饱饭，活了下来。

主人询问她们的遭遇，林芳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主人听完便表示，他可以托人到南京打听李兰的下落，“在情况没落实前，你们放心在门店里休养”。林芳千恩万谢。接着，二妹妹和小妹妹也病了，只有五岁红没事，每天从早到晚倚靠在门上，盼着父亲的消息。

终于得到可靠消息，李兰确实在南京金陵京剧团，他听乡人说妻女四人一个月前就去找他，也一直托人四处打听她们的下落。当得知她们在张河村时，立马赶了过来。一家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谢了恩人之后，李兰把母女四人接到了南京，安顿在金陵京剧团。

抗战胜利后，李兰带着一家人回到徐州唱戏。徐州是南北通衢，东西要道，许多戏班都在徐州卖戏。李兰经常邀请各地名角来戏班演出，也会应一些师兄弟或朋友引荐，带着五岁红到上海、南京、烟台、淮阴等各地演出。

每次演出，李兰都会安排女儿拜同台演出的名角为师，五岁红不知道自己拜了多少师父，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南京各地的师父都有，比如李菊颍、王香兰、黄曼秋、李云鹏、陶程程、孙玉玲、王蓝田、李钧昉等等，这些师父当时大多年事已高，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师父们演戏时，五岁红会在台口出神地看，一出戏听个一两遍，差不多就会了，再经师父指点，就能很好地把握一出戏了。大家都说：“这哪是学戏，这就是‘吃’戏。”

五岁时，戏班常演的旦角戏，不论哪门哪派的，五岁红都能演，并且已经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她和父亲主演的戏场场爆满，被票友们称为“五岁红”。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行业实施剧院团制度，京剧演员纳入体制内，有固定工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由“下九流”“戏子”变成了“演员”“文艺工作者”，受人尊敬。传统京剧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各地纷纷成立剧团。

李兰被师兄弟邀请到邻市筹建市京剧团。他又从老家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赶了过去，其中有京剧科班兄弟，还有部队文工团复员军人以及五岁红等家人。他四处筹措资金，大家一起动手锯木头、钉板凳、搭舞台，把已成废墟的老剧场重新建了起来。从山东、南京请来几位名角做指导，加上当地的几位演员，市京剧团就正式成立了。

京剧传统剧目在新时期的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五岁红在这一时期的演出中快速成长起来。

两年后，李兰老家的领导要求他回去筹建县京剧团。李兰便带着家人还乡，县里实行公私合营，全县上下的戏班、演员、道具、服装等都集中起来，成立了县京剧团。

县京剧团深入城乡演出，五岁红的戏深受百姓喜爱，一票难求，常常是剧场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五岁红生病发烧，挂着吊瓶，不能演出。观众纷纷要求退票，五岁红只好拔了针管，忍痛上台演出。

几年的磨砺，五岁红已是县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她的表现引起了县分管文化的王部长的注意，王部长是北京戏曲研究院下放干部，他说：“这么好的苗子，一定要送到北京进修，好好培养。”

那年，五岁红十七岁，在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介绍下，火速入了党。一年后，她被派往北京中国京剧院进修。

五岁红被分在中国京剧院四团，有全国各地来京进修的京剧演员，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演员。

团里一位刘老师问五岁红：“会唱《拾玉镯》吗？”

五岁红心想，自己在娘胎里就唱戏：“这当然会啦。”

刘老师让她唱唱看，五岁红就开始念底儿，打诗白引子。听了听，刘老师笑了笑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教不了啦。”

五岁红怯怯地说：“怎么啦？错了吗？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刘老师说：“你这是从头到尾传统的教法，我们学的是出国演出的，简易的，你这不用学了。”

后来，一位杨老师问她能唱《穆柯寨》不，五岁红点点头。

杨老师说：“你把‘坐山’（《穆柯寨》里的一场戏）演给我看看。”

五岁红演了三分之一，杨老师便说：“好了，不要做了，你这是地地道道的梅派坐山，一招一式都很好，我也不教了——你的师父是谁啊？”

五岁红说：“教我‘坐山’的是上海的李君宝老师。”

过去民间戏班的演员，各门各派的戏都要会唱，观众喜欢哪出戏你就得唱哪出，戏班养不起那么多的演员。五岁红从小在戏班里长大，得到过许多优秀老艺人的栽培，所以梅派、荀派、程派等各个门派的经典剧目，她唱得都很好。现在老师们都不教自己了，这可怎么办啊？五岁红不知如何是好。

耗了半年之后，推荐她来进修的王部长来看望她，她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处境。王部长马上和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反映了五岁红的情况。随后，五岁红被调到了一团，跟随阎世善老师学习《武松打店》《扈家庄》《挡马》《打焦赞》《虹霓关》《打孟良》等经典剧目，阎老师让五岁红一个一个走给他看，指出问题，五岁红再按要求调整、练习。

一段时间下来，五岁红进步非常快。阎老师也有意将五岁红留下来：“这确实是棵好苗子，很难得！”

五岁红得知后，却犹豫起来。她想到父母，想到小妹妹出生时，母亲的绝望和嫌弃，想到父母没有儿子，两个妹妹还年幼，谁来照顾他们呢？她不能丢下父母不管，她要照顾父母，她要自闯天下，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修结束后，五岁红毅然地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她想像以前那样到全国各地跑单帮，多演戏多挣钱，孝养父母。

哪知道，她这个想法有点“一厢情愿”——时过境迁，私人剧团不允许进行商业演出。五岁红深受打击，一度郁郁寡欢。后来，在一位师姑的引导下，她天天练功、琢磨戏，逐渐走出阴霾，在县剧团的各种演出中表现突出，戏唱到哪儿就火到哪儿，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李兰曾经收养过一位女子做养女，以便跟五岁红搭戏，这时，有风言风语说他和那女子关系不正常，于是李兰被打倒了，下放到乡下一个菜园子里种菜。

当时，少不更事的五岁红一度因此非常憎恶父亲，多年不与父亲讲话，她想：“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别人怎么会冤枉你呢？”

李兰被下放后，五岁红作为台柱子，大大小小的演出需要她支撑，没人敢明面上欺负她，但她的两个小妹妹在剧团饱受排挤。五岁红只能一边认认真真地演出，一边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照顾两个妹妹，同时教四个学生唱戏。

随着京剧传统剧目全面停演，只会演旧戏的五岁红也成了多余的人，差点被扔进河里淹死。幸亏许多群众为她说话，才把命保了下来。

几十年后，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后，五岁红老泪纵横地说：“我对不起父亲，父亲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我却不理解他、不信任他……父亲是优秀的演员，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是好父亲！”

躲过被淹死的厄运后不久，五岁红被迫改行，到了县商业局人事科。人们以为五岁红在北京进修过，应该能写会画。谁知，五岁红自小学戏，和父母一起讨生活，没有时间学文化。后来，商业局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宣传农副业生产，别人写好稿子，五岁红就照着念，都是些怎么养猪、种植什么好的内容。

这期间，有人给五岁红介绍了个市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会流利的日语，曾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在黑板上写字时说了句“这粉笔灰就吃饱了”，就被打倒下放到工厂做工人，工资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家里兄弟姊妹八九个，又是前后娘。

起先，五岁红和家人都没有看好这段姻缘。可小伙子喜欢五岁红，铆足了劲儿追求她。过了一阵，五岁红心软，觉得他挺可怜的，懵懵懂懂就同意了。

结婚时，五岁红二十五岁，从县城商业局人事科调到了市糖烟酒公司宣传科。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她，不习惯机关里的清闲，主动要求下基层，到柜台帮忙，做服务工作。柜台工作也不简单，需要算账、打算盘，一两果子几毛钱几两粮票，不能出一点差错。

五岁红看着别人打算盘，认真记着、学着，然后私下里默默练习，硬是学会了打算盘算账。逢年过节，货卖得非常多，一大堆一大堆的毛票、硬币，她一丝差错也不会出。

柜台虽然是个服务窗口，却也是个考验人的地方，时常会有一些服务员不知不觉就被调走了，五岁红很是纳闷。后来山东部队转业的老书记瞪着眼睛跟她说：“手脚不老实，钱出问题，能不调走吗？”

任何事只要干了就必须认真干好，这是五岁红从小学戏演戏时养成的习惯。对于这个服务工作，五岁红也像演戏一样，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情和精力，她把柜台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提前到岗准备，下班后盘账、整理妥当后才离开。

听说有个在北京进修过的漂亮女演员站柜台，不少年轻顾客假装买东西，凑过来看五岁红，还有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五岁红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心想：“我都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了，哪有工夫跟你们拉呱？”

工作加上三个女儿的陆续出生，一度让五岁红心力交瘁。好在两个妹妹成家后，母亲辞去工作从县里来给她照看孩子。即便这样，工作和育儿还是占去了五岁红所有的精力，丈夫对此很不满。

丈夫的脾气越发暴躁，甚至恶语相加，这让要强的五岁红难以接受，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满十周年的时候，五岁红不愿再将就，两人离了婚，三个女儿判给了丈夫。五岁红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三个女儿的抚养权争了回来。

五岁红离婚后不到半年，十年浩劫结束，古装戏重新放开。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知道商业局有个京剧人才，就将五岁红调到了市京剧团。当时，烟台、青岛、温州等地的京剧团都来要五岁红，给房子、给级别，市文化局都不放人。五岁红考虑到父母、孩子、姐妹都在此地，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于是也安心地留了下来。

那时五岁红才三十五岁，风华正茂，领导、同事、朋友、家人都争相给她介绍对象，也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选择放弃再婚。她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再婚对象和她结婚，可能会对她好，但会怎么对待她的三个拖油瓶呢？她常年在外演戏，男方又如何和三个女儿相处呢？如果这次婚姻又出现问题，一定会有风言风语说是她这个演员的不是。剧团确实有一些不检点的人，可她不是，她从小学艺很规矩、很讲究，台上风风火火，台下很保守，从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接触。她有热爱的京剧事业，也能养活三个女儿，她情愿不再婚。

当时，市京剧团人才极度缺乏，乐师只有拉京胡的，没吹笛子唢呐的，没有像样的武生，丑角也不够用，唱一出戏很不容易。剧团外出演戏，由五岁红带队，凭借她个人的唱功和技艺，硬是带领剧团圆满完成两个月的演出任务，否则，最多撑一周就得打道回府。

当年，五岁红还曾应邀在温州演了三个月的戏，温州民间经济发达，戏曲文化土壤丰厚，仍有旧日的习俗，无论是单位还是私人，大事小情，都会“请大戏”。五岁红的戏在当地很受欢迎，人们送她“贤妻良母、艺德高尚、品德优秀”的美誉。

回来后，领导让五岁红当团长，五岁红不愿意。她说：“当团长就没有精力钻研戏了，我是个演员，戏是我的天，我只想为观众演好每一出戏。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艺术。”

五岁红们仍在精益求精地钻研技艺，可是京剧的这次复苏已不复之前几次的强劲势头。

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样板”的十年，演员和观众都出现了断代。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和西方流行文化涌入，电视普及，大众文化日趋多元化，看京剧不再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了。80年代短暂的几年表面繁荣后，各地的京剧团纷纷陷入困顿，人才大量流失，最终有的萎缩瘫痪，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合并。

五岁红所在的市京剧团，在古装戏重新放开的最初几年进了不少演员。后来随着京剧在当地的式微，大家都各显神通，逃离剧团。年轻演员纷纷转到地方戏剧团或其他演艺团体，而年长的演员则要么提干，要么转行。

五岁红一直坚守在市京剧团，剧团兴盛的时候，让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不让演，她就看着别人演，跟着别人学。剧团衰败了，她也不急，她相信国粹艺术还会有辉煌的一天。她依旧坚持练功、学戏，只要需要她上场，她就认真演好戏，直到2000年她五十七岁时，正式退休。

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

丽丽漂亮、聪明，但性格内向，80年代末毕业后被分配在食品厂。工作后不久，食品厂就接二连三地有女工变魔怔了。坊间传言，“厂里闹鬼不干净”。五岁红感觉丽丽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似的，想着食品厂整天杀猪宰羊的，于是就不让她去上班了。

那时丽丽也就十八九岁，有时会到家边的文化宫里玩。以前的文化宫是年轻人娱乐的场所，有一次，有个男青年搭讪，说带她去找工作，她就高兴地跟着去了。他们坐火车到徐州，然后又倒了好几次汽车，到了山东一个偏僻的黑兵工厂——男青年把她卖到了厂里。她被强迫在这个封闭的厂里做枪把子，她知道不想办法逃出去，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了。

厂里有个做饭的司务长，以前当过八路军，平时经常外出采购，人很和善。这天下着大雪，丽丽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封求救信，然后请求司务长帮忙带到外面寄出去。信是写给五岁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岁红一直没有收到。

等了很多天，没有音讯，丽丽又设法写了第二封求救信，这次她写给了街道派出所户籍警朱警官。朱警官接到信后，马上通知五岁红。被女儿失踪折磨了近两个月的五岁红，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朱警官的消息让她绝望的心燃起了希望。

朱警官和当地派出所联系，了解情况，确定了解救方案。随后，朱警官带领公安干警、特警开了一辆车，五岁红前夫单位出了一辆车带着五岁红家人和亲友，两车人按照与内线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黑兵工厂门口。

这时，刚好是工厂开门的时间，丽丽已经按照口信悄然来到了厂门口，看到两辆家乡车牌的车停在门口，她发疯一样狂奔着冲出大门，向车跑去。传达室里的门卫见状，一窝蜂地追了出来。眼看着丽丽已经爬上了车，可说时迟那时快，有两个门卫扒住了车门，情急之下，车上的人把两个门卫一起拉上了车，按倒在车上，两辆车就开足马力一路狂奔。

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路过一个乡镇，确定后面的人追不上来后，他们把两个门卫扔下了车，然后才顺利回家。这件事让丽丽的精神备受刺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情绪才逐步稳定。

五岁红刚想松口气，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怆然离世，不久后，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父母相继离世的痛楚和悲凉，成了五岁红心中永远的伤痛。

曾几何时，年幼的五岁红就决心要像男子汉一样照顾父母，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世事岂如人意？从五岁红一出生，父母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培养她，给她创造各种学习提升的机会，虽说五岁红在艺术上一直表现出色，然而生活又不只有艺术。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五岁红对父亲李兰的误解，给父亲造成怎样的打击，无人知晓，而父亲在乡下小菜园走完了怎样孤寂的后半生，五岁红也无法想象。虽然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五岁红会带着母亲和孩子去看望他，然而，这样的时光到底还是短暂。

给自己撑着天的人走了，五岁红瞬间感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压力。好在妹妹常会来帮她照料家事，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工作成家了。大女儿夫妇在事业单位工作，小女儿留学回来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丽丽精神状态稳定后，五岁红重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此后，有人给丽丽介绍了个对象，两人谈了不久就在一起了，五岁红出差回来后才知道，也就默许了这门婚事。没料到，这个女婿脾气不好，经常家暴。丽丽的孩子出生第一天，婆家几个人空着手来看看就走了。五岁红当即决定：丽丽和外孙她自己养，与这家人一刀两断。

从此，小外孙就在五岁红的怀抱里一天天长大。抚养年幼的外孙，照顾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二女儿，对于已年逾五旬、干了一辈子事业的五岁红来说，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而经历过各种打击的丽丽，仍然状况不断，灾难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她，也无情地侵蚀着五岁红的生活。有一次，丽丽又被人拐卖到县城，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半夜被撂到河里，所幸没淹死，她自己爬了上来，打车逃回了家。可到家后，丽丽什么也说不清楚，反倒是精神状态不断恶化，需要持续服药干预和控制。

既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小的，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大的，有一次，五岁红实在太累了，没有盯着丽丽吃药，没想到，丽丽竟然把一瓶药都吃了下去，然后就昏死过去了。送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放大。五岁红找最好的医生抢救，丽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捡回一条命。

从那以后，五岁红不敢有一丝大意，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一大一小。尽管如此，还是状况百出，丽丽一会儿被车撞断腿了，一会儿又莫名地被人打了……

五岁红没被这些事打败，她说：“哭泣和埋怨赶不走挫折和苦难，只有昂起头，一步步向前，一点点把生活过好。”

为了二女儿母子俩，五岁红退休后那几年完全告别舞台。好在，在她的照拂下，如今，她外孙已经是一米八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丽丽也终于精神稳定，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了。

只是，五岁红已经满头银丝，年近八旬。

当我们的话题转回到京剧上来时，五岁红凝重的眼神中瞬间升腾起明亮的光芒。

看到我女儿对京剧感兴趣，五岁红非常开心，她让我女儿下腰、压腿，仔细看了看她的身段，欣喜地说：“这孩子看着身子长得结实，可柔韧性又非常好。”又教了我女儿《贵妃醉酒》里的一句唱词，听了听她的声音，五岁红说：“声音也很好，又润又亮，是个大青衣的好料子。”

随后，五岁红着重示范了唱词里的一个转音。我女儿练了好多次，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忍不住感慨道：“好不容易啊！”

五岁红说：“可不是嘛，你看就这个转音，在台上也就几秒钟就唱过去了，台下可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演员要练好几个月才能熟练掌握。”

随后五岁红又对着我女儿说：“你领悟得挺快的，我教你，好好学，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能感受到，五岁红对年轻人学京剧的热切期望。其实，我女儿只是觉得京剧好听，很好奇，想了解了解，学着玩玩，只要学校课业一紧，随时就学不了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有些歉意。

| 五岁红在给徒弟说戏 (作者供图)

我第二次去五岁红家已是2022年的夏天。外甥女小雅一直在跟随五岁红学京剧。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五岁红家附近的公园里，师徒俩都会好好待上两三个小时。

家里聚会时，小雅有时会给我们唱一段，字正腔圆，招招式式都很有范儿。而我女儿因为中考学业重，没有时间再学习京剧，很是遗憾。妹妹偶尔会讲起五岁红的生活，这让我还想去拜访拜访她。

那天，两位狗将军仍然在楼梯的拐弯处，冲着我敷衍地叫着。敲了门，五岁红还是刚睡醒，听到了“李老师”的叫声后，迎到门口。

我一脚踏进屋时，满屋热烘烘的尿骚味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房间里放了七八个大大的宠物笼子，里面是一只只慵懒的猫。看见我尴尬的表情，五岁红说，咱们去厨房吧，那边开着空调。于是我就退了出来，顺手推开右边厨房的门，这时才发现，小厨房长大了，原先的平台不见了。

五岁红说：“你看，变了吧？我把这平台给盖了起来，做了一个新厨房，建了个卫生间，原先的厨房改成了小卧室。”

我仔细打量一下，只见小卧室里单人床顶上的吊柜，和床头的立柜以及厨房的橱柜，都是一样的胡桃木色，配着典雅的古铜色把手。

这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厨房中间的小餐桌上，顿觉很温馨。五岁红一袭红花绿叶重磅真丝连衣裙，染黄的短发烫成了小卷，画着精致的妆容，金丝边眼镜上金色的链子自然垂至肩后，雍容华贵。

她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喝着。

我说：“这下宽敞、方便了！这申请盖房很麻烦吧。”

五岁红说：“起先我申请要把平台盖起来，城管、街道三天两头来说不许盖。前段时间，我刚捡的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在院子里被人给毒死了，我心疼啊，在楼下院子里哭得昏天黑地的，街道的领导都惊动了。里外的人都以为这老太婆疯了，一个流浪猫至于吗？你说至于吗？那是一条命啊。你看我现在收留了这么多流浪猫流浪狗，我没有地方放了啊。我放外面不安全啊。我这房子原先楼上楼下，现在只有楼上了。”

说这话时，五岁红眼圈红红的：“然后，我就一夜之间把平台盖了起来，我让工人把外墙都蒙上了塑料布，规定说用塑料布搭临时棚子他们不管。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也没人管我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五岁红向手里的那杯茶努了努嘴，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外孙在外地工作，丽丽经常不在家吃饭，五岁红的生活回归自我，又能与戏相伴了：“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学台湾几位老前辈的戏，一直学到凌晨四点多。手机上有许多京剧名家的戏，我得天天看，天天学。” 

随后，她又聊起自己如今的作息，不管几点起床，都是先收拾一下家务，然后喂猫喂狗遛狗浇花，做完这些后，坐下来喝茶，饿的话，最多就吃两块饼干，然后就去公园教徒弟们练功、唱戏，“几十年在剧团养成的习惯，早起练功，不吃饭”。

每次去公园，五岁红都会带些粮食去喂公园的小鸭子小鸟，一般到下午一点多回家做饭吃，然后午休。傍晚，她也会去公园，公园的西北角是她的根据地，上午或傍晚，你会看到一位银发老太和几位女士或小朋友抑扬顿挫地唱着京戏，或一阵舞枪弄棒。

我诧异地问：“您都八十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地唱戏、学戏呢？”

五岁红很认真地说：“人老了，倚老卖老，有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就吃喝享受，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学习。我一旦学起戏来，什么都不想，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废寝忘食，学了戏以后，我的肚子是满满的，精神也饱满，心情也愉快，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谁跟我谈戏，我就开心。我的徒弟跟我拉家常，常会被我批评。”

顿了顿，她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人都要有价值，为观众唱戏，为京剧发展出力就是我的价值。京剧是艺术，是国粹，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好几次京剧的兴衰，我相信京剧一定还会再兴盛起来的。我愿意为京剧的复兴再献一点力。”

对于现在的生活，五岁红说她很知足，问心无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说在人生的各个关口，她的选择并非都是最好的，比如当时在中国京剧院进修时，如果选择留在北京，事业是否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可人生没有如果，好在我的选择都还算稳妥，兜兜转转一直能从事所热爱的京剧事业，始终相信政府，勤恳工作，认真唱戏，在每个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服务社会，最终在市京剧团顺利退休……”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对于五岁红这些老一辈的艺人来说，却是不容易的。

五岁红说：“很多解放前京剧界响当当的角儿，建国后被关在体制外，晚景凄凉。”

比如她师姑的朋友，以前是上海非常出色的大武生，哥哥、老婆都是演员，他演的十八罗汉、猴子戏、花车戏，都是大戏，解放前享誉一方，出门前呼后拥，戏装、道具非常昂贵，家大业大。解放后，国家成立了各级专业剧团，老艺人们有的进入国家的各级剧团，有的出国了，有的就在体制外自谋出路。师姑的朋友是最后一种情况，可是时势已经不同，社会上的各种演出都是由各级专业剧团承担，过去的流动演员、跑单帮、民间剧团都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的家业逐渐衰落了。

“他年老时，在医院里蹬个小三轮车，用小暖瓶给病人送熬好的中药，有一次骑着骑着，一不小心车翻了，一车的中药都打翻……”说到这里，五岁红的眼圈就红了。

如今，已至耄耋的五岁红谈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有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师”，而是因为一直忙于事业，没有把三个女儿教育好：“没有一个孩子能继承我的京剧事业，没有一个孩子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我想，从世俗意义上看，她的大女儿、小女儿都过得不错，可能是五岁红一生要强，对此就没那么满意罢了。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并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喜欢京剧，平日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交流。而二女儿丽丽一生坎坷不幸，她只能竭尽全力照顾：“虽然我已经老了，只要我在一天，就会照顾二闺女一天。以后呢，我不知道。有一天，就唱一天的戏……”

（本文人物为化名）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