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对谈李开复：剧变之下，个人与组织如何学会重新思考？

内容来源：2023年4月11日，中信出版社视频号直播。

分享嘉宾：亚当·格兰特，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组织心理学教授。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田立新，沃顿商学院亚洲董事会董事。

注：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审阅授权发布。

轮值主编 | 智勇  责编 | 少将

第 7392  篇深度好文：8648 字 | 20分钟阅读

2020年以来，世界经历着全方位的疫情打击、经济下行。我们必须承认，变化才是世界发展真正的常态。

那么当变化成为常态时，个人熟悉的发展路径、企业以往的管理经验、运营经验，将无法再适应变化的现状，我们该如何应对？

亚当·格兰特在《重新思考》书中说，智力一直被视为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但是在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还有一套更为重要的认知工具——重新思考和忘却之前所学的能力。

未来，我们将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也要拥抱更多新的可能。那么在变化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个人和组织又该如何打造重新思考的思维方式？

2023年4月11日，中信出版社邀请了《重新思考》一书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组织心理学教授亚当·格兰特与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以及沃顿商学院亚洲董事会董事田立新，围绕上述话题展开对话，希望三位嘉宾的对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以下是对谈全文。

田立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重新思考》这本书？

当你进入传教士模式，你会一直宣传自己的观点。在检察官模式下，你会攻击别人的观点。

而在政客模式下，你甚至懒得听别人说话，除非他们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这个理论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现在我想问一下所有观众，你在思维方式上最大的恶习是什么？你是否也发现，自己常常会使用传教士、检察官、政客的思维模式？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经常进入检察官模式，我不应该这么做。有人说我是逻辑霸王，我的妻子还要和我解释，这不是一种夸奖。可能，人们并不喜欢被事实、数据和理由轰炸。现在我也正努力少去攻击别人的观点。

关于传教士、检察官、政客三种思维模式，最让我恐惧的是什么呢？

是你坚信，你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所以别人需要重新思考。而你已经看清了情况，掌握了真理。

显然，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迅速重新思考我们的理念和假设，就像我们最初构建它们一样。

在过去的情境下，我们有很多好的经验，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因此，要想摆脱传教士、检察官、政客三种思维模式，最好做到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时，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拥有一台显微镜。或一台望远镜。

我的意思是，不要让你的想法成为你身份的一部分。一个好的科学家有动力去研究错误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努力保持正确。他们有承认自己不足的谦逊，有寻求新知识的好奇心。

而且许多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倡导领导者、管理者、雇员等等人群平时像科学家那样思考，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持有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一个等待检验的假说。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个实验。

因此，重新思考实际上是能够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放弃错误的假设，并意识到我们越快地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我们就能越快走向正确，我认为这才是重点。

田立新：开复，在你看来“重新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经历过什么样的“重新思考”？

李开复：在我的个人经验中，我发现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往往是逆向的，总是需要重新思考，需要心态开放、诚实面对自己，开发好奇心、扩大视野。

因此，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大学时，我的专业就是我希望从事的职业——成为一名律师。因为《无敌铁探长》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我看到法律和秩序带来了正义，从中学会了孰是孰非。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也喜欢争论，人们告诉我，你应该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我决心成为一名律师。

但在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我发现了两件事。一是，在政治学和法律方面，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好学校，教授们都很出色，学科排名很高，但我阅读专业书、准备考试，都快睡着了。

我不喜欢这些事情。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但我开始质疑我此前的假设，我不应该把生命投入到我不擅长的事情上。

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所以我选了很多其他课程。我选修了心理学、音乐、艺术、计算机科学和许多其他课程，我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擅长的是计算机科学。

当然有很多反对者。人们会说，哥伦比亚大学在人文科学、法律方面的排名很高，但计算机科学的排名并不高。这个新专业并没有得到承认。

但我告诉自己，这不重要。这是我想做的事，我需要做的事，这个决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决定从法律专业转到计算机科学专业，研究人工智能。那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我挑战了自己的旧想法。

我发现，如果你想在公众场合、在公司里、在同事的关注下改变你的观念，可能比较难，因为会涉及其他人。但你可以试着改变职业选择。这样你只需要对自己诚实。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从那时起，我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勇敢，并总是挑战自己的观念。从事人工智能行业时，我遇到了很多起起伏伏，我必须面对现实。

在人工智能的寒冬，几乎没有人从事相关工作，我不得不认识到，我或许可以坚持几十年，但我可能无法看到我的想法最终变成现实。

我不得不离开人工智能，成为了企业高管、商业人士和投资人。但是当人工智能出现前景时，我们总是能观察到这些迹象的出现。并不是说要等到大家都支持AI，那时就已经太晚了。

田立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在书中，亚当提到四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传教士、检察官、政客和科学家。这四种模式都会出现在人的思维中。

亚当，请你再详细说明一下这个概念。开复可以提供一个企业家的视角，因为开复和我都是从事风险投资业务的，我们遇到了很多企业家，很多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

亚当·格兰特：我刚才提到，我想说服一些CEO和创始人和我一起做一个周五远程办公实验。

那些“传教士思维”的企业家说，不行，我们原来的做法没问题，我们每周有5天要上班，这对生产力、协作和文化来说非常重要。你应该来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应该在办公室办公。

“检察官”们立即开始反驳我的论点。他们说，我不在乎以前有过多少纵向研究的随机对照实验。在我这儿肯定行不通，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吧。

这个想法有漏洞，如果我给他们放1天假，他们想要2天假怎么办？如果这个方法不管用呢？他们就不会回来办公了，我们整个公司就会分崩离析。

“政客”们的反应很有趣，但也很不同，他们会问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你认为对公司来说，怎么做是最好的？”他们基本上会听从影响最大的董事会成员。他们非常守旧，坚守过去的观念。

我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能够进入科学家模式，同意进行实验。

如果他们当时进行了这个实验，那时候是2018年。他们本可以有2018年和2019两年的时间，来搞清楚如何更好地运用远程工作和混合制工作，而不是被一场大流行病所迫，没有签署同意书就被迫开始测试。

我们没有选择加入这个实验，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做这个实验，并且在现实中搞明白一切。

我感觉非常遗憾，因为尼克·布鲁姆已经在中国的携程公司进行了非常仔细、严谨的实验。

实验显示，当人们被随机分配到在家工作时，他们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大约13%。而且他们辞职的概率降为原来的一半。

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如果人们不在办公室办公，他们就不太可能得到晋升。因为他们缺失了必需的面对面时间，他们也无法和经理面对面。

但尼克在随后的一个实验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证明只要人们每周有一半时间一同办公，混合工作制就没有任何缺点。

我们本可以从这些实验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如果以科学家的思维处理这种情况的话。

他们会问自己，这个实验会是什么样子？我有可能是错的，我应该更多地以科学家的思维来行事，而不是一直否定 "每个人都必须一直在办公室 "的模式。

我想知道这项实验否有效，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对结果有什么影响。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学习，一起尝试吗？

如果他们拒绝了实验，那么这就表明他们没有建立起学习型组织。因为在学习型组织中，你不必害怕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也不必担心无法把它关上。

有时你会因为错误的想法而深受其害，你尝试了，但没有用。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学习和进步的必经之路。

你也可以对人们说，你有可能会成为实验的早期受益者。我们会将实验所得的知识扩大，并传播出去，你有机会把经验教给大家。

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就是科学家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不在乎自己本身正确与否，他们在乎的是如何把事情变得正确。

田立新：所以开复，你认为该怎么办？你能否帮助几年前的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开复：我认为我们应该树立一个典型案例，即使是一个反面案例。

举个例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早期，在计算机视觉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此，企业家中存在一种共识，一个好的人工智能公司就像一个杰出的博士，需要写出杰出的算法，创造差异化，将计算机视觉应用于典型问题上。

比如智慧城市、物体识别、医疗图像等等。这种共识十分常见，几十家公司也因此诞生。我们非常高兴地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

但杰夫·贝佐斯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启发。互联网浪潮即将到来时，他想离开实体店，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他开始研究，什么东西会在互联网上畅销。

这件东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你购买时不需要触摸、闻、感受的东西。第二，它的运输价格必须比较便宜。第三，它必须有不错的利润率。

他最后选择了图书，因为在美国运输图书比较便宜。而且，你买书是因为书评，而不是因为触摸到、闻到、感觉到或者看到它。于是他开始了这一旅程，这就是亚马逊的诞生。

所以我要求我的团队也围绕人工智能做这样的思考，实现突破。AI的应用领域是什么？有哪些挑战、瓶颈？它们能被克服吗？还有，中国有哪些具体的人工智能领域适合我们投资？

我们最终认为，制造业是核心机会，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中，那些检察官心态的人会说，那是很难的。每个制造公司都不同。制造螺丝刀和运动鞋非常不同。

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平台时，一刀切的做法很不合适。最后会浪费很多时间来做定制系统集成。这是个糟糕的生意，我们不想这样做。

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宽广，即使在特定的行业内，也有机会建立平台，解决该行业的普遍问题，比如钢铁、石油天然气、集成电路制造，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公司，将人工智能销售给制造业的特定子行业。

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位什么领域的博士来管理公司？然后我们又开始重新思考，每家优秀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是由人工智能领域的杰出博士领导，但并不意味着这家公司也需要如此。

毕竟，这家公司主要负责企业间的销售，而博士们难以与企业客户打交道，比如要跟客户见五六次面，搞清楚所有棘手问题，并热情款待他们。这不是大多数博士的核心技能。因此，我们进一步尝试重新思考，这个组织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想，思爱普是一家做得不错的公司。我们是否可以使用思爱普的管理理念？比如他们如何解决行业问题，以及建立一些可拓展到其他行业的模式。

把这一点应用到需求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不是只挑选一个部门，而是研究哪些部门最有需要。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潜在的CEO，他没有考虑过做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但他有合适的技能。他曾担任过思爱普公司的高管，对规则了如指掌。

因此，我们将我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与一个合适的CEO结合起来。最终建立了发展最快的人工智能公司，而且该公司在4年内就上市了。最终证明，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挑战了另一个假设，那就是风险投资人不应该创办公司。他们应该当裁判，而不是当球员。

通常我也这么认为，但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我们找到的CEO此前非常出色，但在人工智能方面缺乏经验，他需要我们成为联合创始人。

因此，得到投资人同意后，我们共同创建和投资这家公司，我们的投资人非常高兴，这造就了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中国的胜利，是这家企业和领导者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投资人的胜利。

田立新：亚当的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重新思考。其他两部分是人际层面的重新思考和集体层面的重新思考。因此，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在这两个方面有什么想法。

亚当·格兰特：这本书里，我探索的一大问题是，如果别人的思想是封闭的，你如何启发他们的思路？作为一个“检察官”和“逻辑霸王”，我的直觉是，我提出的理由越多，我就越有说服力。

但是在收集了一大堆数据，进行了一些实验和一些实地研究之后，我发现存在巨大的论证稀释的风险，理由太多可能会破坏我自己的论证，因为如果有人不想听我的，哪怕我给他们九个理由，他们也可以挑出最没有说服力的理由，然后否定整个观点。

如果我只提出最有说服力的一两个理由，就更容易让他们关注合理的理由。

这也减少了他们被操纵的感觉，他们就不会那么警惕。所以我想，我会试着少讲一些论据，让我更有说服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这样做也没有用，因为人们真的很固执，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

李开复：中国的企业家特别令人钦佩，他们意志顽强，决心坚定，他们努力工作、遵守职业道德，带领团队取得巨大成功，而强有力的领导是团队凝聚和追随的重要因素。

但一个强大的领导者总认为他是对的。而他们对风险投资人的态度是，不要来找我，我会去找你。

而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度建议和指导有时会被轻视。

大约13年前，我成为风险投资人，那时我了解到，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要想获得成功，我们需要投资最强大的领导者。但最强的领导者不想要一个老师、导师、教练。他们想要的是一种资源，当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可以来找我们。

但他们通常不需要帮助。所以如果你说，"你们的业务方向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会失败的。"几乎总是会被拒绝，不管我们的建议是否有价值。

因此，在过去的13年里，我学到，当我觉得他们走错了方向时，正确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信息，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田立新：在这本优秀的书，亚当不仅提到了个人层面的重新思考、人际层面的重新思考、群体层面的重新思考，而且还附上了一系列 "行动建议"。关于 "行动建议"，亚当和开复可以稍作评论。

亚当·格兰特：我想提出几个简单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非常有效。

第一个措施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在日程表上标注思考的时间。给自己一个阅读的机会，一个反刍的机会，让你在核心专长之外进行探索，对你大有好处。但此外，我们也需要特别标注重新思考的时间。重新思考和思考是不一样的。

重新思考的时间，是用来重新审视你过去的决定的。你可以回顾以前的工作，然后问自己，我仍然对此保持信念吗？我还同意自己的观点吗？

因此，我试图每周抽出一个小时，回顾我以前写过的书。我会回顾我以前做的关于重新思考的播客，还有我之前的TED演讲。我还会问自己，我现在会如何质疑它们？

我还利用这段时间，接触那些在工作中质疑我的人，这些人是最可怕的批评者，他们举起一面镜子，帮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盲点。

我就有一套这样的“挑战网络”，我问他们，根据我们最近的互动，以及你最近在工作中对我的观察，你认为我应该重新思考什么事情？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不断思考新问题。我还发现，我不再那么戒备了，因为是我在主动要求他们质疑我。

我很高兴有人说，这个想法很愚蠢，我认为你需要重新谋划一下。

李开复：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和亚当做的一样，他的书帮助我把重新思考变成了习惯。

我以前总是碎片化地重新思考。而有时，会有一些外部的事情来提醒我，使我获得顿悟。

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随意。我认为，形成规律非常重要。

我会定期重新思考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我的工作生活平衡，以及我在书中的想法、在公司中的想法，这使我们能够真正地重新思考，并大大改善。

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发现一项新技术，而是与团队合作。当我们看到一项新技术出现时，进行集体头脑风暴是很重要的，这样做时，不要假设什么是绝对正确和不可改变的，我们应该保持思想开放。

我也写过书，在接受采访时，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认为它非常有趣，引发了我的思考，那就是，你写了这本书之后，你的想法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哪个部分你想修改呢？

第一次被问到时，我有点警惕，我说，不，我的想法没有变化。但我现在想，我写的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些我希望修改，或者重新思考的地方。而且那些地方都可以改进。有时是环境问题，有时只是我的推理有问题。

我认为，承认这一点对自我学习和成长很有好处，而且表现出反省和灵活性，会改善我们在读者和其他人心目中的印象，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思想开放，不断努力改进的人，而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传教士。

亚当·格兰特：开复，你提到的这个很有趣，因为我并不想写《重新思考》的后记。

实际上，我一度认为应该有一个空白页，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进行重新思考，这本书永远不会完成。那些不同意的人讨厌这个想法，他们让我发誓不要留下一个空白页。

这本书两年前在美国出版。让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在发行中文版并更新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可以问自己，我有什么错误？我有什么疏漏？自从写这本书以来，我面临的最频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重新思考，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该如何判断呢？

而我觉得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出发点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常重新思考，我们需要更多地去重新思考。但也有一些人是过度思考者。

他们过于优柔寡断，不断反思，这种思考方式不仅无益，而且不健康。我仍然相信，想得太多总比想得太少好。

我心疼那些过度思考的人，但更担心那些思考不足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它。在这个问题上，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来自开复提到的，杰夫·贝佐斯。

不久前，我去蓝色起源演讲，我正在准备演讲，发现杰夫·贝佐斯走进了前排，我立即抓住他问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杰夫，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重新思考一个决定，什么时候执行这个决定？

从那次谈话中，我得到了我认为非常有用的2×2框架。杰夫在做决定时会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决定的影响有多大？赌注有多大？

第二是，它的可逆性如何？我是在走过一扇旋转门吗，还是我走过后，这扇门就会上锁？

而杰夫告诉我，对于影响巨大、不可逆转的决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个决定意义重大，而且不能随便更改。

他说，如果这个决定落在其他三个象限中，如果风险较低，如果它更可逆，那么根据你所掌握的最佳信息迅速采取行动就可以了。

然后持开放态度，对现有认知保持怀疑。我认为那是一个很棒的框架。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那些后果严重、不可逆转的决定。

田立新：亚当和开复可以给观众一些最终寄语。

李开复：我认为亚洲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学生在学校里长大，向老师学习，而老师总是对的。我认为，这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心态，让我们相信每件事都有对错，我们应该遵循指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解释亚洲公司为何能付出许多努力，并取得成功。

但我认为，《重新思考》中所提到的观点，对亚洲文化来说，是一点非常重要的补充，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亚洲教育的优势。也可以让我们在当下受益。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挑战现状，挑战那些你相信的想法，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好奇、遵循你的信念和激情，但对新的想法持开放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亚洲文化甚至比西方文化更需要这些。

亚当·格兰特：说得很好，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在中国有一个美国所没有的优势，实际上，是两个优势。

一个是对传统的长期尊重。中国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历史。美国人经常问，半个世纪前，或者200年前，人们是如何思考某个问题的，而中国人有机会回溯到几千年前。中国有更广更深的旧思想库，人们可以随时找回过去的思想。

中国人的另一个优势是，美国是一个过于倾向于自恋的文化，而中国人的谦逊可以平衡这种自恋。

我认为在美国，人们更难接受他们可能是错的。想一想集体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多么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你就会知道。

在中国，重新思考的机会更大，能够迅速认识到错误，重新思考造成错误的原因，认识到好的想法不一定只来自领导者，他们反而最容易犯错。

因此，我认为如果领导者保持这种谦逊，就会有很多向下学习的机会，在一个崇尚谦逊的文化中可能更容易重新思考。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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