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工作450个小时，不是被卖到缅北了，是在搞科研……

科研行业是出了名的内卷行业、加班重灾区。Nature曾做过一项调查，在13000名受访的科研工作者中，有38%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60个小时[1]。最极端的科学家每周全无休息时间，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开罗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Isabel Müller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如此可怕的工作量，不仅震撼了打工人，也震撼了资本家。

科学家们不仅自己卷，也push学生一起卷。国内某985高校导师要求组内成员每天打卡时间早八晚十；知乎某匿名清华博士生，更是爆料说清华大学某些实验室的博士生每个月的打卡工时大概在450小时左右。

这些情况反映出了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科研人员超时工作情况。而有别于其他行业的是，大多数科研人员倾向于认可超时工作对于科研的必要性。

我国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院士有一封致实验室学生的Email，广为流传。信中要求道：“……每周60小时，是我所认为的一个成功年轻科学家每天呆在实验室的最低时限……（实验室的）每个人每星期必须在实验室50小时以上（比如说，每天八小时，每周六天）这比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每天所花的时间少得多。你们可能会比我聪明或者并不渴望成功，所以我并不以我的标准要求你们。”

蒲慕明院士

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转发了这封信给自己的学生，并评价此信“语重心长、用心良苦”。施一公向学生鼓励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可以说，抛弃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了科研的一种从业共识。中国科协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平均工作时长为每日8.6小时，最长工作时长为每日16小时，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2018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显示，科技工作者总体平均每周工作49.7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多24.3%。

对这种“从业共识”抵触情绪最大的是学生们（硕、博研究生），作为科研行业的预备役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超时工作而选择离开科研行业。而选择将多数时间花费在科研并在学界站稳脚跟的科研从业者们，则会转而拥护超时工作的“从业共识”，认为无法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奉献精神不足或是科研兴趣不够，因此不适合科研生涯。

于是，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两极分化。在学界有所成就的人，大多对科研的超时工作表示支持、理解，而入行未深的新人学者或准学者们，则对超时工作表示困惑甚至反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中人在努力说服入行者接受这一行业共识，也逐渐将这一共识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入行标准。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视角的讨论在质疑“科研必须超时工作”的观点。

有人开始关注超时工作为科研人员带来的负面影响。各种研究指出，长期加班会为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风险。而高负荷的工作往往会令科研人员疏于管理身体健康，这些健康风险会发展为各种疾病。

除此之外，超时工作同样给科研人员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3]指出，我国42.2%的科技工作者有轻度焦虑表现，8.8%的人中度焦虑，4.5%的人重度焦虑。而导致这些焦虑的前三大因素是收入低、工作忙不能照顾家庭、照顾老人有困难。三项中两项都与工作太忙有关。

图片来源：《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疫情以来，遭受重创的科研界在国际范围掀起了躺平潮。许多科学家开始抵触超时工作的常态，试图缩减工作时间。在Nature的一项关于“学界躺平”的调查[4]中，75%的科研人员表示缩减了自己的工作时长。

图片来源：Nature

密歇根大学生态学家Meghan Duffy表示她现在每周一般工作40到50个小时，尽量在五点就下班，不把工作带回家。她说：“之前，我一直有负罪感。一个人应该长时间工作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果每周工作时间不到60～80小时，你做的就是不够的。这让人们感到焦虑。” 

皇家霍洛威学院生物科学讲师Elli Leadbetter支持Duffy的行动，他表示：“让学术界的时光变得快乐而相对安全，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健康平衡，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做。”

而前文提及的Isabel Müller则选择离开了科研第一线。2021年7月，她辞去大学的终身教职，并前往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工作内容包括组织与特定领域专家的会议、与作者合作和编辑教育材料等。她的经历也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

Isabel Müller教授

这些学者认为科研人员应当为工作和生活划清界限，保留休息娱乐与处理其他事务的时间。或者，科研人员应当有选择以这种方式来从事科研生涯的权利。

许多杰出科学家强调搞科研就得长期超时工作的出发点在于，学术与求知是没有止境的。科学的求知精神要求科学家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求知、求学生涯中去。天纵奇材如爱因斯坦，每周也有60个小时的时间在工作。若要向这些科学伟人看齐，那么当然得比他们更努力。谦逊一点讲，做一些“笨鸟先飞”式的付出，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躺平潮”中的学者们的出发点在于，科学家也是人，需要平衡职业与生活。而这种平衡必须以限制科研工作对生活时间的无休止掠夺开始。人与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均有不同，某些杰出科学家的狂热工作模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模仿，或是应当模仿的。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有各自的拥趸。可以预想，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两种意见的交锋还会持续下去。

在这一交锋之外，我们还需要看到另一个层次，即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处于职业生涯早期或上升期的科研工作者，面临着大量的不合理负担。比如，各种报表、报销、考核等行政负担、事务负担。这些负担就是科研体制的设计问题，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简化这些负担，为科研人员营造轻松的工作环境。

2022年，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科技部 财政部 教育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简称“减负行动3.0”，就是要减去这些不合理负担，从而保障青年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将时间还给科学家，令其自由支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