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为什么还没火

今年五一，最卷的恐怕是各地的文旅局局长。

为了抓住疫情放开后首个小长假的客流，各地文旅局局长纷纷亲自上阵，拍另类视频打响城市旅游营销抢人大战，试图以此出圈来吸引游客前往。

毫不意外，今年五一小长假，压抑三年的游客把各地大大小小的景点都挤爆了，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经济复苏的气息，翻看各地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超预期的数据也似乎在支撑这种复苏。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复苏也是分层次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分化也在加剧。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这几年，随着各省政策对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的倾斜，不少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展现出喜人的成绩。

据南风窗城市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曲靖、长治、宜昌、襄阳、岳阳等省域副中心城市2022年的经济增速在5%以上，增速均位居全国前二十名行列。

随着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提速，省域副中心城市开始接棒强省会，或将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也将催生出新的发展格局。

我国的省域经济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沿海地区发展呈现双中心或多中心驱动，而中西部则是单一城市极发展，且这几年强省会战略的盛行，不断在强化这种模式。

可以看到，广东有广州、深圳，近几年，随着佛山、东莞先后步入万亿俱乐部，多中心发展趋势明显。此外，山东（青岛和济南）、福建（厦门和泉州）都是双子星驱动。

在中西部，强省会则异军突起，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有飞速增长。以人口为例，过去十年，成都以582万的人口增量，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此外，西安、郑州、长沙的人口增量都达到300万级别，虹吸效应明显。

与此同时，强省会的首位度（省会GDP占全省GDP的比重）也在提高。如2022年，成都GDP超2万亿元，占四川全省的36%；西安GDP占陕西全省GDP也超三成；而长沙市GDP占湖南省GDP总量也达到28.7%。

随着人口等资源高度向强省会集中，中西部不少省域都迎来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近几年，不少省份在推行强省会战略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试图平衡省内经济的发展。如广西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安徽在《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与此同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规定“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各省更是加速了省域副中心发展计划。

如四川设立三个省域副中心，定位分别是绵阳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2022年湖南省提出支持岳阳、衡阳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也提出建设副中心城市。比如，广东提出将打造2个主中心城市、3个副中心城市。2个主中心是广州和深圳，3个副中心城市则是珠海、汕头、湛江。而江苏把徐州定位为副中心城市。

除了各省自己指定副中心城市，国家发改委也明确指出了一些省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河南的洛阳、江西的赣州、贵州的遵义、陕西的延安、湖北的襄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省域副中心城市已达到40个，仔细梳理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有一些共性特征：其一，这些城市的GDP体量大约在3000亿-6000亿元之间，它们的GDP体量大多能在位列省内位列第三，但又与省会GDP有一定差距。以湖南为例，2022年，省域副中心城市岳阳和衡阳的GDP分别为4710.67亿元、4089.69亿元，位列第二、第四，而长沙的GDP总量为13966.11亿元，约是省内两大副中心城市的3倍。

其二，这些城市大多为传统资源性城市或省内区位中心城市，前者的积淀让他们GDP有能到一定规模，而区位优势能让他们有向其他城市辐射的可能。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提出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计划，可以预见，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竞争，将成为区域经济和省域经济竞争中的新焦点。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一词被大众所接受，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甚至在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

在我国，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秦尊文最早提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概念，2001年，他根据湖北经济东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议在湖北实施“省域副中心战略”，在鄂西确立省域副中心城市来平衡东西部发展。2003年，襄阳、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得到官方确定后，这一策略开始在全国流行。

在秦尊文看来，省域副中心城市战略的理论根源是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在该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有机联系的系统，而省域副中心城市便是省域范围内新的增长极。

所以，省域副中心城市，通常是指在一省范围内，或有较强综合实力，或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与省内核心城市有一定距离，能对周边其他城市形成一定的辐射力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一般来说，省域副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一般有300公里左右的距离，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应保持150公里以上的距离。这就意味着，省域副中心城市并非越多越好，秦尊文建议“一般中等省份应在3个以下。如果太多，辐射范围主要在本市区域内，那就不是省域副中心城市了”。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艳平的研究，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已经有17个省（区）设立“副中心”，共40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其中，11个省（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为2个或1个。如湖北、广西、宁夏、湖南、河南、陕西6省区各有2个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部地区6省份都设有省域副中心城市，达到13个，其中，江西、山西各3个，湖北、河南、湖南各2个，安徽1个。东部地区7个省（不含台湾）只有2个省设有省域副中心城市，共有4个，而东北三省没有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如何确定省域副中心城市，各省都有不同的省情，但仔细梳理发现，基本都逃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自身经济体量、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区位优势。而考虑到省域副中心的辐射功能，自身区位优势以及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可能有时候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以广东省域中心城市为例，佛山和东莞如今都是万亿GDP城市，这样的经济体量当然能对周边形成辐射，但是与省内双中心城市——广州、深圳距离太近，腹地有限，没法发挥其辐射作用。所以，考虑到广东省粤西发展实际，广东将珠海、汕头、湛江定位省内副中心城市，而他们的经济体量在3000-4000亿元的水平。

同样地，湖南省内也经历了一波省内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从长株潭一体化到确定岳阳、衡阳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背后也有省域中心城市区位对辐射作用的考量。众所周知，当前，湖南省抓住的国家区域战略机遇有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及其升级版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辐射的区域是洞庭湖版块、湘南版块、湘西版块。从这个需求出发，岳阳不仅是省内GDP第二，且能对接长江经济带、连通武汉者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而衡阳在省内第四、能辐射湘南板块。

从2001年，省域副中心城市概念提出至今，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在中国也走过了20多年。而随着“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的规定出台，省域中心城市作为强省会的“二传手”，被赋予了省域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定位和期待，背后的逻辑是，与中心城市相距150公里以内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强省会核心增长极的次级圈层，与之形成共振发展，从而带动全省经济稳步提升。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部分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自身发展并不理想，集中体现在，城市自身经济实力不够强，辐射带动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等。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统计，大部分省域副中心城市在2010年-2020年之间均出现人口负增长，且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占比均不是很高，甚至最低的不足2%。同时，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大多在3000亿元-6000亿元，在全省的比重也较低，这些都决定了当前省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上限。

当下，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如何发挥自身资源或区位优势，提升自身城市的能级，真正发挥其辐射能力，成为各地面临的共同难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各地加快布局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在推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提出，这就意味着，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不能只是链接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的“二传手”，而且承担着产业聚集、扩散中心以及创新溢出和应用中心。

以广东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珠海为例，珠海发挥其较好的地理位置、相对广深中心城市较低的生活成本、与澳门便利合作等因素，加快引进科研机构和高校，集聚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珠海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0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4%、9.5%，增速比上年加快0.8、0.5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8.9%、31.5%。

不过，不同区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能量也有大小，从这个意义来说，必须理性看到，省域副中心城市并不能完全改变一省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而它们能促进相对平衡的省域经济发展，这是省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发展依赖产业资源的集聚带来规模效应，来实现经济局部区域的快速发展，如今，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促进省域经济相对平衡成为共同富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此时，如果省域副中心城市能利用好自身的区位和政策优势，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或将实现自身能级提升，成为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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