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罕见逆流！这一次，中西部赢了

中西部，正在疯狂“虹吸”人口。

2022年，17个省份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其中超半数位于中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多个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由减少转向增长。

中国人口的逆向流动背后，是强省会伴随的产业迁移，武汉、长沙以及西部的成都、西安等成为吸纳人口的重镇，它们为所在省的流出人口，提供了就近务工的选择。

不过，人口回流背后，还有一层真相。

互联网加速普及，广大五环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就业机会，内陆城市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哪怕曾经最弱势的农村留守女性，也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在重庆巫溪，“老何”何航带头“研发”的丝瓜络手工布鞋，通过直播电商销售，巫溪传统手工鞋找到了新销路，直播团队的20来个留守宝妈，不再是边缘化的剩余劳动力。

互联网改变命运的故事，在沿海大城市上演，也在内陆强省会之外的小城市、县城乡村，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成为重塑经济版图的一股重要力量。

几十年来的城镇化浪潮，造就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人口大迁移。

这种人口大迁徙模式，不仅诞生了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催生出大量留守妇女——尽管她们拥有独立的劳动能力，但只能被迫守土、守家。

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近3亿的农民工中，男性占63.4%，女性占36.6%。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谈不上多高，但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毕竟能够创造相对务农更多的收入，并脱离土地的捆绑，真正困难的倒是那些农村妇女。

学者叶敬忠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只有那些家中实在无人照料子女、老人的，或因自身伤病，或身处哺乳期的群体才留守在乡村。

于是，这些农村妇女，只能接替外出务工的丈夫，进入农业生产，同时还得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职责。而这些劳作都是低收益的，像照料家庭几乎都属于无酬的工作。

抑郁、焦虑，甚至自杀，一度成为乡土女性的沉重议题。

但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下沉，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就业困境。多项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降低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女性的务农概率，降低她们的就业创业壁垒。

比如在中西部地区，就聚集了非常多的小程序和公众号的运营者；有的农村妇女，边干农货边直播，实现了角色转变；还有众多的女性，像“老何”视频号电商团队的宝妈那样，在农村就地找到了非农的岗位，收入得到有效提升。

日前，澎湃新闻与腾讯联合主办的数字原野年度讲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卓贤研究员就提到一个案例：

把女性从家庭照料、农业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背后，是平台经济在连接弱势个体与劳动力市场，共享信息与资源，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

数字经济当然不全是一种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低技能人群只能获得微弱红利。在微信视频号的从业者中，大专及以下学历群体达到了60%左右。

另外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了7.16亿，占网民整体的68.1%。而在主播群体中，超过70%都是女性。

数字就业，让机会下沉到内陆，下沉到农村。受教育不高的农村女性，也能通过微商、网络直播、开网店，融入到平台经济的洪流之中。

视频号、公众号、小程序商城等微信生态布局下的“新农人”，不再是被剩余的农村劳动力。

在湖北偏远的孝昌，54岁的“香菇妹妹”吴圣翠，回乡创业的“鸡蛋姐”王素美，留守农村的女人，她们在直播里找到自己。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网红，也不是所有农村妇女都能顺利转型，成为数字就业者。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像直播带货，到底可以帮助多少留守妇女？

互联网的普及，其实不仅创造了一些灵活就业岗位，也在改造传统乡土的生产结构。比如直播带货的“香菇妹妹”、“鸡蛋姐”，她们背后是一条日益成熟的农货上行链。

这条农货上行链上的一些参与者，在角色上，依旧是位于带货“新农人”上游的农民，但数字化之后的农业生产，不再是低效、低酬的劳作。

小农经济模式下，村民将农产品卖到批发市场，只能换得微薄的利润。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本质，是农业生产存在巨大的信息差，且农产品无法品牌化，无法产生更高的溢价。

而在视频号、公众号、小程序商城搭建的生态中，平台匹配高品质的消费群体，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传递到农产品的供应链中去，反向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消除信息差。

另一方面，广大“新农人”对农村生态、农业生产过程，通过镜头展示还原，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的包装、营销，将农产品品牌化，打上地标产品的特色属性。

这种农业全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重构了农业生产过程，直接提升了收入，也在改变留守妇女的角色，以及她们在乡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位置。

以往大家会认为，农村妇女做好家务、带好孩子就够了。因为，在农业分工中，男性的体力优势会形成角色优势。重体力劳动视角下，农村女性缺少主体性，于是就形成了政治学者艾丽斯·杨所形容的那种处境：

在湖北各县游走的培训讲师吕凯，开办视频号培训课程后，发现一个细节：大部分学员都是女性，其中有想要售卖滞销蔬果的农妇，有开了几十年出租车的的姐，有在家带孩子的妈妈或奶奶们。

它反应的现实是，农村女性迫切需要摆脱传统分工的枷锁，打破不能参与非农产业的群体困境。而互联网、数字技术本身是高度平权的，没有体力的优势也能够驾驭。

借助数字技术，农村女性地位上升。它还帮助农村妇女走出家庭，真正意义上社会化。

青年学者孙萍，在调研底层创业者时发现，直播将更多的人链接在一起，直播培训中，那些留守妇女会成立各种QQ群，有拍摄群、剪辑群，会交流各种问题。

你去城市送外卖、送快递，基本是基于陌生人社会，无法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但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下，留守妇女们通过数字技术拓宽眼界，打破封闭，沉淀了资源、经验、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往做直播，在农村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农村女性就得专注于家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创业者，被赋予了致富带头人的正向角色标签。

这种转变是因为，互联网赋能农村妇女，让她们从生产力的边缘向中心位移，可以像男性那样参与社会分工，建立社交网络，建立话语权，增强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能力。

所以，哪怕她们没有成为带货达人，也并不妨碍她们向上成长。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当数字就业浪潮席卷，内陆小城市、农村开始吸引就业者回流时，能彻底改变欠发达地区的收缩处境吗？

答案也许是否定的。目前中国有600多个城市，1300个左右县城。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之下，农村消亡、小城市萎缩的状况，未来还将继续上演。

但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下沉，在重新定义农村女性的劳动价值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的关系。

过去，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大城市就业，他们建设城市，在城市贡献消费，医疗、养老等负担，却得由人口流失的家乡来承担。

内陆的水电气资源，也只能以低价卖给沿海；它们吸纳来的产业，往往是来自沿海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由此形成巨大的经济剪刀差。

而在数字经济的生态体系中，这种虹吸甚至剥削的关系，正在逐渐弱化。沿海和内陆，城市和乡村，形成了新的分工合作。

互联网式去中心化的，它不像实体资源那样，是排它性的地域分布。过去需要在北上广深才能完成的事，现在只要有网络，只要有平台，只要有小程序、云支付这些数字工具，回老家也一样能做。

偏远的贵州，可以成为总部位于大城市的平台的数据中心。十八线小县城的留守妇女，也可以成为数字分工链的一环，创造数字商品、服务。

所以，中西部的人口回流，不仅是因为强省会牵引下的产业转移，更是因为，在数字技术驱动之下，区域、城市在线上的竞争力正在重新洗牌。

于是，那些曾经微不足道的下沉世界，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精彩故事；那些弱势就业者，回乡就业也有了更大的可能。

想起一个案例。

偏瘫妈妈白丽芬，几年前因为突发脑溢血，左边身体偏瘫，几度求死，最终在家人和弟弟白云劝说下开始从事小程序创业，提供开锁和搬家服务，重新连接社会，在湖南小县城实现了财务自由。

中国最大的基本盘是什么？不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甚至不是二线城市，而是数量庞大的五环外地区，是十八小县城、乡村，是广阔没坐过飞机、没用过马桶的下沉人群。

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发展上限，深刻影响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下限。

当偏瘫妈妈在县城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当留守妇女在村庄能获得经济独立，她们所构成的广袤下沉地区，也就可以在大城市的虹吸下，小而美地活着，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