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贵族”？

先说一段故事。

黄震是一位活跃于南宋咸淳年间的好官，时人赞誉他体恤民情、正直敢言，很受尊敬。

公元1271年，这位好官被任命为抚州知府。

当时的抚州境内，正遭逢一场不大不小的春荒。黄震忧心灾民，尚在赴任途中，即开始颁布公文，处理赈灾事宜。

他赈灾的主要办法，是劝谕抚州境内的“富户”，也就是家里有余粮者，拿出粮食来，分给灾民。

为达成此一目的，从这年三月到七月，他针对境内“富户”，连下了二十道榜文。

在第一道榜文里，黄震说，自己的执政理念是“安富恤贫”，现在抚州的米价不错，希望家里有粮的“富户”响应号召，“乘时急粜”，赶紧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来卖，否则等灾情过去了，米价下跌，你们这些“富户”不但赚不到钱，还会被民众怨恨，一举两失。

结果是收效甚微。富户们对灾情有多严重、自己有多少余粮、可以支撑多久，远比尚未入境的新任知府大人清楚。

于是就有了第二道榜文。有些生气的黄震，在榜文里说，“天生五谷，正救百姓饥厄；天福富家，正欲贫富相资”——苍天赐下五谷，是为了让百姓，免于饥饿；苍天让你们致富，是为了让你们资助穷人。如今“米贵不粜，人饥不恤”，你们不肯拿粮食出来卖，不肯把粮食分给灾民，那苍天还要你们这些富户做什么？

结果仍是收效甚微。

于是就有了第三、第四道榜文。在第四道榜文里，黄震号召地方贤达联合起来，向境内富户施压，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以义理感动乡之富者，以恩威开谕乡之贪者”——给他们多讲讲大道理，恩威并施，让富者、贪者把粮食拿出来。

结果还是收效甚微。

于是，在第五道榜文里，新任知府威胁与安抚并重，开始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话术。他先是恐吓富户们：

大意是：“劝分”是朝廷制定的最核心的救荒政策。所谓“劝分”，就是要你们这些富户把钱粮拿出来，无偿分享给灾民。这是不容违背的天道，这是不可忤逆的国法。

然后，黄震语调一转说道：

大意是：本知府如今不强制让你们无偿交粮（劝分），只让你们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按官府认可的价格出售（劝粜），这既是出于对你们富人的体恤，也是出于早点为贫民获取粮食而考虑，本知府不希望花费时间与精力，去逐户清查你们的存粮。你们这些富户可要识趣。

黄震还说，只要富户们把粮食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必有重赏。投放二千石者，由太守出面，为其举办表彰大会；投放一万石者，由太守给朝廷写奏折，为其申请官衔。自己以人格担保，决不食言。

结果仍然收效甚微。

所以，在第七道榜文中，黄震终于祭出了暴力手段。他宣布，若十日之内，被点名的富户仍不将粮食投放市场，“轻则差官发廪，重则估籍黥配”，不但要派官差去强行打开他们的粮仓，还有可能将他们抓起来治罪刺面，发配边疆。在第十一道榜文里，黄震又点名了当地乐安县的十余家“官户”（家中有人在外地为官者），命令他们拿出粮食来。

知府大人如此相迫，富户们虽不情愿，却也只好出血。如南塘县某饶姓富户，一再强调“一都自了一都”，只愿拿出粮食救济本乡灾民，黄震对此很不满意，遂命当地知县前往饶家坐镇，“躬亲发廪”，由官府直接打开了饶家的粮仓，发粮给外地民众。陈孟八官、杨茂五官、陈茂三官三户人家也不愿拿粮食出来卖，黄震遂派出巡检，将其粮仓查封，然后由当地知县坐镇放粮。

抚州富户们在公元1271年的这种遭遇，只是两宋“中产（及以上）之家”被朝廷的“劝分政策”盘剥的一个很小的缩影。

这种“劝分政策”始于北宋。

1017年，宋真宗下诏地方官员，要他们劝诱民间富户拿出粮食来赈济灾民，且承诺将由朝廷给予相应赏赐，比如某些免税优惠、或某种名义上的官衔（实际上极少兑现）。

虽然诏书强调了不可强迫，须要富户们自愿，但民间富户无力抗衡国家机器，这项政策迅速变成了对富户的变相勒索。

政策颁布的第一年，就有濮州的地方官上奏朝廷，要求对该州富户“逐户数目，量留一年之费”，挨家挨户核查他们的家底，只给他们留下一年的口粮，其余“尽令出粜，以济贫民”，其余粮食全部拿出来按照官定价格出售赈济灾民。

这种变相勒索，此后愈演愈烈。1172年，潭州安化县的富户龚德新，因为早年已“响应”过朝廷的“劝分”政策，且获得了一个“进武校尉”的虚衔，遂不愿再继续拿粮食出来“劝分”。结果被潭州的地方官以“略不体认国家赈恤之义”（丝毫不拥护朝廷赈济爱护灾民的良苦用心）的罪名，没收了他的“进武校尉”头衔，并将其送至五百里外的军中“编管”，进行充军再教育。

两宋官府所谓的“国家赈恤之义”，实际上是朝廷借“劝分”之名，将自己的赈灾责任，频繁而大规模地向民间富户转嫁。1169年，饶州旱涝，朝廷只调拨官粮6800余硕、上供御米1万硕，却以“劝分”的名义，从富户们身上榨出粮食19.6万余硕。

推卸自身责任、强调民众义务，是所有秦制国家施政时的共同特征，两宋也不例外。这种一遇灾荒，朝廷就逃避责任、将富户们拉来填坑的做法，引起了时人的颇多不满。南宋人王柏（1197-1274）曾如此嘲笑道：

大意是：按照制度，朝廷本设有“义仓”，专门向民众征粮储存，用于荒年赈灾。结果却是，民众平常年景里纳的粮食一分不少，“义仓”却常年空空如也，以致于不得不向民众预征粮食，再来赈济民众。这种状况已经足够荒唐了，结果这些预征来的粮食又多被挪作他用，遇到荒年，官府只会一味地拿着“劝分”之类的政策剥削富户，如此这般，哪里有半点“义”字可言？

这当中，最使时代心寒的（尽管《宋史》对此不吝赞美），莫过于像黄震这样以体恤民情、正直敢言而著称的知识分子，不但在执行“劝分”政策时不遗余力，而且还义正言辞，说什么“天生五谷，正救百姓饥厄；天福富家，正欲贫富相资”——苍天赐下五谷，是为了让百姓，免于饥饿；苍天让你们致富，是为了让你们资助穷人；“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你们这些富户把钱粮拿出来，无偿分享给灾民，是不容违背的天道，是不可忤逆的国法。

暴君也就罢了（比如刘彻），处处以“为民请命”为施政宗旨的黄震，也是如此这般，不但在做法上毫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且从“理论”上否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更可悲的是，这种“理论”上的否认，不但见于黄震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被普及推广到了民间的各个角落。

比如，成书于两汉知识分子之手、流行于两宋民间的《太平经》，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大意是：皇帝国库（少府内库）的钱财，不是皇帝一个人的；百姓没吃没喝的时候，就应该从中取用。这话说得自然是对极了。可惜的是，该书却又将富户的私有资产，视作与皇帝国库性质相同之物，如此写道：

大意是：财物是天下人共有的，应该天下人共用。所谓富裕人家，不过是财物暂时聚集在他家中罢了。富人就好比那仓库中的老鼠，常常一个人吃得饱饱的，却不知道，这仓库中的粮食，其实并不属于他。

这些话，赤裸裸地否认了私有财产的存在；自然，《太平经》的民间信徒们，也不可能认同“私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理念，“抢富户”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天经地义。

这也正是本文标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贵族”的答案所在：上自朝廷，中至知识分子与官僚，下至普通民众，皆丝毫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皇权一味以推卸自身责任、强调民众义务为能事（你的就是国家的）；官僚动辄以行政权力“损有余而补不足”，且将之视为天道（你的就是朝廷的）；底层民众充满了仇富心态，将他人的合法资产视为“财富暂时聚集在你家”（你的就是大家的）……

这样一种毫无私有财产安全感的社会，毫无权利与责任分野的社会，是不会产生任何“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