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湖城的“诗和远方”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视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空虚为人生最大的两大痛苦。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不谋而合，后者也认为物质和精神的整体丰盈方才构成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而细究这一命题，物质的富足固然容易量化，精神的富有却当如何界定？

中国古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节”意指行为素养、“荣辱”涵喻道德观念，二者自然是精神文明的组成要素，但时下人们的追求和向往显然不止于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并把“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列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这便使得探讨和理解精神富有的当代内容成为一项亟待提上日程的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这样一座城市的先行先试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2017年，湖州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第7名；

2020年，湖州于全国率先、全省首个获得市县两级全国文明城市“满堂红”，并以全国地级城市第1名的成绩通过复评；

2022年，湖州城乡收入比缩小至1.61，还被定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缩小城乡差距领域”试点。

经济发展均衡、文明建设领先，故而湖州成为了研究精神富有市域实践的理想空间。在5月15日，由《党建》杂志社，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湖州市委联合主办，精神富有市域探索理论研讨会即将在太湖南岸召开。

这座城市的精神富有之路，值得我们探讨。

前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以“让一个人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道尽电影作用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无穷魅力。

作为播放电影的硬件设施，截至2019年底全国银幕已达69787块，但仍有超过100个县级行政区没有实体影院。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在影院建设快速发展、银幕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影院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覆盖不足的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要如何保障广大农村地区的“电影自由”？

在长兴李家巷镇石泉村的农家书屋，合上窗板、拉下银幕，就是一座农村数字影院。“暑假给孩子们放‘熊出没’等动画，周末给中青年放热播大片，节假日重点突出主旋律和红色教育，平时还兼顾为老人们放曲艺节目。”志愿者如数家珍般介绍，由县城影线对点支援、定期播送，农村便可拥有与城市别无二致的影视资源。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书房”类公共文化设施近2.5万个。今年3月，《浙江宣传》曾以《“书房”招牌不能一挂了之》为题发文，呼吁探索“有书有房也有客”的有效运营模式。

石泉农家书屋给出了“综合文化活动空间”这一解答：不仅是承担借阅功能的图书馆、放映功能的电影院，还是为孩子们举办“开蒙礼”和文辅教学的少年宫，更是长兴石城书画社40多名会员的交流与活动基地。

石泉村肇建于南梁文学家吴均，到明朝吴氏一脉以“一门四进士”达到了文化领域修习的顶峰。现在，石泉农家书屋就设于昔年的“吴府官厅”内，一缕承袭数百年的书香至今浓郁悠长。

而在公共文化设施与文化产品的供给之外，文化人才对乡村精神文明生活的支撑则更为至关重要。

包括石泉村在内，长兴县的15个村迎来了“文艺村长”。通过引导县文艺家协会、高校（院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与有需求的乡村结对共建“文艺共同体”，“文艺村长责任制”明确了每月驻村不少于2次、每月23号固定驻村的紧密型合作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传统送文化下乡过程中“蜻蜓点水”“热闹一阵”等弊端。目前，已有1000余人次文艺志愿者下沉村庄，累计服务达280多天。

“村里没有商场和文化馆，想学习舞蹈也没地方找老师去。”石泉村的文艺骨干牛牛（化名）早就是个“广场舞达人”，但苦于缺乏正规指导。自从有舞蹈家驻村，她的艺术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文艺村长帮助石泉舞蹈队排演了兔年春晚上备受赞誉的舞蹈节目《碇步桥》。同在江南，历史悠久的石泉村里也有这么一座凌波延伸的古韵石桥。脑筋灵活的牛牛建议直接在河渎之上进行表演，今年的“村晚”气氛想来也能不输“春晚”。

石泉村古桥

带着这支曼妙的舞蹈，今年石泉村村民还决心参加李家巷镇的排舞大赛。镇小，却别有洞天——以“中国风”为主题，在本地村庄参赛外另有5支其他区县的优秀舞蹈队受邀前来“踢馆竞技”。拿奖难度不小，但有了专业老师的辅导，牛牛和队员们练习格外有动力。 

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使乡村生活有了比广场更广阔的舞台，更使田间地头里的民俗遗产进化为艺术殿堂上的乡土文化。

舞龙，是长兴民间由来已久的庆典仪式。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坞村会喷彩烟的“鸳鸯龙”，在遇到进驻该村的舞蹈家巩超后，产生了别样的化学反应。

“传统舞龙动作往往大开大合、音乐就是敲锣打鼓，从审美角度来说尚嫌粗糙。”在巩超的理解中，青草坞村舞龙的“辨识度”就在“鸳鸯”二字的浪漫意象中。他根据雌雄两条龙“相识-相知-相爱-相守”的表演情节，设计了柔美细腻的现代舞元素以表现江南之恋的缱绻与美满家庭的幸福。

得益于文艺村长的整理改进，今年“鸳鸯龙”成功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州获评的唯一一个传统舞蹈项目。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文化资源呈中心化富集，周边乡村地区则长时间处于文化娱乐服务低位供给状态。在一些相对发达的村落，如做耐火材料发家致富的长兴县李家巷镇许家浜村，村民众筹300余万自建文化大礼堂，并自请辅导老师组建了模特队、皮划艇队等多个文体项目。但更多村庄的“文化荒漠化”现象，依然有赖政府搭建长效机制来引入汩汩活水。从农村影院到农家书屋再到文艺村长，城乡均衡的精神富有之路在湖州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为了给孩子们颁这个书画奖，我的车轮胎都开坏了4个。”为了鼓励中小学生培养书画类才艺，书画家金祖梁奔走于各个学校及政府部门间。他每年自掏腰包发放8000元奖金，从2017年至今已有23人获评。

这是德清县一项可统称为“民间设奖”公益慈善活动的剪影。从农民马福建自发拿出1万元设立“孝敬父母”奖至今，25年来各类奖项已达81个。从该活动的蔚然成风中，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发：

其一，“民间设奖”树立和弘扬了“以爱传爱，以德传德，以美传美”的良好社会风尚。

凡人好事，最为感奋。当事人自可以选择“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外界应当主张为其留名留痕。由该领域德高望重者亲为颁奖，代表的则是社会层面最广泛的认可与当地民众最亲切的赞赏。如“带头致富”奖，便是乾元镇养殖大户忻金山为表彰和鼓舞该镇辛勤劳动者所设。

“百姓设、百姓选、百姓评、百姓学”的示范效应和“好人有好报”的激励机制，培养了见贤思齐、向善向上的“德清现象”。

这里先后涌现出了时代楷模1例，全国道德模范2名，中国好人8人，浙江好人35人。“民间设奖”的获奖“群像”有1万多人，占据该县实有人口的1.6%。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者更达到平均每40位居民中就有1人，以“清禾公益”——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佳公益组织为例，活跃在该组织30个项目中的志愿者数量也已超1万人。

其二，“民间设奖”始终不改初心，一直保持着接地气的设奖准入门槛。

2007年，德清县政府引导成立了民间设奖协会，民间设奖领导小组形成并出台了民间设奖管理办法，吸引了大量爱心企业家。近5年来，更有法人以基金会的形式参与“民间设奖”。2017年成立的幸福阜溪公益基金，便是德清现行民间奖项中最大的一个项目。目前19个企业奖励项目，其委托基金会管理资金已高达1100多万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设奖”的品牌示范效应不断扩大的同时，以基层群众为主体的“草根为草根颁奖”仍然活跃。譬如“杏松草根文艺奖”的设立人孙杏松，这位退休老人所发2000元奖金数额虽不高，却是他从自己养老金中拿出来的。

“敲锣鼓、戴红花、张红榜”，可喜“民间设奖”从未将荣誉意义置于物质形式之后。平等地欢迎社会各行业各群体加入，个人的水滴方能汇成政府、社会达人、经济达人、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倡导优良风尚的滔滔洪流。

其三，以公益传承破解“做一次好事不难，但做一生好事很难”。

德清“民间设奖”是多个独立慈善个体同频共振出时代文明之音的典型，但其“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对乡贤榜样的过度依赖。也就是说，当设奖人因年岁、健康、经济等原因无法继续维持奖项运作时，好不容易打造出社会号召力和公信力的公益品牌便有废弛的遗憾。

“金老，奖金可以设得稍微低点，要不就两年发一次。”在颁发云岫书画奖时，金祖梁就经常遇到带学生参赛的老师如此好言相劝。他心里很清楚：“别人是在替我心疼荷包，就怕我的经济情况负担不起、维持不了。”

从中，“草根”设奖的脆弱性便一览无遗。在最近一次的民间设奖协会年会上，金祖梁郑重地将“品牌传承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提上了讨论议程。

对此，政府引导和协调民间设奖领导小组推出了“替补机制”，对于力有不逮者可“子承父业”，由设立人推荐亲友代为运营；还可建立“转让机制”，对于财力不支者可“招兵募马”，经政府审核公证后引入其他个人或组织注资。唯一被强调的要求，就是确保所有的传承都秉持公益非商业原则。

在道德土壤已十分深厚的德清，寻找“民间设奖”继承人并非难事。事实上，金祖梁便透露，早已有不少人向他表达过注资的愿望。这些或三千元、或五千元的点点善念汇集起来，在当代中国实现了曾经司马光在理想中构建、却无法于现实中看见的人民高度自我管理，成为湖州精神富有之路上又一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风景线。

我去过安吉，袖风起涟漪、眼跌落谷底，林升烟雨。

我醉入安吉，观雾打哑谜、与妇问俚语，茶歇杯底。

一大片竹里，一大片乌云。远山有缝隙，喧外的瘾。

——柳爽《安吉安吉》

以一首《漠河舞厅》传唱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柳爽，在安吉采风时写下了如是悠远淡雅的歌词。

这不是安吉第一次成为“艺术缪斯”。

在2019年，两位音乐人蔡松鹤与戴勋还曾发起为期三个多月的音乐季，用40多场音乐节将全国各地的民谣带入当地一个名为上墅的乡镇。

山居于安吉，音乐为何能成为浪漫而跳跃的因子？

法国学者让·博丹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从此观点出发，多丘陵河泽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了中国人重在品山水意境的审美文化。

早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里，便收录了覆盖现在15个省份的地方民歌，“采风”一词也由此而来。现在，通过召唤艺术从业者回归山野乡居的探索，戴勋正在为中国当代乡村音乐寻找理想的安放之所。他在上墅经营的“大麓音乐山谷”，正是几千年间中国人用含蓄隽永的审美表达链接起音乐、文学与乡土的无数次行动之一。

“舞台设在村中一棵亭亭如盖的百年古香樟树下，对面就是绿油油的茶山，歌唱的时候恍惚间如同与树灵、茶仙和山神对话，定居的念头就油然而生。”现在，主唱刘堃和他的低苦艾乐队已正式签约进驻“大麓音乐山谷”的艺术家工作室。

全国各地的艺术人群集聚上墅，江南山水生活的惬意闲适带来了音乐创作的无限灵感。动人的音符回荡在山间，也启发着这里的居民追求富有生机的精神生活。

《乐记》有言：“乐者，乐也。”音乐生于欢乐，更是人的性情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原本，个性内敛的安吉人很少主动表达对音乐的喜爱。

湖州大剧院观看越剧《钗头凤》

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大麓音乐节，在与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安吉青年沈健感受着艺术赋能乡建的益处，也逐渐走上了独立音乐人的发展道路。他将自己的安吉情怀糅入了作品《春望》中：

“山谷里的小溪，树梢的鸟。春在树林里游荡，那些等雨的种子、发芽的草。风微微在原野上，那些春耕的汉子、用锄头画的庄，姑娘在屋檐里望。”

同样将变化看在眼里的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地“玩”起了音乐。

71岁的上墅村民应发尧组建起了老年文艺班，编排越剧、快板、民乐合奏等丰富的节目。因为经常去报福、杭垓等其他乡镇“走亲”演出，这个声名在外的文艺班还逐渐成了安吉各地老年音乐爱好者定期汇演的“总部”。

在应发尧的印象中，最难忘便是一位已经95岁的老太太上台表演的场景。尽管年迈到喉咙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她仍然坚持唱完了整场戏。“大家就是因为觉得很开心”，谈及现在的音乐氛围，老人神采飞扬。

1969年，美国纽约州贝瑟尔小镇举行过一场为期3天的音乐节。地方官员估计，当时现场人数足有50万，并且还有100万人狂飙在赶来的路上——汽车一台接一台，长龙似地延伸出上百公里，一直拥堵到华盛顿大桥。

这就是迄今世界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更被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伊甸园之门》盛赞为“唯一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

贝瑟尔小镇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墅乡与大墅音乐山谷，当作何比较？或曰：

有似曾相识的发展路径。几十年间，东西方的音乐创作不约而同，先后都踏上了一条回归自然的幽径。

却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核。制造出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是美国迷惘而叛逆的“垮掉的一代”，所谓“爱与和平”的神话实际只是乌托邦。而当下的中国艺术家们，逃离都市的早高峰却不曾逃避现实生活，奔向乡村则是因为向往更丰富的精神世界。

或许可以期待，这场以音乐之名的“理想艺术生活方式的前期试验”，能够在山青水美的湖州开辟出一块真正的精神原故乡。

湖水荡漾、荷叶摆动、荷花盛开、彩蝶扑飞、荷花变龙、蛟龙嬉戏、龙变荷花，化舞龙为龙舞的“长兴百叶龙”展现出江南水乡的唯美意境，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在成立之初便担负着传承任务的浙江百叶龙公司，则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公司超百名员工中，只有2人专职从事百叶龙艺术表演，其余全为兼职演员。

对此，总经理黄宏财笑着做了如下解释：

首先，挣钱“养活”百叶龙是现实需求。

9个人、2条龙、100万，这是2005年浙江百叶龙公司的前身“长兴大剧院”在踏入市场化经营大潮时仅有的全部家当。

通过构建起涉足会务、电影、广告、健身等多元化产业的商业版图，同时走放弃供养非遗表演艺术家、选择培养兼职舞龙艺术团之路，才为浙江百叶龙争取到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空间。

平时，旗下员工从事策展、礼仪、设计等各条事业线上的主职工作，维持起企业的商业运行；业余，由2名专职老师带领进行表演训练，参与龙舞可以在工资之外另获得演出收入。

十几年过去，而今的浙江百叶龙已拥有7家子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湖州首家、浙江第二家成功登陆新三板的国有文化公司。

以此为基，浙江百叶龙便可承担起非遗文化弘扬、数字影线下乡等社会公益职能，发挥了长兴大剧院、长兴展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功能。每年，共计完成公益大型文演和惠民演出50余场，向长三角多地中小学生普及百叶龙非遗艺术近5万人次。

其次，吸引更多人传承百叶龙是深层目的。

每年，浙江百叶龙还无偿开展舞蹈培训超50次。通过免费提供龙舞道具和指导老师，目前在电厂、医院等事业单位和职校、武校等教育单位已有20多条“业余龙”起舞。

“一方面，可以为老百姓丰富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一种新形式。另一方面，可以为大型文艺表演储存‘预备队’。”黄宏财表示，规模最大时有7条龙翱翔舞台。各单位受训过的业余舞师都会积极报名补充人手，“在表演津贴之外更关键的是与有荣焉”。

试想，首都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上，当一群护士、教师、会计师和检票员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舞起百叶龙，这便是“人民节日人民庆”的真实写照。

现在已经说不清，到底是为了扩大百叶龙传承才选择了“兼职”之路，亦或是“兼职”模式无心插柳促成了非遗文化的普及。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百年前一个叫做天平的小村子里过节才有的“花龙灯”民俗，现在已发育为一道长兴全县参与的文化风景。

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走出了用市场化运作壮大非遗民俗现代传承的独特路径。当中蕴含的实用主义精神，则与千年来“湖学”理念中“明体达用”的实干家思想不谋而合。历史已远，但城市的文化性格始终一脉相承。

在“精神富有”这个宏大的主题下，政府提供均衡充裕的公共文化资源、民众以文明自治全面提升个人修养、新湖州人在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挥洒艺术才华、企业利用市场杠杆撬动文化遗产的活力新生——多主体、多面向、多路径，各司其职、各尽所长，这就是市域精神富有实践的“湖州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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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 出品

作者 | 谷青竹

编辑 | 陈  莹

统筹 | 查一鸣

排版 | 静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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