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几代人命运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背后的故事

提到蔡明，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而与蔡明同名的我的母亲，是那套共发行了7395万册，改变了几代人命运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策划人和主编。

母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她的一生中有很多色彩斑斓的章节可书可写，在母亲节到来之际，让我回忆一下母亲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再为大家讲述母亲所经历的那套传奇丛书背后的故事。

和周围熟悉的同代人相比，我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母亲）给予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挺高明的。就结果来看，也属较成功的。五个子女中四人有上山下乡经历。文革逆境中无一人消沉。恢复高考后，学成的有两硕士和两博士。三人留学美国。

后有一人成为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财务总监，三人成了教授或副教授。父母的引导和关爱，家里宽松民主的环境和努力奋发向上的气氛，成了我们的力量源泉，激励着我们不退缩不放弃。


图一. 1961年漫长暑假中的我们(片中三个闭眼人后来都成为留美学子）

多年从事教育、当年亦曾参与组织学运的母亲一向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比较高明的例子有：

家里孩子不以哥姐弟妹相称，而是连名带姓地直呼其名（都是单名）。这似乎有助于培养我们早年的独立性。

从不打骂孩子。坚持讲道理且有理不在声高。最严重的责罚就是面壁思过了。

一旦识上百来个字，就要求我们写周记（可夹带拼音），一小段也行。并给讲评和鼓励交换着看。

家中书籍很多。孩子们每人可定一份杂志或报纸：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人民文学》，《少先报》，《青年报》，《电影画报》等等。父母还订了《译文/世界文学》，《旅行家》等，使我们的视野从小就相对比较开阔。

下面这点相当独特。文革前，自我上幼儿园大班起，家里就开始了周日家庭民主生活会，由仨姐们轮流作会议记录。父亲虽工作忙，但也尽可能参加。

会上讲评孩子每个人一周来的表现，可摆功邀赏（多得几颗糖什么的），可批评检讨申诉解决争议，也可向爹妈提意见。会后全家出游或大扫除或打上几副牌。当年有时会因心怀小鬼胎（犯了什么错）而不想参加那会，如今回想起来就只有温馨的感觉了。

举个向爹妈提意见的例子吧。那时候的暑假期间，若不去川沙乡下外公家的话，就很漫长无聊。

完成每日作业后，我们五人（有时还有堂表兄姐加入）常用排练节目当游戏来打发时间。将被单裹身上成戏装，学唱越剧沪剧，或将课本和《少年文艺》中有趣的故事，编成对话短剧来演。印象较深的，是将有个二流子在寺庙装神弄鬼骗吃供果的故事，编成一小剧。

二姐当仁不让地饰演了那二流子，躲在道具”供桌”下面念念有词。在全剧最后一句台词 —— “原来是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的笑嚷中，被我们饰演民兵或求神拜佛的愚民们”齐心协力”地从桌下拖了出来。

母亲开始对我们学唱戏不赞成，觉得有点封资修的味道。经几个姐姐在家庭民主生活会上力争，说那也属于祖国文化和百花齐放。母亲认可了她们的说法，还允许我们在向父母作汇报演出的那周，免写周记。

母亲特别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坚持要我们就近上普通小学，而不去干部子弟集中、条件好一些的学校。我那届同龄孩子特别多。我一年级入学时，附近公立小学爆满，就进了匆忙加办的民办小学（可不是如今那类贵富私立学校哦），父母也不着急。

母亲的观点是小学不怎么要紧，平时能注意抓紧语文和算术，课外多读各种书就行。这个观点在我们后来为自己孩子择校中也起了作用。可到了孩子们先后报考中学时，母亲就十分重视了。

大姐和三姐都如愿考进了母亲看好的离家较近的市重点中学。比较有趣的是二姐上了外院附中。63年外院附中建立，二姐她们是首届。好像是由全市各小学推荐总共800名相貌端正、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考试后从中录取120人。

那时已开始讲出身，各小学推荐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二姐的班主任老师来我们家告知，二姐已被学校推荐参加考试，是当作喜讯来报的。可我母亲对这等好事不以为然。一是母亲不愿意让我们上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觉得会助长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二是母亲特别强调女孩子的独立自强，觉得以外语为专业，日后跟在什么首长后面当翻译没意思。

经过那老师光荣啊重要啊一番话的说服，母亲才答应考虑。那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和母亲有着曾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过一段时间的交情。母亲向校长打听后，方知那学校是国家下力气要办好的，数理化文史各科的师资力量都很强。于是在二姐通过了考试后，便同意了二姐入读。

入学前学校来通知说二姐被分在法语班。因外公曾担任多年英语教学，母亲自己的英语也很强，母亲当然清楚，若真要以外语为专业，英语肯定比法语的用途宽广。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还是去找校长打听将女儿换到英语班的可能性。

说来也巧，正好分在英语班的学生里，有一人不知何原因要求换到法语班，校长便顺水推舟，将两人作了对换。母亲一生中极少利用关系网，仅有的两三次都是为了子女。这是头一回。二姐至今十分感激母亲当时的英明举措。

母亲早年生性耿直，敢说敢做敢当。小时候不顾当地有女孩子不能上屋顶的忌讳，带着弟弟妹妹爬房顶。青年时有着组织领导罢课、罢工、游行的英姿，也有不顾外祖母反对，嫁给穷小子父亲的毅然。

因爷爷早逝，父亲家中原来可带来出租收入的房屋，又在日寇轰炸中被毁，从此家境贫寒。父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后考进那在当时被视为铜饭碗的某局，挑起了养家重担。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从事抗日工运。父亲爱好较广，喜欢集邮、音乐、文学、藏书，还有一手好字。且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

母亲出身于上海郊县一殷实农户，也可算是教育世家。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时，因与父亲是远房亲戚而相识。虽说家境和学历都优于父亲，可母亲被父亲的英俊和学识所吸引，交谈中共同语言甚丰。

四十年代初，母亲在参加抵制日伪势力进入大学等抗日活动中加入了中共。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父亲喜欢鲁迅的书籍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来判断他很可能是革命同道。

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外祖母说：你图他什么？他家除了兄弟多，什么也没有。母亲回答：图什么？当然是图他这个人，一个志同道合可相伴终生的人！

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自然就成了“赤膊”党组织。

地下党员们在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都逃躲不了被关押、被揪查一番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

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毛的生日的夜晚。白天我还傻乎乎乐呵呵地组织参加了学校的庆祝活动，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姐们交过底。她要我们相信父母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父亲被关押，我们虽觉得难过，但感觉还不很强烈。到母亲也遭“隔离审查”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

母亲在被关押期间，斗室之内来回走步坚持锻炼。一年多后撤去关押时，别人都因体弱走不动要家人来扶接，母亲拿着铺盖自行回了家。当晚还给已去插队和去农场的三个姐姐一一写长信至深夜。

那天晚上，我因母亲回家而欣喜，难以入睡。母亲那深夜身遮灯光伏案写信的背影，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间。

母亲一脱离关押，就关心起儿女的教育来。她去了郊区的五七干校，期间可以用书信遥控，就鼓励我和小哥自学数学，看谁学得快学得好。记得有一个冬季学下来，小哥学完了上下两册两本几何书。

我玩性大，静不下心来，只半懂不懂地啃了大半本。于是只好甘拜下风，承认小哥的自学能力和记忆理解力都比我强。母亲这鼓励我们自学的方法，对我俩能在77年底分别在上海和安徽参加高考，78年双双考进上海交大，起了关键作用。

母亲还在72年间，用回上海市区休整几天的时间，去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 上外附中原校长那里打听情况。随后写信给我二姐（上外附中66届初中生），要她马上抓紧复习，重拾外语。二姐立即从农场请了10天假，赶到乡下外公那里复习功课。

外公给她答解疑难，对她进行辅导，帮她练习口语对话。经过10天的临时抱佛脚，她在外语学院招考原附中学生（算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口试时，发挥得很出色，顺利地被录取了。二姐的命运就此改变。

大姐在东北插队。辛苦劳作外，一度很为常年吃大馇子饭苦恼。感觉前途无望之时，用学习高中课本来打发时光。幸运的是，在她插队之地有几位东北某大学来的下放干部教师，见她好学便引导她自学大学课程。

73 年工农兵学员选拔考试，大姐取得了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那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该地区有名额。招生组里的老师找大姐谈话，聊到老妈才知那老师认识母亲。

上华东师大似乎已成了十拿九稳的事。结果被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捣乱，招生方案全部推翻重来，大姐只好进了东北一所地区大学。虽说大姐没有上成华东师大，但也已感受到了母亲的好口碑，和母亲的朋友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和鼓励。

大姐后来大学毕业时，因不愿违心喊社来社去的投机高调（成绩较好又肯喊高调者得以留校），被分在一公社中学当老师。任教两年后，当地报纸曾以“长白山下育新苗”为题，报道过大姐的事迹。

在小弟和小妹同时考上77级本科生的消息鼓舞下，78年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大姐志在必得。报考的便是插队时认识的下放干部教师所在的大学，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初试复试一道道过来，都还比较顺利。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里，大姐回了上海。

一日电报到来，发报人是对大姐帮助最大的那位下放老师。大姐哆嗦着双手打开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祝贺考中。当时大姐那兴奋的面容、湿润的眼睛，全家上下的欢欣，令我久久难忘。

文革期间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我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

父母在文革后期得到的审查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被降了好几级干部级别。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

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接受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的我为了加入团组织而写的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我。

并告诉我，她读了我写的内容，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我后来还是大三年级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同系刚进校80届的学长辅导员，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母亲那爽朗耿直的性格在49年后，被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渐渐磨去了棱角。49年后母亲被调入市总工会女工部工作，因为有某厂（可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调戏侮辱女工，母亲站出来为女工说话，要求惩治败类而得罪了一些人，被调出总工会。

转换了几个地方后，母亲进了出版系统这一知识分子扎堆之处。又经过了反右，当年地下党的知识分子中不少都被指为有右倾倾向，母亲从此说话就比较谨慎了。出版系统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忙，她便有多一些时间精力在子女身上，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上海科技出版社始建于1956年初，母亲于1957年秋调入该社，担任副社长和副总编辑的职务，实际上就是分管该社出版业务的负责人。母亲进入该社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建了理科编辑室并兼任该室主任。

在认识到当时社会上有对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需求后，母亲从1962年8月起，和同事们一起，着手组织了这套书的编写，聘请市内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参与，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分册）。

按母亲的同事徐福生叔叔的一文（后简称为“徐文”）所叙：《丛书》的编写宗旨是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它从1963年起至1965年出版社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止，《丛书》全套17册，出版了除《立体几何》外的16册。

在这套书的编写出版期间，我二姐曾因病休学半年，靠在家自学直接考试过关没有留级。从二女儿需要自学受到触动，母亲更加意识到了出版自学丛书的好处。花了很大力气，组织力量尽快编写这套书。

在组织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母亲用上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母亲的人脉。母亲在四十年代初抗战时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参加搞学运的初期在大学。后来参与领导学运时分管的重点在中学。对上海各中学情况十分了解。

1949年后，母亲离开了教育系统，但上海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的校长或支部书记们，几乎都是当年参与学运的地下党员。他们中好几位和母亲认识或共同工作过。在这套丛书的编写中，从挑选编写人，安排他们有时间编写，到后来的审稿，都得到了这些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然而从1965年的“四清”运动起，这套书就遭批判。在“徐文”中写道：说它为升学服务、传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革中，又批判它与“上山下乡”唱反调，还对其“斩草除根”，将所保存的《丛书》全付纸型通通焚而弃之。

我们原来就知道，提倡学好数理化，是母亲在文革中挨批斗的原因之一。但后来才得知，这提倡学好数理化的主要“罪证”就是这套丛书了。

这里要介绍一下徐福生叔叔，他是在我母亲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一个月后，于1962年9月大学毕业被分配进上海科技出版社理科编辑室的。所以《丛书》初版的确定出版，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在文革期间也未因《丛书》遭受批判。但在77/78年《丛书》的再版上，他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1977年间，徐叔已担任了科技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据他写道：“1977年8、9月间，我从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一次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苏步青教授处，得知年内即将恢复高考的信息。

关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有望打开大门，让知青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已命运了。这是何等重大的喜讯呀！我思索着应该为考生们提供合适的读本.”

可当时要再版《数理化自学丛书》，大家还是顾虑重重。据徐叔说：“编辑室内部议论时，就有人提醒：‘一波三折地挨批，还没尝够？’ 也有人置疑：‘十多年前编的书早已不适合现行教学大纲了，与往后的教学大纲偏离就更远，况且纸型都毁了，费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排过了时的版本，划得来吗？’ 说得叫人忧虑重重。

可是，总不能让考生们‘赤手空拳’赴考场呀！高考恢复在即，现实的急需就是动员令、冲锋号，抓紧出版是唯一选择。”

在这比较关键的时候，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一直靠边站的我母亲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科技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岗位。担任起了该社的副社长、副书记和副总编的职务。被小哥戏称为当时被民间用于老邓的“三副一总”。

母亲在参加了理科编辑室的就《丛书》再版的讨论后，当即拍板。“在出版社分管副总编辑蔡明的支持下，全室齐心协力，决心按原版样书发排，突击重排出版全套《丛书》。”

母亲和她同事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能恢复高考，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又能错到哪里去？母亲认为，反正为了这套书，已挨过批斗了。若出了问题，再被批斗也没什么可怕的。

母亲于77/78年刚恢复工作时，还是在“两个凡是”阶段。她不顾自己头上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还未彻底去掉，不把时间浪费在申诉和自哀自怨上，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支持组织了这套丛书的修订，继续完成编写和出版。那时真是一时洛阳纸贵，家中来借书要书订书的人络绎不绝。

我原来以为，为了恢复高考而再版《丛书》是理所当然的好事，母亲只是顺水推舟了一回。读了“徐文”才知道，在刚结束文革不久，在“两个凡是”的年代里，这样理所当然的好事也是要有勇气去做的。

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有这样的勇气和前瞻能力，为了一代在学业上嗷嗷待哺的学子，敢于承担再度挨批的风险，值得我们后人敬佩。

图二. 图片为好友杜君所摄

“徐文”中写道：“终于，在出版社、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的通力协作下，出版社从发排起不足一个月，《代数》(一)就上架发行了。《丛书》重排本出版发行的消息传出，各地新华书店顿时排起长龙，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亲友犹如久旱逢甘霖，激动、企求和兴奋难以言表。

出版社接连安排重印，仍供不应求，印了435万套，合计六千多万册。为便于各地及部队租印，我社破例地拷贝了十三付纸型提供便利。

后来知道，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向全军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文件中，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当时以普及中学数理化知识为主、以干部为重点。他们印发了《丛书》20万套，共300多万册，发至连队，帮助连队文化教育顺利进行。”

当我将母亲在出版《丛书》中所起的作用，在一网文中简单披露后，收到了不少朋友和美国网友们热情洋溢的反馈。

好友杜君来邮件说：我当年考上大学靠的就是你母亲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在大学同班同学纪念入学三十周年聚会时做过一个简单报告，其中有一页光片专门提到了这套书，在此附上作为对你母亲所做贡献的一个小小见证。

网友W说：谢谢你妈妈和出版社编的那套自学丛书！除了那本有机化学，其他几本的所有习题我全做过。我们大队后来有不少知青考上大学，全是用的这套书自学和复习的。

网友J说：这套书当年我高考是帮了我不少忙，我还带到美国来了。

网友L说：这套数理化丛书很好，谁有这套书，77级就可进清华。

网友S说：大恩不言谢，没有丛书，很多人的命运会不同。向您母亲和同事致敬。

好友ZK说：当时我在部队当卫生兵，就是靠这套书，78年考上了医学院。这套书还是我和XP结缘的“媒人”。他回去探亲背来了沉甸甸的书，借给我、和我一起学，才打动了我。

大学同学好友周君说：可惜已无缘向你母亲道谢。想当年，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犹如沙漠中的清泉，成全了一代人（历年十届中学生）考大学追求知识的梦想。那套丛书的意义在那几百万学子的心目中，是无法忘怀，无法言喻的。至今家中还保存着那套丛书。书页早已泛黄，但那段铭心刻骨，追求梦想的日子，却已深深地烙印在字里行间，留着抹不去的记忆。

我们自家受益于这套《丛书》的人却并不多。虽然我们姐兄妹在文革后，相继考上大学，后读硕读博，但家中真正从这套书大为获益的只有我小哥。文革前刚读完小学五年级的他，凭借自学这套书，在77年高考中考出了高分，踏进了名校大门。

当然，我们后来在学业事业上略有所成，都与母亲的早年教育，和父母共同树立的勤奋好学家风，密不可分。

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昔日的学子，会记住这套丛书编写人为民育英才的功绩。虽然时过境迁，如今这套《丛书》在众多自学材料中已不起眼。但它给一代学子中的不少人带来学习动力和希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的事实，是会被记入中国教育出版业的史册的。

图三.《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7册 (此图片来自网络)

在家里，母亲是我们避风躲雨的港湾。母亲不太会做家务，不懂穿着讲究，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加上视力不济，闹过将生烤麸当作甜糕，将大葱当作茭白的笑话。但她是我们生病时的依靠，苦闷时可倾诉的对象，关键时会想办法拿主意的智者。

母亲极其强调女儿当自强。她那偏矮但笔直挺拔，百折不弯的睿智形象，总是让儿女们感到有主心骨和有面对困难的支撑力。

数年前读过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曾吃了一惊。文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竟然如此可憎可鄙可怜，可能是延安的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更厉害。相比之下，也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母亲是那么可亲又可敬。

我既是幺女，又自小体弱，自然从小得到母亲特别多的关爱。在子女五双手中，我的这双把母亲的手抓得最紧。自我记事以来，母亲单位若有出游一类的活动，可带上一两个子女的话，我必是母亲的小尾巴。

在我们家搬到市委机关院弄堂前，因有了五个孩子加上保姆，住房有些偏紧。父亲的单位在离我家原住处几分钟路的一个叫“华邨”的弄堂里，给另加安排了一带有小卫生间的宽大的房间。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阵子，几乎是每个周日下午，母亲攥着我的小手，慢慢散步往华邨去。一路上我给母亲唱从幼儿园里新学到的儿歌或歌曲，讲新听来的故事。到了那里，母亲有时拿几本书看，有时陪我一起睡上一个午觉。我迷迷糊糊半睡不醒的时候，微微睁眼看看姆妈，握住姆妈的手，心里特别的温暖安宁。

出国前，我是与母亲交谈最多，受益最大，被姐姐们称为最像母亲的女儿。中学毕业后我读了两年半卫校，去了安徽山区上海后方三线工作。在山区乏味枯燥的日子里，和家人及朋友通信成了生活中一大乐趣。

我曾被同事们羡慕地称作收信最多者。有时因巡回医疗离开医院十来天，回到医院时常有多封来信等着拆阅。而其中母亲的来信是最频繁和最厚的，信中多半会有叮咛，要趁年轻学习再学习。

77年9月中下旬，母亲来信说了两件大事。一是父母亲将获平反被重新作结论，二是即将恢复高考。记得读此信是在一天傍晚，宿舍里没有他人。

我读完信后，平生头一回高兴得想跳起来，却一时无人分享喜悦。推开窗户看出去，山岭绵延，秋叶色彩斑斓，天空满是晚霞，大片的火烧云灿烂绚丽。我清楚地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出现重大变化。

那年12月初我参加了安徽省的考试。

78年3月和小哥一起迈进上海交大。同年，大姐考取了吉林师大研究生。那一年恐怕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骄傲的一年了。而母亲在接到我报喜电话时“交接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嘱咐，至今仿佛仍在耳边。

回想起母亲，无论是在华邨窗户透过的夕阳下，还是在夜晚伏案书写的灯光里，或是早起在户外做运动的晨曦中，她的身影，总是与光和亮在一起。这光这亮，大概就是那脍炙人口诗篇中的三春晖吧。

时代的印迹：忆《数理化自学丛书》，《出版史料》2009年02期，作者徐福生 、逸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