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今的小谷，很多人会将她定义为「幸运的」、「坚强的」，而曾经那桩差点将她的生活摧毁的造谣、网暴案则是类似案件中「最完美的」。
但在「幸运的」、「坚强的」、「最完美的」这些形容词背后，则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生本不必经历的痛苦与艰难。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北京春天的一场沙尘暴过后，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人物》见到了小谷。她穿着一身瑜伽服，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很瘦。但绝不驼背，无论站着还是坐下，背都挺得很直。小谷看上去并不起眼，就像这座城市中的其他普通女孩一样，她们从外地来北京打拼，租一间房子，忙起来的时候常常加班，为了身材会控制碳水摄入，但周末可以「放肆」一下，吃点好的，顺便逛逛公园。周末的公园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刚刚和自己擦肩而过的普通女孩，曾因为去小区门口取快递，便陷入了一场莫名的、人尽皆知的网暴。事情发生在近三年前。2020年8月7日深夜，她正在杭州的家里睡觉，闺蜜突然拿备用钥匙打开了她的家门，叫醒她，给她看了一段网上流传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打包了一些视频和微信聊天截图，视频里，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生正站在快递驿站的门口取快递，聊天记录中，有人自称是这位取快递的女生，说自己在家带孩子无聊，想约快递小哥来家里约会。之后，在微信中与她对话的男性表示，自己已经以送快递为由应邀上门，还发出了多段私会记录。视频中正在取快递的女生正是小谷，但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取快递的时间距离此刻，也已经过了一个月。正在网上疯狂传播的聊天记录中，微信头像、小区名称都是伪造的，她只是因为取快递时被人拍到，便陷入了这场莫须有的谣言之中。和许多陷入谣言、网暴中的当事人一样，小谷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懵。她想不通是谁在造自己的谣，也不知道事态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甚至没有把这件事想得很严重，「可能只是小范围传播，恰好被朋友看到」。但第二天一早，她发现，小区的业主群、公司的同事都在讨论这件事，微信上多年不联系的人也来问视频中的人是不是她。一个普通人在一座城市中的安全感瞬间被击溃，平时可以轻易迈出的家门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关隘，因为走出去之后，每一个看向她的目光，每一个拿出手机的人都会令她紧张、惶恐。尽管如此，小谷还是决定报警。她和男朋友立刻去了派出所，但出门前，她特意戴上了口罩和帽子。在派出所做完了笔录，警察让他们先回去等消息。那天是周五，如果只是回去等，那就意味着要度过一个无比煎熬但却没什么进展的周末。小谷一分钟都不想再等了，「我就想不行，这样的话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离开派出所后，小谷当即决定，要自己去找那个造谣的人。
小谷被造谣的偷拍视频截图 图源网络
在线上造谣、网暴事件中，准确地找到那个造谣者或最早发动网暴的人，是受害者日后可以诉诸法律的最重要一步，当然，网络中人海茫茫，这也是最难的一步。律师郑晶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之前在一家公司做法务，2019年4月才正式进入律所。做律师一年多期间，郑晶晶遇到过几起造谣、网暴案的受害者想要诉诸法律，但其中很多人最终都因为无法锁定嫌疑人、证据无法固定而选择了放弃。郑晶晶也代理过一个女生在微信群被造谣的案子。那起案件中，女生20多岁，原本在一个三四百人的微信群里，因为一些矛盾，被踢出了群，随后，另一个女生在微信群里说她私生活不检点，每天会跟不同的男生出去。这则谣言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扩散出去，但当事女生突然收到了很多男性添加微信的请求，问她要不要出去。一开始她都没有通过，但为了锁定造谣者，郑晶晶建议她通过一两个，问问对方是从哪里看到的消息，后来，这些话都被当作证据固定了下来。但即便如此，找到那个造谣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们最初锁定的，也只是一个微信群里的头像，为了获得对方的真实信息，她们只好先起诉了微信群的运营公司腾讯，要求对方提供微信用户的信息，获得信息后再撤诉，转而起诉当事人。但郑晶晶也遇到过一种状况——一些人的微信没有实名认证，哪怕起诉运营公司也只能拿到注册的手机号，再根据手机号通过各种途径确认对方的身份，然后再起诉。郑晶晶说，仅是锁定造谣者的过程，就要花费很长时间，且这还是在微信运营方相对配合的情况下。2020年8月，郑晶晶也看到了关于小谷的那则谣言。那是一个盛夏的下午，郑晶晶像往常一样在工作间隙下楼买咖啡，随手打开微信，在手机上看了眼消息。当时，一个将近五百人的微信群里，大家正在讨论一份「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记录。简单扫了一眼视频和聊天记录，郑晶晶的第一反应就是「假的」，她看了一下大家的讨论，也有人提出来，「就是几张图几个视频会不会是假的？」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的，他们热烈地在群里讨论，讲话的人很多都是年轻男性，发一些调侃的话，还有对女生外貌的点评，郑晶晶觉得很不舒服，就关掉了群聊，回去继续上班。郑晶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谣言还在漫天传播、警方刚接到报案尚未立案时，小谷就已经找到了那个拍视频造谣的人。那天，从派出所离开后，小谷反复研究了视频的拍摄视角，判定拍摄地点就在快递驿站附近。回到小区后，她没有下车，让男友和闺蜜男友先去找了驿站老板。对方支支吾吾，表示视频不是他拍的，但也不说是谁。在两个男生的再三逼问下，驿站老板给他们看了一则微信消息，那是一个名为「三墩车队」的微信群，偷拍视频最开始就发在这个群里，也许是为了炫耀，发视频的人还在群里自曝了身份，「我是隔壁超市的老板」。随后，小谷一行人找到了「隔壁超市的老板」郎文凯，因为完全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郎文凯承认了视频是自己拍的。这则视频拍摄于2020年7月7日，那天，有人在车友群问郎文凯在干吗，他随手拍了面前的快递驿站，当时，小谷正在那里取快递。这个9秒的视频成了后来一系列事的源头。「这美女是谁？」车友群里大多数都是男性，平时没事就喜欢发点美女视频，讲点黄段子，看到视频，他们就在群里起哄。其中，一位名叫何同涛的群友把视频发给了自己的微信小号，自称是视频中的女生捏造了一段聊天记录。随后，何同涛把聊天记录截图发进了车友群，郎文凯看到后吓了一跳，信以为真的他还拜托何同涛跟对方解释，自己不是故意偷拍的。何同涛就笑他，并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小号。接着提议，要不要两个人继续玩一下，骗骗群里的人。郎文凯同意了，便用自己的微信号与何同涛继续编造女孩出轨他本人的聊天记录，还在群里发了很多捏造的照片和视频。小谷一行人找到郎文凯时，他并不以为然，依然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从派出所离开到锁定郎文凯，小谷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拿到证据后，小谷又去了派出所，并在第二天接受了杭州本地媒体「阿六头说新闻」的采访。报道发出后不久，小谷也收到了派出所立案的消息。4天后，8月13日，27岁的郎文凯和24岁的何同涛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天。
今年，以小谷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保你平安》上映。图源电影《保你平安》郎文凯和何同涛被行政拘留期间，郎文凯的妻子找过小谷说情。他们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小谷动摇了，想过要不私下和解算了，她不想因为这事影响他无辜的家人。当时，她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需要对方录制视频道歉；第二，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实际的经济损失——谣言最汹涌的时刻，小谷和男朋友双双因此失业，他们要求造谣者赔偿两人失业期间的工资，以及案件证据的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每人58000多元。但郎文凯和何同涛并不认同这个金额，还要求对道歉视频进行打码，这让小谷非常愤怒。而最让她愤怒的还是，对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制造的谣言给一个无辜的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始终认为小谷在小题大做，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开得有些过火的玩笑」。在《新京报》的采访中，郎文凯说，自己发这些视频的初衷是，「耍耍群里的人，吹吹牛皮」，「只是为博大家一笑」。中途有人私信问他是不是真的，他也承认是编的，群里也有人拆穿他。哪怕已经被行政拘留过，郎文凯的父亲事后在接受「红星新闻」的采访时，说的依然是，儿子和小兄弟「闹着玩儿的」，结果被第三人传播了出去，主要责任应该在传播者，儿子被拘留，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也挺冤枉的」。
图源电影《保你平安》
那个传播者名叫陶峰，8月5日，他将郎文凯与何同涛发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和视频打包，发到了另一个车友群。从这个群开始，这个名为「0s的聊天记录」的谣言开始在杭州的本地群里裂变式传播。最终被公安机关当作证据固定下来的散播过谣言的微信群，总计110个，群成员总数超过2万人。但谣言波及的并不只有这两万多人，小谷在国外的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相关消息。事后，陶峰也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行政拘留。传播者陶峰是第一个出来道歉的人。在他的道歉声明里，他说自己不知道事情是编造，只是出于「好玩」「吃瓜」的心态，只转发到了一个群里，并已经极力阻止扩散，劝阻群友不要再转发。但小谷很难接受这个道歉，在她看来，声明里的每一句都是传播者在为自己开脱。她更不能接受的还是郎文凯把这一切归结为玩笑。小谷至今仍记得庭审时，郎文凯这样解释自己造谣的初衷，「他说他就是想让朋友们觉得他很牛逼」，小谷说：「我觉得他活得非常可悲。」最终，小谷做出了决定，自己一分钱赔偿也不会要，就是坚定地走刑事诉讼。但是，诽谤罪是刑事案件里少有的自诉案件之一，需要当事人自己搜集、提交达到刑事标准的证据。这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2020年的整个9月，小谷都在找律师。她见过不下十个律师，但大多数律师都不愿帮她做刑事自诉，理由是难度太大。这些律师给她提的方案都是打一个名誉纠纷的民事诉讼，让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毕竟，民事诉讼的成功率高，经济赔偿的数额也会比刑事更大。此外，民事诉讼可以直接在互联网法院提起，网上开庭，避免了物理距离带来的出庭难度。在民事诉讼里，被告人缺席也没关系，依然可以进行缺席判决。但刑事案件中，就必须要求被告人到场，而在诽谤这样的刑事自诉案件中，如果被告恶意躲避，案件便很难推进。即便有律师同意帮小谷做刑事自诉，但对方提出的律师费都很高，大多在十几万，有人甚至开口要几十万，这个金额让小谷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但这些都没有让小谷动摇。坚持刑事自诉——这成了她自救的浮木，她想靠刑事自诉给自己一个交代，打开这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法律的判决让那些造谣者知道，「这不是玩笑，这是犯罪。」
图源《开端》
尽管找律师很不顺利，但小谷并没有停止行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微博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并公开征集谣言传播的证据。不久后，一个月前曾在微信群里瞥见过谣言的律师郑晶晶刷到这条微博——当时，她买咖啡时不经意的一瞥，在一个月后，成为了小谷决定提起刑事自诉时收集到的重要证据。出于职业本能，以及同为女性的愤怒，「太离谱了」，郑晶晶将微信群的信息作为证据私信发给了小谷，还从专业的角度给小谷提了些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如果证据充分，而且事情闹到现在，明显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甚至可以走刑事自诉，追究他们的诽谤罪。」郑晶晶私信里的「刑事自诉」四个字戳中了小谷。她回复私信问对方是不是律师，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便提出见面聊聊。两个女生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是2020年9月底，距离两人看到谣言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郑晶晶对小谷的第一印象就是「全副武装」，「人都看不见」——小谷依然把自己裹得很严实，长袖长裤，口罩墨镜。交流时她也很少说话，大多都是男朋友在跟郑晶晶沟通。见面那天，郑晶晶也明确提到民事诉讼可能是难度更小、成功率更高的方式，在之前那个女孩退群后被造黄谣的案件中，郑晶晶帮那个女生做的就是民事诉讼，最终，法院判定造谣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并赔偿受害者的精神损失。现实中，不管是咨询，还是要诉讼，郑晶晶每年都会接到网络造谣的案子，但能以诽谤罪刑事立案的几乎没有。但看到小谷很坚决，郑晶晶也尊重她的想法。当得知小谷因为这件事被公司辞退，没有收入，郑晶晶只提出了一个非常低的代理费金额：3万元。郑晶晶解释，通常，她代理一个诽谤罪刑事自诉的案件，金额在十万出头。因为刑事自诉周期长，动辄一两年，对律师来说，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比较高，因此，收费也自然会高——这也是很多人放弃刑事自诉的原因，通过刑事自诉讨回一个公道太过昂贵了。面对小谷的案子，郑晶晶还找了另一位律师一起来做。她当时想的是，司法局要求律师要承担社会责任，所以她每年都会做一些法律援助的案子，不如就把这个案子当法律援助来做。她也是这么说服另一位律师的。确定合作后，搜集和提交证据便成了两位女生最重要的工作。郑晶晶表示，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更高，需要满足情节严重的三条标准中的任意一条：第一条是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第二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第三是，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从小谷的案件情况来看，完全符合这三条标准中的第一条，但是，这类案件证据的固定很难，未经公证的公众号、聊天记录的截图是无法直接作为证据的。
小谷前往浙江余杭人民法院提交证据 图源网络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郭兵告诉《人物》，在造谣、网暴案件中，证据的收集也是一大难点，「通过诉讼毕竟有周期，但网暴最厉害的就是初期阶段」，而当受害人反应过来去固定证据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已经晚了。例如，刘学洲被网暴自杀后，他的亲属想要对发起网暴的人进行刑事起诉时，那些自媒体账号的文字和视频早已经删除。除了第一时间最快速度锁定造谣者之外，坚持不懈地收集证据，这也是小谷一直在做的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事发后，她第一时间报警，在派出所留下的笔录可以在立案通过后调取作为证据。与此同时，在看到那些聊天记录的第三天，一篇名为《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的公众号文章开始传播，当天，小谷就在朋友的建议下把这篇文章打印了下来并做了公证。当时，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此外，她还一直在网上征集各类证据——最终，她把这些线索整理成excel表格交给郑晶晶时，有十几个G的照片和视频。其中，郑晶晶提供的500人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则成为了证明「情节严重」的关键证据之一。2020年10月26日，郑晶晶和小谷正式向法院递交了刑事自诉的立案申请。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两位女生仍不停地补充证据材料，和法官沟通。终于，2020年12月14日，她们收到了立案成功的消息。去法院拿自诉立案的通知的那天，郑晶晶和小谷一起去了。但小谷没有走进法院，她在外面的商场里等着。郑晶晶拿到立案通知后第一时间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小谷记得，她整个人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通透感，「那个心结终于打开了。」
小谷 图源网络
对于一桩刑事自诉案件，立案成功只能算是一个「微小的成功」，因为后续还有漫长的诉讼程序。但就在此时，小谷的案件发生了一个「神奇」的逆转——自诉立案后不久，郑晶晶突然接到公安部门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这起案件已经由自诉转为公诉，公安机关会立案侦查。这也是诽谤罪第一次从刑事自诉转为公诉。法院也打来电话通知郑晶晶去签字。电话里，郑晶晶能感受到法院也没有此类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经验，还在跟她商量具体的流程，「他们也在考虑怎么做这个衔接」。郑晶晶后来才知道，尽管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但是这起案件符合司法解释里的一个兜底条款——案件中对受害人的选择是随机的，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比较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后来，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孔凡宇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提到了这个兜底条款，造谣者拍摄视频后开始传播谣言的这种随机性，会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感下降，此外，在取证的过程中，他明显感觉到，大多数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人，看到聊天记录时都会相信，同时，他们也表露出一种恐慌——自己会不会哪天也被人突然拍下来，加一段小作文，「开玩笑」。公诉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有公权力的强制介入，但即便如此，作为检察官的孔凡宇依然感受到了这类案件的取证难度有多大。在整个取证过程中，最初的聊天记录是最重要的证据，小谷提供的群聊的截图无法作为直接证据。但由于车友群在出事后立刻解散，大家纷纷退群，想要进群找到原始的聊天记录成了难题。幸运的是，这个群里还有一个人保留着聊天记录，因为她平时不太看微信，也没有打开过这个群的聊天信息，反而意外地把这些证据保存了下来。最终，在公安机关获取的证据中，这个「玩笑」持续了整整十天，期间，有人在群里拆穿这是谣言后，造谣者依然在继续编造聊天截图。这些聊天截图一共39张。小谷也提交了两百个左右自己前期整理的证据，所有视频和截图都做了编号，尽管这些证据大多数只能作为线索。但事发后她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的信息，也成为了重要证据。那个阶段的小谷几乎对媒体来者不拒。最多的时候，她会画好时间表，记录每一个预约的采访时间。而这些采访中的记录、传播数据，也在公诉期间成为重要证据之一。为了确认小谷在案发时的真实状态，检察方也向采访过小谷的记者进行了取证。即使由公安机关介入，整个取证还是持续了将近一个月。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这也是国内诽谤罪目前判罚的最高刑罚。 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郎文凯、何同涛诽谤一案 图源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
此时的小谷，已经可以摘掉口罩，正面面对镜头了。2020年年底，在法院立案后，小谷接受了「剥洋葱」的视频采访，当天，她主动提出摘掉口罩。当时，网络上对她的调侃、评价和辱骂还没停止，她也想过，摘掉口罩会不会招来更多的攻击。但那段时间，她收到了很多跟她遭遇相似女孩的私信。她们来找她倾诉，也找她询问诉讼的办法。她想给这些女孩们一些力量。「我就是要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可以很好，我们可以勇敢起来。」小谷说，她想从自己摘掉口罩开始，告诉大家被造谣不是自己的错，自己并不丢人。视频发出来后，她发现，这种对别人的鼓励也反向给了自己力量——摘掉口罩之后，她感觉一切突然没有那么可怕了，这让她从恐惧的情绪里跳出来了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曾经「社会性死亡」的自己又和这个世界产生了连接。「努力工作是一种贡献，情绪的传递也是一种贡献。」
在接受「剥洋葱」的视频采访时，小谷第一次摘下了口罩。图源剥洋葱微博
2023年春天，《人物》再次联系郑晶晶和小谷时，距离案件宣判已经过去了近两年。她们都回归到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郑晶晶喜欢看足球比赛，时常在朋友圈分享处理案件过程中的感受，会被庭审时法官的耐心细致打动。小谷已经离开了杭州，再次回到北京，在一家做VR的创业公司上班，公司正在加速奔跑的阶段，她也因此常常加班，但她对现在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她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拿到公司的期权。面对如今的小谷，很多人会将她定义为「幸运的」、「坚强的」，而曾经那桩差点将她的生活摧毁的造谣、网暴案则是类似案件中「最完美的」——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她用最快的速度锁定了造谣者，用无比强大的行动力搜集到了足够立案的证据，遇到了肯帮她的律师，案件还由自诉转为了公诉，最终，造谣者也受到了法律的审判。但在「幸运的」、「坚强的」、「最完美的」这些形容词背后，则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生本不必经历的痛苦与艰难。小谷知道自己算得上是个「强大」的女生。她是湖南人，出生在张家界，独立得很早，18岁中专毕业后就独自来了北京。她学的专业是空乘，在首都机场工作了几年，但她觉得「没意思」，「生活好像是一成不变的」。于是便辞了职，开始自学设计，和早年认识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独立接项目。那段时间，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出差，时时为公司和员工的当下和未来忧心。这些经历让她学会了遇事沉着、冷静，先解决问题，但高强度的工作还是让她感觉压力巨大，时常透不过气，2020年3月31日，她决定彻底退出工作室，斩断过去的生活，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北京，搬到杭州换一种节奏。尽管怕热，怕湿，小谷还是喜欢杭州随处可见的绿色。她特意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期待有时间可以经常逛逛西湖，骑骑车，自驾到周边走一走，她计划着在一座全新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但谣言从天而降，此时距离她来到杭州，仅仅过了4个月。2020年8月之后，她在杭州的生活被谣言彻底摧毁了。最初的一个多月里，她最直接的感受是「一切都塌下来了」。尽管她明白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错，但也会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平时太注重外表才会被偷拍？出门也成了一桩难事，她会不由自主地提防路过的每一个人。更糟糕的是，8月底，公司也劝退了她。被偷拍的视频里，她背着印有公司logo和名字的纸袋，这也成为了她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的理由。劝退的书面证明是这样写的：「因受『女子小区拿快递被造谣出轨』之诽谤案件的恶意伤害，造成其身体、精神状态十分疲弱，已经对公司业务的开展造成严重影响，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复工履职；同时，此案件对公司声誉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综上，经我司与其本人协商，现决定对其进行劝退处理。」失去工作让她感受到的是和这座城市彻底断了连接，「连我融入这个城市的阶段，你都给我砍掉了」。
图源电影《搜索》
9月的日子尤其难熬。小谷记得，当时的她处在一种应激状态中，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崩溃，站也站不住，气也喘不上来，只能不停地走来走去。她甚至短暂地想过自杀，那天，她独自坐在家里，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跳下去都结束了」。「你是知道我不能去跳的，我不能去死的，我有家人有朋友，但会有一个声音在你旁边不停地念叨」，小谷说，「我觉得我是内心这么强大的一个人，我都这样了，换其他人会怎么样的，我是不敢想象的 」。11月，小谷开始重新找工作。但每一次都会被拒绝。对方一听她是造谣案的当事人，就让她回家等消息，还有些人会直接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事儿特别多？」这让她再次陷入了一种新的恐慌里，「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社会还愿不愿意再接受我，什么时候愿意再接受我，接受到什么程度」。这让她感受到了社会性死亡的可怕之处，「是你和这个社会彻底断了连接」。终于，12月，案件有了转机，但对于她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次危机。公诉立案后，小谷需要配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一遍又一遍事无巨细地讲过去三个月的经历，「随叫随到」。最接近胜利的时候，反而是她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有一次，在讲述自己最难熬的那段经历时，她突然感觉喘不过气，手开始抖，眼泪不受控制地就往下掉，那是她少有的在人前崩溃的时刻。最终，她还是等到了那个「最完美」的结局，成为了一个「幸运的」、「坚强的」谣言受害者。但她深知，在所谓的「完美」和「幸运」背后，还有许多普通的、不那么幸运的谣言、网暴当事人，正在艰难跋涉。自己的案件宣判后，小谷曾拉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有各个领域的志愿者——律师、心理咨询师、记者等。她想为一些谣言、网暴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基础的法律咨询、简单的心理咨询。她想大家一起努力，减少一些这样的伤害，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人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仅仅依靠她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这样的愿景，谣言和网暴的摧毁力之大，让很多受害人很难用强大的意志力去取证、坚持诉讼。而对于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一时的热情也很难长久地维持。郑晶晶说，因为小谷这个案子的效应，这两年，她也接到了更多类似的咨询。但这类案件刑事自诉立案的难度也依然存在——造谣者的真实身份依然难以确定，证据的固定依然困难，刑事自诉还要耗费巨大的金钱、时间、情绪的成本，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郭兵还提到了执法困境，造谣的人在天南海北，跨省追捕难度极大，而这类案子太多，公安机关的执法力量有限，「他们还有那么多其他领域的执法工作要完成」。「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郑晶晶说，但她依然感受到了小谷最终胜诉的示范作用，它给很多受害人带来了鼓舞——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案件才知道，原来应对网暴造谣是有法律途径的。4月的北京并不讨喜，一场沙尘暴过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刚开的花已经凋谢，树依然是光秃秃的，但小谷说，她喜欢北京——2022年春天，这座城市重新接纳了她，在她主动告知身份后，那家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迟疑，给了她offer，在离开北京整整两年后，她又搬了回来。小谷感叹，她也一度觉得自己幸运，这个结果像中了大奖。但仔细回想，这一切都基于自己当初的那个决定——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选择「就这样算了」，「可以说是我很幸运每一个努力都得到了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在每个阶段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小谷说这句话时，我们正走在公园熙攘的人群中，她语气坚定，背始终挺得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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