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中国凭什么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

如果问中国历史上人气最高的王朝是哪一个，不同的人群可能会有侧重点完全不同的回答。但无论怎么排，唐必然在其中有一席之地。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可能是盛唐的光辉太过耀眼，以至于让不少人都不自觉地忽略掉了在唐之前的隋。事实上，作为古代中国继秦汉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与唐是密不可分的。

隋唐时代是中国统一王朝的再度革新，也是世界多元帝国的一次探索与启蒙。仅仅存世三十八年的隋朝，却完成了唐朝盛世一半的基础建设。而唐朝的兴衰，不仅是一场全新的政治试炼，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亚洲世界。

本节目经日本讲谈社独家授权，改编自经典作品《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内容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气贺泽保规现为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明治大学东亚石刻研究所所长。

让我们跟随他，去探索盛世帝国的内在核心，追索唯一一个皇权时代的出现过的女性统治的独特线索。在繁荣交汇的帝国城市生活中，感受多元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浪漫诗歌与民族命运之间，重新找到形成东亚世界共同精神的历史记忆。

*以下内来自节目前言

讲述｜铁梅

来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六季：隋唐时代》

01.

个体眼中的社会，才是真社会

说到隋唐，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段历史。隋唐帝国为什么会这么有影响力、这么有魅力呢？中国的陈寅恪、日本的内藤湖南，这些大学者们都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胡族和汉族的融合，隋唐王朝是胡汉融合的政权。

不同的民族之间如果平等相处，就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国力会增强、文化也会提高，进而对东亚的各个国家都产生影响。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隋唐建立的国家制度、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甚至节假日等等都广泛地传到了周边地区。日本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文化，才建立起最初的古代国家。

也是因为胡汉融合，所以隋唐帝国非常具有开放性。很多西域的外国人住在长安，现在的历史学家非常关注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他们移居到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甚至在中国当农民或者当兵。

山东地区有大量来自新罗的农民，西南沿海地带则有不少波斯和大食的商人，他们聚居在所谓的“蕃坊”区域中。周边国家向隋唐派遣了很多的外交使节以及留学生和学问僧，目的是为了吸取隋唐文化。

在西安，我们发现了一块墓志，叫做“井真成墓志”。井真成是一个日本人，他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在长安去世，并且葬在当地。有人认为他是一名外交官，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留学生。总之，因为这些出土文物，我们才能发现一些为了学习唐文化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在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日本僧侣也来到中国，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圆仁是在山东半岛尖端的赤山浦登陆，在新罗居民的帮助下，经过青州到了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巡礼求法之后又进入长安。

在长安期间，圆仁遇到了“会昌毁佛”（845年）。尽管圆仁的求法之旅充满了各种困难，但是所到之处，无论是贫苦的农民还是官员，都为他提供了很善意的帮助，从而圆仁能够成功地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

除了开放融合，隋唐王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皇帝的绝对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门阀势力和门阀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当时的科举考试还会包括贵族教养方面的内容。三省六部制，也是为了制约皇帝的权力。所以隋唐的统治体制相对宽松。

我们都知道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是在唐代，女性在政治上的活跃，和这种宽松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体制宽松，不等于政治权力被削弱，恰恰是因为体制的宽松，权力才更加强韧。

安史之乱当然对唐朝的统治基础伤筋动骨，甚至让国家一度濒临灭亡，但是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又稳住了阵脚，继续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这说明唐朝内部的结构是柔性但强韧的。

唐朝的军事实力当然很强，但是唐朝能够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并不是依靠的军事实力。唐代的一个重要军事制度叫做府兵制，府兵制对于巩固国内的统治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在对外战争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从隋到唐，有十次讨伐高句丽的远征，但每次都失败受挫，最后是和新罗联手才制服了高句丽。

我们知道唐太宗征服了突厥，并且在西域有“天可汗”的称号，但是整个唐代时期，对外战争都是让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唐朝始终没有树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所以唐朝能够成为周边国家的典范，依靠的还是文化力量，包括佛教、包括唐诗，乃至社会行为规范等等，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气度、气象。

咱们这一季叫做《绚烂的世界帝国》。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各自引进了译本。台湾地区的译本，有一篇历史学者廖宜方老师的导读，里面讲了三个人的故事，很动人，我这里也摘选一部分，分享给你。

第一个人，叫黑齿常之。他是一个军事将领。公元七世纪，起家于关中的隋唐政权统一南北，重建了中华帝国。这个新的形势引起了周边政治势力的关注。在朝鲜半岛，不同的政权已经相互抗衡了几百年，彼此混战、交互结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都想争取日本，但是又担心日本会对朝鲜半岛介入过深。

隋唐两个政权都攻打过高句丽，日本对朝鲜半岛南方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663年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叫做白村江之战。唐和新罗的联军消灭了百济，但是百济凭着各地遗民的游击力量、加上日本的支援，对唐和新罗发起复国战争，但是白村江战争中，百济战败了。

这个结果不仅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的版图，也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百济灭国的时候，有一个将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位黑齿常之，他先是归顺了唐，又叛逃加入了百济遗民的反抗军，一直到复国战争完全失败之后，他才彻底的归顺唐。黑齿常之很有军事才能，逐渐受到了唐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他指挥唐朝军队在青海成功地反击吐蕃，武则天夺权的时候他平定了扬州的叛乱，之后还击败了东突厥的侵略。

黑齿常之是一名降将，但是从唐高祖时代到武则天时代，他都是唐朝的常胜将军。武则天即位之后，渐渐实行恐怖统治，黑齿常之也被猜忌和诬告，最终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和处死。

像黑齿常之这样的蕃将，在唐朝非常多，并且对国内外的局势都有很深的介入，这是唐朝政治史和军事史的一大特色。异族降将被重用，这在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中都很少见，黑齿常之从边缘跨入核心，从塞外到江南四处征战，这恐怕是他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时候也难以预料的。

第二个人是鉴真。他出生的时候，差不多跟黑齿常之四处征战的时期重合。鉴真出生在扬州，姓淳于，十四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四年之后，也就是他十八岁的时候，鉴真前往长安和洛阳求学，当时这里是佛教的学术中心。后来他回到扬州，主持僧尼的受戒事务，逐渐成为长江淮河一带受人敬仰的高僧。

公元742年，日本的遣唐僧拜访鉴真，请他到日本，帮助整顿日本的僧团纪律。这时候的鉴真已经五十多岁了，地位也很崇高，但是他的弟子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日本。于是鉴真决定以身作则，亲自前往。

不过，他低估了旅途的困难。首先，去日本是鉴真个人的想法，官方不支持，反而屡加干扰。造船、雇佣船员、准备粮食，还要准备很多宗教和文化用品带到日本，这些开销都是鉴真自己筹措来的。

旅途的过程中更是多灾多难，前后花了十二年。他从东南沿海的港口出海，但是中途总是有很多变数，鉴真辗转了江苏浙江甚至海南岛，到第六次才成功地到达日本。这段期间，鉴真也遭到了弟子的阻挠甚至背叛，而且双目失明。公元753年，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受到日本官方的重视，首先为天皇授戒。

我们知道，佛教的中心本来应该是印度，中国已经很边缘了，那海外的岛国就是边缘的边缘。唐玄奘跋涉千里，从东往西，到印度取经，而鉴真则是反着走。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而且鉴真住在江南，这个地方很发达也很舒适，很多外国的宗教人士是抢着要来我们这里的。

但鉴真反其道而行之，正体现出他强大的信仰力量。如果他中途放弃，或者死于海难，日本的佛教史和文化史恐怕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黑齿常之是军事将领，鉴真是佛教高僧，我们再来说一个文化人物。这个人叫崔致远。在鉴真到达日本的两年之后，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中央的力量被大幅地削弱，与此同时，地方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基层民众也越来越活跃。

公元875年，爆发了黄巢起义，这是摧毁唐帝国权威和政治结构的最后一击。针对黄巢起义，唐朝统治者以扬州为基地进行讨伐，并且发表了指控黄巢罪状的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就是崔致远，他来自新罗。崔致远十二岁的时候就被选中来中国留学，在二十岁的时候考上进士，后来成为江南地方大员的幕僚和文胆。黄巢的势力不断壮大，攻陷了首都长安，因此皇帝跑到了四川避难。崔致远身在军中，通过各种情报信息，知道唐帝国正在土崩瓦解的过程中，于是他决定回到祖国故乡。

但是崔致远回到新罗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老家新罗，这时候也在走向衰亡。新罗也面临着地方势力的分裂。所以，他同时目睹了唐和新罗的亡国，在哀叹中离世。不过，在崔致远死后，朝鲜半岛发展出了自己更有独特性的文化，崔致远的学生在新统一的高丽王朝做官，他们把崔致远奉为朝鲜文学和思想的先驱。

从崔致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文化的流动，以及朝鲜文化的独立发展。如果崔致远死于黄巢之乱，或者他就留在了中国，那么朝鲜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恐怕也要改写。

*配图来自《长安十二时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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