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花怎么了？

1997年7月1日，维多利亚湾上空烟花绽放，明照港岛。

烟花表演曾是香港的名片。但受疫情影响，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日上，烟花盛景未能重现。

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过，对于烟花产业人来说，遗憾之外，他们还在面对困境。

持续了千年的烟花浪漫，其实是从古人的一个错误开始的。

炼丹家们起初炼丹是为了找到长生不老之药，结果意外发明了火药，当他们的技术慢慢成熟后，术士们为了玄虚表演，经常作些可喷火的表演，烟花就这样诞生了。

烟火的产业化，开始得很早，它的过程，也很符合商业的规律。

在最初的产品形态固定后，品牌诞生了。从宋到元，著名的烟火作坊和匠师，总能收到更多的订单。而到了明代的全盛时期，产品线进一步完善，品类已经与现代相差不大。那些“大爆竹、带杆起火、手把花、转轮”的品种，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的效果。

多样化的产品，就可以组成丰富的解决方案。过去“轰然一声雷，散是满天星”的产品效果，到清朝已经变成了成组的故事情节——当时流行的“朱元璋炮打襄阳”、“诸葛亮火烧战船”，这些“烟灰戏”，正是日后大型烟花表演的前身。

要让解决方案更复杂，就需要技术研发的支持。于是配套的科研成果也诞生了。《火戏略》这本专著，详细地介绍过烟火戏的制造过程，如隔火防燃方法、药线、配药技术，以及颜色方面的作用原理，堪称专业学术著作。

到了近代，烟花产业还加入了国企资本——清朝内务府造办处有自己的作坊。同时，它也是一门TO B的生意，民国总统府每逢庆典，都会向北平造炮老字号采购。

所以相比其他现代工业，中国烟花的产业化其实成型极早，进入当代后，它更与香港回归、数次国庆、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历史大事联系在一起，在蔡国强这样的大师加持下，将烟花这门“爆破美学”发挥到登峰造极，绽放在神州大地的上空。

然而，创造了无数美丽的中国烟花，却正在经历一场寒冬。

截至2021年上半年为止，中国烟花爆竹及相关企业数量达18122家，2020年中国烟花爆竹出口27.09万吨，出口金额6.41亿美元。

看似庞大的数据背后，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行业痛点：中国烟花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偏小。

在一众烟花企业中，拥有熊猫烟花、东信烟花、胸花烟花、庆泰、江西李渡等众多老品牌，但是上市公司却寥寥无几。ST熊猫率先在2001年A股上市，成为烟花企业中的先行者，但是，这家两届奥运会烟火的主要提供者，近年来业务也一分为二，慢慢变更为金融信贷业务，烟花业务也逐年缩水。

另外一家东信烟花，是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烟花主牵头燃放单位，其董事长钟自奇曾对媒体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东信在中标的《财富》杂志500强论坛年会的烟花燃放表演时，点火器突然失灵，面对危机一刻，钟自奇不顾众人阻止冲上去，亲手用人工点燃了礼花弹，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他和自己的工人用烟头点燃了5000发礼花弹，虽然保住了面子，但钟自奇心有余悸，决心研究电子点火技术。

看似励志，但也反映出中国烟花企业真实存在的问题——技术体系不稳定、甚至落后。

中国烟花技术发展到近代，几乎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传到国外的烟花，经过外国人的改良发展地很快，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比如日本每年举办的烟花大会，成为一种夏日祭的文化象征，每年七八月，日本人纷纷穿上浴衣去看烟火，多摩川花火大会甚至每年能吸引20万人前来观看，世界各地的烟火师都集聚一地，极大地发展了烟花文明，并反哺了当地的经济。

美国则主张烟花文明的民间化。APA烟花协会公布的烟花燃放量是相当可观的。2020年消费类烟花可达到19亿，还是在COVID-19影响的情况下。而且数据显示，1999-2020年，烟花在美国的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伴随着的则是事故的减少。

当然，压倒中国烟花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近年来越来越严格的禁燃令。在当下绿色双碳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能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继续发展烟花产业？

这是一个摆在烟花人眼前严肃而现实的问题。

曾经的烟花大王，两届奥运烟火的供应商，如今一半的业务是信贷平台，熊猫烟花也许有自己不可言语的苦衷。

1992年，广州首开禁放之河；1993年，北京跟随其后，2017年，全国禁放烟花的县市数量达到444个，对燃放时间和区域进行限制的县市数量达到764个，禁限放烟花的县市合计为1208个。

相对应的是熊猫烟花的变化，2014年烟花业务收入为1.64亿，而2022年烟花部分营业收入为1.43个亿，八年期间几乎没有明显增长，毛利率由28.75%仅增至31.06%。

面对严峻的形势，熊猫烟花在2014年年报中这样描述道：受近年各级政府限放禁放政策的限制、国内民众环保意识的加强、雾霾天气的肆虐、安全事故多发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烟花行业面临复杂的形势，烟花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影响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

熊猫烟花对此的应对措施，多少有点无厘头的味道：“及时把握互联网金融新蓝海机遇，初试互联网金融成效显著。”

后来的故事理所当然：P2P暴雷，熊猫烟花变成了ST熊猫，而后又经历了新冠疫情三年，日子的难过程度可想而知。而与ST熊猫一起经历阵痛的，是大量中小企业及手工作坊的洗牌出局，从2008年到2018年，浏阳花炮企业数量从近千家缩减至五百余家，但规模化、品牌化运营的企业依然屈指可数。

是谁在阻挡中国烟花企业的壮大之路？

“高端、高品质产品无法下沉，低廉、鱼龙混杂的烟花产品充斥终端销售市场。”中州烟花董事长李昌初曾经感慨中国烟花企业对品牌的忽略和短见。

中国烟花企业有两大顽疾：一方面烟花企业过多，品质方面良莠不齐，很大程度上造成国外市场上的消费者对我国的烟花产品信任程度降低。

另一方面，国内大多制造企业缺乏创新，大多只是照抄日本、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产品，压制了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潜力，不利于打响知名度。因此，尽管中国花炮产量占全球90%，但利润却不到10%，中国烟花生产企业附加值相当低，完全是靠走量低价取胜，因为成为外国进口商的代工工厂，成为品牌殖民的牺牲品。

转型？还是留守？烟花企业走到了十字路口。

2022年6月14日，转型后的ST熊猫在回复证监会询问函中称：公司所有烟花销售产品均从外部生产厂家采购，不从事任何生产业务。

同时，公司在2019-2021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都被出示为“保留意见”，昔日的光环已不抵今日的没落，年报披露母公司在职人员仅为2人。

另一方面，留守下来的那些企业，努力在阵痛中寻找出路。

始创于1972年的中洲烟花，近年在关键工序智能化转型升级上发力，集团明光有限公司厂区一条500多米长的机械化自动流水生产线即是一个缩影。这条自动流水线为2009年公司自主研发，历经多年投资上亿元，2017年正式投入生产。

据明光有限公司安全厂长介绍，与传统工艺现场相比作业人员减少了90%，仅需11名员工即可完成原本需300多人完成的工作，这条自动流水线目前可年产烟花80万箱，相比以前翻了2倍，而且产品合格率更高。

与此同时，浏阳市内443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已基本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工程，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业们正在积极靠近更环保、更绿色的烟花未来，但更多的企业仍苦于巨额投资与市场需求的不平衡中。国内新闻也屡屡爆出烟花爆炸事件。

但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参考欧美市场的发展曲线，我们会发现烟花产业并没有走到死胡同，反而出现了大洗牌后的新机。首先，烟花产业被整顿是一个必要的趋势，而整顿后的产业，无论是在产能、还是质量上都会比以前大大提高，高质量的企业会通过市场出清，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至于禁限放政策，其实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如果产品安全达到监管政策，并非没有放开的可能性。

以美国为例，APA今年公布的数据里，美国2020年烟花受伤事故比2019年降低了50%，其中有15600人去治疗，40%的为烧伤。目前美国仅有4个州完全禁限烟花，中部和南方有19个州完全开放，6个州允许特殊设计的艺术性焰火，另外15个州允许国庆期间合法售卖焰火。

作为两场奥运烟花秀的总设计师，烟火大师蔡国强说过一段话，很好地给烟花产业的未来指出了一条路。

“人们总问我使用火药的意义，有时候我会这样回答，当世界各地恐惧和暴力不断，创造大规模毁灭的能量的人类，还有人用爆炸在创作着美，本身就给人类多了一点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