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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一带一路”经济体机遇与风险分析

【东南亚研究】“一带一路”经济体机遇与风险分析

公众号新闻
作者:张亚澜,张梦,郭嘉沂,鲁政委

中国以“丝路”对外联系友好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新时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共同谱写“丝路”新篇章。

2023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十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合作重点内容均取得丰硕成果:政策沟通凝聚国际共识。截至2月底,中国已与151个经济体、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2023年即将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为疫后全球增长注入新动力。设施联通拉近全球距离,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我国继续扩大海陆空通道和枢纽的建设。贸易畅通提升便利水平,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规模稳步增加,“数字丝绸之路”成为贸易投资新亮点。资金融通有效拓宽金融渠道,多元化金融合作为沿线项目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获得新助力。民心相通促进人文交流,我国加强与沿线在民生援助、文化交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文明对话,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为剖析“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投资潜力和潜在风险,我们根据九大板块的分层,综合考虑了共建经济体与我国“经济距离”“外交距离”以及宏观统计数据可得性等因素,选取沿线26个支点经济体作为后续重点研究对象。

经济增长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体展现强劲增长韧性,预期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人口供需方面,亚洲板块是当前全球人口最稠密区域,具备最高的人口红利条件;非洲经济体人口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充满想象空间。东南亚是我国华侨华人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为深化我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外开放水平方面,亚洲经济体营商环境、政务透明度等持续改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有效提高。新加坡、卢森堡、阿联酋、萨摩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金融中心,在我国对外双向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建发展空间方面,疫后沿线基建环境、热度、需求逐渐恢复,但成本有所升高。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的综合基建指数表现最佳,具备较多项目合作机会。

矿产资源禀赋方面,沙特、南非、刚果金、智利、秘鲁、印尼等经济体具有丰富的能源及金属矿产储量,具有广阔共商共建共享空间。

ESG综合评价方面,安哥拉、刚果金等非洲经济体在发展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结构方面颇具后发优势。我国与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的亚洲经济体在农业方面合作渐深。

宏观与债务风险方面,吸取了1990年代危机的教训,“一带一路”支点经济体普遍具备更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和外债结构,其中土耳其、巴基斯坦、南非、智利、马来西亚债务风险相对偏高。此外,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整体有所抬升。

社会政治稳定性方面,沙特、土耳其等西亚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社会进步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异步性;伊拉克、刚果金等欠发达经济体由于战乱动荡导致政府治理水平偏低而贪污腐败程度偏高。

对华关系方面,我国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巩固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经济体的全天候“铁杆”关系,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与东南亚经济体的合作共建质量,并加强与美洲经济体的外交联系。

一、 “一带一路”发展历程及最新格局

中国以“丝路”对外联系友好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138年和119年,西汉使臣张骞肩负王朝政治经略与和平友好的使命,经河西走廊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经济体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汉代还畅通了海运通达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等板块经济体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随后在唐代、明代时期发展至鼎盛。满载着各国商品旅客的驼队和船队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彼此互通有无,织密友邦关系。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共同谱写“丝路”新篇章。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及“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大合作重点。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至此,“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式被提出,合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1]

1.1 政策沟通凝聚国际共识

2023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指导下,我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一是朋友圈持续扩大。截至 2023年2月底,我国已经与 151 个经济体和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内容涵盖了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等领域。参考2021年底数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GDP规模占全球的42%,人口总数占全球的64%,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5%。

二是合作对接不断深化。在顶层设计方面,2022年 9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报告》,积极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进行对接,在全球层面形成政策合力。在区域协同方面,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阿盟经济战略等区域性倡议或规划进行有效对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双边合作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文件的框架下继续细化实施方案,加强“一带一路”与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菲律宾“多建好建”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面向未来50年国家发展战略”、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等各大板块支点经济体建设规划的合作,将国家间政策落实到具体合建项目上。

三是高峰论坛提升沟通成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是建国以来由中国首倡、中国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2]。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我国先后成功主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持续凝聚各方合作共识。两届高峰论坛成果已全部按计划推进,部分成果转入常态化工作继续落实。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讲话中表示,中方将考虑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2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提出,要筹备办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征程再出发,第三届高峰论坛将在疫后新变局中为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


1.2 设施联通拉近全球距离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3]。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着力点,我国与沿线经济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在十年间得到大幅提升。

“六廊”是互联互通的总体战略架构,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其中,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三条经济廊道自北向南排布、横越亚欧大陆东西两岸,以中亚大片区为中轴,将相对发达的欧洲经济体与极具成长潜力的东亚经济体相连,打通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波斯湾等海域的航运要道。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三条经济走廊则串联起东南亚、南亚板块上支点经济体的核心城市,充分激发区域内人口密集、产业聚集的发展潜能。

“六路”则是具体落地实施的载体,包括铁路、公路、海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铁路方面,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标志性规划项目,成为驰骋于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截至 2022 年底,中欧班列已经连接中国境内 108 个城市,触及欧洲 25 个经济体的 208 个城市,累计开行6.5万列、604万标箱。根据五大出境口岸,中欧班列可分为东、中、西三条国际大通道:东通道从黑龙江绥芬河和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出境,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陆桥通达北欧;中通道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经蒙古国乌兰巴托接入西伯利亚大陆桥;西通道从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经中亚通达西亚及欧洲。公路方面,中巴经济走廊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拉合尔至卡拉奇高速路,中俄黑河大桥、马尔代夫跨海大桥、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等旗舰工程铺就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海运方面,截至2022年底,“丝路海运”航线达94条,联盟成员单位超250家,通达 31 个经济体的 108 座港口[4]。航空方面,国际民航运输网络不断拓展,截至2022年底,我国与128个经济体签订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5],其中包括100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与全球64个经济体保持着定期客货运通航,构建起新时代“空中丝绸之路”[6]。此外,中国—俄罗斯、中国—中亚、中国—缅甸油气管道及中阿5G通信合作等标杆基建项目也共同成就了国际供应链联动的全景图。


1.3 贸易畅通提升便利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经济体贸易投资往来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国际贸易方面,我国不断提升与沿线经济体的贸易自由便利水平。截至2022年底,我国与13个沿线经济体签署了7个自贸协定,与欧盟、新加坡等31个经济体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已成为25个沿线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10]。2013年到2022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出口金额由 6.46万亿元增至13.83万亿元,占我国同期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5%提升至32.9%;年均增长率为7.8%,高于我国同期外贸总额年均5.5%的增速[11]。此外,我国通过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等国际经贸盛会释放“一带一路”市场活力。

直接投资方面,我国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区、工程承建等合作机制,落实互惠共赢目标。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沿线经济体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其中60%以上为我国对外投资。境外合作园区方面,以经国家商务部考核确认的20家境外园区为示范样板,各省市及自治区积极推动企业发挥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走出去”。截至2022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经济体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工程承建方面,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截至2022年底,我国在沿线经济体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我国主动分享数字技术发展红利,使数字经济合作成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新亮点。中国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广阔市场空间支持“数字丝绸之路”建设。2014年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6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率约16%;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30%提升至40%。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数字化程度相对参差、与我国合作水平不一,具有广阔合作空间。自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提出“数字丝绸之路”以来,中国电信网络、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系统、海底光缆、监控系统等数字化项目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丝路电商”等贸易新业态也成为重要增长点。截至2022年末,我国已与17个经济体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经济体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周边经济体累计共建约40条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12]


1.4 资金融通拓宽金融渠道

我国积极与沿线经济体、国际组织等开展多元化金融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方面,在我国的主导推动和各方协作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4]、丝路基金、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基金(MCDF)等国际金融机构相继成立,共同构建“基金贷款债券保险”四元闭合[15]的融资体系。此外,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提供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方面的智力支持,促进交流与互鉴。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截至 2022 年底,人民银行曾与 30 多个沿线经济体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尚在有效期内的存量规模 1.8万亿元人民币,占人民银行所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存量的 44%;并在 16 个沿线经济体建立了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机制。根据人民银行《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16],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4.8%。



1.5 民心相通促进人文交流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系牢传播纽带的社会根基,我国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民生援助、文化交流、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强文明对话,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民生援助方面,我国向沿线经济体提供覆盖农业治理、卫生健康等众多领域的专业技能培训,致力于帮扶相对落后经济体减贫脱困,承担起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大国责任。据世界银行工作报告[17],到2030年, “一带一路”倡议预计将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度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全球收入较2014年将增长0.7%至2.9%。新冠疫情期间,我国还与31个经济体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通过派遣医疗专家组、捐赠医疗物资等方式积极开展抗疫援助。

文化交流方面,我国持续深化全球人员往来流动、人才联合培养、文化演出展会等合作。人员往来流动更加便利,截至2023年2月底,我国与全球152个经济体缔结互免签证协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130个[18]。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逐步完善,截至2022年底,我国与全球159个经济体合作兴办孔子学院,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孔子学院超过200所;与58个经济体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并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建设了23个鲁班工坊[19],打造职业技术教育的国际知名品牌。我国还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鼓励联合培养和国际交流项目。文化演出展会活动越来越丰富,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等联盟成员单位超过530 家[20];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国际旅游节等系列活动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科技创新方面,我国依托首届高峰论坛上提出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共建经济体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方面开展合作,共同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创新之路建设。分三批启动5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支持3500余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为期半年以上的科研工作,培训超过1.5万名国外科技人员,资助专家近2000人次。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东欧、非洲、南美建设了8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并于2019年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形成“一带一路”技术转移网络。我国主导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已达到67家[21]

二、“一带一路”核心板块与支点经济体

根据地理区位分布,“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经济体可被分为东南亚、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九大板块(详见图表 1:)。

东南亚板块:包括分布在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上的11个经济体,该板块全部经济体均已签署RCEP协定。根据IMF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本区域经济增速将领涨全球,是疫后经济复苏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

东北亚板块:包括位于亚洲东北部的3个经济体,考虑到乌克兰冲突后俄罗斯经济中心或将东移,俄罗斯远东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中亚板块:包括位居亚洲中部内陆地区的5个经济体。该板块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历来是亚欧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西域”第一站。

西亚板块:包括处于亚洲西部的18个经济体。本区域地理上联系着亚非欧三大洲、沟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文化上是两河古文明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发源地。波斯湾及里海沿岸更据守了全球最主要的石油产区,影响着全球能源安全。

南亚板块:包括位于亚洲南部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5个经济体。这块次大陆包含了世界超过20%的人口,是全球人口数量最多和密度最高的板块,在人口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发展潜能。

欧洲板块:包括位于亚欧大陆西北部的25个经济体。欧洲是全球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之一。目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体以东欧部分为主。

非洲板块:包括位于非洲大陆上的52个经济体。该板块纵跨赤道南北,气候类型丰富;是仅次于亚洲的人口第二大洲;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由于长期殖民历史,目前非洲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其他大陆,具有广阔前景。

美洲板块:包括位于美洲中部和南部的21个经济体。该板块矿产、森林、水力、渔业等自然资源丰富,同样受殖民历史影响,目前全部为发展中经济体[22]

大洋洲板块:包括位于太平洋中部和中南部的11个经济体。该板块是世界上最小和人口最少的大洲。各经济体间发展水平参差,除澳新外,其他经济体仍以农业为主要支柱。

在九大板块的分层基础上,我们尝试根据各沿线经济体与我国的“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定位各大板块上的支点经济体。其中,“经济距离”通过与我国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进行二维衡量;“外交距离”则依据外交部发布的各类型伙伴声明及合作深度进行分级。此外,我们综合考虑经济体宏观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最后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九大板块的26个经济体作为后续投资潜力和风险分析的支点经济体(详见图表 18)。




三、宏观经济增长

3.1 经济规模与增速

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亚洲支点经济体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韧性。从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来看,2017—2021年,位于亚洲的孟加拉国、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和位于非洲的刚果金GDP年均增速高于全球GDP年均2.7%的增速;位于亚洲的孟加拉国、越南、土耳其、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位于欧洲的白俄罗斯人均GDP年均增速高于全球人均GDP年均1.4%的增速。其中,孟加拉国和越南表现最为亮眼,依赖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谋得一席之地,分别实现GDP年均6.4%和5.4%的增速,人均GDP年均5.2%和4.5%的增速。

孟加拉国GDP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10年里实现年均11%的增长,属于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年均增速超过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亚洲高增长经济体。即使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萎缩,孟加拉国经济指标也保持上升趋势。2015年,孟加拉国被世界银行从“低收入经济体”划入“中低收入经济体”之列;2020年,孟加拉国人均GDP超越邻国印度,联合国批准了孟加拉国从“最不发达经济体”毕业的提案。现任孟加拉国财政部部长马尔表示[23],到2030年,孟加拉国将能够彻底结束饥饿和贫困;到2031年将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越南2022年GDP增长8%,创下1998年以来最高纪录,人均GDP在30年间翻了4倍。东南亚板块正在成为全球增长引擎,越南又是其中的佼佼者。越南计划投资部在国家发展规划草案中预测[24],在2031—2050年,越南GDP将实现6.5%—7.5%的年均增长率;到2030年,人均GDP预计将达到7500美元,到2050年将达到2.7万—3.2万美元(按计划到2045年则可成为世界银行标准下的“高收入经济体”)。

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疫后东南亚经济复苏态势相对好于全球其他地区,预测东南亚经济增长在2023年或受主要出口目的地的需求疲软影响而小幅放缓,但在2024年将迎来新的拉升。其中,越南、菲律宾、印尼是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来源。IMF《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报告同样认为,东南亚区域经济增速将领涨全球,是疫后经济复苏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等国际因素对出口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造成一定扰动。从贸易结构来看,支点经济体大多仍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扩张相对缓慢。其中,卢森堡、萨摩亚、新加坡等经济体受金融服务业规模支撑,服务贸易占比相对较高。从进出口差额来看,乌克兰冲突等地缘局势变化将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推到新高度,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外贸支柱的经济体,如俄罗斯、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等,大多从能源需求和价格上涨中获益,取得贸易顺差;新冠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对以制造业出口为主要外贸支柱、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造成冲击,录得贸易逆差。

全球化趋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重构使双边或区域内的小范围经贸协作成为主流。2022年1月1日,RCEP协定对我国正式生效。作为当今世界覆盖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协定进一步深化了我国与东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与CPTPP协定的对接,持续扩大经贸“朋友圈”。

在各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与东北亚、东南亚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与韩国、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显著高于其他板块。从进出口差额来看,我国对主要能源矿产来源经济体,如马来西亚(石油)、俄罗斯(石油)、沙特(石油)、智利(铜)、南非(金、铬)、伊拉克(石油)、秘鲁(银、铜)、安哥拉(石油)等,在2017—2021年期间呈贸易逆差;对我国制造业商品需求量较大或承接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重构升级的经济体,如越南、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意大利、阿联酋、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在2017—2021年期间呈贸易顺差。




3.2 产业结构异同

支点经济体分布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表现不一。卢森堡、新西兰、意大利、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经济体,已经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第三产业支柱型经济结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的支点经济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石油经济形成大规模重工业的经济体,如伊拉克、安哥拉、沙特、阿联酋等;另一类是则是依靠商品制造业发展轻工业、高技术产业的经济体,如马来西亚、越南、泰国、韩国、孟加拉国等。此外,巴基斯坦和刚果金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5%,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步探索阶段。

全球制造业热力中心汇集在亚洲板块。我国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41个工业门类的经济体,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最具韧性的产业链。我国发挥扎实的体系基础,主动推进制造业结构向中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升级转型。同时,带动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共同重塑“三链”,引领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主导的新时代全球化[28]




四、人口供需动力

4.1 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市场

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将影响各地区、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定位。2022年11月15日发布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全球人口总数正式突破80亿人,过去五年间全球年均人口增长率约1%,各板块人口特征逐渐两极化。

一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板块老龄化最为严重。意大利统计局数据表示,2022年意大利人口总数已降至5900万以下。自2015年起,意大利人口进入持续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0.4%。同时,在老龄化速度远高于欧盟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意大利国内产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劳动力市场供需愈发脆弱。欧盟提示意大利或将面临生产力下降、创新力不足、福利支出扩大等问题。

二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密度最高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亚洲板块,如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均为人口总数过亿的经济体。尽管南亚、东南亚人口增长率均出现放缓趋势,但仍在正增长区间,人口红利为本区域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基本条件,是制造业招商引资的重要资源。越南统计局预计越南将于2023年迈入1亿人口大关,成为全球第15个人口过亿的经济体,并将这一数据称为“值得骄傲的里程碑”。未来随着南亚、东南亚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提速、国民收入迈向中等偏上甚至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消费支出也将进一步提升,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潜力较大。

三是非洲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均稍逊于亚洲经济体,但人口增长率普遍在3%以上,是全球增长率最高的板块。一方面,极具发展潜力的非洲人口将在中长期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市场需求也有巨大想象空间。另一方面,现阶段非洲工业化程度偏低导致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相对低下。非洲如何改善教育、卫生、性别比水平以收获人口红利、突破贫困桎梏仍面临严峻挑战。盖茨基金会2018年《目标守卫者》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86%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将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安哥拉、刚果金等“一带一路”支点经济体。




4.2 我国侨情概况

经济体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将改变劳动力和市场资源的配置,同时还作为人文纽带影响彼此经贸往来。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在《世界移民报告2022》[30]中的估算, 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约为2.8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6%。过去10年间,国际移民规模持续增长,前五位来源经济体依次是: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中国、叙利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群体之一,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等经济体。

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是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区域。2018年,海外华侨华人的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69%集中在东南亚;祖籍地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的侨胞分别占26%和42%,职业结构以工匠、商贩为主,在当地私营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地位[31]。东南亚经济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五个经济体的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重较高,且长期与我国保持高度友好关系。新加坡是海外唯一以华侨华人为主要人口组成的经济体,华侨华人约占常住人口的74%;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当地第二大族群,约占常住人口的23%;华侨华人在泰国和文莱的人口比例也常年在10%以上;菲律宾华侨华人血统的人群约占20%,且绝大多数来自福建泉州、漳州、厦门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亚板块的韩国受朝鲜族民族亲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带动,华侨华人数量迅速攀升。欧洲板块上意大利的华侨华人则主要来自从事服饰鞋履、中餐餐饮、零售批发等行业的浙江省侨胞[32]。大洋洲板块上的新西兰也吸收了较多通过投资移民的华侨华人。美洲板块上,阿根廷作为传统移民经济体吸收了大量中国移民,其中以福建省从事零售、餐饮、进出口贸易等行业的移民为主[33]

五、对外开放水平

5.1 综合营商环境

对外开放是经济体对接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环境下,世界开放程度进入秩序重塑期。根据中国社科院编制的《世界开放报告2022》,不少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呈下降趋势,压低了全球开放势头;而“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其中亚洲板块支点经济体的对外开放情况改善最显著,尤以韩国和越南实现的跃升幅度最大,分别上升29名至第12名、上升23名至64名。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通过分阶段推进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首先,在经过短暂进口替代时期实现基本生活品自给后,于1960年代开始坚定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经济战略,通过货币贬值、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建立出口工业园区及海外销售网络等促进出口。其次,在1980年代完成了原始积累后进一步推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消除关税壁垒对国内商品和市场的政策保护,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推进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最后,在1998年金融危机接受IMF援助之后,韩国发起了“IMF+”方案,实行超越IMF要求范围的彻底改革,包括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陷于困境的机构、取消外汇管制、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同时,韩国政治体系透明度也得到提升,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奠定了金融危机后至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

越南于1986年越共六大后正式迎来对外开放的转折点,重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从以国有化为主的“苏联模式”转向私有化改革,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同时实现了农业自给。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迈出参与区域化的第一步。随后在2007年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营商环境和私营部门竞争力均得到快速发展。以外向型出口经济为开放核心的策略培育了稳健的国内基本面,为实现了此后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疫后也率先东南亚经济体重启经济开放大门,领先复苏步伐。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相对偏稳健保守。

中国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四十五年以来,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长足进展:积极加入WTO、RCEP等国际贸易协定,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不断放宽市场准入,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中国大陆开放指数和营商环境排名均有大幅提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更稳居全球第二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5.2 金融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由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软硬件条件均具有广阔成长空间。

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分支机构和ATM建设情况可以作为金融系统建设的初步参考指标,排在末位的支点经济体包括白俄罗斯、刚果金、越南等。白俄罗斯金融体系发展水平较低,实行两级银行制,商业银行的国有和计划色彩较重,通过设立分支获取市场业务的动力较弱。此外,白俄罗斯外汇和资本管制力度较高,相对独立于国际金融体系。刚果金、伊拉克等相对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尚在发展初级阶段,商业银行分支和ATM机的配备程度都较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的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基础贷款、汇款业务市场实际由当地连锁当铺主导,商业银行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分支机构和ATM及配备方面稍逊于全球平均水平。

金融科技水平方面,电子政务、移动支付账户、非现金支付结构等指标情况可侧面反映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高收入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包括线上服务、电信基础设施、电信科技人力资本等项目的综合发展情况都相对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且移动支付账户持有比例也排在前列。阿联酋、沙特等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发展虽然也处于相对高水平,但移动支付账户持有比例偏低也与当地市场保守理念导致对新兴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和普及度有限相关。非现金支付结构则受各经济体金融系统便利度和居民支付习惯影响,目前大多都以信用支付形式为主,也在大力探索数字货币相关场景的应用。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方面,以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新西兰、新加坡、韩国、阿联酋、意大利、秘鲁等支点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已至全球最前列。其中,新加坡、韩国的上市公司总规模较大、占GDP比重也基本达到100%以上,可见二者作为亚洲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世界共享经济成果的程度较高。此外,南非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是非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拥有非洲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和三分之二的市值,占GDP比重高达280%,未来资本账户开放仍有较大空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非金融类为主,非金融类投资和金融类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分别为85%和15%。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尤其以基建项目、实体产业等非金融标的为主要投资对象,金融类投资所占比重更低。考虑到“一带一路”经济体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未来我国除了实业对外投资,在金融对外投资,特别是金融科技等领域有巨大发展空间。

离岸金融中心方面,以新加坡、卢森堡、阿联酋、萨摩亚四个双向投资总额较高的支点经济体为主要考察对象。根据2023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IC)》第33期报告,新加坡排在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年均直接投资净流入约1000亿美元。我国与新加坡的双向投资流量均较高,非金融类和金融类投资兼具。新加坡既是我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也是我国“走出去”企业赴境外上市或搭建对外投资框架的主要注册经济体之一。卢森堡是我国在欧洲的最主要投资往来伙伴,是我国对欧洲资本市场等金融类、商业地产等非金融类投资的主要支点。阿联酋则通过极具税收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大幅改善营商环境[40],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落户。我国目前对阿联酋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非金融类为主,未来以阿联酋、沙特等作为西亚金融中心发行人民币财富管理产品可期,以此探索人民币回流机制。萨摩亚是全球排名靠前的金融高保密地区,在欧盟“避税天堂黑名单”榜上有名,通常在我国企业搭建红筹框架中担任返程投资的最后一层,因此在统计数据上显示我国来自萨摩亚的FDI远高于我国对萨摩亚ODI的流量规模。




六、基建发展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是我国与沿线经济体的优先合作领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制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显示,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基建的综合、环境、需求、热度指数均向疫情前水平修复,但成本指数进一步下行,说明建设过程中的经营成本和融资成本均较疫情之前大幅提高。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亚洲,工程合同额和营业额规模最高的经济体包括印尼、沙特、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银行类金融机构可关注相关支点经济体基建领域的项目放款机会,并依照“本币优先”原则,重点拓展跨境、境外人民币融资业务。

新加坡、韩国等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排在全球前列。其中,韩国的数字基建水平领先全球,疫后还推出了“韩版新政”规划挖掘新时代“数字”和“绿色”经济发展动力,打造数字大坝、智能政府、智能医疗、绿色智能学校等重点课题。但考虑到国土面积较小、人口总数及增速限制以及相关产业的竞合关系,未来与我国基建合作空间相对有限。

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则具有更高的基建合作前景。环境方面,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营商及行业环境具有相对优势。需求方面,印尼的基建需求排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首位。印尼政府高度重视基建,其“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和《2020—2024 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 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目标,规划资金达 4500 亿美元,其中 42%将通过与国内外私营资本合作融资。热度方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基建热度也排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前列。其中越南更关注绿色可持续增长,出台了《2021年至2030年面向2050年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以制定目标和任务;菲律宾的“大建特建”“多建好建”等规划侧重路桥港口建设;马来西亚则以电力改革和数字网络建设为新的增长点,推出《马来西亚电力改革2.0计划》调整能源结构,还设计了《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期望通过“MyDigital计划”使马来西亚转变为数字驱动的高收入国家和数字经济区域领导者。成本方面,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经营生产所需原材料、劳动力、许可证等生产经营和项目资金借贷等基建成本支出相对低于其他沿线经济体。

西亚板块上,阿联酋基建发展规划起步较早,综合基建水平已经相对发达,高于沙特。同时,阿联酋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均小于沙特,所以基建总需求也不及沙特,未来我国与阿联酋的基建合作空间将主要集中在设施维护更新、城市交通、绿色经济等方面。沙特作为西亚最大的产油经济体,是海合会和阿盟的最核心成员,依赖石油经济积累了雄厚的国家财政实力,但也受困于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2016年沙特推出“2030愿景”,旨在通过发展多元经济,将沙特打造成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全球投资强国、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一环。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沙特时,中沙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沙特铁路港口、油气管道、清洁能源、数字基建等主题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在沙特拓展基础建设项目的重要领域。

位于南亚板块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整体基建水平相对滞后于其他支点经济体,基建热度和需求度方面尤以巴基斯坦更为突出。巴基斯坦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老化而不稳定的电力系统时常导致大片区电网崩溃。为使基建配套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巴基斯坦推出了《基础设施三年发展计划(PSDP PLUS)》,计划投资约336亿美元,重点建设电力网络、交通运输、水利资源等53个产业项目,并鼓励外资合作共建。未来我国可在巩固电力、交通等基建合作的基础上,拓展通讯网络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持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共商共建。




七、矿产资源禀赋

随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加速发展,对产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关键性矿产资源逐渐成为主导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要素之一。联合国环境保护署(UNEP)《未来持续技术用关键金属及其循环回收潜力》报告从可持续发展技术出发将铟、锗、钽、铂族金属、碲、钴、锂、镓、稀土金属等16个品种以及其他“高技术金属”归为“绿色稀有金属”。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将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铀;金属矿产铁、铬、铜、铝、金、镍、钨、锡、钼、锑、钴、锂、稀土、锆;非金属矿产磷、钾盐、晶质石墨、萤石共24项资源列为战略性矿产。

石油主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史,至今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品种。俄罗斯、沙特、伊拉克等支点经济体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出口者,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石油消费经济体,从包括沙特和伊拉克在内的阿盟经济体以及俄罗斯、安哥拉、马来西亚等支点供给方进口的石油约占我国石油进口总规模的85%。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参加三环峰会,中沙、中海、中阿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货币金融等方面交换合作意愿、达成合作项目。2023年3月,中国又协助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西亚局势和平稳定做出卓越贡献。这一系列安排不仅对保障国际能源安全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人民币加入石油计价结算的国际化进程铺垫了道路。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总面积辽阔,物产资源富饶,尤其是各大支点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储量和产能。众多资源型经济体对矿产资源出口的依赖度也较高,刚果金、智利、秘鲁、南非、哈萨克斯坦等金属矿石出口占各自GDP比重均在10%以上。具体而言,刚果金是钴的最主要储地,产量占全球的近70%;智利、秘鲁拥有最丰富且易开采的铜矿资源;南非的黄金、铬矿、锰矿等资源储量和产量都显著高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矿储地和产地,产量占全球的近50%。

由于关键性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不可再生、全球稀缺、难以替代等多重属性,各经济体都无法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总体较为丰富,但工业高速发展使我国矿产需求缺口持续扩大,且部分重要矿产资源品质、开采条件不佳,许多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2022年,我国近90%的钴矿进口来自刚果金,约60%的铜精矿进口来自智利和秘鲁,超过80%的铬进口来自南非,80%的镍矿进口来自印尼和菲律宾。

全球资源的彼此依存突出了资源外交的重要性。我国可围绕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勘察、可持续性开发、生产冶炼技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融资等构建与其他资源型支点经济体的长周期合作关系。同时,应建立关键矿产互惠互利的供应机制,加强上下游产业的综合联动,持续延伸资源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依托RCEP协定与东南亚经济体共同探索电网互联互通、南海共同开发、陆海联运航道等;发挥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的优势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经济体开展天然气、矿产资源开发运输、贸易及深加工;落实三环峰会成果,加强与沙特等西亚经济体在油气、新能源等领域的双向投资;鼓励企业向非洲、美洲等板块“走出去”,与不具备开发能力的经济体共商共建共享。




八、ESG综合评价

8.1 能源与排放

自然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与统一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人地问题的具体表现。根据各自资源富足程度、经济结构、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的不同,各支点经济体的在ESG的表现不尽相同。

自然资源依赖度方面,伊拉克、沙特、安哥拉、阿联酋等主要油气能源出口经济体和刚果金等主要矿石出口经济体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在20%以上,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偏高,在促进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方面有较大合作共建空间。

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萨摩亚、卢森堡、新加坡、意大利等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低的经济体(详见图表 7:)每单位能源排放创造的GDP较高,而能源消费结构更依赖原油煤炭等高损耗品种或重工业占比较高的经济体能源利用效率则相对较低。 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俄罗斯、韩国、沙特、印尼等正在高速发展工业化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较高。阿联酋由于石油、天然气及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可再生或清洁能源的占比微乎其微,导致人均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支点经济体。安哥拉、刚果金等非洲经济体的发电结构以水力发电为主,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均保持极低水平。

中国水力发电量居世界之首,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数量和在建数量均居世界第一[44],拥有与“一带一路”非洲板块沿线经济体在水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的扎实基础。安哥拉全国50%以上用电需求由中国能建葛洲坝建设公司参与承建的安哥拉凯凯水电站提供,该水电站建于其母亲河宽扎河之上,被誉为“非洲三峡工程”。刚果金受益于刚果河流域丰富的水资源而以水力发电为支柱。刚果河的英加急滩段在25公里内落差100米,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集中的河段,具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基地的条件。我国三峡集团、国家电网公司、中国水电等共同组成了中方联合体,与西班牙联营体共同参与刚果金政府大英加水电项目承建。最终建成后的发电量预计将超过刚果金、刚果布等流域内经济体的用电需求,可通过跨域外输满足非洲70%的用电。




8.2 粮食安全

亚洲板块汇集了全球近50%的人口,东南亚、南亚更是人口最稠密区域,“马尔萨斯陷阱”是不能回避的风险。除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冲击外,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强降雨、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频繁地发生,直接危及粮食[45]生产安全。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泰国等经济体在全球气候风险指数(CRI)排名中位列全球前十名,其气候与粮食安全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东南亚经济体以大米为主粮,从饥饿指数(GHI)来看,泰国、越南等大米净出口经济体的粮食安全问题相对优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粮食净进口经济体。经济作物既是热带经济体的资源优势产业,也成了一种农业结构“陷阱”。印尼独立前,由于欧洲殖民者强制当地居民种植经济作物导致土地不合理利用,最终因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引发饥荒。于是独立后,印尼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为目标发起了“超级大米计划(Mega Rice)”等系列将森林变农田的开荒扩田方案。急于求成的执行者直接焚烧泥炭沼泽森林引起森林大火,严重破坏当地生态,使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以致山火频发。印尼以环境为代价大幅提升了主粮产量,大米自给率达到 95%以上,但作为全球第四大人口经济体,其大米进口量仍在百万吨,此外还是全球第二大(仅次于埃及)的小麦净进口经济体。菲律宾作为缺乏适合水稻等粮食种植平原的千岛之国,国土分布比印尼更加分散。板块交界处的热带气旋严重威胁农作物收成,而且菲律宾也深陷经济作物的“陷阱”,导致主粮安全问题十分严峻,是世界第二大(仅次于中国大陆)的大米净进口经济体[46]

南亚板块上,巴基斯坦恶劣的地理气候环境处处掣肘农业发展:92%的土地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带不宜种植;印度河上游长期受到印度方面的节制,且季风期又容易引发印度河域农田涝渍灾害,作物歉收风险增高。此外,灌溉方式粗放、农业设施老化等原因导致水生产力低下,巴基斯坦作为全球第六大人口经济体粮食无法自足,常年依赖进口。孟加拉国三分之二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极易受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带来的洪水、飓风、山体滑坡等灾害侵扰,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长期大量的农药化肥使用也导致孟加拉国土壤透支退化,可持续耕种问题突出。因此,尽管以农业为重要支柱的孟加拉国进口粮食所占消费比重并不高,但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仍将孟加拉国列为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农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领域。综合区域内农业资源禀赋、农业设施基础、生产结构等客观条件,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体的合作以农业贸易、农业技术交流、农业产业园合作等方面为主。农业贸易方面,尽管我国基本实现主粮自给自足,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进口价格更具优势、优化国内供给结构等原因,我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经济体,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经济体是我国主要的大米进口来源;经济作物更具比较优势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等经济体则是我国热带水果的主要供应方。农业技术交流方面,中国援助菲律宾成立中菲农业技术中心,培育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热带杂交水稻品种;与孟加拉国家水稻研究所合作建立 “中国—孟加拉国水稻联合研究中心”,选育高产多抗的杂交水稻新组合。此外,我国还加强与马来西亚在农业数字化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巴基斯坦在农业滴灌等集约型节水技术上的合作等。农业产业园方面,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合作建设了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完整、产业规模集约化运作的多个农业园区,包括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岛农工贸经济合作区、江西(马来西亚)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华岳柬埔寨绿色农业产业园、老挝—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




九、支点经济体宏观风险

9.1 债务风险

债务危机是新兴经济体最常见、影响最广泛的危机形式,比如1983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债务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以本币融资的能力较差,过去更多依赖美元融资来维持国内经济扩张,货币错配由此产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美元融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扩张、在经济衰退时萎缩。繁荣时期一旦美联储以货币政策紧缩应对经济过热,新兴经济体彼时庞大的外币债务将形成负担,倘若宏观调节工具应用不当(例如出于“浮动恐惧”而降低汇率波动、为防止资本外流而盲目加息等)容易造成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的形成离不开“外驱”和“内因”。外驱是指美元强势周期本币贬值造成本息偿还压力增加、高美元利率造成待偿还利息额增长(浮动利率情况下)。我们以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来衡量外驱压力,1997年、2001年、2008年、2016年和2022年是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加大的时期。“内因”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偿还能力将决定债务危机是否爆发。我们收集支点经济体相关数据,比较在不同“外驱”风险时期,经济体内在的债务“健康”程度。


外债总量角度,2021年数据显示,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外债占GNI比重接近100%;白俄罗斯、萨摩亚、土耳其、阿根廷、马来西亚也超过50%;其余经济体外债杠杆率基本都小于1990年末、2000年初。

再考虑外债的偿还能力,阿根廷、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安哥拉、土耳其外债总额/外储规模在支点经济体中处于高位,但相较2000年代有所回落。若与反映中长期外汇收入的经常账户总收入作比较,萨摩亚、巴基斯坦的外债总额/经常账户总收入规模为历史最高值,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安哥拉、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也占比较高。




外债利息角度,外债本金高的经济体利息负担同样重,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南非、马来西亚、俄罗斯等经济体外债利息占GNI比重较高,但不及1997年。考虑利息的偿还后,绝大多数经济体外债利息/经常账户总收入规模远低于1997年。

同时考虑外债本金和利息,外债总偿债负担(与中长期外汇收入相比)较高的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安哥拉、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

外债结构角度,按部门划分,哈萨克斯坦、智利、土耳其、泰国私人部门举债较多;安哥拉、萨摩亚、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则主要是政府加杠杆;马来西亚、秘鲁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外债占GNI比重均在20%附近。

按期限划分,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白俄罗斯、越南短期外债占比较高;其余经济体,包括债务总杠杆率较高的安哥拉、哈萨克斯坦、以及偿债压力较大的阿根廷、巴基斯坦短期外债的占比并不大,这代表这些经济体短期偿债压力相对可控。

我们重点考察短期外债/外储指标,白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短债规模超过外储,马来西亚、南非、智利占比超过外储的一半,其余经济体不及外储的50%。



财政赤字角度,智利、意大利、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南非、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赤字率较大,且均处在历史高位水平;其余经济体基本在红线(3%)以内,且基本都低于2016年水平。

小结:

整体看来,各支点经济体债务负担情况整体好于此前几次外压较大的时期,即1997年、2001年、2008年和2016年。然而财政状况在近些年表现不佳,有超过1/3的经济体财政赤字较前几次“危机”时更大,财政纪律性值得关注。

分国别来看,安哥拉、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土耳其、白俄罗斯总债务负担较重。其中安哥拉、哈萨克斯坦短期外债的占比较小并且短期外债占外储比值较小,短期内偿债压力可控;白俄罗斯经常账户外汇收入较厚,中期有稳定的偿债资金,但短债比外储排名第一;综合来看值得特别警惕债务风险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土耳其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下稳定的外汇收入较少,需关注其外债偿付能力的持续性;马来西亚、南非、智利短期债务占比较高,且财政赤字较高,外部环境和金融市场波动对其影响容易被放大。

9.2 房地产风险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支点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稳定性。

房贷作为家庭部门信贷的最主要组成部分,BIS公布的家庭部门信贷占比(credit/GDP)指标近似可以衡量各经济体房地产杠杆率水平。韩国、新西兰和泰国房地产杠杆率偏高,家庭信贷占GDP比重均在85%以上,且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其次则是马来西亚和卢森堡,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IMF公布的家庭部门债务率数据来看,韩国、泰国家庭部门债务超过GDP的85%,卢森堡、意大利和南非也超过40%。

从偿债能力来看,BIS公布的家庭部门总偿债负担率(相比收入)数据仅包含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支点经济体,其中韩国总偿债负担率在2000年后逐年攀升,意大利则在2011年筑顶后回落至2005年水平。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部门)总偿债负担率中,韩国、土耳其、泰国负担较重,俄罗斯、马来西亚、南非和印尼负担不及2016年。

房价方面,我们考察“实际房价指数/人口”指标,以剔除实际房价随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新西兰、卢森堡在2015年后实际房价涨幅较快,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的家庭债务率并不高;智利、韩国、新加坡、泰国实际房价涨幅次之;其余经济体实际房价/人口大多不及2008年和2016年。

UBS(瑞士联合银行)编制的房地产泡沫指数显示,俄罗斯(莫斯科)房地产泡沫指数自2017年开始持续攀升,阿联酋(迪拜)房地产市场在2022年扭转不景气形势;新加坡和意大利(米兰)自房地产泡沫去化后未再明显提升。

9.3 宏观对冲风险

对于投资者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波动(包括汇率、利率、信用等)将对投资收益造成稀释,而若使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一方面可能会增加总成本,另一方面部分新兴经济体衍生品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衍生品对冲可能面临附加的流动性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等。接下来我们比较支点经济体各自的利率和汇率波动以及CDS价格变化。

利率汇率作为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和缓冲器,与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息息相关。前文我们重点分析了各经济体增长情况和增长潜力,通胀方面,秘鲁、俄罗斯、土耳其、韩国、白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刚果金均发生过恶性通胀(通胀同比50%以上),新西兰则曾发生严重通缩。后疫情时代全球通胀中枢抬升,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刚果金、安哥拉、智利、白俄罗斯、俄罗斯2022年通胀增速均超过10%。

影响汇率稳定性的另外两个基本面因素分别是经常账户顺差占比,以及外储规模占比

从经常账户差额占比来看,萨摩亚、智利、新西兰、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泰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超过2%;其余经济体经常账户表现普遍好于1997年。新加坡、安哥拉、伊拉克、阿联酋、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超过5%。

从外储占GDP的比重来看,卢森堡、刚果金、新西兰、巴基斯坦、阿根廷外储占比相对较低,其余经济体大多处于历史高位水平,远好于1997年。


最后,我们以“当年最高值-最低值”作为利率波动率,取“(当年最高值/最低值-1)*100%”作为汇率波动率,并将支点经济体利率和汇率波动率历史数据的50%分位数做成散点图,结果显示,阿根廷、阿联酋的利率波动较大。俄罗斯、智利、土耳其、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巴基斯坦的利率汇率波动率均较为可观。新兴经济体中南非汇率波动一骑绝尘,与发达经济体意大利相近,高于新西兰;安哥拉、秘鲁、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哈萨克斯坦波动率次之。伊拉克、孟加拉国、越南和沙特阿拉伯汇率利率均较为稳定。

主权CDS方面,从可得数据来看,阿根廷的主权信用风险最高,但不及2008年;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南非、俄罗斯次之;除土耳其外,所有经济体的主权信用风险均不及2008年,且处于几轮冲击中的较低水平,反映本轮货币贬值周期中市场对新兴经济体的信心较充足。

十、支点经济体的社会政治稳定性

10.1 支点经济体国内社会政治概况

社会进步方面,各大支点经济体受所处地理板块、历史沉淀等多重因素影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局稳定程度不一。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编制的社会进步指数(ISP)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医疗与卫生保健、环境质量、水源水质、人权自由、社会包容性、社会治安等角度出发对经济体的社会进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虽然经济发展情况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性,但沙特、土耳其等西亚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社会进步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异步性。沙特和土耳其分别跻身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而其社会进步水平却分别落在第四和第三梯队。沙特受困于石油“资源诅咒”导致工业化进程缓慢且不均衡,同时核心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贫富差距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男女性别平等的人权问题也越发突出,由此埋下的社会稳定性隐患使其综合评分偏低。土耳其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地理条件牵动着其敏感而脆弱的外交环境,更容易受到“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影响;国内左右翼势力彼此拉扯,世俗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割裂长期威胁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拖累社会进步水平。此外,世界银行提示南非因种族隔离制度贻害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全球贫富最悬殊的经济体,高度不平等环境将限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政府治理方面,世界银行通过构建由六个指标组成的全球政府治理指标体系(WGI)对各经济体的政治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包括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制度、腐败控制力。整体而言,亚洲和非洲板块支点经济体的公众话语权和政治稳定性评价普遍较低。其中,伊拉克和刚果金的六项指标均位于下四分位区间。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起,伊拉克就深陷战乱动荡的囹圄。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试图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板将伊拉克打造成所谓“中东民主样本”,却将伊拉克拖入了教派冲突、族群对立、派系矛盾激化的政治乱局中,参与政治角逐的政党彼此利益勾兑,腐败问题深入骨髓。即便2011年后美国开始撤军,伊拉克仍然被内战阴影笼罩,民众长年承受着政府功能失调、官员腐败、生活贫困等战后伤痕。素有“非洲心脏”之称的刚果金坐拥富饶的金属矿产和水域资源,引来欧洲殖民者环伺。刚果自由邦在1885年“讨论刚果河流域归属问题”会议上被列强划成比利时殖民地,原住民开始遭受奴隶制压迫,直到1960年独立运动后才脱离殖民统治。然而重获新生的刚果金此后又经历了军阀内战、政治独裁、武装起义等多轮战乱,觊觎资源已久的乌干达、卢旺达、刚果布等周围非洲势力趁虚而入,与刚果金国内政权里应外合,借动荡局面暗行资源劫掠之事。1998年爆发的刚果金第二次内战甚至演变成了牵涉9个非洲经济体的大混战,最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于2003年暂时落下帷幕。但来自不同势力的武装团体至今仍活跃在刚果金东部,总统及政府权力受到多方钳制,贪污腐败严重。虽然官方法律禁止居民擅自持有枪支,但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且居民有法不依,持枪抢劫、杀人越货等恶性案件频发,2021年以来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通报的中资企业遇袭事件也有所增加。



10.2 支点经济体与我国友好关系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引领和亲力亲为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进新时代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风范,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截至2023年3月底,我国共与182个经济体建交,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经济体的外交关系更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部署。

“全天候”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关系,意味着无论国际局势发生如何变幻,双方覆盖任何时间和所有领域的友好互助关系不发生改变。与我国达成这类最高层级关系的经济体有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2022年9月,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建交三十周年之际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将中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达到新高度。白俄罗斯是第一个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经济体,也是中欧班列欧洲路段的重要货运枢纽中心,中欧班列每年经过白俄罗斯集装箱数量从2014年的4万个增长到2022年的近90万个。中白巨石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被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未来计划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园区建设成服务于中欧地区的物流中转基地。自2020年起,中国成为白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仅次于俄罗斯)。未来随中白、中欧贸易规模增长,白俄罗斯在欧亚供应链上的枢纽地位将持续提升。此外,2022年上海经合组织第22次峰会正式启动接收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程序;白俄罗斯还在考虑加入金砖国家,进一步深化中白在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中的友好关系。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将中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定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的“1+4”合作布局。巴基斯坦是我国名副其实的“铁杆”兄弟,2023年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启动十周年。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早期收获项目已创造约3.8万个工作岗位,75%以上为当地就业,其中能源项目吸纳1.6万名工人和工程师就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约1.3万个工作岗位。自2021年起,走廊顺利进入第二阶段建设,合作重点放在农业、制造业、纺织业及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通过深度产业合作带动经济发展、改善巴基斯坦民生、促进巴基斯坦社会全面发展。

俄罗斯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之一。2019年,中国与俄罗斯携手走向复兴的大国在建交70周年之际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51]。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出访首站便是俄罗斯,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23年3月,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连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首站,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新时代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中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高速增长,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1903亿美元,同比增长29.3%,中国连续13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主要进口来源,国际变局中能源贸易的“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双边本币结算比重持续增长,莫斯科交易所人民币兑卢布的交易量激增,俄罗斯已成为第五大人民币离岸支付中心。基建方面,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等界河桥相继通车,同时作为亚欧高速铁路的组成部分的中俄(北京—莫斯科)高铁已完成规划。中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未来将共同探索5G、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的增长点。

我国与东南亚经济体的外交关系主要集中在“全面战略”的范畴里。2023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来华访问期间,中新关系从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9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则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三大政府间合作项目[52],中新广州知识城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深圳—新加坡智慧城市合作等,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双边经贸、金融、科技创新、公共卫生、人文交流等议题,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不断拓展升级。随着RCEP协定深入推进,中新双方在数字经济与基建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协作还将有效辐射东南亚及亚太地区,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新活力。

2023年初以来,我国着力加强与美洲经济体的外交联系。我国与拉丁美洲板块上的阿根廷、秘鲁、智利等“一带一路”支点经济体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3月29日,巴西政府表示已与我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以本币开展双边贸易。巴西是拉丁美洲人口最多、国土面积最大、GDP规模最高的经济体。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巴西大豆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额的60%以上,是我国关键的粮食供应源。由于巴西前两任总统采取亲西方远中国的政策,因此中巴在过去十年间呈现“政冷经热”局面,截至2023年3月底尚未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合作协议。2023年1月1日,曾在2006年的任期中将巴西带进“金砖四国”行列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再次就任总统(本届任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月1日),将于2023年4月11日至14日率巴西政商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或将推助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登上新台阶。未来中巴潜在合作空间包括数字基建、水风光可再生能源、围绕雨林气候的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此外, 2023年3月,洪都拉斯与我国建交,成为我国第182个建交经济体。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同时断绝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53],并承诺不再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附录:板块及支点经济体投资潜力和风险情况的梳理

“一带一路”九大板块的投资潜力和风险概况涵盖了该板块内的全部沿线经济体,对板块内经济体的各数据指标取算数平均后再进行排序。

投资潜力中,经济增速得分越高说明该板块当下经济活力越高;社会进步水平得分越高说明其社会经济、健康卫生、教育支持、贫富差距、宗教性别等综合评价越好;对外开放水平得分越高说明该板块营商便利度、政府数据公开程度等水平越高;金融环境得分越高说明商业银行和ATM普及度、无纸化支付、资本账户开放等水平越高;基建水平得分越高说明基建程度越完善,行业再建空间相对受限;碳排放水平得分越高说明绿色投融资发展空间越大,环境友好程度相对偏低;与我国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得分越高说明现阶段与我国产业联系越密切。 风险维度中,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对冲风险、政治风险、气候风险得分越高说明该项风险越大。

注:
[1]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EB/OL],2018/08/27[2023/03/07],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cdt/63963.htm。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概况,外交部,[EB/OL],2023/02/28[2023/03/07],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ydylfh_692140/gk_692142/。
[3] “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EB/OL],2021/12/24[2023/03/07],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112/t20211224_1309483.html。
[4] “丝路海运”发布第十批命名航线,中国一带一路网,[EB/OL],2022/09/09[2023/03/08],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274769.htm。
[5] 我国签订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一览表,中国民用航空局,[EB/OL],2021/01/04[2023/03/08],http://www.caac.gov.cn/big5/www.caac.gov.cn/XXGK/XXGK/SBGX/202101/P020210104569176837632.pdf。
[6] 民航局:四大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初具雏形 民航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民航资源网,[EB/OL],2023/01/06[2023/03/08],http://news.carnoc.com/list/597/597583.html。
[7] 截至2023年2月底,印度暂未与我国签署任何共建“一带一路”协议。
[8]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0000列,新华社,[EB/OL],2018/08/28[2023/03/08],http://www.gov.cn/shuju/2018-08/28/content_5317228.htm。
[9] 国铁集团:2022年开行中欧班列1.6万列、发送160万标箱,中新社,[EB/OL],2023/01/03[2023/03/08],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3/01-03/9926745.shtml。
[10]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国家统计局,[EB/OL],2022/10/09[2023/03/08],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10/t20221009_1888994.html。
[11] 202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破40万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央视网,[EB/OL],2023/01/13[2023/03/08],http://news.cctv.cn/2023/01/13/ARTIwCADgA0UzBWcvbiJc8ir230113.shtml。
[12]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创造新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EB/OL],2022/10/10[2023/03/11],http://www.scio.gov.cn/m/37259/Document/1731416/1731416.htm。
[13] 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EB/OL],2019/09/11[2023/03/08],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jmhzq/article01.shtml。
[14] 截至2023年1月,亚投行成员数量由启动运营时的57个增至106个(包括14个潜在成员),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大洲。
[15] 基金支持来自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机构;贷款支持来自亚投行、国家政策性银行等机构;债券支持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企业及金融机构发行的公司债券、境内外企业发行的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司债券等;保险支持包括中再集团、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等组成“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理事单位等。
[16] 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国人民银行,[EB/OL],2022/09/23[2023/03/1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666144/index.html。
[17] Maryla Maliszewska & Dominique van der Mensbrugg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9, Vol.8814, 10.
[18] 中外互免签证协定一览表,中国领事服务网,[EB/OL],2023/02/22[2023/03/11],http://cs.mfa.gov.cn/zlbg/tyxy_660627/202110/t20211029_10403855.shtml。
[19] 鲁班工坊是以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合作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采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方式使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搭建起职业教育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2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一带一路网,[EB/OL],2022/10/01[202303/11],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002&info_id=281310。
[21] 我国积极推进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光明日报,[EB/OL],2022/11/09[202303/11],https://m.gmw.cn/baijia/2022-11/19/36171189.html。
[22] 中美和南美板块中,仅阿根廷曾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但在经历二十世纪的数次经济金融危机后,自1980年代起倒退回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全球唯一一个从发达经济体衰退回发展中经济体的例子。
[23] 孟加拉国经济在过去12年里增长了4倍,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EB/OL],2022/01/04[2023/03/23],http://bd.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1/20220103234042.shtml。
[24] 越南到204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条件,RCEP中文网,[EB/OL],2023/03/21[2023/03/23],https://cn.rcepnews.com/2023/03/21/1786.html。
[25]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orld Bank, [EB/OL], 2023/01/10[2023/03/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2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MF, [EB/OL], 2023/01/31[2023/03/22],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3/01/31/tr-13123-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27] OECD Economic Outlook, OECD, [EB/OL], 2023/03/17[2023/03/22], https://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march-2023/.
[28] 详细讨论请见《兴业研究海外宏观报告:外贸出海抢单焕新机——2022年Q4“一带一路”概况追踪20221219》。
[29] Statistics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B/OL], 2023/01/16[2023/03/24],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labour-productivity/.
[30] McAuliffe, M. and A. Triandafyllidou,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2.
[31] 庄国土,21世纪前期世界华侨华人的分布和数量估算,东盟参考,2020年第9期。
[32]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22—23。
[33]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317。
[34]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世界银行,[EB/OL],2022/12/31[2023/03/25],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business-enabling-environment/doing-business-legacy。
[35] 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EB/OL],2022/12/26[2023/03/21],http://www.egovernment.gov.cn/xiazai/2022dzzw.pdf
[36] 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EB/OL],2022/12/26[2023/03/21],http://www.egovernment.gov.cn/xiazai/2022dzzw.pdf
[37] Payments and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BIS, [EB/OL], 2023/01/31[2023/03/21], https://stats.bis.org/statx/toc/CPMI.html.
[38] Payments and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BIS, [EB/OL], 2023/01/31[2023/03/21], https://stats.bis.org/statx/toc/CPMI.html.
[39] Menzie Chinn & Hiro Ito, The Chinn-Ito Index: A de jure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EB/OL], 2022/10/04[2023/03/14], https://web.pdx.edu/~ito/Chinn-Ito_website.htm。
[40] 详细讨论请见《兴业研究汇率报告:从二十大报告看高水平对外开放——外汇及跨境政策半年报(2022H2下)20221223》。
[41] Financial Secrecy Index 2022, Tax Justice Network, [EB/OL], 2022/12/31[2023/03/21], https://fsi.taxjustice.net/.
[42] EU list of non-cooperative jurisdictions for tax purposes, EU Council, [EB/OL], 2022/02/14[2023/03/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list-of-non-cooperative-jurisdictions/.
[43]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22,2022年9月。
[44] 2021年全球水力发电报告,中国电力网,[EB/OL],2021/11/05[2023/03/22],http://www.chinapower.com.cn/zx/zxbg/20211105/113503.html。
[45]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的定义包括三大类谷物: 小麦、稻谷和粗粮 (包括玉米、大麦、黑麦、燕麦和高粱)。
[46] 详细讨论请见《兴业研究海外宏观报告:中菲关系新的黄金时代——评中菲联合声明20230106》。
[47] 2022 Global Hunger Index: : 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EB/OL], 2022/10/31[2023/03/26], https://www.globalhungerindex.org/pdf/en/2022.pdf.
[48] 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EB/OL],2022/09/07[2023/04/02],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1-22overviewchpdf.pdf。
[49] Global Index 2022: Results, The 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EB/OL], 2022/11/30[2023/04/02], https://www.socialprogress.org/global-index-2022-results/.
[50]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B/OL], 2022/12/31[2923/04/03],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2.
[51] 新时代 新典范 新航程——写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新华社,[EB/OL],2019/10/03 [2023/04/0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03/c_1125069963.htm?baike。
[52] 中新三大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详细讨论请见《兴业研究海外宏观报告:从“两国双园”看福建参与“一带一路”新机遇20230209》。
[53] 在洪都拉斯与中国台湾地区断交后,中国台湾地区仍有13个“邦交国”,分别是:瑙鲁、帕劳、图瓦卢、马绍尔群岛、伯利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危地马拉、海地、巴拉圭、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斯威士兰、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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