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福利 | 有人生来就在罗马，而有人生来就是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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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止肥瘦与基因有关，人们在能力、精力、健康、性格和其他重要的社会特征方面都存在遗传差异。基因的影响渗透在每种特征和行为中，只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足。

今天，当大家习惯于调侃“会投胎也是一种实力”“鸡娃就是基娃”……似乎已经不再奢望仅靠努力就能抹平阶层之间的天壤之别。

个体基因差异与社会平等公正之间的关联，正是凯瑟琳·佩奇·哈登《基因彩票》一书试图回答的，她通过研究确信基因差异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哈登指出，收入、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精神疾病、积极性和好奇心等都是可遗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干预来改善或通过环境特权来加强这些东西，它们是完全可以被改善和加强的。”

在此，分享张笑宇为《基因彩票》所写的评论。

□ 张笑宇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程中，有一些关于公正、平等和自由的元思考，是我们理解社会问题的基本前提。比如说，绝大多数社会中的人都希望一个公正的社会是“选贤任能”“赏善罚恶”的， 换言之，就是我们希望，一个公正的社会，是人人在基本尊严问题上彼此平等，且本身因为良善、勤奋、有能力（掌握技艺、知 识或智慧）的人获得最好回报的社会，而不是凭着自己天生的出身、肤色、种族、性别，以及生下来之后就自然习得的传统和信仰就能获得优越地位、成为“人上人”的社会。

有趣的是，对很多社会而言，这种理想主义的期待是一种奢望。今天，有句网络上流行的话，叫“你凭什么拿十几年的努力， 去跟人家几十年的积累相比？”想一想社会的真实情况，一个人出生时，他父母积累的财富、资源、人脉和地位，当然会对他的成长路径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又怎么能否认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呢？

这里说句题外话：历时地看网络舆论对于社会公平的朴素理解，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思潮史。十四年前的2008年，有篇流行文章的标题是“我奋斗了18 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虽然文章中亦有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但作者似乎还默认，经过努力，大家依然能过上水平相近的生活。然而到了今天，大家已经更习惯于调侃说，“有人生来就在罗马，而有人生来就是牛马”“会投胎也是一种实力”，似乎已经不再去奢望仅仅靠努力就能抹平阶层之间的天壤之别。

不过，这并不是我在此要关注的焦点。我想讨论的是一些更本质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我们希望一个理想的公平社会把那些天生带来的东西—不只财富、族群这些社会因素，也有身体健康程度、肤色、性别这些生物因素—排除在外？

归根结底，它涉及我们对于自由意志和责任后果的基本理解，而这些理解才是社会公正的基石。相信自由意志理论的人，同时也相信严肃的道德责任，因为责任和自由总是分不开的。我们天然就会觉得，如果一个人在被别人拿枪顶着头的情况下实施了谋杀，那么真正该被追究的最大责任人不是他，而是枪手。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做出选择，那么他就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原理与司法实践的基础。

而“天生”这个因素，却正是人类无法自行选择的。正因如此，出于公正的观念，我们才会力图使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尽可能避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生为白人或黑人，所以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肤色歧视的社会里；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生为男人或女人，所以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里；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出生时是否会有某些先天的残疾，所以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对残疾人友好的社会里。

然而有一种天生的力量，我们不仅无法完全消除其影响，甚至我们的医学研究越是进步，就越是意识到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在一生中将持续受这种与之俱来的运气因素伴随、塑造、决定，附骨之疽，如影随形。

这种力量的名字，就是

基因

△人们对遗传因素之于人类差异的贡献程度的估计（横轴）与来自双生子研究的 遗传率的科学估计（纵轴）。非专业人士的估计与科学估计之间的对应关系为 r=0.77。

我们并不是不清楚基因和遗传可以造成的巨大力量。例如，肖恩·布拉德利，身高 2.29 米，是 NBA有史以来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他就是继承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遗传变异。他的增高遗传变异的数量比平均水平高4.2个标准差，也就是说，他是人群中最幸运的那 0.001%。（见《基因彩票》第 46—47 页）

当然，你也许会说，这只是个例，有亿万分之一的人就是有好运气，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基因就是把运气“缝”在我们体内的那股力量，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70万亿分之一，因为任何一对父母可能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是70万亿种，我们的每一个基因组都是一代又一代运气事件的最终结果。这些运气因素可能决定我们的身高（身高总差异中有80%是因为人们继承了不同的基因），决定我们身体会否在某个年龄段染上疾病，决定我们的综合执行能力（对学业成绩测试有惊人的预测作用），决定我们的教育多基因指数高低（进而影响我们的财富收入），决定我们的毅力、求知欲、自我概念和动机等很多我们以为是后天决定的因素。

这就是凯瑟琳·佩奇·哈登的《基因彩票》向我们揭示的，此前一直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奥秘。我们以为只是排除了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天生因素（种族、肤色、性别、残疾），社会就能向公平的方向演变，但我们忽略的是，天生继承的因素无所不在，基因的影响渗透在每个角落，只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足而已。

如果真的是这样，建设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还是可能的吗？

对这个问题最危险的回答，是把公正社会想象成一个基于基因优劣的等级社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关于优生学和“劣等民族”的那段历史。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政权的疯狂妄想，而是1880年代至1930年代，数代人类最优秀的精英追求过的“科学种族主义”实践，他们曾真心以为那是科学指明的康庄大道。

1869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出版《遗传的天赋》，旨在证明英国的阶级结构是由“卓越品质”的生物遗传产生的。1883年，高尔顿进一步提出了“优生学”这个新词，以“表达改良种群素质的科学”，其目的是“使更合适的种族或血统有更好的机会迅速胜过不合适的种族或血统”。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基于优生学的强制绝育法（后在1921 年被推翻）。1920年，美国优生学家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和劳夫林（Lauphlin）提出国外移民会污染美国国家基因库。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了《纽伦堡法》，禁止犹太人和德国人（具有德意志民族血统者）通婚。1939年，美国优生学家玛格丽特·桑格提出应基于优生学原因对黑人实施生育控制和绝育……

优生学的问题，根本上是如何理解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问题。的确，遗传学的研究能够证明肖恩·布拉德利增高遗传变异的数量多于其他人，但这就足以证明肖恩·布拉德利就应该生为上等阶级吗？显然并非如此。首先，肖恩·布拉德利的成就绝不仅仅因为他长得高，因为并不是所有高个子都能成为NBA球星。其次，教育多基因指数不够高的，未必不能成为艺术家，身高上没有优势的，未必不能成为作家。好的理想社会是发掘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让那些在基因上已经赢了的人赢两次。

△平等与公平。图片出自 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Artist: Angus Maguire。

因此，凯瑟琳·佩奇·哈登提出了另一个方向，我把它总结为“补偿性的公正”。意思是说，首先，一个社会应该正视基因造就的基于运气的不平等 ；其次，一个社会应该给予在这场随机性的彩票游戏中输掉的人合适的弥补，让他们内在的潜力不至于就此湮没，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努力获得成就。

也许，用一个性别方面的例子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正视男女之间生理结构的不同，比如女性有月事，有怀孕、生产和哺乳期，而一个有志于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绝不该对此坐视不管，虚伪地强调男女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应接受相同的对待。恰恰相反，好社会应该给予女性补偿性的公正，例如产假等。也就是说，要让因天生运气而受挫的人，与因天生运气而占优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每一个关心技术、生理和社会平等的人，都应该阅读《基因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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