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85硕士，大厂十年，失业后只能假装上班

一大早，姚梦寒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

她先是来到附近的自习室，团购一张“畅学一日卡”，在里面待到第二个孩子幼儿园放学的时间；中午，点一份炒粉外卖，坐在自习室外面的餐桌上吃完。招聘软件上，她投出的简历总是显示“已读”，但毫无回应。事实上，整个北京还在招聘的公司也没几个她能胜任的岗位了——38岁，女性，已婚已育，两个孩子，所有的工作经验都在教培行业。姚梦寒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失业人口的最典型画像。

姚梦寒是2021年“双减”之后失业的。

这之前，她在互联网教育大厂从事学前教育。更早些时候，父母曾把卖掉房产的几百万交给她去投资，而后那个介绍她投资项目的朋友一直推三阻四拒绝还钱。报警后才发现，所谓的朋友一直在朋友圈兢兢业业营造白手起家人设，一路靠诈骗实现了阶级跃迁。

姚梦寒失业后，家里的经济支柱仅剩下丈夫一人。催缴房贷和信用卡欠款的短信、来电通知频频响起，姚梦寒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声就会心跳加快、手脚冰凉，不堪忍受的她把手机永远调至静音状态。她把失业的消息告诉了丈夫，并叮嘱他一定要向公公婆婆隐瞒住这个消息———由于和公公婆婆、两个孩子挤在60平米的老破小里，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秘密。

还有更多让姚梦寒无力承担的重压：婆婆身体不好要做手术；父母的卖房钱被骗，现在租房子住；老大要上学了，老二幼儿园排不上位；房贷还不上了，几百万要不回来了，而骗子还在逍遥法外。

一次，姚梦寒站在过街天桥上，看着桥下的车水马龙，想象自己纵身一跃下去会是怎样的情景。

遗书早就已经写好，就夹在自己每天画简笔画的本子里，家人帮她收拾遗物的时候应该可以发现。这封很长的绝笔信里，她写了对父母的愧疚、对婚姻的遗憾、对两个孩子的不舍。而写得最多的，是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

〓 姚梦寒画的简笔画

是时候跳下去了，她对自己说。到了空中，也能在天上看着孩子们吧。想到这里，她决定再最后看一眼手机屏保上两个孩子的笑颜。

心灵感应般地，丈夫在这时发来了微信：“你信不信劫后余生？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熬住，就是一切！”看到丈夫的话，姚梦寒蹲在地上号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她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去死有点儿“太亏了”，“我应该亲眼看着骗子把钱吐出来后锒铛入狱。”

失业

“我就是个废人。”谈到失业，姚梦寒这样形容自己。

她的一头长发松散地扎成马尾，颓然地垂在脑后，头顶上可以看到清晰分明的缝隙。前段时间，她因为过度焦虑而脱发，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暄”了起来——这是一种北方人形容馒头在蒸熟过程中快速膨发的词汇，她觉得用来形容自己因情绪导致的过度浮肿恰如其分。

失业前，姚梦寒是一家“幼小衔接”机构的老师。

2020年初，因为疫情，培训转为了线上，几个月后才恢复至常态的线下课程。但没过多久，“双减”开始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K12阶段的学科教育，但学龄前儿童的学科辅导也受到了波及。直到2021年3月底，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将这一产业彻底连根拔起。

那段时间，失业就像悬在姚梦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就会落下。几乎每天都有人主动或被动离开，没过多久，整个公司也土崩瓦解。

“疯了，彻底疯了。”想到孩子要上学了，六年之后要小升初，九年之后可能在“普职分流”中被分流去学厨师，她就忍不住独自流泪，“我能兜住自己的底，但我兜不住孩子的底”。

所以她需要钱，需要工作。当初离职的时候，姚梦寒和同事们没有拿到赔偿金，因为担心进入北京教育领域HR圈子的黑名单，她也没有选择仲裁。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独生女，父母一直教育姚梦寒要自食其力。大学时，她念了一所南方的985高校，后来回到北京念了一所更好学校的硕士。她明白，如果父母知道她失业了，会非常失望。她也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失业之后，她不断问丈夫，“你觉得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对这个家没有一点儿贡献。”

“他说我是他的精神支柱。”说到这里，姚梦寒脸上漾起了笑容，“可是‘精神支柱’这个词太虚无缥缈了，随时会坍塌。我看过一个调查，说是用父母两个其中一个人的生命换3000万，你换不换？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换一笔财富足够我两个小孩长大，我是愿意的；在没有道德绑架的情况下，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是愿意的。”

假装上班

家里的情况不允许她失业——得知自己的毕生积蓄被骗后，父亲因为高血压进了两次医院，所以失业的消息她丝毫不敢透露给父母。公公婆婆也有几十万被骗走了，但毕竟隔着一层，他们始终没有开口问她这件事。有好几次，姚梦寒觉得婆婆就要开口了，那个当下，她赶紧转身进了厨房或者洗手间，婆婆的话似乎被她的背影堵在嘴边，家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默。 

于是，她决定装作照常上班的样子来逃避这种压抑。

“感谢疫情。”姚梦寒说。因为前段时间北京疫情管控，很多公司居家办公，她也不必像去年那样每天出门假装上班，中午吃咸得要死的炒粉。她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出门，但因为公婆在家，她还是要时不时地关上门来，伪装成在线办公的样子。“他们可能臆测我关着门就是在上班，我就任由他们臆测，不解释。”

她还要想象，上班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要关注时事，要思考问题，要有精气神，而且作为一线老师，跟孩子们还要有接触互动。”于是，在每天的餐桌上，她会装成“上班的人”该有的样子，聊一些公司轶事和教学经验，让公婆觉得，她是真的在工作。

关起门来的时候，她有时会拿起碳素笔，静心画一幅简笔画。生完两个孩子后，姚梦寒几乎没有过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她发现，身边很多同龄人，甚至包括以前在职场上认识的“90后”们，也都失业了。她的一个中年朋友，原本经营一家教培机构，“双减”失业后只能在家躺平。帮他在家里看孩子的母亲隐约知情，但每天早上都会在厨房制造出“叮里哐啷”的噪音把他吵醒，逼迫他走出门去假装上班，“大家现在都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是不是都是像我一样在表演上班呢？”

确实有不少失业者在表演上班。

生活在南京的樊鹏，原本供职于医药试剂公司，公司生产的试剂主要卖给各大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卖往美国。疫情之后，高校停课、物流停运，公司不堪重负，解散了几乎所有的员工。

失业后，和父母同住的樊鹏开始假装上班——每天，他吃完早餐后出门，去往同一家肯德基坐上一整天。有一次，他中午困得不行，回家睡午觉。酣眠之际，突然听到门口钥匙碰撞的金属声，于是他火速弹跳起床，躲到卧室的窗帘后，等家门再次关上才敢出来。眼下他正在考虑明年过完春节去找个工作，“不是都说金三银四嘛，明年肯定有一堆拿完年终奖辞职走人的腾出位置来”——已经在家躺了13个月的他，去年也是这样说的。

〓 樊鹏在肯德基吃到的限定炸酱面套餐

“真实”的世界

但钱是诚实的，不会因为周密到无人识破的谎言就会每月自动到账。贫穷无法掩饰，总会在某个时刻提醒姚梦寒生活的捉襟见肘。

一家四口在北京每月的生活费加上房贷车贷接近两万块，都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姚梦寒的丈夫从事会展商务行业，疫情之后，各种电影节、音乐节、会议等频繁取消，丈夫的收入也至少降低了30%。

但即便再捉襟见肘，姚梦寒也没有停掉孩子一学期几万块钱的课外辅导班。她通过个人关系让家里的老大上了性价比最高的语数外在线网课，还要购买配套的教辅材料、APP会员等，“一学期两三万根本打不住”。

“北京的内卷太严重了，像我们这种平凡家庭的小朋友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卷，不然长大了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姚梦寒说，想要在“小升初”阶段跻身海淀名校，很多家长会让孩子报名参加“很牛的竞赛”。那些比赛，仅仅是报名费用，就需要上万元。

姚梦寒反思，她之所以会被骗、会失业，就是因为自己过往的人生过于顺遂，把人性、社会想得过于单纯，但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她开始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竞争意识，“我会告诉他们，不管你们在做什么，都得看看别人在干吗，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别人甩在后面了。”她觉得自己的教育初见成效——家里的老大跟她说，幼儿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知识点，嘱咐他们只要了解即可。但他现在已经会想到，别的小朋友可能不只是学到了解的程度，可能有人已经偷偷背下来了，所以他也要背下来。

“我会告诉他，你要去拼去争。”姚梦寒说。她心里藏着一个故事，打算等孩子再大一些就讲给他听：在走人行横道的时候，正常的交通秩序应该是“红灯停，绿灯行”。但红灯还亮着的时候，所有人都选择了闯红灯，只有一个人遵守交通秩序还站在原地不动；而等那个真正遵守规则的人看到绿灯开始行走的时候，来往的车辆会默认行人都已经通过了，它就会撞倒那个真正守规则的人。

“我要让孩子懂得，不要考虑什么制度规则的公平性，凡是嚷嚷不公平的人，都是因为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不要过度相信规则。”姚梦寒觉得，这是自己失业后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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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天豪 编辑丨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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