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的丈夫与妻子的紧身衣

女性在互联网中，会接收到什么内容？

#成人女性试穿优衣库童装，并推荐其他成人女性购买

#店员说店里没有适合100斤以上女性的衣服

#五个女博士广告

#颜值打分，不玻璃心

似乎一直以来，女性习惯了生活在各式各样的规训之中。由此产生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或者年龄焦虑，就像夏天的小飞虫一样出现在女性周围，招人烦又赶不走。

可是有关“美”的标准，从何而来？为何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努力追求“不舒适”的美？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898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先说结论，凡勃伦在书中已经提到，相比于男装，诸如高跟鞋、裙子、紧身胸衣等并不舒适、方便的现代女装，更能说明穿着者对劳动的豁免。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女装为了“美”少有甚至没有口袋，为什么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长发，乃至解释“三寸金莲”的畸形审美。

不过，对劳动的豁免为何是一个重要标准？

这其实是社会演化过程中留下来的东西。

凡勃伦把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有闲阶层，一个是劳动阶层。前者因占有财富、资源而豁免于生产性职业，从事政治、学术乃至宗教等工作，后者则需要从事耕种、生产、家务等日常劳作。

两者的区别还在于，有闲阶层因“掠夺性”的存在而拥有名誉，劳动阶层因缺乏“掠夺性”而被歧视。“尊卑”的区别使得生产劳动对于有闲阶层而言，实际上是有损名誉之事。

有闲阶层需要做的，是通过做符合阶层标准的事以保持身份和地位，包括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

具体而言，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非生产活动上，还包括炫耀“不仅我不需要从事生产性活动，我的仆人、我的正妻也不需要”，即：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

这部分的关键点在于，在那个时期的美国，有闲阶层与劳动阶层的早期分化与私有制的萌芽一起，牵引着社会走向父权制——因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妻子实际成为男性的动产。

于是，凡勃伦在书中这样写道，当奴隶制被取代之后，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责任几乎落到了正妻肩上——她们需要提高“主人”的声誉。因为 “由于当前社会是由父权制演化而来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把女性的功能界定为证明家庭的支付能力”。

为何不舒适的服饰证明了父权制的存在，而不是证明女性成为有闲阶层？

凡勃伦解释道，因为炫耀性有闲/消费具有声望是因为它们是经济实力的证明，而经济实力具有声望则是因为它是成功和优势力量的证明。

漠视穿着者舒适性的女装在很多情况下展示的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也就证明豁免生产性劳动的女装是为其“主人”进行代理有闲，而不是为穿着者。 

在后续的发展中，拥有大量财富的有闲阶层已经形成“任何对其被迫进行体力劳动的指控，都是徒劳无功的”的一种常态，因此不舒适的衣物就被抛弃。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最开始是男性专属服饰的高跟鞋，如今成为了女性专属。

另一个方面，凡勃伦也提到，因有闲阶层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其具备有引领乃至制定社会标准的能力——即：做到某事，才是有闲阶层，才是体面尊贵的。

也就是说，有闲阶层能够引导制度的发展，以便塑造更易利于有闲阶层的经济生活模式。

于是，审美标准也不例外。

当社会标准不断内化之后，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潮流”，女性也很难摆脱来自男性的“凝视”和“要求”。

不过，凡勃伦也提到，在某一特定阶段所实施的制度的总和构成了当时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状态和盛行的理论），但制度必须随着变化的环境而改变。因为与过去环境相适应的制度是过去的产物，不会完全符合当前的要求。

这就可以解释长久以来习惯了不舒适审美标准的女性，为什么开始反抗原有思维习惯——比如，在社交平台上，开始反对“白幼瘦”的审美标准。

一切的基础——经济分工，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女性已经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不再只作为男性的经济附庸而存在于社会之中。

也就是说，女性也拥有了通过经济实力展现成功和优势力量的机会。经济实力是有闲阶层的门槛，女性也因此能够摆脱作为有闲阶层展示物的过去，去成为有闲阶层本身。

这更意味着，女性能够在社会中拥有话语权，拥有定义“人类生活中何为正确、善良、得当和美好共识”的权利。

于是，适应于过去的惯例、思维习惯、社会结构都不再符合当下生活的迫切需要。

但“对于惯常生活方式的任意特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非易事”，凡勃伦也提到。毕竟，改变总比维持原状的代价要大得多，且有闲阶层向来是保守的。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旗下媒体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