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五年的关键：发展与安全的双重变奏
近期，北京为维护国家安全动作不断。比如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近期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情报的咨询公司龙头凯盛融英（Capvision）在各地的办事处进行公开执法，与此同时，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和企业调查公司美思明也表示受到相关调查；持有美国护照且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梁成运间谍罪成……
面对与外国有联系的顾问和咨询行业被规整，不少英美媒体在解读时往往会聚焦到此一动作对外商的影响。事实上，北京此番动作只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掌握发展与安全的主动权，成为执政党最大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在二十大报告中已经说的很明确。
具体来说，对于发展问题，二十大报告除了再次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还特别提到了“七个坚持”，也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报告同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为了发展，为了重振疫后经济，中国各地在2023年春节之后的确很拼。3月25日至2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论坛上表示，来自境外的企业“不是外来客，而是一家人”，并承偌消除阻碍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障碍，还把2023年宣布为“投资中国年”。而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和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承诺，则几乎成了高层到地方一把手口中的高频词，贯穿始终。
一边是主政者的频频喊话和提振士气，一边却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复苏动能的转弱。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上升至20.4%，首次突破20%，这也是自2018年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较3月提高0.8个百分点。基于“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经验和前提，如何提振经济、激发社会活力已经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在二十大报告中被置于显要位置，并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章节独立撰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已扩大到“16种安全”，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涉及多种领域。报告同时强调，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同样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两会之后中国官方不断在推动相关立法工作。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进行修订，相较于2014年的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明显增多了对间谍行为的认定范围，其中第四条罗列了六种被认为是间谍的行为，包括：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或者策动、引诱、胁迫、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的网络攻击、侵入、干扰、控制、破坏等活动；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进行其他间谍活动。
此外，今年3月、5月，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分别在广东、甘肃调研时，先后就编制立法规划听取意见，并同时提到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具体来说，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而这，也呼应了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到的“涉外法治短板比较明显”的问题。可以推断，未来五年在立法层面，涉外领域立法将是重中之重。
如前文所言，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执政层最大的问题意识。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也就不难理解北京的一系列动作，对咨询公司的规整以及加速反间谍，并非简单的对外商“发出警讯”，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掌握发展与安全的主动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不过，如何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却是一项高难度动作。这也切实考验着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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