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性的双重标准

公众号新闻

2023-06-15 12:06

“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

我在前面两章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恐同，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关于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doublestandard）告诉我们，这其实并不矛盾。

在厌女症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OttoWeininger）等18、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经验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式”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与灵魂，有子宫与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的人；“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的人。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把她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陷入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视远方。“从前，我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她是我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而言，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作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男人的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毕业于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其反应的女性，无法勃起；而当对方是无须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春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平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为男人定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为娼妓赎身后将之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2］。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须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足够。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夫妇十对中就有一对为自然不孕，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得到之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作为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现已广为人知［3］。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他们把女人当作玩弄对象还是当作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4］。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使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噩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使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使女不带快感地性交，让其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噩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些地区整个村子的女性在中介商的斡旋下成为代孕母亲。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须背负“终生责任”。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挤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1“援交”［5］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宮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6］，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距离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