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银行人的13次公考 | 我所躲避的生活

前两个月，同事跟我抱怨公务员也要降薪了。我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起码不用担心失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中，商铺倒闭、大厂裁员，经济一片萧条，年轻人纷纷回流体制，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遭受了银行工作的毒打后，我把考上公务员当作我的救赎之路。从2014年研三到2018年，我参加了13次公务员考试，入围面试8次，最后成功上岸。

有人说没有能力的人才去体制内，有能力的都在外闯荡。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两面性，鹪鹩一枝与鹰击长空是每个人权衡事业与生活而做出的选择，无谓好坏优劣。

人生前20年，我按部就班地成长、学习。我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爸爸在国企工作，妈妈是公务员，我是独生女，幸运地享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所有红利。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严格，但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中考没考上重点高中，是他们花钱给我买进去的。期间，父亲下岗之后创业，家庭大不如从前。我第一年高考成绩很差，好在复读那年开了窍，勉强上了二本线，去了省会入读爸爸毕业的大学，成了他的学妹。我大学里逃课、谈恋爱、混社团，从未忧愁过毕业去向，我想着以爸爸的人脉，总能给我安排工作的，就这样一路混到大二。

2009年年初，爸爸确诊暴发性肝炎，因为他的医保不完善，3个月自费了近20万医药费。我思虑自己应该找份工作帮家里减轻压力，但爸爸要我读研，他希望我以后比他强。大四开学，爸爸的病转成了肝癌，年底他弥留之际，我坐在病榻旁一时无措，心里隐隐明白，自己要被迫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了。我反复在爸爸耳边说我会努力的，我会照顾好妈妈。

彼时离考研不到一个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捱的冲刺阶段的。有一天晚上因为想爸爸，我在寝室里哭到凌晨2点半，但想到明天还要早起去图书馆占座位，只好强迫自己睡去。

“一战”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可英语单科差了1分。为了满足爸爸的遗愿，也为了撑起这个家，我“二战”考上了家乡省会的研究生。“二战”那年，我一个人找房子、搬家、办借书证，合租室友评价我“很独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我“独立”，既诧异又苦涩。我不想独立，可我没有办法。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四大行的省会分行实习。彼时，银行还是工作稳定、薪资丰厚的代表，大家趋之若鹜，而银行对本地资源的依存度很高，会优先招录本地家境不错的毕业生，我们这些外地人想要进省会分行，基本都要“走后门”。

和我在一个网点实习的女生贝贝，个性单纯开朗，是个很可爱的女生。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爸爸是某市支行行长，对工作，贝贝没有太大积极性，总是想着法儿地摸鱼，还拉我一起。可我远没有她背景深厚，爸爸去世后，人走茶凉，我已经没办法再任性，只能好好工作，以期分去一个好的网点，所以我总是委婉拒绝她。

实习结束后，我的实习鉴定评价是“优秀”，贝贝是“良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被分配到偏远的城投区——一个公认绩效不好的地方，而贝贝则分去了绩效最好的高新区。我觉得不公平，可曾经我也倚仗过家里的金钱和资源，以一般的成绩入读重点高中重点班，这对其他学生就公平吗？虽然我备受打击，但很快接受了现实。

城投支行的书记和几个同事来领我们回去，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城投的还有6个应届毕业生，我们加上司机，共11人，派来的2辆车座位捉襟见肘。一个叫李凡的应届毕业生说自己开了车，可以捎几个人，最后，行里两辆大众和李凡的保时捷带着我们一同驶向了城投区。

夜幕降临，车子越开越偏，窗外的景色好不容易从一片荒芜跳到五颜六色的街景，书记赶紧说：“到了，我们支行就在附近，男生宿舍在支行楼上，女生的宿舍离这儿也不远。”说完笑呵呵地转向我：“你是唯一一个外地女生，你的房间是单间。”

我雀跃的心情随着车子驶入一个破旧小区、进到宿舍的一刹那戛然而止。宿舍小区是半个世纪前的福利房，外墙破旧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红砖，看起来随时有坍圮的危险。我的宿舍在顶楼，里面已经住了2个女生，给我们开门的，是个长发圆脸的女生。

进去之后，我被客厅中间的垃圾堆给震惊了，书记也骇住了，指着垃圾堆问：“你们女生怎么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这像话吗？”那女生颇不服气地说：“上班这么忙，哪有时间收拾。”

书记训斥了一番，就把我交代给她俩。

书记走了，我才有时间环顾宿舍：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装修老旧；客厅壁橱破了好几个洞，室友说房间里经常有老鼠窜，可能鼠窝就在壁橱后面；厨房一片狼藉，宛如装修现场，室友指着天花板的洞说经常掉石灰，要我小心点；厕所的木门摇摇欲坠，灯坏了，现下还没修好。

我的房间是带阳台的主卧，墙面斑驳，天花板有裂缝，用大透明胶草草贴了下，卧室正中间是一张旧席梦思，加一张四方折叠桌、一把椅子。当天没来得及购置床上用品，她俩让我暂住她俩的次卧。进入房间，我再次被冲击到——小房间里摆了两张上下铺，她俩睡下铺，东西放上铺，地板上散落着鞋和牛奶盒。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众多障碍物，好容易找凳子坐下，问她俩为什么不住主卧，室友们说，主卧门紧靠着客厅壁橱，她俩怕老鼠，而且主卧也没有空调，“宿舍能睡觉就行，乱就乱点”。

我觉得这话满有道理，随即安慰自己——起码宿舍是免费的，每月能省小1000块。

可到了夜里，我躺在上铺，失落还是像潮水般涌来——索罗斯那些“金融大鳄”叱咤资本市场，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却要在城乡结合部展开。木板床硌得我辗转反侧，我悻悻地想，不知道大鳄们有没有像我一般睡过满地狼藉的房间。

第二天去行里报到后，我叫上朋友陪我去采购生活用品，溜达了一圈，发现昨晚坐车经过的街道可能是城投区最繁华的一条路了。

朋友一路打量着行人，末了对我说：“这里可能治安不太好，街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吸毒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回家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当初好好复习考上公务员多好。”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一边准备秋招，一边参加了国考、家乡省考、B省省考、C市市考，那时候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入围了家乡省考和C市市考的面试，可我当时心大，面试前还在马来西亚和闺蜜毕业旅行，一回国就匆匆参加了省考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朋友之前考上了政法干警，后来一路从市里考进省里的事业单位，我紧随其后的市考面试，他还帮我突击培训了一周，但我笔试仅排名第三，最终折戟。那时，我对银行的工作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豪迈地拍着朋友肩膀说：“过几年，你就等着叫我行长吧。”

我买了书桌和墙纸，一番捯饬，让宿舍的主卧初步达到了人居标准。从宿舍步行5分钟就能到支行，行里提供早中餐。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银行生涯。

第一天上班，我就认出一个校友——小秋。我们同年入学，她是两年制专硕，我是三年制学硕，所以她比我早1年入行。我们在学校是只知道彼此名字的存在，如今以同事身份相见，多了分亲切，我和她很快熟络起来。

一起被分到柜台的傅斌，长得白白胖胖，他从师范院校研究生毕业，我们都喊他“傅老师”。

我和傅老师的到来解放了慧姐——她坐柜台好几年了，如今终于可以“出柜”了。我和傅老师坐在慧姐身后“跟柜”学习，看见慧姐不用看键盘，手指翻飞就录入了客户19位数的银行卡号，我悄声对傅老师说：“我觉得坐柜台也挺好玩的。”慧姐听见了，看了我一眼：“1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每天从早上8点20分开始，我们要进行晨会、接钞、领包、点库、调拨等工作，9点准时开门营业。网点人流量多、业务量大，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叫号，柜台有规定的服务话术，要考评服务、业务差错率和客户等待时间这3个基础指标，有些复杂的业务需要主管授权以及手工登记，稍一疏忽就会被审核中心“下差错”，有差错就要扣款、扣分，扣分达到一定数值，要再去培训学习。中午柜员们轮流吃饭，经常会出现客户太多、我们下午1、2点才吃上午饭的情况。吃完饭也没有午休，接着叫号办业务。等到下午5点网点关门后，我们要点库、结账、对账。下班后，还要时不时进行新业务培训，通常都要学习到晚上9、10点。

每天坐7个多小时的柜台，平均办理100笔以上的业务。为了尽量减少差错，我得始终保持高度紧绷的状态，但前期还是会出现少凭证、短款等意外。但这些只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疲惫，最让我难受的是不被客户理解和尊重，客户等的时间长了会抱怨，个别素质差的直接指着我们骂脏话，甚至有些客户看到我们离柜去喝水，也会隔着玻璃骂骂咧咧：“业务都没办完，你有什么资格喝水。”一开始，我们还会解释，但收效甚微，次数一多，我也成了“聋的传人”。

安主任负责排班，她以人手不够为由，要求大家“做六休一”，而我们这些新人总被排在工作日休息、休息日工作，偶尔市行要求支行派人学习，行里就打电话让当天休息的柜员去。时间一长，我遂养成了在休息那天关机的好习惯，傅老师就比较惨，他的宿舍就在支行楼上，领导找不到别人，就去他宿舍敲门，气得他一到休息那天就去楼盘看房，打算尽快买房从宿舍搬走。

安主任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也狠，每天都出去跑业务，有业务就有绩效。虽然我们对“做六休一”怨声载道，但是拿到手的绩效确实比城投区其他网点多一些。我们年轻人情愿少拿绩效以换取每周两天的休息，而要养家糊口的前辈们早就领悟了：“累是累点，起码有钱，总比累死累活还没钱要强。你们这些小年轻成家后就懂了。”

前辈们口中的小年轻，是指我、傅老师、小秋和严帅，我们4个是柜员主力军，被工作拷打得无欲无求。我再没开始的“好玩”心态，面对营销任务，我尚且有点兴趣，他们却都能躲就躲——小秋性格腼腆内向，傅老师懒得营销，严帅比我小，但已经做了两年柜员，公认的智商高、情商低，他精通业务，人则冷淡，哪怕客户送上门的业绩也能拱手送人。

一开始，我很烦和严帅搭班——办业务间隙，我偶尔跟他说两句话，但他从来不理我，快下班了，我还在和客户唠嗑，他这时才会主动跟我说一句：“别聊了，赶紧把业务办完下班！”我依依不舍送走客户，转而气恼地瞪他：“再给我几分钟，我就能给TA推销一张信用卡了！”

可严帅面无表情，往凭证上哐哐盖章：“关我什么事。”

渐渐熟悉后，我倒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嫌了。我们4个组成了一个小团伙，自称“营业室四害”，大家常在周末下班后聚餐，单位旁边的一家烧烤店是我们的窝点，吐槽工作是永恒的下饭菜。

“在银行上班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啊，她休息我上班，我上班她休息，约会只能在晚上，跟偷情似的。”傅老师满腹牢骚。

我长叹了一口气：“你还有力气找女朋友！我刚来的时候，听我室友说下班只想回家躺着。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我只想考公务员走人。”此刻，我想起刚去宿舍时室友对领导说的那句话，诚不我欺。

严帅作为“老油条”，对工作的忙碌倒是习以为常：“周末上班挺好的，我就喜欢周末上班，没有领导，多自由。”这话不假，周末除了安主任例行点库，其他时间整个银行就我们4个人。

小秋凄然一笑：“只能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小秋很漂亮，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极了漫画女主，我见犹怜，我们常打趣她像林黛玉，眼神忧郁无光。

“还是李凡好啊，人家工作就是体验生活的。”傅老师提起李凡——李凡是城投区本地人，家里做生意，每天开着保时捷来上班，我们被蛮不讲理的客户噎得唯唯诺诺，他则敢直接开怼，安主任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家是行里重要的对公客户。

烧烤还没吃到一半，小秋接了个电话，她眼中仅剩的光也黯淡下去了：“总控说我们没有布防，我要回去布防。”

网点的开门锁门由现金柜员和普通柜员双人负责，锁门前要“布防”，开门后要“撤防”。锁门后被监控中心叫回去重新布防的情况不少见，一次凌晨，有个室友所在网点有老鼠触碰了红外线引起警报，监控中心就打电话给网点主任让派人去处理，主任打不通我室友的电话，就来我们宿舍敲门。

小秋是现金柜，和她搭班的是严帅，严帅挑了挑眉：“我明明布防了啊。”

小秋开始收拾东西：“算了，回去看看吧。”

严帅低声骂了一句，起身离开，我和傅老师也意兴阑珊，各自散去。

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就像密室红外线挑战，各种规章制度就像红外线一样遍布房间的角角落落，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触碰警报，即使完美地通过了，境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业务干得好，柜台坐到老”。接下来的工作也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无效又无望的劳动。而等到我可以像慧姐般娴熟地盲打数字、将各种业务烂熟于心，我也就透支完了对这份工作的憧憬和热情。

2016年年初，小秋搬来我宿舍，她睡次卧，我经常抱着零食过去跟她聊天。我来那晚给我开门的长发女生叫圆圆，也是我们的校友，本科毕业后就进了行里，5年了，她利用下班时间考过了CPA（注册会计师）的4门，但现在还是柜员，只能自嘲：“行里不需要‘注会’，柜员的业务高中生都能做。”

圆圆在一个新网点工作，新网点都是“零基（础）业绩”，绩效高，她一年到手能有20万，是我们的2倍多。但她清楚，红利维持不了几年：“趁现在攒点钱，等我考过了‘注会’就辞职，不干了。”

圆圆打算考下“注会”后去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进企业，我则一心想考公务员，好有时间照顾家人——当年我爸爸生病期间，妈妈片刻不离地贴身照顾，单位不仅准假，工资照发，还给我们申请了补贴。妈妈工资不高，可正是这份微薄而稳定的收入，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而在银行，连自己生病都顾不上，更别提照顾家人了。

这几年的考公热潮催生了一个新词——“巡考”。除了每年一度的国考之外，各省都有自己的省考，有些省考考试时间相对错开，为了增加录取机会，不少考生会四处奔波“巡回”参加考试，有些考生甚至一年能参加数十场。那时候我也想去“全国巡考”，考到哪儿算哪儿，考上了就辞职，但鉴于假期少得可怜，请假更难，综合考量下来，我决定每年参加国考、家乡的省考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B省省考。

我买来了公务员考试的全套书籍，上班时趁休息的空隙在手机app上刷题，下班回家打起精神再学习3到4个小时，而唯一一天的休息日，更是被考公学习占满。妈妈见我学习状态如此饱满，直言我高中要是有现在一半努力，也不至于只上个二本。我苦笑，那时能拼爹，现在不能，只能靠自己了。

2016年3月和4月，我接连参加了B省和家乡的省考。去B省可把我折腾坏了，我要先找同事帮忙调班至周六休息，周五下班后赶当晚去B省的卧铺，到了后马不停蹄直奔考场，考完晚上再坐卧铺回来，周日接着上班。

成绩出来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笔试我排第二，进入了B省报考岗位的面试；忧的是第一名比我高10分，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在面试中反超至少5分。

我不抱希望地准备着面试，就当积累面试经验。此时，小秋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了严帅。我尖叫一声，很快又觉得丝毫不意外。虽然我们总是调侃严帅像是看破了红尘，“不知道什么样的女生才能收了他”，但有一说一，除了嘴贱，严帅身材颀长，白净秀气，妥妥的斯文败类，“颜狗”小秋看上他，也在情理之中。受工作影响，“营业室四害”都没能脱单，傅老师奔走在相亲的道路上，我全力考公志不在此，严帅和小秋这两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家伙，一个是压根没想法，一个是有这个心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4月面试那天，我相当放松，第一名也是。我抱定上不了的心态，第一名则是觉得自己肯定会上，我们俩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敌对情绪，相聊甚欢，而第三名还在手不释卷。最后出乎意料地，第三名竟然面试全场第一，翻盘了。我由衷地佩服那个姑娘，在明知道笔试落后10分、面试需要大幅反超的情况下，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她不上岸谁上岸。

结束面试后，我回行里继续上班，网点主任换成了熊主任，又调来2个女同事。熊主任人挺好，我们都叫他“老熊”。他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不过耳根子软，我们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呵呵地同意我们把排班改成“做五休二”，但很快又迫于支行领导的压力变成“大小周”。

新来的女同事杜若和沈青都是研究生，加上我、小秋、傅老师，一个支行网点有了5个研究生，却都是柜员。几年前，行里开始实施“百人计划”，每年选拔100个工龄在2年以上的年轻员工担任副行长或者相当职务挂职锻炼，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实则光明正大地安置关系户，员工们都对此心照不宣。杜若报名了，最终未入选，她虽然来网点时间不长，但是能力有目共睹，自然很失望，说：“我给自己3年时间，如果没什么进步，就辞职。”

那段时间，我和小秋经常下班后一起绕着离单位不远的灵境湖散步，夜幕氤氲了视线，我们俩各怀心事。虽然这点烦恼相较于宇宙万世过于渺小，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重若千斤。

夏天到了，行里的ETC业务光靠坐在银行里等客户上门是很难完成任务的，行里决定去加油站摆摊设点，那里车流量大，好营销。

一开始，老熊轮流带着网点的人去，一圈下来，就把我给固定成了“外出人员”——夏天加油站曝晒，蚊虫还多，我们得穿着长袖长裤，很多人去了一次就不愿意了，只有我随叫随到。在加油站摆摊时，老熊经常和我聊天，我们处得不错，只是他经常在和客户聊天时指着我喊：“这是我们行里的研究生！高材生！”每次听到，我都窘得脚趾抠地，借故离开。

研究生并非高人一等，为了熟悉业务，也确实应该下沉到基层网点锻炼，但网点业务相对流程化，难度不高，本科生或许甘之如饴，研究生就很难甘心囿于这一方天地，纷纷另谋出路。杜若如此，我亦如此。

杜若“百人计划”失意后，转而开始关注各大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打算进高校，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马上读幼儿园的孩子。我们惺惺相惜，经常交换招聘消息，我深知自己不擅长做科研，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公上。

一个大雨滂沱的周日，加油站ETC的业务特别多，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收摊。此前我已经连上了6天班，实在太累了，回网点的路上，我向老熊提出明天调休一天或者回柜台上班。

老熊不同意：“你是业务骨干，怎么能请假呢？”

“我今天有点累，就休一天。”

“那不行，没人去了。”

我气呼呼地抱着设备下车：“那我明天就辞职，你找别人去。”

最后，老熊只得答应我第二天休息，因为宿舍的“天”塌了——连夜的暴雨砸开了用胶带糊住的天花板，我在睡梦中被稀里哗啦的声音吵醒，起身查看，半梦半醒中手杵到了坚硬潮湿的石块。我心里发怵，打开灯一看，是天花板的墙皮夹杂着混凝土石块掉在了枕侧，抬头一望，正对着的那块天花板裸露出狰狞的模样，但凡我往旁边翻个身，石头就会砸我脑袋上。

当晚，我抱着枕头缩在墙边，想着没有盼头的工作、毫无质量可言的生活，不禁喟然长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刚住进宿舍来没多久的一个雨夜，天花板就开始漏雨，一开始只漏角落，慢慢地，雨在整个屋内漏得异常均匀，留给我的容身之处所剩无几。后来我习惯了，一到下雨天我就抱着被子去次卧，圆圆在下铺看CPA教材，我在上铺复习考公。房间破旧也好、老鼠成群也罢，我们对生活的抱怨渐渐减少，但这不是麻木，也不是妥协，我们是要憋着一口气为自己奋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概是怕我真的辞职，支行给了我一个“ETC先进个人”的奖励，推荐我去市行参加比赛，还打算调整我的岗位。又听闻领导打算让我接对公柜台，可把我吓坏了——现金柜员出不了大岔子，但是对公柜员经手的都是百万甚至过亿的业务，我的差错率和营销业绩一样突出。严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带着房产证来上班，办错了一笔业务，你就卖房子垫上吧。”

就算我躲过了这次轮岗，下一次，下下一次呢……以后迟早得接，我实在不想每天在睡梦中还为凭证没盖章而担惊受怕。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更加起早贪黑地复习国考，小秋也被我带动起来决定考公务员。我俩报了省银监会的同一个岗位，岗位招3个人，我们放下豪言：“就看谁这么幸运，可以和我们做同事了。”

入秋，ETC业务在我们的连蒙带造假中暂时落下帷幕。网点主任换成了钱主任，一个精明厉害的女领导。国庆前夕是第三季度末，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揽储任务，完成目标的可以休5天，没有完成的只能休3天。她给我定的目标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我索性躺平了，沈青到处找关系完成了业绩目标，可钱主任还是克扣了她的假期，只批了4天假。

钱主任一来，把“大小周”又换成了“做六休一”，还规定我们柜员每天也必须有业绩，没有业绩的，下班后要留下来打50个营销电话。之前安主任整天跑业务没空管，老熊不忍心对我们太严厉，所以我们几个在业绩方面一直处于散养状态，眼见钱主任动起了真格，还要挤占我们那所剩无几的下班时间，我们“营业室四害”迅速联盟备战，以下班时间给客户打电话影响客户休息为由，承诺可以从紧凑的上班时间里挤出半个小时轮流打电话。

此前，中午吃完饭后我们会轮流休息半个小时，前两任主任不大管。现在，钱主任每天中午都会来大堂检查，看到柜台上只有一个窗口，就会猛敲玻璃扯着嗓子让我们出来“上柜”。

“她怎么这么狠，中午不休息，下午很容易办错业务的。”傅老师一边哈欠连天地办业务，一边抱怨。

严帅总结得一针见血：“因为她是领导，她有业绩压力，不狠能怎么办。如果我是领导，说不定我会更狠。”

傅老师压低声音说：“沈青不是要挂职副行长么，你说她当了副行长，会不会也这样？”

我们默然不语——谁能保证自己当了领导后在业绩压力下还能顾得上体恤下属？哪怕自己曾经是羊，当了领导后，也会被逼成狼。

眼见我们一个个神色愀然，傅老师打趣说：“所以我不当领导一定是因为我不想当，我才不想去压迫别人。”

2017年年初，我进了省银监会的面试，这已经是我第7次公务员考试，第4次入围。我知道自己面试容易发挥不好，这次备战就更加积极，复习专业课、每天翻看《人民日报》、了解银保监会出台的最新政策……我一度对这次面试充满信心，前所未有地期待一举上岸借以摆脱银行柜台。

但还是失败了。这次入围，是我在银行承受的压力逼近极限时的救命稻草，可愿望有多美好，失利后就有多失落。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现实，整日里过得浑浑噩噩，晚上睡不好，脑子里反复回想当天面试的场景，回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时候在柜台里办着办着业务就想哭，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蹲在柜台底下哭，哭完后接着起身办业务。

生活还是要继续，而这几次“进面”愈发给了我希望，我彻底断了留在银行的念头。

2017年上半年，我又重复上一年的考试流程，参加了家乡和B省的省考。期间，严帅趁着清明节对小秋表白了，一时间在行内传为佳话。

省考出分后，我入围了家乡省考的面试。这次我报考的是“省直”岗位，招1个人，我排第三。我斥资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没有上课时间，就创造时间——我向钱主任提交了辞职申请。行里近些年来离职率居高不下，人力资源部门压力很大，对于辞职的员工是尽量挽留。一番博弈后，我同意暂时不辞职，网点答应给我半个月假去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小有收获，我面试成绩比第一名略高，但是面试总体分差较小，又遗憾落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怕再次陷入考银保监会失利的泥潭中——那种满怀希望却灰溜溜“下场”的煎熬，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一切暂时结束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辞职。我对行里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它给了我还算可以的薪水，我舍不得网点的同事和经营了很久的客户，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备考季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私人时间，白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办业务，下班后至少复习3小时——两年了，我不想再继续过这种生活。

我没有立马再次提交辞职信，而是花了一段时间收集信息，筹划辞职后的安排，盘算了一下经济状况——积蓄可以支撑一年。接着，我又和上海的小姨、深圳的姐姐深入地聊了聊。她们的职业发展都不错，我一度以她们为榜样。她们并不认为我辞去长辈眼中的国企铁饭碗有什么可惜的。与此同时，我完善简历，开始试探性地投递，想知道自己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决定辞职后安心准备12月的国考，能考上是最好的结果，考不上，我年后就去上海找工作，再继续准备省考。

筹备完，时间划到了7月，我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心辞职了。一开始她不同意，觉得辞职考公压力更大，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把我的“决心”一点点摆给她看，我能进面试，那说明我是有实力的，时间充分，我一定能上岸。妈妈最后不再反对，但要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后，行里想着法儿地拦，找我谈话，给我妈打电话，各种画饼……劝阻无果，行里可能怕我扰乱军心，遂把我调往另一个比较偏的网点。在新网点，我和网点主任也处得很好，她理解我，并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写申请MBA的推荐信——申请MBA是小姨的主意，她在同济大学当MBA项目管理老师，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拓展人脉。

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上海参加了一些企业的面试，回来后，辞职报告才终于提到市行，后续还有很多流程要办理。新网点主任没有给我太多的工作，闲了下来，我胡思乱想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本我以为辞职了会很开心，可是更焦虑了——在上海的面试情况并不理想，我本硕都是双非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做了两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柜台工作，没有什么优势。我不能再进银行，之前的诸多准备，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我又回到了考银保监会失利后的浑噩，甚至更糟。可在人前，我必须装得若无其事，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消沉落魄，我不想他们提到我时说：看，她就是那个一意孤行裸辞的人，现在也没有工作，过得也不如意。

虚荣也好，自尊心强也罢，我压力重重，不敢给妈妈打电话，不主动联系其他任何人。回看那段时间的朋友圈，一片岁月静好，白天我如常工作，和同事谈笑风生，下班后回到宿舍就把自己往房间里一塞，再也不出来——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糟糕的结果？我会“上岸”吗？我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难受到极点时，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另一手的手臂，甚至用剪刀划伤自己，看着鲜血细细密密地从伤口渗出，疼痛的快感让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我清楚知道平静后面藏着蠢蠢欲动的怪兽，伺机要把我碾碎撕裂。

我想到爸爸——如果他还在，我的生活会怎样？我可能还是一个“废柴”，家里帮我安排好工作，准备好房子车子，我会陪在他们身边过简单的生活。

爸爸去世7年了，我也努力了7年，但我依然没成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我的状况，好朋友舒雅看在眼里，约我一起去泰国。我想想答应了，我们分工明确，她订机票，我做攻略。早在研究生时，我就背包走遍了东南亚，哪怕进银行后工作忙碌，我也会东拼西凑出假期出国旅游。

可这次旅行，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致，我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依然挣脱不开辞职后的焦虑，对未来惶恐，害怕过得没有现在好。好几次，我试着打起精神做攻略或者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我只想躲起来。我对舒雅说：抱歉，我想放鸽子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出去玩、我不想做攻略、我不行。

舒雅“蛮横”地拒绝了我，她说，你不想做攻略，我来做，但是你必须跟我出去。我深知她说一不二的脾气，便妥协了。

我俩在泰国玩了一周，舒雅知道我情绪不高，千方百计地带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我们去了曼谷著名的四面佛，我本身没有什么信仰，但还是很虔诚地许下了心愿。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舒雅，有时候会一个人出去走走。

我在清迈古城内溜达，看到一家青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字“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人生这么短，是啊，有啥好担心呢，不就是怕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考不上公务员吗？还没辞职呢，就被困难吓倒了。我想起2016年和我一同“进面”的第三名的那个姑娘，突然就有了勇气——我要像她一样拼到最后。

此刻，压在我心头已久的阴霾慢慢散开，我开始放下焦虑，尽情地和舒雅享受剩下的假期。

回到家乡省会后，我把所有的章盖完，提交了离职审批单。走出市行，靠在马路边的栏杆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2017.10.10”，那天没出太阳，也没有阴沉的乌云，恰合我的心情，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杞人忧天。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我问自己：后悔吗？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说：不后悔，未来是好是坏我都会承担。

考公期间，周围有人劝我放低目标，不要死磕省直单位，竞争太激烈，让我先考个基层岗位，“上岸”再说。可3次进入省直单位面试，让我进退维谷——省直单位就像树上的果子，起先我以为只能远远望着它，但我发现跳起来能够到，只是摘不下来。

我是该再一次跳起来尝试，还是去采摘其他果子？思前想后，我还是把省直单位当成我的目标，我只管努力，剩下的看运气。当年的国考岗位有限，我索性报了部委。

我在宿舍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这次时间充裕，我索性从头系统性地学习，每天过得规律而充实，早起出门跑步买菜，回来进行一天的复习。无聊了，就去宿舍对面的湖边晒太阳，等室友下班，和她们聊一会儿再投入学习。或是心中目标笃定，或是“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的力量，我的状态渐入佳境，再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2017年最后2个月，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考试，国考考完后我马上回到老家，因为第二天是爸爸的忌日。看过爸爸之后，我和妈妈一起去吃火锅，她没问我考得怎么样，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说自己办好了柬埔寨和缅甸的电子签证，打算MBA考试后就出去旅游1个月。

妈妈很支持，我们聊得很开心，很久都没那么轻松自在了。吃饭间隙，我收到朋友的微信说“人行出成绩了”。因为人行有专业课，我没有花时间准备，本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查完分数后，我对妈妈说，自己出去旅游的时间要延后了。

人行面试结束后，我回省会和朋友们开开心心地聚了几天，告诉她们我年后去上海，她们起哄说“不混出个样子就别回来了”，却又在酒过三巡后伤感地搂着我，说“想回来随时回来”。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这里恋爱、学习、工作、成长，现在，我要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亦不知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来。

告别后，我背着包飞往金边，在仰光去蒲甘的夜班车上，我查到了国考成绩，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进面”了，那是我有史以来的笔试最高分。我把回国的时间提前，轻松地度过未尽的旅程。

2018年2月去北京面试完，我把东西打包去了上海。我暂住在小姨另外一套闲置的房子里，房间大小合宜，阳光舒舒坦坦地洒在飘窗上。我精心布置了一番，宣告新生活的开始。我捡了一只小奶狗回家，取名“土豆”，有了它，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斗。

人行和国考面试均落空，但我没太在意，打起精神开始投简历。困难如期而至，我一直没想清楚未来工作的方向，做财务，企业一般要求有经验；做数据分析，我没有理工背景；最后，我打算先做金融咨询。

我通过了一家业内还不错的咨询公司的初面，二面需要做一个PPT并进行陈述。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二面，直做到B省省考前一天，还在纠结要不要为此放弃考试——我报了B省省直强势单位，报考人数众多，而我想先缓一缓，冲刺家乡省考。

最终，我决定还是去试试。为了省钱，我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去了B省省会，在市中心找了一家青旅。一路上，我都在做PPT，到了青旅还在做。考完，我就麻溜地回了上海，这已经是我第4次参加B省省考，熟门熟路了。

回到上海，我通过了咨询公司的二面，终面我和合伙人聊得不错，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岗位出差很多，你已经28岁了，怎么平衡个人问题与职业发展？

尽管我一再表示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个人问题，且对目标岗位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但合伙人犹豫了很久后才加了我微信，之后便没了下文。后来我也陆陆续续拿到过一些Offer，但因为我没办法提供离职证明而不了了之——打电话回银行，得到的答案永远是“等”。

虽然不需要负担房租，但是半年坐吃山空，压力让我还是选择入职了一家私企，月薪6000块，没签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我还趁着出差回家乡考了省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入围了“考着玩”的B省省考面试，招三排四。面试后，我的综合分数仍旧排在第四，没能进入体检，上半年的努力颗粒无收。乌云又要压到心头时，我拼命给自己打气，经常参加活动和展览，认识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舒雅也来上海看我。

一天，我正在上班，意外接到一个B省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报考的岗位有人放弃录用，问我愿不愿意递补。我求之不得，递补流程进行得飞快，第二天我就去B省体检，体检通过后，很快进行了政审。

2018年7月我生日前一晚，晚上7点，我看到了拟录用的公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收到的最完美的生日礼物。一切发生得不可思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知路在何方的无业游民，到在上海拿着6000元工资勉强度日的沪漂，最后上岸B省省直单位的公务员。

在面试中，我曾被问到“你觉得能力和机遇哪个重要”，我说能力，因为抓住机遇也是一种能力。

4年13次考公，换取了一次上岸的机遇。

尾声

2018年10月，我来到新单位报到。一开始，我甚至有些不习惯下午6点下班、休息时间没有工作电话的生活。长期保持学习状态，我对新业务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去年，处里来了一位新同事，也是工作几年后考进来的。有段时间我们连续加班，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累的一份工作。我忍不住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的工作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我对生活的阈值，提高了我对快乐的感知能力。

今年是我在B省工作的第5个年头，我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遇到现在的老公。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满足。

傅老师和严帅留在了网点，傅老师结婚生女，现在在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严帅当上了主管，以他的性格，待在行里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小秋辞职去了一家国企，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2020年，小秋和严帅领证，因为疫情，我现在都还没喝上他们的喜酒。杜若在我辞职后不久应聘进高校，现在已经生了二胎。

有机会，我还想回城投区看看，看看人满为患的支行、已经成为危房的宿舍、曾经寄存心事的灵境湖。生而为人，未来会遇到很多机遇、意外、挑战和困难，没关系，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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