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推荐机制调整了，可能有些朋友会收不到我们的推送，大家别忘了给视角学社加上星标，以免错过更多精彩！轰动一时的吴谢宇弑母案，昨天二审维持死刑原判：死刑。罪责差不多就此一锤定音，然而，关于这个案子的真相，不仅没有因此厘清，甚至反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2015年7月10日，吴谢宇在福州家中将母亲谢天琴杀害，并以其母要陪他去美国留学的名义四处借钱，在筹得144万元后逃亡。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次年2月，河南的一处ATM机拍下他取款的身影。也是在那时，他主动向舅舅提示，亲友和警方才于2月14日发现已遇害的谢天琴尸体，而他一直通过家中密布的摄像头，监控着凶案现场的一举一动。此后，他就此人间蒸发，直至2019年4月在重庆被捕。
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巨大震动，并不仅仅在于“弑母”本身，还在于吴谢宇的特殊身份和形象落差：他一直是个好学生，公认的“学霸”，被称为“宇神”，也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最不可能弑母的人会弑母？很多人自然会想到，这一定是中国的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公众对此案的广泛关注，还因为它始终包裹在谜团之中。很多人都注意到其特殊作案手法（用活性炭包裹母亲尸体，确保其很久都未被发现）、缜密的计划，但这都是事后不难厘清的，这里真正的谜团并非凶手是谁、如何作案，更非推理故事中的“不在场证明”，而是这些明明都知道，但即便凶手归案，却仍搞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在庭上，吴谢宇供称，自己弑母的真实动机是“为了帮内心痛苦的母亲解脱”。2010年父亲吴志坚病故，给他巨大打击，家庭不再完整；母亲也很痛苦，但她一向清高自制，拒绝了亲友援助，也绝不吐露，为了不耽误他学习，几乎什么都不告诉他，这使他开始怀疑一切。他一度多次想自杀，但都不敢告诉母亲。
2015年寒假，他从北大回家，正逢母亲生病，心想母子同死，还能和父亲团聚。于是，他4月开始策划弑母，最后选定7月10日动手——他生日是10月7日，这个日期刚好倒过来，具有某种仪式感。他在庭上痛哭发抖，说自己当时没办法了，觉得这是“最伟大的”。
这个说法，很多人都不信。著名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断言：吴谢宇是毫无人性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弑母的真实动机是为出国留学筹钱。但这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有必要弑母，因为以他的“学霸”成绩（GRE考分全球前5%），无论是要出国还是向亲友筹钱，都不是什么难事，弑母反倒显而易见地会断送自己前程。
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武伯欣也怀疑他的供述，因为他是否尝试自杀很难说，而他将父亲之死作为自己心理转折点，表明他是惯于“归因于外”，以此掩盖自己在法理、道德上的不可饶恕。他说弑母是想带母亲一起死，但事后的种种行为却看不出来他想自杀（他说自己忽然“不想死了”），可见这是谎言。隐藏在吴谢宇黑暗内心中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全世界恐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因为这无法通过外部证据来推断，而他本人的供述又很难说是可信的——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这是这位高智商罪犯最后的武器：即便你抓到了他，竟然还是很难给他定罪。历史学名著《档案中的虚构》就曾表明：刑讯庭上的供词往往都隐藏着自我辩护的主观动机，不可尽信。16世纪那些犯罪的法国平民，在对法官陈情的求赦书中讲述自己犯罪过程时，总是会“宣称杀人是未预谋的、非蓄意的，或者根据法国的法律是正当的、情有可原的”。一份成功的求赦书需要洞察法官这个特殊观众的心理：同样一件事，怎样讲述才能取得谅解而被从轻发落？可以想见，以他这样的智商，既然早就做了缜密计划（他在庭上说每一步都在他控制之中，“就像推理完成一个数学模式”），那么若说他没想过自己被捕的可能，就太不合常理了。在三年逃亡途中，甚至在做弑母计划时，恐怕他就已经一遍遍想过，万一被捕，什么样的说辞才能让自己免于一死——虽然他宣称自己曾想自杀，但矛盾的是，从他弑母后的行为看，他倒是一个求生欲很强的人。
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真相究竟如何”，而是他为何认为这样的供词能取得谅解。他弑母、巨额诈骗、证件买卖的犯罪是客观事实，但事后的态度和陈述却仍能影响判决。事实上，公诉机关已经提出，他到案后认罪态度良好，建议法官从轻发落；而被他骗取巨款的舅舅等亲友，作为受害人也出具了谅解书，希望轻判，理由是“毕竟他家只有这一根独苗了”。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中国一流的犯罪心理学家、受害人都搞不清楚他的心理动机，他在囚笼中倒似乎洞察了人们的心理，以一套巧妙编织的话语（所有人都证明他自幼口才极佳）为自己争取了一线生机。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供述自己弑母的动机是“为了帮母亲解脱痛苦”，这一点你可以不信，却也难以反证，关键在于，这仿佛使他的罪恶变成了“帮助”。事实上，如果他在弑母后自杀，并留下这样的遗书陈述，公众几乎普遍会把这看作是值得同情的悲剧。这种话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以“我是为你好”的面目出现的——哪怕是杀死你。从注重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理念来看，这其实是“人我不分”，不能意识到对方是另一个人，自己无权以此为由干涉、剥夺他人的权利，遑论生命权，然而，中国社会却还是很吃“我是为你好”这一套的。用梁漱溟的话说，中国社会自来“无我”，父母是不顾自身地奉献给子女，而子女孝顺父母时也不计自我，“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没有什么清晰的人我边界，所谓“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吴谢宇弑母的真实动机虽然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大抵可以肯定：这个家庭中的母子关系是极其紧密的。谢天琴是教师，为人据说清高、克制，但这样的人也容易有封闭、压抑的一面，当她在丈夫去世后，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独子身上时，这很可能在有意无意中给儿子吴谢宇施加了沉重的负担。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突出个体的自主，极其警惕外部力量的宰制与摆布，因而很排斥母亲对孩子的粘缠，一个成年后仍依赖母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被视为病态，在通俗文艺中常常都没有好下场。特别是男性，如果灵魂已被妈妈占据，成长中将遭遇严重的人格发育障碍，无法爱上“第二女性”，是一系列悲剧的根源，因而“在美国，人我界限不明朗或认同混淆被视为终极邪恶”。他还强调，在美国文化中，伸张个体权力、树立终极控制的不二法门是暴力：个体为了扫清阻碍自己人格自主的外部力量，常常不惜大开杀戒。这些话，看起来就像是吴谢宇弑母案的写照：在一个价值观传统的家庭里，母亲没有自我，全身心为了儿子活着，这是奋不顾身的爱，懂事的儿子也为了满足母亲的期望竭尽全力，但也埋下了冲突的根源。几乎所有人都说吴谢宇是个“完美”的孩子，甚至有老师说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但换一面看，所谓“个性即瑕疵”，没有瑕疵也就意味着没有个性，意味着他的自我遭到了极大的压抑。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说，教师和警察是最容易出虐待狂的两种职业——在这个家中，谢天琴则恐怕身兼二职。周围亲友在事后都证实，她全身心都扑在儿子身上，那也是她唯一的希望。望子成龙本是中国家庭常有的事，但在她这里或许更为极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完全彻底地为他人着想，其实无异于试图完全彻底地控制他人。
2010年吴父去世时，吴谢宇16岁，但谢天琴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不让他操心任何事，什么都不告诉他，这意味着，在她心目中，他仍是个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管。这在起初或许尚无大碍，但他逐渐成长、尤其是上大学脱离母亲掌控后，几乎不可能不产生怀疑和矛盾。只是由于强大的心理惯性，他不敢将自己的质疑、排斥公开化，直到母子矛盾突然爆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弑母发生在吴谢宇上大学之后、21岁成年之际，并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他此时逐渐意识到，母亲对自己的控制欲太强，而他的自我又逐渐破壳而出，从他在弑母后去嫖娼等种种举止看，他内心压抑着许多母亲几乎肯定会竭力反对的欲望冲突，此时他可能萌生出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要做自己，除了打倒母亲之外别无他法。
这样一来，这位母亲就具备了悲剧性的双重身份：她既是完全无我的奉献者，又是可怕的全面控制者；既是最终的受害者，却也曾是无意中的施害者。反过来，她所珍爱又控制的儿子，最终则由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施害者。
实际上，很多中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曾试图摆脱父母的主宰与控制，只不过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是远离原生家庭，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但吴谢宇则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这意味着这对母子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结构。在他的自我辩词中，宣称弑母是为了让母亲摆脱痛苦，这既有可能是他试图脱罪的狡辩，也可能是他说服自己的辩白，还有一种可能，则是他像母亲一样，潜意识中把控制欲看成是“为你好”——如果是这样，那意味着他至今没有走出母亲投下的阴影。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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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转载：维舟。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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